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乐乐娱乐法日历# 热词：明星商演：时间短收益高，风险同样也不少
1 明星商演是什么？
“商演”即商业演出，指的是明星或表演团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参加的演出活动，并由主办单位出售门票并支付报酬，或是由主办单位以“赞助”的名义支付报酬。经常关注娱乐动态的朋友们在不少明星的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上可以发现诸如“合作请联系xx（联系方式）”的字样，其实这里的“合作”主要便是活动主办单位邀约明星参加商业演出。
商业演出不同于演唱会，一场明星演唱会往往需要大型的表演场地并制定完善的表演流程，表演曲目众多，这就意味着主办单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歌手作为销量保证，举办一场演唱会也能获得巨大收入，并将因此获得一波宣传的机会。而商业演出的规模和时长远远少于演唱会，明星的商演报价也从几十万到百余万不等。尽管参加商演的收入不及演唱会，但是商业演出由于其时间短、收益高的特点，往往为各位艺人所青睐。例如，近日齐秦被曝商演报价为四首歌100万元，平均每首歌可以获得25万元的收入。可见，档期安排较满的明星，其收入无疑十分丰厚。如今，商演已经成为明星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不同于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商业演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明星的热度，使商家可以通过明星的知名度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因此，不少商家在筹办大型活动时都会邀请明星前来演出，商演市场需求不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产业的成熟，明星商演也越来越常见。在各种不同“咖位”不同领域的艺人飞往全国各地进行商演的同时，商演主办方和明星发生纠纷的事件也不时发生。明星在短时间高收益的商演中并不总能和主办方达成愉快合作，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艺人们在商演中可能会遭遇哪些风险吧。
2 商演被宣传为演唱会？合作需防范主办方“猫腻”
虽然商业演出和明星演唱会在规模、时长和明星报酬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现实中却有一些商演主办方有意将“商演”作为“演唱会”加以宣传，借此抬高票价并吸引粉丝购买。
例如，2018年歌手邓紫棋被曝“演唱会耍大牌”。观众称，邓紫棋在中山的演唱会上只唱了四首歌就退场，不少粉丝大失所望。而邓紫棋方在发现问题后立刻澄清，原来活动主办单位邀请邓紫棋一方参加的只是商业演出，却对外宣称为邓紫棋的演唱会，并声称邓紫棋会演唱6-8首歌，借此误导粉丝和购票者。其后，邓紫棋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谴责主办方篡改演出形式及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行为，并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么，主办方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首先，主办方在对外售票和宣传的过程中涉及篡改演出形式误导购票者，这一行为有违商业信用，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主办单位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同时这一行为也违反了《营业性商业演出条例》第48条中商演广告不得误导欺骗公众的规定。对此，主办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购票者和经纪公司可以将这一行为反映至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同时，对于受到误导而误信其为演唱会的消费者，由于其购票行为已经与主办单位订立了合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因欺诈而归于无效或可撤销。主办单位的行为实际上不属于合同违约，而是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任。
对于艺人而言，邓紫棋一方在与主办单位订立演出合同后，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相关条款。对于主办单位虚假宣传致使艺人声誉下降的，艺人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这次事件对于艺人参加商业演出而言起到了提醒的作用。艺人不仅应当按照演出合同进行相应的表演，也需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尤其是对于主办单位的演出宣传等加以注意，以避免类似事件损害自己的声誉。
3 主办方除了虚假宣传，还可能威胁艺人人身安全？
由于明星商演合作的主办单位数量众多，其资质良莠不齐，如果不是长期合作对象，艺人团队很难对主办单位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很多主办单位不懂行业规则或者合同意识淡漠，甚至缺乏对艺人的尊重。艺人与主办单位发生矛盾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更有甚者会上升为对艺人人身安全的威胁。
2016年的胡夏商演事件便是艺人人身安全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胡夏在参加商演的过程中按照合约约定演唱完指定歌曲后，却被主办方阻止离场。最终胡夏被迫在现场演唱赞助企业主题曲，多次演唱后方得以离场。
参加商演的艺人居然被主办单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迫演唱歌曲，此次事件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艺人及其团队在参加商演时并不了解主办单位，很有可能被主办单位提出不合理要求。通常，对于部分在合同义务之外的要求，艺人往往会在合理的限度内接受。而在合同的框架之下，艺人可以拒绝主办方提出的额外要求，主办方若因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构成合同违约。若主办单位强迫艺人演唱合同约定之外的曲目，并不构成演出合同的违约，但艺人方可以主张主办单位侵犯其人身自由等其他权利。
在胡夏事件中，主办方强迫胡夏演唱其他歌曲，并不构成合同违约，但是构成对艺人人身自由的侵犯。同时，强迫演唱企业主题曲和强迫道歉的行为，属于对艺人的侮辱，侵害艺人的名誉权。此次事件中胡夏可以报警解决困境或者在事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演出单位应当保障演出人员的安全，维护演出现场秩序。对于演出中艺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可以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4 小结
虽然商业演出形式简单快捷且收益较高并因此受到许多艺人的青睐，但是商业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上文所提到的邓紫棋和胡夏的商演纠纷是明星商演中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对于艺人和经纪团队而言，商演虽然频繁，但是仍然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提前规避可能的风险，既是对自身的人身权利也是对粉丝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1 明星商演是什么？
“商演”即商业演出，指的是明星或表演团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参加的演出活动，并由主办单位出售门票并支付报酬，或是由主办单位以“赞助”的名义支付报酬。经常关注娱乐动态的朋友们在不少明星的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上可以发现诸如“合作请联系xx（联系方式）”的字样，其实这里的“合作”主要便是活动主办单位邀约明星参加商业演出。
商业演出不同于演唱会，一场明星演唱会往往需要大型的表演场地并制定完善的表演流程，表演曲目众多，这就意味着主办单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歌手作为销量保证，举办一场演唱会也能获得巨大收入，并将因此获得一波宣传的机会。而商业演出的规模和时长远远少于演唱会，明星的商演报价也从几十万到百余万不等。尽管参加商演的收入不及演唱会，但是商业演出由于其时间短、收益高的特点，往往为各位艺人所青睐。例如，近日齐秦被曝商演报价为四首歌100万元，平均每首歌可以获得25万元的收入。可见，档期安排较满的明星，其收入无疑十分丰厚。如今，商演已经成为明星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不同于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商业演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明星的热度，使商家可以通过明星的知名度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因此，不少商家在筹办大型活动时都会邀请明星前来演出，商演市场需求不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产业的成熟，明星商演也越来越常见。在各种不同“咖位”不同领域的艺人飞往全国各地进行商演的同时，商演主办方和明星发生纠纷的事件也不时发生。明星在短时间高收益的商演中并不总能和主办方达成愉快合作，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艺人们在商演中可能会遭遇哪些风险吧。
2 商演被宣传为演唱会？合作需防范主办方“猫腻”
虽然商业演出和明星演唱会在规模、时长和明星报酬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现实中却有一些商演主办方有意将“商演”作为“演唱会”加以宣传，借此抬高票价并吸引粉丝购买。
例如，2018年歌手邓紫棋被曝“演唱会耍大牌”。观众称，邓紫棋在中山的演唱会上只唱了四首歌就退场，不少粉丝大失所望。而邓紫棋方在发现问题后立刻澄清，原来活动主办单位邀请邓紫棋一方参加的只是商业演出，却对外宣称为邓紫棋的演唱会，并声称邓紫棋会演唱6-8首歌，借此误导粉丝和购票者。其后，邓紫棋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谴责主办方篡改演出形式及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行为，并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么，主办方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首先，主办方在对外售票和宣传的过程中涉及篡改演出形式误导购票者，这一行为有违商业信用，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主办单位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同时这一行为也违反了《营业性商业演出条例》第48条中商演广告不得误导欺骗公众的规定。对此，主办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购票者和经纪公司可以将这一行为反映至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同时，对于受到误导而误信其为演唱会的消费者，由于其购票行为已经与主办单位订立了合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因欺诈而归于无效或可撤销。主办单位的行为实际上不属于合同违约，而是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任。
对于艺人而言，邓紫棋一方在与主办单位订立演出合同后，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相关条款。对于主办单位虚假宣传致使艺人声誉下降的，艺人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这次事件对于艺人参加商业演出而言起到了提醒的作用。艺人不仅应当按照演出合同进行相应的表演，也需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尤其是对于主办单位的演出宣传等加以注意，以避免类似事件损害自己的声誉。
3 主办方除了虚假宣传，还可能威胁艺人人身安全？
由于明星商演合作的主办单位数量众多，其资质良莠不齐，如果不是长期合作对象，艺人团队很难对主办单位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很多主办单位不懂行业规则或者合同意识淡漠，甚至缺乏对艺人的尊重。艺人与主办单位发生矛盾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更有甚者会上升为对艺人人身安全的威胁。
2016年的胡夏商演事件便是艺人人身安全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胡夏在参加商演的过程中按照合约约定演唱完指定歌曲后，却被主办方阻止离场。最终胡夏被迫在现场演唱赞助企业主题曲，多次演唱后方得以离场。
参加商演的艺人居然被主办单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迫演唱歌曲，此次事件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艺人及其团队在参加商演时并不了解主办单位，很有可能被主办单位提出不合理要求。通常，对于部分在合同义务之外的要求，艺人往往会在合理的限度内接受。而在合同的框架之下，艺人可以拒绝主办方提出的额外要求，主办方若因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构成合同违约。若主办单位强迫艺人演唱合同约定之外的曲目，并不构成演出合同的违约，但艺人方可以主张主办单位侵犯其人身自由等其他权利。
在胡夏事件中，主办方强迫胡夏演唱其他歌曲，并不构成合同违约，但是构成对艺人人身自由的侵犯。同时，强迫演唱企业主题曲和强迫道歉的行为，属于对艺人的侮辱，侵害艺人的名誉权。此次事件中胡夏可以报警解决困境或者在事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演出单位应当保障演出人员的安全，维护演出现场秩序。对于演出中艺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可以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4 小结
虽然商业演出形式简单快捷且收益较高并因此受到许多艺人的青睐，但是商业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上文所提到的邓紫棋和胡夏的商演纠纷是明星商演中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对于艺人和经纪团队而言，商演虽然频繁，但是仍然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提前规避可能的风险，既是对自身的人身权利也是对粉丝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潼关肉夹馍协会道歉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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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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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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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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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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