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历史学家称美国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天下足球# #中超联赛# 在接受《足球》报专访时，新赛季留任武汉队帅位的李金羽表示，哪怕后半生吃苦受罪，也会对中国足球不离不弃。
职业生涯里经常与武汉队踢比赛，你如何评价武汉的球员？
其实我在青年队的时候就经常和武汉球员打交道了。在健力宝队留学巴西的那些年里，队里湖北、武汉的球员很多，刘麟、王文华、郑斌、常卫魏，大概是人数最多的了，说明那个年代武汉球员的培养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和我们北方球员相比，武汉的球员性格上可能要内向一点，但同时也会细腻一点，这也是他们在足球上的一个优势，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喜欢琢磨。
当然，这和这座城市的特点相关，可能天气比较热，需要更多的传球、接应，这样对个体的消耗也会小一些。总的来说，武汉球员都是比较讲究技术的，传控能力和创造力在他们身上很突出。同时，武汉的球员也是很有韧性的，从前踢球时我们都知道，新华路的客场是很不好踢的。当然，武汉球员也有一些要加强的地方，这也是我在执教中需要传输给队员们的。
你去年临时接手差不多10天后率队参加“保级组”比赛，一上来就取得两连胜，奠定了掌握保级主动的基础，这一段经历还是比较难忘吧。
当时鹏哥去了国家队，距离“保级组”比赛还有不到两周，确实很突然，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并不是说简简单单地接下一个任务，而是基于对球队和球员的了解和把握，还有俱乐部给我的全力支持，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接队没有一点点的不自信或者是犹豫。另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迎着困难而上的精神。现在回想，那段经历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白费，武汉队留在了中超。能够在那么艰难的时刻接受任务，对我职业生涯而言也是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似乎面临着“寒冬”，你如何看待这个局面？
足球就像人生，总是有起有落。任何一个从业者，都不希望中国足球进入寒冬，都希望中国足球永远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足球这项运动不管是世界上还是在中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它代表了很多。现在的局面，我们教练私下交流的时候，大家也很焦虑，但是解决现实的困境，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能做到的。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依然保持对足球的热爱，甚至要更加热爱。因为真爱，是不管好不好，都不会抛弃或者放弃的。足球给了我比较辉煌的前半生，所以后半生，哪怕吃苦受罪，我也会对中国足球不离不弃。我相信也有许许多多的足球人，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即便不说出来，但一直在努力，在坚守，不轻易放弃。
中国足球应该做哪些反思呢？
我们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足球搞不好，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因为我们作为足球人都身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反思，去找出从前工作中的不足，每个人都反省自身，从自身的工作中去改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别人。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足球人体现出勇敢与担当，就像武汉俱乐部处于危险和低谷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有责任感的人来扮演拯救者。世事难料，一场疫情给整个中国足球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我相信没有人希望看到今天这个结果。
今年的武汉俱乐部，在经营策略上作出了改变，会比较重视年轻球员的培养和发展，你决定继续留在武汉执教，很显然做好了准备。
这种经营策略的改变和建队思路的调整，能让我们俱乐部更健康良性地发展，也是最适合目前俱乐部继续生存下去的道路，毕竟只有根基在，俱乐部在，希望才在，才可能展望未来。卓尔已经投入湖北武汉足球十年了，据我了解也是支持湖北武汉职业足球时间最长的企业，作为一个民营企业，非常不容易。
前段时间，我跟阎总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能够感受到他对武汉这个城市和足球的情怀，卓尔一直有支持培养国产教练的传统，也正是在足球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些国产教练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很多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出的，未来可能会给这段历史写下一个点评，不管怎样，我愿意成为这段历史中的一个责任人，担当者。
在职业队主教练位置上，“接力棒”传到了你们70后这批人手中。上赛季中超冠军教练郝伟、女超冠军教练常卫魏，都是你在健力宝队时的队友。
足球是一个有时间烙印的东西，也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的事物。的确，我们这一代70后的足球人，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教练员的岗位上，对我来说，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使命，就像从前我们踢球的时候，那一代的球员在国家队里也会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我们这批人应该去挑起大梁来。
今天，我们在教练员岗位上，也要有使命和担当，不能因为大环境不好就逃避，而是应该更努力地去干，去把这个环境一点点变好，同时也给比我们更年轻的教练员铺好路，让他们将来有事可干，而且能干得有成就感和荣誉感。我们算是中生代教练了吧，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中国足球的鼎盛时期，见过繁华，也看见了如今的低谷。这种变化于我而言，让我觉得自己必须更加有责任感，为了未来的从业人员不再经历更多的起伏，我必须要做得更好，积累更多的信心与信任。
现在的中国足球，的确面临着寒冬，但我觉得关注度上并没有减弱，这说明社会、球迷仍然希望我们把事情做好，就因为这些期望，我们需要继续坚守，去肩负起我们的责任。
职业生涯里经常与武汉队踢比赛，你如何评价武汉的球员？
其实我在青年队的时候就经常和武汉球员打交道了。在健力宝队留学巴西的那些年里，队里湖北、武汉的球员很多，刘麟、王文华、郑斌、常卫魏，大概是人数最多的了，说明那个年代武汉球员的培养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和我们北方球员相比，武汉的球员性格上可能要内向一点，但同时也会细腻一点，这也是他们在足球上的一个优势，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喜欢琢磨。
当然，这和这座城市的特点相关，可能天气比较热，需要更多的传球、接应，这样对个体的消耗也会小一些。总的来说，武汉球员都是比较讲究技术的，传控能力和创造力在他们身上很突出。同时，武汉的球员也是很有韧性的，从前踢球时我们都知道，新华路的客场是很不好踢的。当然，武汉球员也有一些要加强的地方，这也是我在执教中需要传输给队员们的。
你去年临时接手差不多10天后率队参加“保级组”比赛，一上来就取得两连胜，奠定了掌握保级主动的基础，这一段经历还是比较难忘吧。
当时鹏哥去了国家队，距离“保级组”比赛还有不到两周，确实很突然，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严肃的决定，并不是说简简单单地接下一个任务，而是基于对球队和球员的了解和把握，还有俱乐部给我的全力支持，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接队没有一点点的不自信或者是犹豫。另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迎着困难而上的精神。现在回想，那段经历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白费，武汉队留在了中超。能够在那么艰难的时刻接受任务，对我职业生涯而言也是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似乎面临着“寒冬”，你如何看待这个局面？
足球就像人生，总是有起有落。任何一个从业者，都不希望中国足球进入寒冬，都希望中国足球永远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足球这项运动不管是世界上还是在中国，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它代表了很多。现在的局面，我们教练私下交流的时候，大家也很焦虑，但是解决现实的困境，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能做到的。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依然保持对足球的热爱，甚至要更加热爱。因为真爱，是不管好不好，都不会抛弃或者放弃的。足球给了我比较辉煌的前半生，所以后半生，哪怕吃苦受罪，我也会对中国足球不离不弃。我相信也有许许多多的足球人，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即便不说出来，但一直在努力，在坚守，不轻易放弃。
中国足球应该做哪些反思呢？
我们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足球搞不好，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因为我们作为足球人都身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反思，去找出从前工作中的不足，每个人都反省自身，从自身的工作中去改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别人。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足球人体现出勇敢与担当，就像武汉俱乐部处于危险和低谷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有责任感的人来扮演拯救者。世事难料，一场疫情给整个中国足球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我相信没有人希望看到今天这个结果。
今年的武汉俱乐部，在经营策略上作出了改变，会比较重视年轻球员的培养和发展，你决定继续留在武汉执教，很显然做好了准备。
这种经营策略的改变和建队思路的调整，能让我们俱乐部更健康良性地发展，也是最适合目前俱乐部继续生存下去的道路，毕竟只有根基在，俱乐部在，希望才在，才可能展望未来。卓尔已经投入湖北武汉足球十年了，据我了解也是支持湖北武汉职业足球时间最长的企业，作为一个民营企业，非常不容易。
前段时间，我跟阎总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能够感受到他对武汉这个城市和足球的情怀，卓尔一直有支持培养国产教练的传统，也正是在足球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些国产教练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很多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出的，未来可能会给这段历史写下一个点评，不管怎样，我愿意成为这段历史中的一个责任人，担当者。
在职业队主教练位置上，“接力棒”传到了你们70后这批人手中。上赛季中超冠军教练郝伟、女超冠军教练常卫魏，都是你在健力宝队时的队友。
足球是一个有时间烙印的东西，也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的事物。的确，我们这一代70后的足球人，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教练员的岗位上，对我来说，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使命，就像从前我们踢球的时候，那一代的球员在国家队里也会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我们这批人应该去挑起大梁来。
今天，我们在教练员岗位上，也要有使命和担当，不能因为大环境不好就逃避，而是应该更努力地去干，去把这个环境一点点变好，同时也给比我们更年轻的教练员铺好路，让他们将来有事可干，而且能干得有成就感和荣誉感。我们算是中生代教练了吧，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中国足球的鼎盛时期，见过繁华，也看见了如今的低谷。这种变化于我而言，让我觉得自己必须更加有责任感，为了未来的从业人员不再经历更多的起伏，我必须要做得更好，积累更多的信心与信任。
现在的中国足球，的确面临着寒冬，但我觉得关注度上并没有减弱，这说明社会、球迷仍然希望我们把事情做好，就因为这些期望，我们需要继续坚守，去肩负起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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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律师
1⃣️好的律师很重要，可以加快诉讼进程。
2⃣️需要专业能力、经验、公信力、强大的心里素质以及社会和职业责任感。
3⃣️有可能要面临行业惩戒风险。
网络上的攻击辱骂，其实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不足以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被律协立案调查这个事。我从2005年做律师开始就在做公益，我们这个团队经手的案件上万个，还从来没有被人投诉过。2021年6月29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作出决定，“免予处分，发出规范执业建议书”）。但如果我不是在这个行当里有这么多年的历练与积累，要是换作一个年轻的律师，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为一个公共案件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还要面临行业惩戒的风险，他会怎么选择呢？
为什么江秋莲女士找不到好律师，其实是媒体可以探讨的一个话题。早在2018年1月份，有记者在给我介绍江秋莲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分析过大概什么样的人能接她这个案子，评估来评估去就很少，因为能接她这个案子的律师，必须够专业、够有公信力，才有可能帮她扭转局面。可是代理这样一个案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算的。
二、关于当事人
1⃣️理性克制，情绪稳定，不偏执。
2⃣️经手一切资料，做好备份。
3⃣️对事件本身造成的伤害之外的其他侵害进行收集整理。
这是一个公共案件，如果她是一个很偏执、不可控的当事人，我就没有必要受理她的案件，因为结果只会是前功尽弃。以我过往经验，一个人前后两次表达的差别是否大，是我们观察这个人是不是过于偏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江女士两次表达基本一致、也是符合逻辑的，包括她的主张和情感，没有明显的变化，也经得起我们的提问。
当初在日本警方调查阶段的案卷材料，以及后来在刑事诉讼阶段的案卷材料，江秋莲女士手里都没有备份，这给我们的诉讼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刘鑫后续的一系列行为和言语，比如节假日送鸽子肉等等的无法形容的恶意也对江大姐造成了持续性精神损害，这些侵害和案件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对她这些言论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三、关于舆论
1⃣️通过技术手段还原事实，让公众知道真相。
2⃣️当事人克制情绪，言多必失。
3⃣️要在真正把事情处理好的前提下，才能释放信息。适当地满足媒体和公众的知情需求，不要卷入无谓的口水战，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舆论剧、肥皂剧。
4⃣️对于谩骂攻击最好的反击就是无视，不掉入“泥巴战”的陷阱，不给他蹭流量的机会。
江秋莲女士起诉刘鑫很重要一个考量就是希望还原事实，让公众知道真相。大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了解事实的全貌，这个13分钟的短片一出来，原来持暧昧立场的人，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做个片子很容易，但这个事实怎么还原，整个证据、逻辑、语序怎么运用，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在做视频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整理证据、搜集证据、补充证据，改了近40稿，在2020年11月20日之前最终成稿，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虽然有点粗糙，我们自认为还是尽可能保持了中立客观的视角，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江歌遇害前10小时发生的事实。
后面正式开庭也提前跟她做了沟通，一定要克制情绪，除了介绍个人情况以外不要说话。当然她的个人情况也是李律师代为陈述的。最后审判长问能不能调解，话还没落音，我就快速把话给接了，不接受调解。就是担心一旦让她说话，会触发她的情绪。整个庭审期间她一句话没说，表现得很平静克制。庭审人员散去后，她抱着李律师暗暗流泪。
因为这是一个公共案件，一句话可能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代理这个案件以来，有很多人包括同行提醒我，要小心她这个人，因为她给公众的印象是，只要她请了一个律师，最后她都会跟那个律师闹翻。实际上我们跟她接触久了发现，江秋莲女士还是比较理性温和、朴实善良的人，并不是媒体中呈现出的那么一个形象，这就说明她自己言多必失。
信息不是不能释放，是要在真正把事情处理好的前提下，适当地满足媒体和公众的知情需求，不要卷入无谓的口水战，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舆论剧、肥皂剧。
立案时李律师从派出所调取了刘鑫改名后的个人信息，江秋莲女士没打招呼就发出去了，当时我跟她做了很严肃的沟通。这是自2019年10月我们接手案件以来，江秋莲女士唯一一次没有听律师意见。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她发布案件相关的信息都会跟我们沟通，发布其他自媒体信息也比较克制。
对于（攻击谩骂）这些人，我从来不做回应，甚至我对江秋莲女士也有提醒和要求，对方就希望打泥巴战，泥巴战打到最后，谁也不是清白的，都是一身泥巴。这个案子如果卷入到口水战里，就掉入这些人浑水摸鱼的陷阱，本来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怎么能让他们搅浑。所以最好的反击就是无视，不给他蹭流量的机会。
一、关于律师
1⃣️好的律师很重要，可以加快诉讼进程。
2⃣️需要专业能力、经验、公信力、强大的心里素质以及社会和职业责任感。
3⃣️有可能要面临行业惩戒风险。
网络上的攻击辱骂，其实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不足以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被律协立案调查这个事。我从2005年做律师开始就在做公益，我们这个团队经手的案件上万个，还从来没有被人投诉过。2021年6月29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作出决定，“免予处分，发出规范执业建议书”）。但如果我不是在这个行当里有这么多年的历练与积累，要是换作一个年轻的律师，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为一个公共案件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还要面临行业惩戒的风险，他会怎么选择呢？
为什么江秋莲女士找不到好律师，其实是媒体可以探讨的一个话题。早在2018年1月份，有记者在给我介绍江秋莲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分析过大概什么样的人能接她这个案子，评估来评估去就很少，因为能接她这个案子的律师，必须够专业、够有公信力，才有可能帮她扭转局面。可是代理这样一个案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算的。
二、关于当事人
1⃣️理性克制，情绪稳定，不偏执。
2⃣️经手一切资料，做好备份。
3⃣️对事件本身造成的伤害之外的其他侵害进行收集整理。
这是一个公共案件，如果她是一个很偏执、不可控的当事人，我就没有必要受理她的案件，因为结果只会是前功尽弃。以我过往经验，一个人前后两次表达的差别是否大，是我们观察这个人是不是过于偏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江女士两次表达基本一致、也是符合逻辑的，包括她的主张和情感，没有明显的变化，也经得起我们的提问。
当初在日本警方调查阶段的案卷材料，以及后来在刑事诉讼阶段的案卷材料，江秋莲女士手里都没有备份，这给我们的诉讼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刘鑫后续的一系列行为和言语，比如节假日送鸽子肉等等的无法形容的恶意也对江大姐造成了持续性精神损害，这些侵害和案件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对她这些言论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三、关于舆论
1⃣️通过技术手段还原事实，让公众知道真相。
2⃣️当事人克制情绪，言多必失。
3⃣️要在真正把事情处理好的前提下，才能释放信息。适当地满足媒体和公众的知情需求，不要卷入无谓的口水战，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舆论剧、肥皂剧。
4⃣️对于谩骂攻击最好的反击就是无视，不掉入“泥巴战”的陷阱，不给他蹭流量的机会。
江秋莲女士起诉刘鑫很重要一个考量就是希望还原事实，让公众知道真相。大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了解事实的全貌，这个13分钟的短片一出来，原来持暧昧立场的人，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做个片子很容易，但这个事实怎么还原，整个证据、逻辑、语序怎么运用，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在做视频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整理证据、搜集证据、补充证据，改了近40稿，在2020年11月20日之前最终成稿，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虽然有点粗糙，我们自认为还是尽可能保持了中立客观的视角，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江歌遇害前10小时发生的事实。
后面正式开庭也提前跟她做了沟通，一定要克制情绪，除了介绍个人情况以外不要说话。当然她的个人情况也是李律师代为陈述的。最后审判长问能不能调解，话还没落音，我就快速把话给接了，不接受调解。就是担心一旦让她说话，会触发她的情绪。整个庭审期间她一句话没说，表现得很平静克制。庭审人员散去后，她抱着李律师暗暗流泪。
因为这是一个公共案件，一句话可能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代理这个案件以来，有很多人包括同行提醒我，要小心她这个人，因为她给公众的印象是，只要她请了一个律师，最后她都会跟那个律师闹翻。实际上我们跟她接触久了发现，江秋莲女士还是比较理性温和、朴实善良的人，并不是媒体中呈现出的那么一个形象，这就说明她自己言多必失。
信息不是不能释放，是要在真正把事情处理好的前提下，适当地满足媒体和公众的知情需求，不要卷入无谓的口水战，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舆论剧、肥皂剧。
立案时李律师从派出所调取了刘鑫改名后的个人信息，江秋莲女士没打招呼就发出去了，当时我跟她做了很严肃的沟通。这是自2019年10月我们接手案件以来，江秋莲女士唯一一次没有听律师意见。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她发布案件相关的信息都会跟我们沟通，发布其他自媒体信息也比较克制。
对于（攻击谩骂）这些人，我从来不做回应，甚至我对江秋莲女士也有提醒和要求，对方就希望打泥巴战，泥巴战打到最后，谁也不是清白的，都是一身泥巴。这个案子如果卷入到口水战里，就掉入这些人浑水摸鱼的陷阱，本来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怎么能让他们搅浑。所以最好的反击就是无视，不给他蹭流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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