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诈骗花样翻新 防范“共享屏幕”骗局还需双管齐下
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朱克力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
“你涉嫌洗黑钱，请你配合调查……”当“公检法人员”打来电话，要求你“共享屏幕”，并“指导”你转账至安全账户时，千万不要相信！因为这是诈骗新套路。
据媒体报道，日前，一种借助“共享屏幕”围猎受害者的新型诈骗手段正在兴起，因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受害者往往会放松警惕，导致上当受骗。原本是互联网应用场景的“共享屏幕”，却被诈骗分子用于诈骗，并为诈骗行为披上了隐形外衣。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形形色色的网络诈骗借助互联网科技的最新成果，不断变换出新形式。在对网络诈骗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如何避免技术被恶意利用，是互联网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共享屏幕”诈骗暴露监管漏洞
冒充公检法人员要求配合处理、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指导贷款提额、冒充客服人员操作退款申请……在警方的披露中，诈骗分子的借口五花八门。由于提前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诈骗分子在初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后，诱导当事人进入手机“共享屏幕”模式，并且“手把手指导操作”。
由于“共享屏幕”相当于开启了手机的录屏功能，它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这就意味着，你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都能被诈骗分子轻松捕获。然后，对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走你银行卡里的资金。
大部分人会以为，现在手机卡和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都实名制了，警方可以顺藤摸瓜迅速破案，把被诈骗的钱财追回来。然而事实上，诈骗分子使用的手机卡号和银行账户几乎都是从非法渠道购买来的。而且，大部分诈骗分子也是通过境外远程操控诈骗，通过“实名不实人”的“两卡”和警方“躲猫猫”，这为警方的追查打击带来了巨大干扰。
实名制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是如何落到诈骗分子手中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分析，有一些手机卡在实名制之前就已经存在，电信企业早先也办理了一些非实名制的虚拟卡，这些手机卡可能通过种种非法途径落到了诈骗分子手上，成为他们的作恶工具。银行卡的出处也有多种可能，有经实名注册后被盗窃或因其他原因流入市场的，但也不排除个别银行职员为牟利而违规办理的情况。
“像‘共享屏幕’诈骗这类披着科技外衣的行为之所以屡屡得逞，首先就在于不法团伙利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直言，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网络诈骗仅靠升级法规还不够
如何才能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
盘和林说，“共享屏幕”虽然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模式，但实际上，受害者并非因为科技而受骗，而是诈骗分子利用了受害者不熟悉“共享屏幕”功能的特点，对其进行诱导和诈骗。本质上，这和以往的电话诈骗和短信诈骗并没有两样。因此，对一些不熟悉互联网的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让他们与时俱进了解数字技术，提升反网络诈骗的意识。
在中铁八局三公司的工地上，各种反诈骗的宣传深受农民工的欢迎；在贵州省贵阳综保区，党员干部走上街头宣传反诈骗；警方的反诈骗提示，更是一场防范诈骗的及时雨……
近年来，针对网络诈骗，公检法的打击力度空前。据统计，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14.2万人，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可谓战果累累。
为了斩断手机卡、银行卡的买卖链条，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剑指非法出租、出售“两卡”的违法犯罪行为。自去年10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7万个，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45万名，查处金融机构和通信企业内部人员1000余名。
“‘断卡’行动逐渐扫清了‘实名制’的死角，大大挤压了电信诈骗的空间，同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从根本上遏制住了电信诈骗案件的高发势态。”盘和林说，“严打”的同时，社会需要织密一张综合防控网。
不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委石蓉表示，仅仅依靠打击并不能彻底解决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问题，有关行业监管、治理和全社会的防范宣传力度还需加大，才能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
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科技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科技在为人们带来多场景生活便利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享屏幕”为人们敲响了“科技向善”的警钟。
《科技向善白皮书2020》认为，“科技向善”有两重含义，一是实现技术为善，二是避免技术作恶。技术不是万能的，本身或许无所谓善恶。从根本上说，一切对技术作恶和被滥用的担忧，都应该用法治手段来解决。
朱克力认为，由于电信诈骗具有非接触式、远程作案的特点，既能一对一地施展骗术，又能利用伪基站、任意改号软件展开“模糊轰炸”，其专业化、组织化、团伙化的程度非常高，决定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势必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从动态监测到全链条打击，从有效反制到联防联控，都需要久久为功，尤其需要筑牢法治保障。
近年来，国家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强化跨地域跨部门协作、加强“实名制”等关键治理环节……让人欣喜的是，目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
有了法治护航，还需科技给力。
朱克力表示，在信息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犯罪全球化的今天，“共享屏幕”之类的电信诈骗，无疑给监管和执法部门带来新挑战，也让社会公众面临新威胁。“但我们应当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新技术实施诈骗，我们同样可以充分利用通信、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段堵住诈骗漏洞，以雷霆之势高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各类演化的新型犯罪。”
“金融机构在‘实名制’上要加强监管，避免非法‘两卡’流入市场，同时，我们在支付环节也需要更多地运用刷脸、指纹等生物认证手段。”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说，就“共享屏幕”诈骗而言，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在朱克力看来，数字经济时代，要答好“科技向善”这道命题，除了企业的自律和监管的加强之外，我们还需要坚持以技术为矛、数据为盾，充分运用数据融合、数据驱动、数据共享的理念和方法，加快推进建设大数据反诈的长效机制，深入巩固常态化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公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来源：科技日报
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朱克力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
“你涉嫌洗黑钱，请你配合调查……”当“公检法人员”打来电话，要求你“共享屏幕”，并“指导”你转账至安全账户时，千万不要相信！因为这是诈骗新套路。
据媒体报道，日前，一种借助“共享屏幕”围猎受害者的新型诈骗手段正在兴起，因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受害者往往会放松警惕，导致上当受骗。原本是互联网应用场景的“共享屏幕”，却被诈骗分子用于诈骗，并为诈骗行为披上了隐形外衣。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形形色色的网络诈骗借助互联网科技的最新成果，不断变换出新形式。在对网络诈骗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如何避免技术被恶意利用，是互联网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共享屏幕”诈骗暴露监管漏洞
冒充公检法人员要求配合处理、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指导贷款提额、冒充客服人员操作退款申请……在警方的披露中，诈骗分子的借口五花八门。由于提前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诈骗分子在初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后，诱导当事人进入手机“共享屏幕”模式，并且“手把手指导操作”。
由于“共享屏幕”相当于开启了手机的录屏功能，它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这就意味着，你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都能被诈骗分子轻松捕获。然后，对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走你银行卡里的资金。
大部分人会以为，现在手机卡和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都实名制了，警方可以顺藤摸瓜迅速破案，把被诈骗的钱财追回来。然而事实上，诈骗分子使用的手机卡号和银行账户几乎都是从非法渠道购买来的。而且，大部分诈骗分子也是通过境外远程操控诈骗，通过“实名不实人”的“两卡”和警方“躲猫猫”，这为警方的追查打击带来了巨大干扰。
实名制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是如何落到诈骗分子手中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分析，有一些手机卡在实名制之前就已经存在，电信企业早先也办理了一些非实名制的虚拟卡，这些手机卡可能通过种种非法途径落到了诈骗分子手上，成为他们的作恶工具。银行卡的出处也有多种可能，有经实名注册后被盗窃或因其他原因流入市场的，但也不排除个别银行职员为牟利而违规办理的情况。
“像‘共享屏幕’诈骗这类披着科技外衣的行为之所以屡屡得逞，首先就在于不法团伙利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直言，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网络诈骗仅靠升级法规还不够
如何才能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
盘和林说，“共享屏幕”虽然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模式，但实际上，受害者并非因为科技而受骗，而是诈骗分子利用了受害者不熟悉“共享屏幕”功能的特点，对其进行诱导和诈骗。本质上，这和以往的电话诈骗和短信诈骗并没有两样。因此，对一些不熟悉互联网的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让他们与时俱进了解数字技术，提升反网络诈骗的意识。
在中铁八局三公司的工地上，各种反诈骗的宣传深受农民工的欢迎；在贵州省贵阳综保区，党员干部走上街头宣传反诈骗；警方的反诈骗提示，更是一场防范诈骗的及时雨……
近年来，针对网络诈骗，公检法的打击力度空前。据统计，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14.2万人，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可谓战果累累。
为了斩断手机卡、银行卡的买卖链条，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剑指非法出租、出售“两卡”的违法犯罪行为。自去年10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7万个，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45万名，查处金融机构和通信企业内部人员1000余名。
“‘断卡’行动逐渐扫清了‘实名制’的死角，大大挤压了电信诈骗的空间，同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从根本上遏制住了电信诈骗案件的高发势态。”盘和林说，“严打”的同时，社会需要织密一张综合防控网。
不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委石蓉表示，仅仅依靠打击并不能彻底解决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问题，有关行业监管、治理和全社会的防范宣传力度还需加大，才能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
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科技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科技在为人们带来多场景生活便利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享屏幕”为人们敲响了“科技向善”的警钟。
《科技向善白皮书2020》认为，“科技向善”有两重含义，一是实现技术为善，二是避免技术作恶。技术不是万能的，本身或许无所谓善恶。从根本上说，一切对技术作恶和被滥用的担忧，都应该用法治手段来解决。
朱克力认为，由于电信诈骗具有非接触式、远程作案的特点，既能一对一地施展骗术，又能利用伪基站、任意改号软件展开“模糊轰炸”，其专业化、组织化、团伙化的程度非常高，决定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势必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从动态监测到全链条打击，从有效反制到联防联控，都需要久久为功，尤其需要筑牢法治保障。
近年来，国家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强化跨地域跨部门协作、加强“实名制”等关键治理环节……让人欣喜的是，目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
有了法治护航，还需科技给力。
朱克力表示，在信息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犯罪全球化的今天，“共享屏幕”之类的电信诈骗，无疑给监管和执法部门带来新挑战，也让社会公众面临新威胁。“但我们应当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新技术实施诈骗，我们同样可以充分利用通信、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段堵住诈骗漏洞，以雷霆之势高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各类演化的新型犯罪。”
“金融机构在‘实名制’上要加强监管，避免非法‘两卡’流入市场，同时，我们在支付环节也需要更多地运用刷脸、指纹等生物认证手段。”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说，就“共享屏幕”诈骗而言，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在朱克力看来，数字经济时代，要答好“科技向善”这道命题，除了企业的自律和监管的加强之外，我们还需要坚持以技术为矛、数据为盾，充分运用数据融合、数据驱动、数据共享的理念和方法，加快推进建设大数据反诈的长效机制，深入巩固常态化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公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来源：科技日报
#中小投资者服务#【上交所董国群：持续强化信披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9月3日，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本届论坛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为主题，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全程在线直播。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董国群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如何有效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一直都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课题。这两年，以注册制改革为引领，上市公司供给实现了常态化、可预期。他从上交所一线监管与服务角度，结合近期工作重点，从四个方面分享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者保护的相关内容。
第一，重视对话，搭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交流平台。董国群表示，保护好投资者，首先要帮助投资者清楚了解上市公司，这也是上交所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的根本要求。从去年开始，上交所更加注重帮助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面对面”沟通交流，突破传统信披渠道，通过业绩说明会等方式，帮助投资者更直观、更形象地了解上市公司情况，让投资者清楚地知道上市公司在做什么、发展如何。
在证监会指导下，2020年年报期间，上交所动员1600余家公司召开了业绩说明会，其中包括全部的科创板公司、沪深300指数公司、“A+H”公司和央企控股公司，业绩说明会的规模、数量都创历史新高。同时，上交所也注重不能将业绩说明会流于形式，在借鉴优秀公司经验并参考国际实践的基础上，尽可能丰富业绩说明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董事长、总经理等“一把手”亲自出席，与投资者互动问答时间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大大提高了交流效果。在此过程中，交易所做了一些前期的推动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上市公司逐步认识到，只有重视投资者，讲好上市公司故事，积极向市场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前景，才能更好地被投资者和市场接受。目前，已有不少沪市公司积极主动举行2021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业绩说明会已成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互动交流的重要选项。
第二，强化信披，在风险化解中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董国群注意到，这两年，部分上市公司爆发风险，有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也有大股东陷入高比例质押后的流动性危机，不少公司风险交织复杂，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风险化解已成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阶段性重点工作。平衡好上市公司纾困和投资者保护，也是风险化解中的重中之重。
在证监会的指导下，上交所持续加强风险排摸，推动风险化解，严防风险外溢，并将投资者保护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一是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对于风险隐患较为突出的公司，督促其做好风险揭示，强化信披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确保投资者获得足够的信息，能够结合自身实际，理性做出投资决策。二是保障投资者的交易权，严把公司停复牌和相关操作事项，确保交易的连续性和充分性，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交易权，充分释放风险，为后续风险处置和市场出清创造空间。三是促成合力，分类施策，与地方政府、证监局、金融办等强化沟通，形成风险化解合力，按照“三个一批”的思路，通过重整一批、重组一批、主动退一批，促进存量风险公司有序出清，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去年以来，上交所已推动完成逾百家风险公司的化解任务，并将高比例质押公司数量压降至百家以内。
第三，建章立制，夯实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基础。董国群指出，一直以来，解决“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成本低，投资者维权成本高”这一矛盾，是上市公司监管领域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在公司监管方面，上交所认真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及时处置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2021年上半年，共作出公开谴责18份，同比增长20%，并对涉及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等恶性违规案件的相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认定。同时，多举措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践行“三及时”原则，积极回应市场关切。
第四，守好底线，坚决贯彻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性。董国群表示，一线监管是交易所的主责主业，必须守好市场底线。这几年，上交所按照分类监管、精准监管的思路，认真做好信息披露监管。一是强化日常监管，加强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的事中事后审核，坚决打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重点问题，持续关注苗头性、隐患性问题，强化对“三高类”并购重组监管问询，督促中介机构切实履行“看门人”责任，防范上市公司“病从口入”。
二是严格执行退市制度，拓宽绩差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做到应退尽退，退得下、退得稳，今年上半年上交所退市公司已达11家。在退市中，重点做好投资者诉讼维权、退市整理期监管等事关投资者切身利益的事项。
三是优化信息披露与股价联动监管，对涉及严重概念炒作、“伪市值管理”“蹭热点、割韭菜”等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第一，重视对话，搭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交流平台。董国群表示，保护好投资者，首先要帮助投资者清楚了解上市公司，这也是上交所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的根本要求。从去年开始，上交所更加注重帮助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面对面”沟通交流，突破传统信披渠道，通过业绩说明会等方式，帮助投资者更直观、更形象地了解上市公司情况，让投资者清楚地知道上市公司在做什么、发展如何。
在证监会指导下，2020年年报期间，上交所动员1600余家公司召开了业绩说明会，其中包括全部的科创板公司、沪深300指数公司、“A+H”公司和央企控股公司，业绩说明会的规模、数量都创历史新高。同时，上交所也注重不能将业绩说明会流于形式，在借鉴优秀公司经验并参考国际实践的基础上，尽可能丰富业绩说明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董事长、总经理等“一把手”亲自出席，与投资者互动问答时间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大大提高了交流效果。在此过程中，交易所做了一些前期的推动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上市公司逐步认识到，只有重视投资者，讲好上市公司故事，积极向市场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前景，才能更好地被投资者和市场接受。目前，已有不少沪市公司积极主动举行2021年半年报业绩说明会，业绩说明会已成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互动交流的重要选项。
第二，强化信披，在风险化解中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董国群注意到，这两年，部分上市公司爆发风险，有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也有大股东陷入高比例质押后的流动性危机，不少公司风险交织复杂，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风险化解已成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阶段性重点工作。平衡好上市公司纾困和投资者保护，也是风险化解中的重中之重。
在证监会的指导下，上交所持续加强风险排摸，推动风险化解，严防风险外溢，并将投资者保护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一是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对于风险隐患较为突出的公司，督促其做好风险揭示，强化信披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确保投资者获得足够的信息，能够结合自身实际，理性做出投资决策。二是保障投资者的交易权，严把公司停复牌和相关操作事项，确保交易的连续性和充分性，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交易权，充分释放风险，为后续风险处置和市场出清创造空间。三是促成合力，分类施策，与地方政府、证监局、金融办等强化沟通，形成风险化解合力，按照“三个一批”的思路，通过重整一批、重组一批、主动退一批，促进存量风险公司有序出清，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去年以来，上交所已推动完成逾百家风险公司的化解任务，并将高比例质押公司数量压降至百家以内。
第三，建章立制，夯实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基础。董国群指出，一直以来，解决“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成本低，投资者维权成本高”这一矛盾，是上市公司监管领域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在公司监管方面，上交所认真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及时处置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2021年上半年，共作出公开谴责18份，同比增长20%，并对涉及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财务造假等恶性违规案件的相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认定。同时，多举措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践行“三及时”原则，积极回应市场关切。
第四，守好底线，坚决贯彻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性。董国群表示，一线监管是交易所的主责主业，必须守好市场底线。这几年，上交所按照分类监管、精准监管的思路，认真做好信息披露监管。一是强化日常监管，加强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的事中事后审核，坚决打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重点问题，持续关注苗头性、隐患性问题，强化对“三高类”并购重组监管问询，督促中介机构切实履行“看门人”责任，防范上市公司“病从口入”。
二是严格执行退市制度，拓宽绩差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做到应退尽退，退得下、退得稳，今年上半年上交所退市公司已达11家。在退市中，重点做好投资者诉讼维权、退市整理期监管等事关投资者切身利益的事项。
三是优化信息披露与股价联动监管，对涉及严重概念炒作、“伪市值管理”“蹭热点、割韭菜”等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问答：为什么华人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困难重重？】@出版人傅兴文
谢邀！
首先要说的是，估计提问的网友显然将一些媒体所渲染的所谓美国主流社会当真了。在一些媒体的宣传中，“主流社会”就相当于有钱有势，开豪车、住别墅、动不动就穿着晚礼服开高端酒会，家里不是上市公司CEO，就是州议会议员，学历不是斯坦福就是MIT，跟总统合影如家常便饭……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美国的“主流社会”，最多只能算“上流社会”。只是整个社会中极少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可能是好几代人的积累，才有了如今的地位和财富，可能是金融或互联网的新贵，短短几年就能上榜福布斯，但他们绝对不能代表“主流社会”。
别说中国移民无法融入美国“上流社会”，不管哪个种族的移民，想要进入美国“上层社会”都是很难的，一个平民想要变成贵族，非得经历几代人的积累不成。
在美国，社会形状是呈橄榄型的，与金字塔型社会大部分由底层构成不同，橄榄型社会的两个尖代表社会的上层和底层，数量都是非常少的，而中间那一大部分才是普通民众，才是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
也就是说，美国的主流社会，其实就是广大的中产阶级，而美国华人移民的收入高出整个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从收入来说恰恰已经完全融入主流社会。
有些媒体会说收入不能说明问题，融入是文化上的。然而，其实，美国的文化就是移民文化，美国对于新移民的包容要比非移民国家强得多。
不管什么种族的移民，只要你愿意融入新的环境，你身边的人都会很乐意接受你。美国几百年的历史充满了种族斗争和平权运动，他们付出过惨痛代价的，知道反省，才有了今天包容平等的移民文化。
再借用特色文苑12的《一个无知的谎言：中国人在国外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中的部分内容来回应一下此问题：
海外主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样？在中国人的典型思维里，想融入国外的主流社会就得当官从政，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一大捷径。
但真相是这样吗？这是用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去判断国外的主流价值观，当官从政只是职业的一种选择，和主流社会没有关系。受人尊敬，满意自己的职业，才是国外主流价值观。
究竟什么是国外的主流社会呢？其实就是中产阶级，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套洋房，有辆汽车，有一份年薪十万美元左右的工作，有个幸福家庭……只要是通过先上学，后找工作，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国人，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
有人会说，毕竟华人从政的比较少，在国外的华人就会反问，我为什么非要从政？中国人觉得当了官才光宗耀祖，但这不是中国，追求的是自己高兴，谁会管别人怎么看。
依我看，华人选择从政这个职业性价比不高，管理老外这个国家可不容易，老外太挑剔，当议员的确有不少津贴，但你干什么都可以挣钱，议员的津贴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干这一行以后就必须民主地善待每个选民，讨得人们的选票，弄不好是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像川普就是这样嘛。
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工作，花最小的力气，赚更多的钱。你让铁匠去修钟表，只是让别人看着修钟表的高贵一点。仅仅让国内的人看着像是融入所谓主流社会的样子，找个又费劲，又没有隐私的事情干，犯得着吗？出国以后可再也没有国内的那份虚荣了。
……
中国人其实比较擅长干工程和技术，因为中国人数学学得特别好，老外的数学就特别不灵，他们说看着数学就头疼。而老外的口才要远好于中国人，干政客其实就是一个口才，把一个团队研究出来的治国理念表达出来。当个终身教授和政客相比，收入和受人尊敬的程度差不多，他们同属于主流社会。
国外往往是上流社会的人会萌生治国的愿望，他们从政是一种自我实现，而同时像他们更容易得到选票，因为选民觉得他们犯不上贪污，往往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还得往里搭不少钱，要说这些人那才真的叫光宗耀祖，因为这是做善事的一种方式，受人尊敬才是光宗耀祖，不是升官发财。
人家这是因为内战比较少，家族资产在政府的保护下积累，这一点中国人本来就先天不足。但你会发现，这种关系是反的，是上流社会的人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不是主流社会融入了上流社会。
找工作就是一个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对西方的文化不了解，但移民国家特别包容，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移民来的，除非你是土著人。工作以后同事的圈子其实就是主流社会的圈子，大家都需要朋友，渐渐地留下一些情趣相投的，通过他们，你又认识新的朋友。
工作的环境里，大家的收入，兴趣爱好都差不多，生活稳定以后，在单位里就开始有些升迁的机会，很多事情不是周围的人歧视你，而是你对很多东西不了解而已。中产阶层的收入也就是十万年薪左右，然后一边工作，一边还房贷。比当地老外要艰难，因为他们有祖上的遗产。
或许开始有中国人又说了，不管怎样你也变不成上流。发现了吗？还是中国的思维方式。我为什么非得变成上流，为了给你看吗？健康、安全、幸福，自己舒服自己知道，别人怎么看根本就不在乎，这就是国外主流社会的主流思想。
总之，“华人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困难重重”是一个伪命题……点到为止吧。
最后，再顺便打个小广告，“陈思进财经漫画”系列第一部《漫画生活中的财经》《美国生活经济学》新鲜出炉，谢谢关注！
谢邀！
首先要说的是，估计提问的网友显然将一些媒体所渲染的所谓美国主流社会当真了。在一些媒体的宣传中，“主流社会”就相当于有钱有势，开豪车、住别墅、动不动就穿着晚礼服开高端酒会，家里不是上市公司CEO，就是州议会议员，学历不是斯坦福就是MIT，跟总统合影如家常便饭……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美国的“主流社会”，最多只能算“上流社会”。只是整个社会中极少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可能是好几代人的积累，才有了如今的地位和财富，可能是金融或互联网的新贵，短短几年就能上榜福布斯，但他们绝对不能代表“主流社会”。
别说中国移民无法融入美国“上流社会”，不管哪个种族的移民，想要进入美国“上层社会”都是很难的，一个平民想要变成贵族，非得经历几代人的积累不成。
在美国，社会形状是呈橄榄型的，与金字塔型社会大部分由底层构成不同，橄榄型社会的两个尖代表社会的上层和底层，数量都是非常少的，而中间那一大部分才是普通民众，才是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
也就是说，美国的主流社会，其实就是广大的中产阶级，而美国华人移民的收入高出整个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从收入来说恰恰已经完全融入主流社会。
有些媒体会说收入不能说明问题，融入是文化上的。然而，其实，美国的文化就是移民文化，美国对于新移民的包容要比非移民国家强得多。
不管什么种族的移民，只要你愿意融入新的环境，你身边的人都会很乐意接受你。美国几百年的历史充满了种族斗争和平权运动，他们付出过惨痛代价的，知道反省，才有了今天包容平等的移民文化。
再借用特色文苑12的《一个无知的谎言：中国人在国外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中的部分内容来回应一下此问题：
海外主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样？在中国人的典型思维里，想融入国外的主流社会就得当官从政，这也是光宗耀祖的一大捷径。
但真相是这样吗？这是用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去判断国外的主流价值观，当官从政只是职业的一种选择，和主流社会没有关系。受人尊敬，满意自己的职业，才是国外主流价值观。
究竟什么是国外的主流社会呢？其实就是中产阶级，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套洋房，有辆汽车，有一份年薪十万美元左右的工作，有个幸福家庭……只要是通过先上学，后找工作，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国人，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
有人会说，毕竟华人从政的比较少，在国外的华人就会反问，我为什么非要从政？中国人觉得当了官才光宗耀祖，但这不是中国，追求的是自己高兴，谁会管别人怎么看。
依我看，华人选择从政这个职业性价比不高，管理老外这个国家可不容易，老外太挑剔，当议员的确有不少津贴，但你干什么都可以挣钱，议员的津贴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干这一行以后就必须民主地善待每个选民，讨得人们的选票，弄不好是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像川普就是这样嘛。
我们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工作，花最小的力气，赚更多的钱。你让铁匠去修钟表，只是让别人看着修钟表的高贵一点。仅仅让国内的人看着像是融入所谓主流社会的样子，找个又费劲，又没有隐私的事情干，犯得着吗？出国以后可再也没有国内的那份虚荣了。
……
中国人其实比较擅长干工程和技术，因为中国人数学学得特别好，老外的数学就特别不灵，他们说看着数学就头疼。而老外的口才要远好于中国人，干政客其实就是一个口才，把一个团队研究出来的治国理念表达出来。当个终身教授和政客相比，收入和受人尊敬的程度差不多，他们同属于主流社会。
国外往往是上流社会的人会萌生治国的愿望，他们从政是一种自我实现，而同时像他们更容易得到选票，因为选民觉得他们犯不上贪污，往往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还得往里搭不少钱，要说这些人那才真的叫光宗耀祖，因为这是做善事的一种方式，受人尊敬才是光宗耀祖，不是升官发财。
人家这是因为内战比较少，家族资产在政府的保护下积累，这一点中国人本来就先天不足。但你会发现，这种关系是反的，是上流社会的人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不是主流社会融入了上流社会。
找工作就是一个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对西方的文化不了解，但移民国家特别包容，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移民来的，除非你是土著人。工作以后同事的圈子其实就是主流社会的圈子，大家都需要朋友，渐渐地留下一些情趣相投的，通过他们，你又认识新的朋友。
工作的环境里，大家的收入，兴趣爱好都差不多，生活稳定以后，在单位里就开始有些升迁的机会，很多事情不是周围的人歧视你，而是你对很多东西不了解而已。中产阶层的收入也就是十万年薪左右，然后一边工作，一边还房贷。比当地老外要艰难，因为他们有祖上的遗产。
或许开始有中国人又说了，不管怎样你也变不成上流。发现了吗？还是中国的思维方式。我为什么非得变成上流，为了给你看吗？健康、安全、幸福，自己舒服自己知道，别人怎么看根本就不在乎，这就是国外主流社会的主流思想。
总之，“华人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困难重重”是一个伪命题……点到为止吧。
最后，再顺便打个小广告，“陈思进财经漫画”系列第一部《漫画生活中的财经》《美国生活经济学》新鲜出炉，谢谢关注！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