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拿到这个与我的已有认知相悖的辩题时，我不断去推翻自己，去超越自己的固有看法和固有的思维方式，然后构建一个符合这个辩题的认知逻辑架构，去捍卫这个观点。这种外界的推力让我努力打破自己的局限，在思维的碰撞中不断完善我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变得更宽容，更客观，更理智，可能这就是辩论带给我的意义。

是否我们常常在应该坚持的时候轻易让步而在应当信从批评家的时候又偏偏刚愎自用、顽固不比呢？我提到这一点，因为你我都有一个缺点：“好辩”；人家站在正面，我会立刻站在反面；反过来亦然。而你因为年轻，这种倾向比我更强。但愿你慢慢的学得客观、冷静、理智，别像古希腊人那样力争辩而争辩！

阿陶夫·蒲希和安内斯库两人对巴哈Fugue[赋格曲] 主题的forte ordolce[强或柔] 的看法不同，使我想起大多的书本知识要没有高度的理解力协助，很容易流于教条主义，成为学院派。

“哲学”一词是舶来品，源自希腊。那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开篇牟宗三即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观点不是正统派，认为冯书是借了西方哲学的“衣”（分期方法）套在中国哲学上，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显为大缪。同时批评陈寅恪、金岳霖不懂哲学。
1990年12月19日，牟宗三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上，是这么说的：
民国以来，在学术界最出名的是胡适之先生，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看来，他本是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人，但其实他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根本不知道禅宗内部的问题，只去做些外围的事，如考证版本的真假，这与禅宗有何本质的关系？况且凭什么你就能断定《六祖坛经》一定是神会造的呢？照我一看，我不须考证，就知道神会写不出来，因为神会的思想是另一个思路，神会禅是“如来禅”，《六祖坛经》是“祖师禅”，祖师禅是真正的禅宗之禅，是神会了解不到的。胡适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还想跟人辩，难怪被铃木大拙当面斥为外行，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所以他虽以哲学起家，到后来不但不讲哲学，并且反哲学。他极力宣传科学与考据，考据也并非不可以讲，不过考据是历史家的本份，但胡适先生既不读历史，亦不读哲学，亦不读科学，他只去考红楼梦。考红楼梦能考出科学来吗？他所有的学问就是这样浪费、无成。所以冯友兰出来写哲学史就超过他了。
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比胡适进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史，还是以冯友兰所作的为最好，余英时也这样说。但他的讨好，其实是表面的，因为他此书有一讨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来。他用的是选录方式，西方人写哲学史大体是用诠释的方式。选录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冯友兰作这本书很狡猾，说好听是很谨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种“学术谨严”的气氛。因为他很少对所引的文献加以解释，他尽量少说自己的话，尽量不做判断，所以读者实在很难猜透他到底对那些文献懂呢？还是不懂？到了他该说话时，他就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若有真正下论断的大关节，则一说便错，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他实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说他这本哲学史是“脓包哲学”，脓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团脓，我是一向不欣赏那种书的。这本哲学史大体上卷还象样，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点逻辑知识整理了名家，有一点成绩，其它讲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讲不好，后来魏晋道家、随唐佛学更难讲，他根本是门外汉，于宋明理学更是门外的门外。他以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学家，不是西方的新实在论，他以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朱子，这当然是不相应的。他后来又讲“新理学”，以程朱自居，这都是妄人妄作。《中国哲学史》表面上写得那么严肃，出版时是那么郑重其事，他请金岳霖与陈寅恪来作审查报告。其实金岳霖先生是外行，陈寅恪虽是史学家，并不读哲学，但他的见闻实比冯友兰博洽得多，所以多少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只是冯友兰不承认罢了。像陈寅恪这个人也了不起，其考证历史确是当行，但这个人也有其缺点，我称之为“公子型的史学家”，他为人为学带有公子气，公子气有什么不好，我们暂时不去详论它。近代中国史学界颇有成就：例如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有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这都是众所公认的。史学之所以有成，因为他们上了轨道，有当行之客观的了解。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讨论就未上轨道，像冯友兰的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历代各期哲学核心问题根本未接触到，更遑论有什么有价值的讨论。以如此之书，而不论中西都公认它是一本代表作，这表示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在太差劲了，不但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世界，这真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