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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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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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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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房地产# 品质为先，稳健布局，绿城中国迈进3000亿元
12月1日，绿城中国（03900.HK）发布业绩预告，截至2021年11月30日实现销售额3190.4亿元，同比增长38.1%，提前1个月完成年初制定的3100亿元销售额目标。
自2018年掌舵绿城以来，张亚东就提出了“三年业绩计划”，即2019年到2021年，销售额目标分别为2000亿元、2500亿元、3000亿元；即对绿城中国提出未来3年28%、25%、20%的增速要求；2021年3000亿元目标较2018年1564亿元销售额亦接近翻番。
成绩的背后是艰苦的探索与改革。这几年，绿城中国重点在管理、投拓、效率、财务指标等方面下功夫，在坚持 “品质为先”的产品理念下，每一步走得都很坚实，决不冒进。
“凡是发展的事我们坚决支持，不给发展设篱笆，换句话说，上海公司若能去北京搞项目，集团也同意你去搞。能放的权力都会下放，除了财务线与产品线外。绿城是支持性总部，下面公司就要赛马，每一个区域公司都是一个‘小绿城’。”绿城中国董事会主席张亚东此前表示。
张亚东心里想的是，办法灵活，目标只有一个——“共同把绿城做好做强。为了实现稳健可持续的发展，绿城的状态应当由百米冲刺转变为马拉松长跑。”
努力终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实际上，这几年也是市场不断碰撞深度调整之际，“三道红线”“集中供地”以及疫情不断袭来下，都使市场变得更难掌控，能在市场中稳健发展，背后是企业强耐力与掌舵者们准确的趋势判断。
12月1日，绿城中国收盘报11.72港元/股，涨幅1.38%，成交额8849万港元，总市值292.44亿港元。
改革的推动
品质为先，稳健布局，绿城中国迈进3000亿元
市场看到了一个更好的绿城。
“给我们3年时间，一定会把各项指标调整好，成为行业优等生。”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后，面对媒体对于绿城中国未来发展的追问，张亚东回应。
这几年，绿城中国在管理面不断强化。2019年以来，积极打造重资产、轻资产、“绿城+”三大板块，推进管理扁平化，决策高效化，并根据子公司发展规模和发展成熟度，给予不同管理权限；同时，加大投拓力度，灵活变革，稳健拿地；不断提高人均能效比。
通过落实标准工期、加强现场管控等举措，绿城中国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提高。2021年上半年，从拿地到开工、开盘、股东投入回正及交付时间分别为4个月、6.8个月、12.3个月及30.6个月，分别同比提速10%、8%、14%及6%。人均销售额同比增长51%至5321万元。
财务指标上，绿城也一直在优化，收入增加，盈利向好，融资成本持续走低。数据显示，绿城中国上半年实现收入361.35亿元，同比增长51.2%；净利润39.10亿元，同比增长24.9%；1年内到期债务占比从2020年末的27.3%下降3.8个百分点至23.5%，债务结构合理，偿债压力相对较小；融资成本降至4.6%，这样的低利率水平，在“三道红线”的压力下将成为房企核心竞争力之一。
产品力是绿城核心竞争力，坚持“品质为先”是绿城一以贯之的要求。11月15日，绿城中国规划设计委员会2021年第二次扩大会议暨品质保障高级别会议在绿城中国总部召开，张亚东再次重申了品质的重要性，他表示要高标准、成体系地发挥绿城设计的创新及管理优势，实现绿城品质坚定传承和不断创新，始终保持产品的行业第一品级优势。
2021年下半年以来，绿城中国又通过“多、快、准、省、稳”全力开拓。在持续“改革、改变、改进”的推动下，公司经营品质提升，发展均好性持续增强。
深耕一二线城市
品质为先，稳健布局，绿城中国迈进3000亿元
绿城中国管理层透露，2021年下半年可售货源中，自投项目2313亿元，其中63%来源新增货值。当年拿地，当年消化，这在以前的绿城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这得益于绿城前瞻性的投资战略，持续深耕市场基本面好的一二线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区域。
深耕一二线城市，绿城中国展现出高超的投资能力。2021年上半年，绿城中国1月在杭州等重点城市补仓；2-4月，绿城中国又在非公开市场寻找机会，补充，转化储备项目；5-6月，热点城市集中供地开启，通过集中供地择优补充项目。绿城中国多方位拓展土地，每一步都节奏精准，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增货值的转化率再次大幅提高，绿城中国预计当年销售转化率位37%，同比增长了12pps。
来自中指院的研究显示，在投资拿地中，2021年1-11月，绿城保持核心城市的投资额度，一二线城市投资占比70%以上，严控三四线城市投资，规避高市场风险地区。绿城投资拿地前十城市的权益拿地金额占比接近80%，在持续深耕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基础上，继续巩固北京、天津等环渤海地区，同时加大了长沙、西安、广州、深圳等中西部和珠三角城市的布局，为业绩有质增长夯实根基。
全方位业务布局
绿城中国业绩增长也是全方位、全面的。透过以往业绩来看，2021年上半年绿城自投销售大幅增长，销售总额1369亿元，同比增长了107%；代建销售部分也稳步增长，销售额为348亿，同比增长了39%。自投业务和代建业务齐头并进，实现了全面增长。
在传统房地产投资开发业务外，绿城中国亦着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积极开展特色业务、新兴业务的布局与落地。小镇项目持续扩张发展，小镇品牌进一步落地。截至2021年6月30日，小镇业务已累计进入21座城市，在营在建特色小镇27个，确权总建筑面积1192万平方米；TOD业务方面，践行全国化、多类型、多业态的发展策略，与多地轨道交通集团形成战略合作，已在杭州、宁波等多个城市累计落地近20个TOD项目。
此外，在未来社区方面，成立绿城未来数智科技公司，形成集设计、开发和运营于一体的产业链，致力于营造高品质生活场景。2021年上半年，绿城落地宁波及衢州2个未来社区项目，并重点跟进35个未来社区项目。
绿城中国行政总裁郭佳峰此前表示，在调控密集和市场下行的双重压力下，绿城将继续保持投资定力、提高投资标准，保持稳健参与；在城市布局上，绿城坚持布局35个核心城市，并积极关注政策、经济、客户等方面较好的其他城市，积极挖掘投资机会；在项目选择上，绿城坚持布局城市的核心板块，并进一步加强读城、读地的工作质量，确保拿到适合绿城开发的优质地块；同时，绿城将继续拓宽收并购、产城融合、合作开发、城市更新等多元化拓展渠道，多方面、全方位保障投资项目的质量。
这一切，绿城中国都在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铺路。#行业动态# #房产资讯#
12月1日，绿城中国（03900.HK）发布业绩预告，截至2021年11月30日实现销售额3190.4亿元，同比增长38.1%，提前1个月完成年初制定的3100亿元销售额目标。
自2018年掌舵绿城以来，张亚东就提出了“三年业绩计划”，即2019年到2021年，销售额目标分别为2000亿元、2500亿元、3000亿元；即对绿城中国提出未来3年28%、25%、20%的增速要求；2021年3000亿元目标较2018年1564亿元销售额亦接近翻番。
成绩的背后是艰苦的探索与改革。这几年，绿城中国重点在管理、投拓、效率、财务指标等方面下功夫，在坚持 “品质为先”的产品理念下，每一步走得都很坚实，决不冒进。
“凡是发展的事我们坚决支持，不给发展设篱笆，换句话说，上海公司若能去北京搞项目，集团也同意你去搞。能放的权力都会下放，除了财务线与产品线外。绿城是支持性总部，下面公司就要赛马，每一个区域公司都是一个‘小绿城’。”绿城中国董事会主席张亚东此前表示。
张亚东心里想的是，办法灵活，目标只有一个——“共同把绿城做好做强。为了实现稳健可持续的发展，绿城的状态应当由百米冲刺转变为马拉松长跑。”
努力终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实际上，这几年也是市场不断碰撞深度调整之际，“三道红线”“集中供地”以及疫情不断袭来下，都使市场变得更难掌控，能在市场中稳健发展，背后是企业强耐力与掌舵者们准确的趋势判断。
12月1日，绿城中国收盘报11.72港元/股，涨幅1.38%，成交额8849万港元，总市值292.44亿港元。
改革的推动
品质为先，稳健布局，绿城中国迈进3000亿元
市场看到了一个更好的绿城。
“给我们3年时间，一定会把各项指标调整好，成为行业优等生。”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后，面对媒体对于绿城中国未来发展的追问，张亚东回应。
这几年，绿城中国在管理面不断强化。2019年以来，积极打造重资产、轻资产、“绿城+”三大板块，推进管理扁平化，决策高效化，并根据子公司发展规模和发展成熟度，给予不同管理权限；同时，加大投拓力度，灵活变革，稳健拿地；不断提高人均能效比。
通过落实标准工期、加强现场管控等举措，绿城中国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提高。2021年上半年，从拿地到开工、开盘、股东投入回正及交付时间分别为4个月、6.8个月、12.3个月及30.6个月，分别同比提速10%、8%、14%及6%。人均销售额同比增长51%至5321万元。
财务指标上，绿城也一直在优化，收入增加，盈利向好，融资成本持续走低。数据显示，绿城中国上半年实现收入361.35亿元，同比增长51.2%；净利润39.10亿元，同比增长24.9%；1年内到期债务占比从2020年末的27.3%下降3.8个百分点至23.5%，债务结构合理，偿债压力相对较小；融资成本降至4.6%，这样的低利率水平，在“三道红线”的压力下将成为房企核心竞争力之一。
产品力是绿城核心竞争力，坚持“品质为先”是绿城一以贯之的要求。11月15日，绿城中国规划设计委员会2021年第二次扩大会议暨品质保障高级别会议在绿城中国总部召开，张亚东再次重申了品质的重要性，他表示要高标准、成体系地发挥绿城设计的创新及管理优势，实现绿城品质坚定传承和不断创新，始终保持产品的行业第一品级优势。
2021年下半年以来，绿城中国又通过“多、快、准、省、稳”全力开拓。在持续“改革、改变、改进”的推动下，公司经营品质提升，发展均好性持续增强。
深耕一二线城市
品质为先，稳健布局，绿城中国迈进3000亿元
绿城中国管理层透露，2021年下半年可售货源中，自投项目2313亿元，其中63%来源新增货值。当年拿地，当年消化，这在以前的绿城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这得益于绿城前瞻性的投资战略，持续深耕市场基本面好的一二线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区域。
深耕一二线城市，绿城中国展现出高超的投资能力。2021年上半年，绿城中国1月在杭州等重点城市补仓；2-4月，绿城中国又在非公开市场寻找机会，补充，转化储备项目；5-6月，热点城市集中供地开启，通过集中供地择优补充项目。绿城中国多方位拓展土地，每一步都节奏精准，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增货值的转化率再次大幅提高，绿城中国预计当年销售转化率位37%，同比增长了12pps。
来自中指院的研究显示，在投资拿地中，2021年1-11月，绿城保持核心城市的投资额度，一二线城市投资占比70%以上，严控三四线城市投资，规避高市场风险地区。绿城投资拿地前十城市的权益拿地金额占比接近80%，在持续深耕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基础上，继续巩固北京、天津等环渤海地区，同时加大了长沙、西安、广州、深圳等中西部和珠三角城市的布局，为业绩有质增长夯实根基。
全方位业务布局
绿城中国业绩增长也是全方位、全面的。透过以往业绩来看，2021年上半年绿城自投销售大幅增长，销售总额1369亿元，同比增长了107%；代建销售部分也稳步增长，销售额为348亿，同比增长了39%。自投业务和代建业务齐头并进，实现了全面增长。
在传统房地产投资开发业务外，绿城中国亦着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积极开展特色业务、新兴业务的布局与落地。小镇项目持续扩张发展，小镇品牌进一步落地。截至2021年6月30日，小镇业务已累计进入21座城市，在营在建特色小镇27个，确权总建筑面积1192万平方米；TOD业务方面，践行全国化、多类型、多业态的发展策略，与多地轨道交通集团形成战略合作，已在杭州、宁波等多个城市累计落地近20个TOD项目。
此外，在未来社区方面，成立绿城未来数智科技公司，形成集设计、开发和运营于一体的产业链，致力于营造高品质生活场景。2021年上半年，绿城落地宁波及衢州2个未来社区项目，并重点跟进35个未来社区项目。
绿城中国行政总裁郭佳峰此前表示，在调控密集和市场下行的双重压力下，绿城将继续保持投资定力、提高投资标准，保持稳健参与；在城市布局上，绿城坚持布局35个核心城市，并积极关注政策、经济、客户等方面较好的其他城市，积极挖掘投资机会；在项目选择上，绿城坚持布局城市的核心板块，并进一步加强读城、读地的工作质量，确保拿到适合绿城开发的优质地块；同时，绿城将继续拓宽收并购、产城融合、合作开发、城市更新等多元化拓展渠道，多方面、全方位保障投资项目的质量。
这一切，绿城中国都在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铺路。#行业动态# #房产资讯#
所有人都说他好，你要冷静去判断；所有人说他不好，你也要去了解清楚
周文王问姜太公，说道，“君务举贤”，国君非常致力于举荐这些贤才，“而不获其功”，反而没有能收到很好的治理国家效果，“世乱愈甚”，社会混乱反而愈来愈严重，甚至已经到了国家危亡的地步，“何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文王想，用了贤才应该国家会愈来愈安定昌盛，怎么适得其反？以这个情况来请教姜太公。
太公接着说了：“他虽然强调推举贤德之人，但不能很好的加以任用。”重视举贤，但是第一个，举的是不是真贤？举了以后是不是真用？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看表面，或者只体会到表面，甚至于不能只做表面而已；都要是真正理解，真正照着做才行，才能得到利益，不然反而适得其反。所以有“举贤”，但是不用，这是只有“举贤”的美名，空有美名，“无得贤之实也”，却没有能得到真正人才的帮助，那国家就不获真实的利益。
结果文王接着问了，那“其失安在”，那他的过失到底错在哪里？太公接着讲：“他的过失最重要的，他所谓的用贤才，是用到了那些世俗所赞誉的人，他就觉得是贤才。”很多人都说好，那就用他吧，这不一定。
在《了凡四训》当中有讲到，一般的人都觉得乡愿很好，都不得罪人那种人。其实正直的人，真为国家办事的人，哪有说不得罪人的道理？难免都会让一些人看不顺眼，为什么？他既得利益嘛。你为公了，为国家了，有时候可能会让他感觉，会让他失掉利益了，他是私心作祟，就攻击这些正直的人。所以这个时代要把事做好，哪有不被人批评的道理？可是这一批评，国君就要判断，他是分析得很正确的，还是他私心作祟？所以这里把根源点出来了，过失、问题出在，国君假如只用这些世俗赞誉的人，可能就不能用到真正贤德之人。
文王很好学，请教问题都问得很彻底。所以我们接着看在书上讲到的，“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誉者何也”，所谓喜欢用世俗赞誉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太公接着说了，他假如都只有听这些世俗的赞誉，可能他会判断错误。所以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所有人都说他好，你也要冷静去判断；所有人说他不好，你也要去了解清楚。尤其政治腐败的时候，那些真正想改革的人，大部分的人都骂他，那他不好吗？
所以不能很冷静的去分辨的话，“或以非贤为贤”，不是贤德的人，你把他认定为贤德了；“或以非智为智”，他不是有才智的人，你还以为他有才智。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人都说他好话，你就判断错了。“或以非忠为忠”，他不是忠心，以为他忠心；“或以非信为信”，他不是真正诚信，以为他诚信。“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赞誉的，就觉得他贤；很多人批评、毁谤的，就觉得他不肖，就是不贤德。国君假如这样来看待事情，可能会形成什么现象呢？“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就是搞党派的人受到提拔，反而不结党营私的被排挤掉。几千年来很多朝代都有党争，问题就出在这里。从下属来看，私心没有去掉；从皇帝来看，是他没有能判断邪正忠奸的能力。再深一点，喜欢听好话赞誉，不喜欢听忠言。喜欢被巴结谄媚，才会判断错误。
“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明明看起来在用贤德之人，怎么最后国家愈来愈纷乱，讲得很清楚了。用错了人，这一些既得利益者结党营私了，然后就排挤贤德之人，甚至忠臣被陷害，死于无罪。而这些邪臣都以“虚誉”，都是不实的称赞美名取得了爵位，这样的人一得到位子，都谋他的名闻利养了，哪会为国家办事呢？所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那这个国家就很难不败亡了。
其实不只是治国如此，我们在举办一些好人好事，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在肯定这些善人的时候，都必须要很实际的、低调的去了解他们是不是真正是有实德，真正做的都是善事，不能是听别人讲而已。那些讲的人有时候跟他关系很好，就帮他做疏通工作。假如推出来的道德模范，是有名无实的，反而老百姓心里就很难认同。这个时候要公正来举道德模范、举贤才好，不然就失人心了，失公平了。所以做什么事都要做得非常扎实才好，不然好意最后感得人民的失望、不信任就麻烦了。
“文王曰”，文王接着又请教了，那怎么样才能真正举到贤才？“举贤奈何？”太公接着说了，“将相分职”，将军、宰相各司其职，“而各以官举人”，而分层负责，每一个官位依他的职责权限来推举人。“案名察实”，依照他的职分来考察，他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尽到他的职守。从这样依据他应该尽的本分职责，来考察他的才能，才德能力，所谓“选才考能”。“令能当其名，名得其实”，就是整个考察要很准确，看他有没有名副其实。
所以“治本在得人”，《资治通鉴》里面讲，政治要办得好，要得人才，“得人在审举”，推举的时候要慎重。而怎么样推举能慎重呢？“审举在核真”，能考核正确真实的状况，不会误判，能确定这个人是名符其实就对了。所以这个是“则得贤人之道”，就是考察清楚，名副其实。“文王曰：善哉”。文王好学，举贤的道理都能了解得透彻、清楚。
周文王问姜太公，说道，“君务举贤”，国君非常致力于举荐这些贤才，“而不获其功”，反而没有能收到很好的治理国家效果，“世乱愈甚”，社会混乱反而愈来愈严重，甚至已经到了国家危亡的地步，“何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文王想，用了贤才应该国家会愈来愈安定昌盛，怎么适得其反？以这个情况来请教姜太公。
太公接着说了：“他虽然强调推举贤德之人，但不能很好的加以任用。”重视举贤，但是第一个，举的是不是真贤？举了以后是不是真用？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看表面，或者只体会到表面，甚至于不能只做表面而已；都要是真正理解，真正照着做才行，才能得到利益，不然反而适得其反。所以有“举贤”，但是不用，这是只有“举贤”的美名，空有美名，“无得贤之实也”，却没有能得到真正人才的帮助，那国家就不获真实的利益。
结果文王接着问了，那“其失安在”，那他的过失到底错在哪里？太公接着讲：“他的过失最重要的，他所谓的用贤才，是用到了那些世俗所赞誉的人，他就觉得是贤才。”很多人都说好，那就用他吧，这不一定。
在《了凡四训》当中有讲到，一般的人都觉得乡愿很好，都不得罪人那种人。其实正直的人，真为国家办事的人，哪有说不得罪人的道理？难免都会让一些人看不顺眼，为什么？他既得利益嘛。你为公了，为国家了，有时候可能会让他感觉，会让他失掉利益了，他是私心作祟，就攻击这些正直的人。所以这个时代要把事做好，哪有不被人批评的道理？可是这一批评，国君就要判断，他是分析得很正确的，还是他私心作祟？所以这里把根源点出来了，过失、问题出在，国君假如只用这些世俗赞誉的人，可能就不能用到真正贤德之人。
文王很好学，请教问题都问得很彻底。所以我们接着看在书上讲到的，“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誉者何也”，所谓喜欢用世俗赞誉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太公接着说了，他假如都只有听这些世俗的赞誉，可能他会判断错误。所以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所有人都说他好，你也要冷静去判断；所有人说他不好，你也要去了解清楚。尤其政治腐败的时候，那些真正想改革的人，大部分的人都骂他，那他不好吗？
所以不能很冷静的去分辨的话，“或以非贤为贤”，不是贤德的人，你把他认定为贤德了；“或以非智为智”，他不是有才智的人，你还以为他有才智。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人都说他好话，你就判断错了。“或以非忠为忠”，他不是忠心，以为他忠心；“或以非信为信”，他不是真正诚信，以为他诚信。“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赞誉的，就觉得他贤；很多人批评、毁谤的，就觉得他不肖，就是不贤德。国君假如这样来看待事情，可能会形成什么现象呢？“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就是搞党派的人受到提拔，反而不结党营私的被排挤掉。几千年来很多朝代都有党争，问题就出在这里。从下属来看，私心没有去掉；从皇帝来看，是他没有能判断邪正忠奸的能力。再深一点，喜欢听好话赞誉，不喜欢听忠言。喜欢被巴结谄媚，才会判断错误。
“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明明看起来在用贤德之人，怎么最后国家愈来愈纷乱，讲得很清楚了。用错了人，这一些既得利益者结党营私了，然后就排挤贤德之人，甚至忠臣被陷害，死于无罪。而这些邪臣都以“虚誉”，都是不实的称赞美名取得了爵位，这样的人一得到位子，都谋他的名闻利养了，哪会为国家办事呢？所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那这个国家就很难不败亡了。
其实不只是治国如此，我们在举办一些好人好事，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在肯定这些善人的时候，都必须要很实际的、低调的去了解他们是不是真正是有实德，真正做的都是善事，不能是听别人讲而已。那些讲的人有时候跟他关系很好，就帮他做疏通工作。假如推出来的道德模范，是有名无实的，反而老百姓心里就很难认同。这个时候要公正来举道德模范、举贤才好，不然就失人心了，失公平了。所以做什么事都要做得非常扎实才好，不然好意最后感得人民的失望、不信任就麻烦了。
“文王曰”，文王接着又请教了，那怎么样才能真正举到贤才？“举贤奈何？”太公接着说了，“将相分职”，将军、宰相各司其职，“而各以官举人”，而分层负责，每一个官位依他的职责权限来推举人。“案名察实”，依照他的职分来考察，他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尽到他的职守。从这样依据他应该尽的本分职责，来考察他的才能，才德能力，所谓“选才考能”。“令能当其名，名得其实”，就是整个考察要很准确，看他有没有名副其实。
所以“治本在得人”，《资治通鉴》里面讲，政治要办得好，要得人才，“得人在审举”，推举的时候要慎重。而怎么样推举能慎重呢？“审举在核真”，能考核正确真实的状况，不会误判，能确定这个人是名符其实就对了。所以这个是“则得贤人之道”，就是考察清楚，名副其实。“文王曰：善哉”。文王好学，举贤的道理都能了解得透彻、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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