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誉远坚定弘扬文化自信，展现中医药传统文化】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祖国的繁荣日盛一日，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亦在日益增长，国货品牌强势重回国人视野！
在此背景下，在我国第六个“中国品牌日”到来之际，以“中国品牌·强国有我”为主题，进一步倡导中国品牌正能量。
“老字号”作为中医药的瑰宝，他们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医中药的技术与文化结晶，代表着中医药为广大患者服务的品牌与窗口，世代传承，历久不衰，是中医中药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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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而言，品牌是软实力的象征；对一个企业而言，品牌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作为首批中华老字号中药企业的代表之一，广誉远肩负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光荣使命，向世界、向青年一代，分享中医药文化，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人类宝藏。
铸造百年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广誉远旗下拥有1个“中华老字号”、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款核心产品和百余个经典名方，5百年无断代传承，是中医药精髓的重要传承载体之一。近十年，其围绕“全产业链打造高品质中药”战略，扎实推进中药与现代工业接轨、与现代医学接轨、与新零售接轨，不仅实现了传统工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生产，还开创了中药企业深度参与临床研究的先河，成为中药老字号转型发展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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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中华老字号企业。广誉远始创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其间历经广盛号药店、广升聚、广升蔚、广升誉、广升远、山西中药厂、山西广誉远等十几个商号药厂更迭。在清代曾与广州陈李济（1600年创建）、北京同仁堂（1669年创建）、杭州胡庆余堂（1874年创建）并称为“四大药店”，现为山西省中药企业典范，并在2006年成为首批被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广誉远主导产品“龟龄集”和“定坤丹”：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概不外传，能够强肾补脑、固肾补气、增进食欲。内含东北鹿茸、高丽红参等动植物药材外，还有冬季收取的雀脑、整翅碧伟蜓等药材。定坤丹传承300年，能够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用于气血两虚、气滞血瘀所致的月经不调，经行腹痛。含优质西红花、文山三七、滇鸡血藤膏等9味活血化瘀药材；东阿阿胶、东北红参等补气养血药材。2004年，龟龄集和定坤丹的处方和工艺技术被定为国家级秘密技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结晶。
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科技部、国家保密局为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的传统制作技艺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龟龄集，一共运用了28味中药，每一味药材都要单独炮制，需要经过九十九道大工艺，三百六十道小工艺，整个过程历时长达四年时间，来达到良好的药效。2008年6月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坤丹，从火候、时间、辅料投放到炒炙的颜色、气味等，全部由有着数十年从业经验并得师承的老药工亲自把关操作，2011年5月定坤丹传统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誉远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至今也仍沿用清代炮制工艺，“打百锤”“圈百日”等秘而不传的独特工艺，2014年5月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4款精品中药。强身补脑，固肾补气的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始于嘉靖，珍于康熙，兴于雍正，盛于乾隆，获得多位皇帝的相关御批；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的定坤丹，从为皇室所专供到寻常百姓案上稀物，从享誉清宫后院到名传古今中外，现被收录在《中成药治疗痛经临床应用指南（2021年）》中，作为治疗原发性痛经、继发性痛经的推荐中成药。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的安宫牛黄丸，为我国传统中医药中的急症用药，素有“救急症于危时，挽垂危于顷刻”的美誉，中医将其与紫雪丹、至宝丹并称为“凉开三宝”，并奉为“三宝”之首。清心化痰，镇惊祛风的牛黄清心丸，是一剂虚实通调，标本兼顾的千年古方。从宋代开始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历经近千年的临床应用，至今已成为临床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中成药。从选材至炮制，广誉远诚信自律一丝不苟，与此同时，它也是传统中药与现代医药接轨的重要推动者，为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5百年无断代传承。广誉远作为一家500年无断代传承的老字号，历史悠久的中药制药企业。一直以“尊德贵生、传承创新”为企业理念。尊德贵生，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为本，注重生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医药文化仁德济世的胸怀与心志，以良心制药，以人品售药。始终如一的药品品质及童叟无欺的经营原则，正是古训中“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精义体现。时至今日，广誉远依旧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贡献应尽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继承与创新 用实力为中医药品牌代言
2022年，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组织2000余家优秀企业开展“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主题活动中，广誉远获得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表彰，连续5年被评为“全国医药行业质量领先企业”和“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品牌”。
以科学为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以广誉远国药堂为巩固，融高文化、高科技、高市场占有率，在伟大祖国发展的历史时期，贡献出这一代广誉远人的力量！
为国出力，义不容辞
在过去几年里，广誉远一直践行社会责任，从驰援抗疫到冬奥支持，广誉远的身影时刻活跃在公益事业前线。疫情期间，广誉远捐赠龟龄集和安宫牛黄丸用于驻日本使馆外交官的日常防护和应急救治；冬奥会期间，广誉远参展的三款中药产品（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同其他品牌中药一起向世界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魅力，为奥运增添光彩。
未来，广誉远将继续身兼品牌的重任，不忘初心，把传统中医药传承好、发展好，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当我们回顾这些浓墨重彩的品牌发展史，总有一种力量推动我们前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品牌日，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旗帜。
在中国品牌日的促进下，广誉远将继续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用一次次突破与发展，将传承百年的经典国药推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祖国的繁荣日盛一日，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亦在日益增长，国货品牌强势重回国人视野！
在此背景下，在我国第六个“中国品牌日”到来之际，以“中国品牌·强国有我”为主题，进一步倡导中国品牌正能量。
“老字号”作为中医药的瑰宝，他们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医中药的技术与文化结晶，代表着中医药为广大患者服务的品牌与窗口，世代传承，历久不衰，是中医中药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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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而言，品牌是软实力的象征；对一个企业而言，品牌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作为首批中华老字号中药企业的代表之一，广誉远肩负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光荣使命，向世界、向青年一代，分享中医药文化，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人类宝藏。
铸造百年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广誉远旗下拥有1个“中华老字号”、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款核心产品和百余个经典名方，5百年无断代传承，是中医药精髓的重要传承载体之一。近十年，其围绕“全产业链打造高品质中药”战略，扎实推进中药与现代工业接轨、与现代医学接轨、与新零售接轨，不仅实现了传统工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生产，还开创了中药企业深度参与临床研究的先河，成为中药老字号转型发展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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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中华老字号企业。广誉远始创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其间历经广盛号药店、广升聚、广升蔚、广升誉、广升远、山西中药厂、山西广誉远等十几个商号药厂更迭。在清代曾与广州陈李济（1600年创建）、北京同仁堂（1669年创建）、杭州胡庆余堂（1874年创建）并称为“四大药店”，现为山西省中药企业典范，并在2006年成为首批被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2项国家级秘密技术。广誉远主导产品“龟龄集”和“定坤丹”：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概不外传，能够强肾补脑、固肾补气、增进食欲。内含东北鹿茸、高丽红参等动植物药材外，还有冬季收取的雀脑、整翅碧伟蜓等药材。定坤丹传承300年，能够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用于气血两虚、气滞血瘀所致的月经不调，经行腹痛。含优质西红花、文山三七、滇鸡血藤膏等9味活血化瘀药材；东阿阿胶、东北红参等补气养血药材。2004年，龟龄集和定坤丹的处方和工艺技术被定为国家级秘密技术，是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结晶。
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科技部、国家保密局为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的传统制作技艺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龟龄集，一共运用了28味中药，每一味药材都要单独炮制，需要经过九十九道大工艺，三百六十道小工艺，整个过程历时长达四年时间，来达到良好的药效。2008年6月龟龄集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坤丹，从火候、时间、辅料投放到炒炙的颜色、气味等，全部由有着数十年从业经验并得师承的老药工亲自把关操作，2011年5月定坤丹传统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誉远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生产安宫牛黄丸，至今也仍沿用清代炮制工艺，“打百锤”“圈百日”等秘而不传的独特工艺，2014年5月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4款精品中药。强身补脑，固肾补气的龟龄集，是明清两代的宫廷秘方。始于嘉靖，珍于康熙，兴于雍正，盛于乾隆，获得多位皇帝的相关御批；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的定坤丹，从为皇室所专供到寻常百姓案上稀物，从享誉清宫后院到名传古今中外，现被收录在《中成药治疗痛经临床应用指南（2021年）》中，作为治疗原发性痛经、继发性痛经的推荐中成药。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的安宫牛黄丸，为我国传统中医药中的急症用药，素有“救急症于危时，挽垂危于顷刻”的美誉，中医将其与紫雪丹、至宝丹并称为“凉开三宝”，并奉为“三宝”之首。清心化痰，镇惊祛风的牛黄清心丸，是一剂虚实通调，标本兼顾的千年古方。从宋代开始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历经近千年的临床应用，至今已成为临床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中成药。从选材至炮制，广誉远诚信自律一丝不苟，与此同时，它也是传统中药与现代医药接轨的重要推动者，为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5百年无断代传承。广誉远作为一家500年无断代传承的老字号，历史悠久的中药制药企业。一直以“尊德贵生、传承创新”为企业理念。尊德贵生，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为本，注重生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医药文化仁德济世的胸怀与心志，以良心制药，以人品售药。始终如一的药品品质及童叟无欺的经营原则，正是古训中“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精义体现。时至今日，广誉远依旧为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贡献应尽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继承与创新 用实力为中医药品牌代言
2022年，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组织2000余家优秀企业开展“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承诺”主题活动中，广誉远获得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表彰，连续5年被评为“全国医药行业质量领先企业”和“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品牌”。
以科学为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以广誉远国药堂为巩固，融高文化、高科技、高市场占有率，在伟大祖国发展的历史时期，贡献出这一代广誉远人的力量！
为国出力，义不容辞
在过去几年里，广誉远一直践行社会责任，从驰援抗疫到冬奥支持，广誉远的身影时刻活跃在公益事业前线。疫情期间，广誉远捐赠龟龄集和安宫牛黄丸用于驻日本使馆外交官的日常防护和应急救治；冬奥会期间，广誉远参展的三款中药产品（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同其他品牌中药一起向世界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魅力，为奥运增添光彩。
未来，广誉远将继续身兼品牌的重任，不忘初心，把传统中医药传承好、发展好，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当我们回顾这些浓墨重彩的品牌发展史，总有一种力量推动我们前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品牌日，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旗帜。
在中国品牌日的促进下，广誉远将继续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用一次次突破与发展，将传承百年的经典国药推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八字正官格歌诀】
正官须在月中求，无破无伤贵不休。
喜得玉勒真富贵，两行旌节上皇州。
正气官星月上有，无冲无破乐悠悠。
中年岁运来扶助，将相王公总可求。
正官仁德性清纯，词馆文章可立身。
官印相生逢岁运，玉堂金马坐朝臣。
正官大抵要身强，气弱须求运旺乡。
岁运更逢生旺时，无冲无破是荣昌。
己干日主透官星，须要提纲见丙丁。
金水相生成下格，火来拘聚旺财名。
辛日逢丙月逢寅，格中返化发财根。
官星不许重相见，运到冲刑怕酉申。
八月官星得正名，格中大怕卯和丁。
若在局内去伤忌，运亦如之贵显名。
季月杂气透官星，最怕冲刑损英名。
甲乙日主原不怕，若逢印绶更精神。
#正官##八字简批[超话]##四柱八字排盘##周易命理生辰八字##八字命理八字合婚星座命理#
正官须在月中求，无破无伤贵不休。
喜得玉勒真富贵，两行旌节上皇州。
正气官星月上有，无冲无破乐悠悠。
中年岁运来扶助，将相王公总可求。
正官仁德性清纯，词馆文章可立身。
官印相生逢岁运，玉堂金马坐朝臣。
正官大抵要身强，气弱须求运旺乡。
岁运更逢生旺时，无冲无破是荣昌。
己干日主透官星，须要提纲见丙丁。
金水相生成下格，火来拘聚旺财名。
辛日逢丙月逢寅，格中返化发财根。
官星不许重相见，运到冲刑怕酉申。
八月官星得正名，格中大怕卯和丁。
若在局内去伤忌，运亦如之贵显名。
季月杂气透官星，最怕冲刑损英名。
甲乙日主原不怕，若逢印绶更精神。
#正官##八字简批[超话]##四柱八字排盘##周易命理生辰八字##八字命理八字合婚星座命理#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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