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周易》作为儒家经典，有与佛学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许多基本观点和思想范畴难以融通。所以，易学与佛学这两大学术体系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联系很不密切。那么，如何才能揭示易学与佛学之间的思想联系呢？明末高僧蕅益智旭《周易禅解》，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而被公认为援禅解《易》的代表作。智旭在解说《周易》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思维导向，那就是如何证明易理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佛理，并力求通过阐释《周易》经传的文辞来肯定易理是在天地之先，具有本体的概念，证明易理与佛理是相通的，易道跟佛性是同样的，易学与禅学的本根是相通的。由此进一步表明以禅解《易》是行得通的，儒释道三教的关系是相通的。所以说，智旭在解说《周易》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倾向，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明显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周易禅解》的解《易》思想尽管颇具特色，但大多散布在《周易》经传的文辞阐释之中，必须加以梳理才能凸显思想的体系和脉络。
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和研究《周易禅解》的文本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智旭是如何推论禅易相通思想的。智旭撰写《周易禅解》是先完成《系辞》以下五传之后，再去解上、下经的。从总体上看，智旭在解说《易传》和《易经》中各有特色，体现了一系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创新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先侧重以解《系辞》等五传的内容为主，并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探讨智旭在易理与佛理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创新。
一、易即易理贯彻始终。 “易”即“易理”、“易理”即本体的思想，是智旭解《易》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倾向，也是《周易禅解》创新思想理论的一大体现。
这一思想理论来源于智旭运用理学思想对《易传》文辞的推导，如其在解《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时指出：“圣人见万物之资始，便能即始见终。知其由终有始，始终是一理。但约时节、因缘、假分六位，达此六位，无非一理，则位位皆具龙德，而可以御天矣。”由此可见，智旭“始终是一理”的思想乃是贯通易佛关系的理论基础。所谓“始终一理”的思想内涵是什么呢？又是如何来贯通易佛关系呢？对此，智旭并不含糊其词，也不是简单沿袭旧说，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周易》的文辞义理，逐层进行阐发和论证。以下先来分析智旭是如何导出“易即易理”之说的。众所周知，《易传》中“易”字随处可见，其义并不固定。关于“易”字的解释，往往要牵涉到《周易》的性质、效用等问题。综观历代易家对《周易》的注解，由于对《周易》的性质各有看法，所以在“易”义的解释上也就常常出现分歧。那么，“易”字究竟是何种意义呢？在智旭看来，《易传》所言之“易”既指“易理”，又指“易书”，也可指“易学”，但因是“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卷八解《系辞上传》开篇语)，可见“易理”、“易书”、“易学”在“理”的层面上是相契相通，合而为一，所以完全可以“易理”来总称“易”的三种不同体现。稍作归纳，智旭对“易”的理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易”是包尽天下的大道理，即为易理；第二，“易”是吾人不思议之心体，即为心理；第三，“易”为一切事理本源，有太极之义，即为本体。很显然，智旭认定了“易”即是所谓的“易理”，既是心体，又是本体。正是因为智旭坚持把“易”义定为“易理”，所以他在《周易禅解》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都跟“易理”密切相关。从智旭对“易”的理解来看，视“易”为“易理”和“心体”主要是直接援用理学和心学的成果来发挥，而视“易”为“本体”则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不仅仅是“易”与“易理”、“无极”、“太极”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易”与“无住之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理”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还得根据“无极而太极”说的历史来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无极”与“太极”的关系问题，智旭主要是沿袭朱子的看法。如果联系前面的引文，我们可以发现智旭也把人心“一念”当作本体来看待，并把这佛教的“十法界”统一到“一念”之心中，在理论上基本贯通了“易理”与佛法概念的关系。稍稍对以上引述归纳一下，可以发现智旭给“易理”赋予了深广的内涵：不仅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而且与天理、心理相契相合，尤其是与“自心”冥契无间。如此来阐释禅易相通，无疑有着明显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同时也表明，智旭有意借助《周易》来阐发“儒佛同心”、“三教同源”的思想主张。对此，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相关说法，就能理解得更为透彻。智旭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卷七之四《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2] 又说：“本心不昧，儒释老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卷二之三《法语三·示潘拱宸》)[2] 由此可见，他把“易理”当作“自心”本具的，乃是别有用心的，追根究底就是为“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周易》中寻找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看，智旭提出的“自心之易理”思想，对于三教关系理论来说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三、易理即无住之佛理。智旭既认为“易即易理”，又认为“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无疑也就是认为“易即自心之易理”。那么“自心之易理”又与“佛理”有何联系呢？这个问题是智旭构建禅易相通理论最关键的环节。智旭认为《周易》和禅学并无本质差别，因为孔门心学和佛门心学是一脉相承的，“易理”与“禅理”在本质上是一致无差的。他在《周易禅解·系辞上传》开篇总论就明确指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卦爻阴阳之易书，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易知简能之易学，玩卦爻阴阳而成之者也。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此义在下文明之。今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关于“易理”及其与易书、易学的关系，《周易禅解·系辞传》反复作了解释。为了进一步说明“易理”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智旭在《周易禅解》卷九解《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一段时，就着重阐述了易理“三才之道”与禅理“随缘不变”的内在联系：
吾人自无始以来，迷性命而顺生死，所以从一生二，从二生四，乃至万有之不同。今圣人作易，将以逆生死流，而“顺性命之理”。是以即彼自心妄现之天，立其道曰“阴与阳”，可见天不偏于阳，还具易之全理，所谓“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现之地，立其道曰“柔与刚”，可见地不偏于柔，亦具易之全理，亦“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计之人，立其道曰“仁与义”，仁则同地，义则同天，可见人非天地所生，亦具易之全理，而“随缘常不变”也。从以上引文可以发现，智旭运用“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来解说《说卦传》，既说明了“禅易相通”，又证明了“儒佛相通”。但这些还只是该思想的局部，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内容，就更容易看出《周易禅解》中最想表达的禅易相通思想是什么样和怎么来的。如卷二之五《示马太昭》中说：“又闻‘现前一念心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妙，方知‘不易之为变易，变易之终不易’。”此处智旭明言其之所以能知“禅易相通”的来由。然即此儒典，亦未尝不泄妙机。后儒自莫能察，及门亦所未窥。故孔子再叹“颜回好学，今也则亡”，深显曾子以下，皆知迹而不知本，知权而不知实者也。何谓所泄妙机？如《易经·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语最可参详。在这里，智旭直接由“易有太极”、“易理固在太极之先”、“吾人本源佛性”推导出“真如即太极”和“易即真如之性”的说法，表明了两层思想：一是“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密说为易”；二是真如不守自性而生无明，无明即太极，是死生之根本，密说之为太极。如果再结合《周易禅解》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引文的内容无疑是对《周易禅解》相通思想的归纳和引申，比如：根据以上这两层思想，我们就可以更充分理解智旭在解“易有太极”时直接把“易”说成“无住之理”的原因所在。试论智旭的推导过程：因为“易为一切事理本源”，即是“易理为一切事理本源”，那么“易有太极”也就等于说“易理有太极”或“易理即太极”，这样“易”与“易理”实际上也就与“无极”的概念相等同；又因为“易理”是有理体的，而“无极”是无体的，有如心体，那么“易”既是“无极”又是“易理”，也就意味着“易”既是“无体”又是“有体”的，如此便具有“从无住本”的意思，也就可与“无住之理”相对释。进论之，“易”既是“无体”的，说明“易”与“真如之性”是相同的，也就具有随缘不变之义；“易”又是“有体”的，有“太极”，能化生天地万物，也就具有不变随缘之义。所以说，此“无住之易理”即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如果再结合前文推导的过程和结论，我们就可清楚地发现和理解《周易禅解》中所独具的相通思想倾向：所谓的“易”、“易理”、“天理”、“生理”、“心理”、“禅理”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真如之性”，也都具有原始性和永久性，都是宇宙间生死轮回、动静变化的根本；同样，易书和易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契合和相通的，只不过是体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此说来，易理即是佛性，禅学和易学自然是本根相通的，以禅解《易》或以《易》解禅的做法自然也是合理合法的了。由此可证，儒学、道学、佛学也都是本源相同的，即同一“自心”，同一“自性”，同一“易理”。由于智旭是在解说中表达思想，没有条件形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完整系统的长篇文字内容，所以有必要对其“禅易相通”思想的理论内容逐步加以贯穿和总结：一是易理说。智旭认为易理是贯彻始终的自心之理体，是“易”在“天”、“地”、“人”、“心”、“性”、“理”、“物”等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即是“易”之“有体”的形象体现。二是无极太极说。智旭认为无极和太极都是万物的本体，是“易”之“无体”和“有体”的两种体现：“无极”是“易”之“无体”，即是“不思议之心体”；“太极”是“易”之“有体”，即是“自心之易理”，有如“真如之无明”。三是佛性论。智旭认为“易”与“佛性”是一致的：以“易”之“无体”同“真如之性”，以“易”之“太极”本体同“无明佛性”。合而观之，智旭又认为所谓的“易”、“易理”、“无极”、“太极”、“佛性”等都是相通的，因为这些都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性”。必须指出，在智旭的《周易禅解》中所谓的“易理说”、“无极太极说”、“佛性说”，名称虽然不同，而实际上都是相通的。总而言之，智旭认为禅学与易学、儒学与佛学乃至儒释道三教之间都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它们同心同理同源。如此以《周易》之“易”来建构学术相通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是非常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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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系辞传上。第四章》【译文】《易》与天地之道相似，故不违背。能周知万物的情态，而其道义足以匡济天下，故能致用而不超过。能遍行天下而未有流弊，通易道者能乐行天道之所当然，知天命之造化，故无忧。安于所处之境，而敦行仁道，故能泛爱天下。能范围包括天地一切的变化，而不会有过失；能微曲成全万物，而不会有遗漏；能通明于昼夜、阴阳的道理，而尽知其道。所以神的奥妙难测，是无方所可推求的；易理的周知宇宙，也不可以一曲之体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