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原创剧目《孩子剧团》演绎最生动思政课 首场公演吸引40余万名网友围观
9月8日晚，由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共同创作推出的红色题材儿童剧《孩子剧团》在琴台大剧院开演，线上同步直播吸引40余万名网友围观。
穿越八十多年的时空对话
《孩子剧团》的故事原型是中国第一支少年抗日戏剧团体——孩子剧团。该剧截取了孩子剧团由上海转移到武汉，在“武汉大会战”前后所经历的故事。剧中，性格倔强、做事莽撞的小海亲眼目睹日寇飞机夺走妈妈和妹妹。因此，来到孩子剧团后，一心想找爸爸为妈妈报仇的他与孩子剧团的团员们经常发生小摩擦。然而，战火硝烟的残酷、亲人的生离死别、党的呵护关怀、团员之间的团结友爱、“艺术抗战”的力量及万众奋起的抗日热潮逐渐影响着他，让这位从最初不相信靠演戏也能打鬼子的莽撞“小刺头”，成长为坚强勇敢的革命小战士。
全剧以现代孩子的歌咏为引，以剧中人物的日记为线，虚实相间、动静结合、歌舞并存，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面铺陈开来。通过民族存亡危难之际，一群出身不同、年龄不一、“人小志大”的少年儿童，经历了炮火的磨难和亲人的生离死别，以戏剧、歌声为抗日宣传“武器”，不惧牺牲不断成长的故事，讴歌了中华儿女弦歌不辍的家国情怀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让孩子们从戏剧展现的童真童趣与悲壮感动中，领悟到什么叫勇敢、坚持、团结、友爱。
该剧以喜欢读书的少年李新元所写的日记为线索，并和老年李新元的回忆作为互动，勾起“孩子剧团”由上海转移到武汉，在“武汉大会战”前后所经历的故事。饰演老年李新元的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周锦堂表示：“这部剧是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当年的历史，动员了一批尚且稚嫩的孩子，但孩子们真情实感的表现也使我觉得感动与振奋。”同时，在他看来，当今世界观点多元，各种思想相互碰撞，资本大量侵袭，这部剧的出现非常及时，是对孩子们最生动的红色教育，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能激发孩子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
在戏剧结构上，《孩子剧团》既有八十年前的历史再现，同时还有对当下的关照，让演员与观众形成近距离的心灵感应和共情共鸣；情节上，用“孩子剧团”老团员新元的回忆与剧中人物新元的日记交织推进，让剧中的故事更具代入感、真实感；在舞美设计上，以简洁、写意的软景为主体、视频诉求为烘托，舞台支点为支撑，使得整部剧既有历史真实感，又极富空灵诗意。
排演儿童剧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参演该剧的67位小演员是江岸区长春街小学三、四年级学生，其中最小的才二年级，不少孩子是“零基础”表演。暑假期间，这些小演员们放弃休息，一直在紧张排练。学生们的表演稚嫩，而他们从心出发的真实的、质朴的全情投入表达，将是该剧有别于所有这类题材作品的最大亮点。同时，对孩子们而言，排演这个儿童剧既是最好的红色传承，也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饰演刘沪生的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四年级五班的刘泽锦说：“第一次在中南剧院演出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反响热烈，指导老师也夸我演得好，我激动地哭了起来。能成为‘孩子剧团’的一名成员，我感觉十分光荣，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能如此勇敢，边逃难边积极宣传抗日，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通过这次演出，更加懂得了前辈们的顽强抗战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爱国之情。”
在剧中饰演小海的王若灵说：“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自己尝到了酸、甜、苦、辣，也经历过许多挫折，比如说当老师批评我的时候，我可能会难过，甚至可能会想着放弃，但是一想到自己饰演的角色在剧中很重要，想到了当时孩子剧团的团员们，他们在面对日本侵略者面前是多么勇敢，勇往直前，就觉得这点困难自己是能够坚持的。”
年龄最小的赵欣悦：“自己在剧中饰演年龄最小、最可爱的小豆子，这个暑假过得很特别、很快，每天忙碌又快乐，忙碌是因为每天从早到晚排练，自己从一张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纸，到了解到什么是演员，要把人物塑造得更好。快乐是每天和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为孩子剧团赋予时代新内涵
该剧主创团队介绍，该剧筹备历时近3年，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师生大量阅读历史资料、团员回忆录等，并寻访北京、西安、海口等地，与“孩子剧团”老团员对话，收集各类史料，最终与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以“名校名团”合作的方式，共同创作这一红色题材。“我们将当年这些孩子的真实经历、故事细节都融入剧里，不仅是孩子剧团的历史，也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珍贵历史。”
3天公演结束后，《孩子剧团》还将在武汉部分剧院驻场演出，并定期在全市各剧院展演。“党史教育入脑入心，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长春街小学校长杨红表示，孩子剧团兴于上海、壮于武汉、归于延安，又在武汉市这片红色热土重生，成为根植在一批批长春街学子心中的红色基因。“这是一段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这部剧的创作就是要充分挖掘孩子剧团蕴涵的宝贵精神，并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涵。”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院长田清泉表示，“名院名校”合作是推动剧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新探索，也是为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探索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此次与长春街小学联合打造《孩子剧团》，希望用远去的、却不能忘记的历史故事，致敬百年大党和革命先辈，更希望通过这部真实、生动与感人的艺术作品，弘扬战火纷飞年代里红色少年的爱国情怀与为时代发声的社会担当。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该剧导演冷佳华表示，“孩子剧团”起于上海，兴于武汉，归于延安，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少儿抗日戏剧团体，他们以戏剧歌咏为武器，动员和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及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为宣传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孩子剧团”在武汉的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值得我们去歌咏礼赞，这是历史使然也是使命担当。《孩子剧团》是一堂必要的、生动的、形象的爱国主义思想品德课，是缅怀历史致敬前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剧用孩子来演绎剧中人物，展现出了他们的童趣、天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相信观众看到这部剧时同样会感同身受，同时让当今的孩子们从童真童趣与悲壮感动中，领悟到什么叫勇敢、坚持、团结、友爱，什么叫“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月8日晚，由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共同创作推出的红色题材儿童剧《孩子剧团》在琴台大剧院开演，线上同步直播吸引40余万名网友围观。
穿越八十多年的时空对话
《孩子剧团》的故事原型是中国第一支少年抗日戏剧团体——孩子剧团。该剧截取了孩子剧团由上海转移到武汉，在“武汉大会战”前后所经历的故事。剧中，性格倔强、做事莽撞的小海亲眼目睹日寇飞机夺走妈妈和妹妹。因此，来到孩子剧团后，一心想找爸爸为妈妈报仇的他与孩子剧团的团员们经常发生小摩擦。然而，战火硝烟的残酷、亲人的生离死别、党的呵护关怀、团员之间的团结友爱、“艺术抗战”的力量及万众奋起的抗日热潮逐渐影响着他，让这位从最初不相信靠演戏也能打鬼子的莽撞“小刺头”，成长为坚强勇敢的革命小战士。
全剧以现代孩子的歌咏为引，以剧中人物的日记为线，虚实相间、动静结合、歌舞并存，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面铺陈开来。通过民族存亡危难之际，一群出身不同、年龄不一、“人小志大”的少年儿童，经历了炮火的磨难和亲人的生离死别，以戏剧、歌声为抗日宣传“武器”，不惧牺牲不断成长的故事，讴歌了中华儿女弦歌不辍的家国情怀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让孩子们从戏剧展现的童真童趣与悲壮感动中，领悟到什么叫勇敢、坚持、团结、友爱。
该剧以喜欢读书的少年李新元所写的日记为线索，并和老年李新元的回忆作为互动，勾起“孩子剧团”由上海转移到武汉，在“武汉大会战”前后所经历的故事。饰演老年李新元的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周锦堂表示：“这部剧是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当年的历史，动员了一批尚且稚嫩的孩子，但孩子们真情实感的表现也使我觉得感动与振奋。”同时，在他看来，当今世界观点多元，各种思想相互碰撞，资本大量侵袭，这部剧的出现非常及时，是对孩子们最生动的红色教育，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部剧能激发孩子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
在戏剧结构上，《孩子剧团》既有八十年前的历史再现，同时还有对当下的关照，让演员与观众形成近距离的心灵感应和共情共鸣；情节上，用“孩子剧团”老团员新元的回忆与剧中人物新元的日记交织推进，让剧中的故事更具代入感、真实感；在舞美设计上，以简洁、写意的软景为主体、视频诉求为烘托，舞台支点为支撑，使得整部剧既有历史真实感，又极富空灵诗意。
排演儿童剧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参演该剧的67位小演员是江岸区长春街小学三、四年级学生，其中最小的才二年级，不少孩子是“零基础”表演。暑假期间，这些小演员们放弃休息，一直在紧张排练。学生们的表演稚嫩，而他们从心出发的真实的、质朴的全情投入表达，将是该剧有别于所有这类题材作品的最大亮点。同时，对孩子们而言，排演这个儿童剧既是最好的红色传承，也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饰演刘沪生的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四年级五班的刘泽锦说：“第一次在中南剧院演出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反响热烈，指导老师也夸我演得好，我激动地哭了起来。能成为‘孩子剧团’的一名成员，我感觉十分光荣，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能如此勇敢，边逃难边积极宣传抗日，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通过这次演出，更加懂得了前辈们的顽强抗战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爱国之情。”
在剧中饰演小海的王若灵说：“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自己尝到了酸、甜、苦、辣，也经历过许多挫折，比如说当老师批评我的时候，我可能会难过，甚至可能会想着放弃，但是一想到自己饰演的角色在剧中很重要，想到了当时孩子剧团的团员们，他们在面对日本侵略者面前是多么勇敢，勇往直前，就觉得这点困难自己是能够坚持的。”
年龄最小的赵欣悦：“自己在剧中饰演年龄最小、最可爱的小豆子，这个暑假过得很特别、很快，每天忙碌又快乐，忙碌是因为每天从早到晚排练，自己从一张什么都不知道的白纸，到了解到什么是演员，要把人物塑造得更好。快乐是每天和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为孩子剧团赋予时代新内涵
该剧主创团队介绍，该剧筹备历时近3年，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师生大量阅读历史资料、团员回忆录等，并寻访北京、西安、海口等地，与“孩子剧团”老团员对话，收集各类史料，最终与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以“名校名团”合作的方式，共同创作这一红色题材。“我们将当年这些孩子的真实经历、故事细节都融入剧里，不仅是孩子剧团的历史，也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珍贵历史。”
3天公演结束后，《孩子剧团》还将在武汉部分剧院驻场演出，并定期在全市各剧院展演。“党史教育入脑入心，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长春街小学校长杨红表示，孩子剧团兴于上海、壮于武汉、归于延安，又在武汉市这片红色热土重生，成为根植在一批批长春街学子心中的红色基因。“这是一段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这部剧的创作就是要充分挖掘孩子剧团蕴涵的宝贵精神，并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涵。”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院长田清泉表示，“名院名校”合作是推动剧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新探索，也是为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探索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此次与长春街小学联合打造《孩子剧团》，希望用远去的、却不能忘记的历史故事，致敬百年大党和革命先辈，更希望通过这部真实、生动与感人的艺术作品，弘扬战火纷飞年代里红色少年的爱国情怀与为时代发声的社会担当。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该剧导演冷佳华表示，“孩子剧团”起于上海，兴于武汉，归于延安，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少儿抗日戏剧团体，他们以戏剧歌咏为武器，动员和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及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为宣传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孩子剧团”在武汉的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值得我们去歌咏礼赞，这是历史使然也是使命担当。《孩子剧团》是一堂必要的、生动的、形象的爱国主义思想品德课，是缅怀历史致敬前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剧用孩子来演绎剧中人物，展现出了他们的童趣、天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相信观众看到这部剧时同样会感同身受，同时让当今的孩子们从童真童趣与悲壮感动中，领悟到什么叫勇敢、坚持、团结、友爱，什么叫“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生活，适合自己就是幸福。每个人擅长的方向不一样，无意义的攀比，不仅容易丢失自己的幸福感，还容易让自己产生嫉恨的念头。只要努力去奋斗、去创造，就总有可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愿你我都能以最舒服的生活姿态，不在患得患失中浪费宝贵的生命。二月二，龙抬头。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加油吧！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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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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