陪着家属断断续续的看了《人世间》，自己静静的看了最后几集，很好的本子，编剧，好演员，能把这些优质食材揉杂聚合的导演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剧中角色套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大都三观很正，我唯一印象深刻的反派姚立松最后在政策的感召下都放下屠刀、主动投案了。主角好的不必缀叙，说一下对常进步的感悟，如果你听不进别人的话，那就别说话。在结尾致谢处果然看到了我的家乡调兵山，作为曾经的矿山子弟，现出门在外讨生活人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调兵山（铁法）有绵延的山，山间有清澈甘甜的泉，说景色宜人并不过分；有珍贵的煤，曾经储量很大，说物产丰富并不过分；有宽广的田，印象中从前密密的玉米高粱，谈不上人杰地灵。然而并没有什么……因为疫情的原因，按照上级分公司领导的规定我已经好几年没回能回去看看了。无论是闲来无事还是忙忙碌碌难免会有许多的思索，包括个人的和故乡的未来在哪里？对于自己说努力工作，热爱生活，不犯罪，乐于被感动，分享温暖，尽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忘了在哪里看到的有个名词叫铁锈带，希望家乡这块铁一切都好。最后以一首诗总结一下看这部剧的感想。
士民工商《人世间》，家家有本经书难。
前后今明往来者，独怆然乎？泪满衫。

小学时跳级，没上一年级，直接上的矿山子弟小学的二年级，好多上学的“规矩”不懂，被个子大的女同学欺负，下课堵着不准去厕所，谩骂推搡啥的，我就不肯去上学了。

父母果断让我转学了，转到一所离我家很近的农村学校，读四年级。

这个农村学校里的同学们，住得分散，大多要走好远的山路来上学，所以早上第一节课从十点开始，我早上可以安心睡懒觉了。

农村学校里的同学不欺生，也不欺小，反而因为我两样都占了，格外给了一些照顾，比如让我尝一下他们带的中午饭。

教课的张老师是个中年人，现在只模糊记得叫张什么德了，具体姓名记不起来了，但张老师的样子还记得清楚，和我爸爸一样克勤克俭知识分子样子，总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戴着颜色更深的蓝袖套，袖套上时常蹭着一些粉笔灰。记得我爸爸送他几本教学用的工具书，他好高兴。

农村学校老师，一个人要上几个年级的课，备课就辛苦。不过课堂纪律记得是不错的，记不得他们维持课堂秩序，似乎没有一样。

这些老师都是代课教师，他们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转为公办老师，有的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转正，但也勤勤恳恳地教着书，给山村孩子最早的启蒙，美好的梦想。#守护乡村孩子的梦想#

当时农村学校的地板是泥土的，课桌是原木没上漆的，还记得有个姓李的女同学，成绩挺好的，有时候考试比我还考得好。

我受过农村老师耐心温和的教育，懂得他们的好，也知道他们的难。

#送别100次奔赴大山的希望老人# ，这个可敬可佩的希望老人，一次次去大山里，除了帮孩子们，也在帮乡村老师们，他知道农村老师的不容易 @微公益 @微博公益计划 #微博乡村振兴助威团#

在网上找了一张农村学校教室的照片，大致和记忆里的一样。前些年还总会梦见学校外面的稻田和蜻蜓，这两年已经不会入梦来了，再不写下来，都不能入文字了。

病房里的岳老师和那个七岁的小病号之前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所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的带领下，踏遍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

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变作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相遇，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早已被疾病和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那终年苍白的面容上竟然现出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一输完液，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语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要妹妹带来一堆书。

中午，每当病人和陪护者挤满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之中神采奕奕的时刻——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语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只要病情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两句古诗，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三百遍。很奇怪，无论小病号背多少遍，那句诗就好像在他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考试的时候，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连医生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而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到了走廊，就开始大哭。说是大哭，其实并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她没有进去，而是靠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要教小病号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后面，给他喂饭，让他喝水，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转院去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里，她夜夜难眠。

深夜，她悄悄离开病房，借着走廊里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跟我说过，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本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语单词。

这一晚，不知何故，当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时，我不由得哽咽了：无论如何，这人世，终究值得一过——蜡烛点亮了，惊恐和更加惊恐的人聚拢了。聚也好散也罢，都只是一副名相，一場开端。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被开除的是生计的弃儿，离婚的是婚姻的弃儿，终年蛰居病房的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迟早相见，迟早离散。但是，就在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的不光是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贫困里，认真听窗外的风声；在孤独中，干脆自己给自己造一座非要坐穿的牢房；在反抗中，我们变得可笑、无稽甚至令人憎恶。这就是人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

但是，有一件事情足以告慰自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唯有反抗，才能留下最后的尊严。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着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又在用写写画画反抗着所剩不多的时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手中，一头向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躲在暗处的人定会现形，隐秘的情感定会显露，如河水般，涌向手握线头的人。如果真的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背叛、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夜快要结束的时候，岳老师睡着了。我没有叫醒她，护士路过时也没有叫醒她，她迟早会醒来——稍晚一点，会起风，大风撞击窗户，她会醒来；再晚一点，骨病会发作，疼痛使她惊叫一声，再抽搐着醒来。醒来即是命运。这命运也包含着突然地离别。一大早，小病号的父母就接到北京医院的消息，要他们赶紧去北京。如此，他们忙碌起来，收拾行李，补交拖欠的医药费，再去买火车上要吃的食物，最后才叫醒小病号。当小病号醒来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离开这家医院了。

九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了捏他的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哪知道，几分钟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一开始，她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声。他扯着嗓子喊出来的竟然是一句诗：“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两句诗。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哭泣——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地咬住袖子。除了隐忍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她，人们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似乎人人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