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班画了根眉毛就出门了
见到和手机上一摸一样如此帅气的王泽楠
十分后悔没事吃什么饭应该化妆啊！！！！
哎怎么普普通通的1970在王泽楠的脚上如此出众[喵喵]怎么普普通通一条西装裤在陈恒冠的腿上 越看越好看 [喵喵]怎么都是普普通通的帅哥
董小姐：鼓手真帅
我：鼓手真帅
董小姐：鼓手真帅
我：鼓手真帅
……
陈恒冠的手真好摸啊
蹦迪真开心啊 https://t.cn/R5LVX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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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姐：鼓手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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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 #贵州# 【脱贫攻坚走基层】紫云自治县湾坪村：一个深度贫困村的脱贫实践
沐浴着清晨的朝阳，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湾坪村的张光达一大早来到村里的养牛场，开始了一天的饲养工作。
作为省级深度贫困村，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湾坪村共有12个村民组,19个自然村寨，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是该村的最大特点，全村总人口639户2238人,其中，有215户766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4年，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32.8%。
自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以来，湾坪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村道路宽敞平坦、产业发展丰富多样、一栋栋民居错落有致、村卫生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与夏日乡村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民俗风情田园画。
产业兴旺，脱贫致富有方法
夏日的养牛场，碧空如洗，记者跟随张光达来到村里的养牛场，搬运饲料、填料喂牛、打扫圈舍，查看每个棚里牛的情况，这就是张光达每天的工作内容。
“以前，出门打工也就是3000到4000块钱一个月，在这里上班，工作简单，都是些手上活路，每个月有3600元，还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划算多了。”张光达说，“现在，整个养牛场有200多头牛，加上我，2个人固定在养牛场上班，我们都是住在附近。”
养牛场由村合作社经营，该村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4月，注册资金745万元，入社社员228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14户，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村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运行模式，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财政扶贫资金量化入股、土地现金入股、与合作社签定种销协议、土地流转协议、参加合作社务工等获得收入，产业发展为群众提供“进钱”的渠道。
养牛是湾坪村谋划的上游产业，通过养牛，合作社还土地流转种植皇竹草400亩，建成产能为2000吨的秸秆综合利用加工厂一个、在建500吨青贮池一个，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组织运作模式，发动周边群众养牛种草，实现产业“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良性循环。
“皇竹草一亩地一年可以收3季，合作社回收是一块五1斤，3季的话可以赚3到4千元钱，比起以前村民种玉米，一年下来，可能收成不好的时候，一亩地只能有几百到一千元划算得多，很好的提升了村民土地的价值和收益。”湾坪村驻村第一书记肖晓斌向记者介绍道。
产业链的延伸不仅增强了贫困户自主创业的能力，还加速当地种植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养牛产业的强劲发展带动了劳务用工的需求，让一部分贫困人口就地就业增收。
“400亩皇竹草都需要人工来收割，务工的需求是很大的，到割草的季节，每天平均有30到50个农户在合作社务工，每天80元钱，对于普通群众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肖晓斌说。
2017年以来，合作社为村民提供务工4500多人次，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愿望。2018年1月，合作社第一次分红，村集体积累资金达到4万元，湾坪村由原来的空壳村实现了零的突破。2019年底合作社分红28万元，惠及农户218户，村里贫困户利益联结全覆盖。
脱贫有保障，长效机制扶一程
“以前房子又破又小，家里几兄弟住在一起，住都住不下，现在几兄弟自己新建了房子，宽敞了。”正在忙着做午饭的王国秀，回忆起以前的生活仍是满脸的无奈。
王国秀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多年来一直省吃俭用依然囊中羞涩，修建新房成为了几兄弟的“梦想”。前几年，王国秀一家得到了政府的危房补助，一家人别提有多开心。“修建房子很困难，连房子的砖都是开石头打沙自己做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就这么困难，政府给补贴的2万元，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王国秀说。
“你看这个净水器，是村里免费给安的，没有花一分钱。” 说起这几年村里对自己的帮助，王国秀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她指着旁边安装好的净水器对记者说，村里缺水，修建自来水管不容易，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吃上放心水，村里给每户都修建了小水窖，还免费安装了净水器。
吃水、住房问题都解决了，连医疗健康也有保障。村里建立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合率100%，并正常享受医疗报销。“村里的医生很负责，像我年纪慢慢大了，医生经常还会上门询问身体状况，给我量一下血压，讲解一些健康知识。”王国秀说。
在一旁的王国秀丈夫姜兴荣接过话茬对记者说，村里对低收入户家庭挺关心照顾，就医上学等基本不用花钱，自己的孩子在黑龙江读大学，每年都有政府的扶贫助学金，孩子考上大学那年，村里还另外给了1000元的助学金。“现在在村里务工，加上村合作社每年的分红，赚的钱目前主要供孩子上学，孩子今年上大四，大学马上毕业，好日子不远了。”
王国秀的脱贫历程只是湾坪村一个缩影，小康路上一个不掉队！肖晓斌说，“村里安排贫困户8户8人参加村级“公益性岗位”，解决就业收入每人每年10000元；增设‘一村七员’32人，人均年增收4800元，安排贫困户15户30人到合作社稳定务工，户均收入达到5000元。”
爱心助力，精准帮扶奔小康
2017年4月，西南政法大学贵州校友会携手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扶贫工作队，在湾坪村，开发了白石岩微农场，以种植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紫云红芯红薯。
“微农场运用互联网+扶贫的思维，借助网络平台，把农产品的需要者和生产者连接起来。”肖晓斌说，一分地就是一个微农场，一个微农场对应一个贫困户，爱心人士以1千元认领一分地成为微农场主，‘一对一’精准帮扶贫困户。
微农场由村合作社统一管理，对农场主认领的土地进行挂牌确认，贫困户具体打理。微农场收获的红芯红薯全部归农场主所有，认领款全部用于帮扶贫困户。
“去年我们的爱心农场主每份地收获了150斤优质红心薯1只本地土鸡，还有5斤牛肉，都是本村的土特产。微农场的场地每年还会更换，确保生产出的农产品品质优良。”肖晓斌说。
对贫困户来说，在种下红薯之前已经卖出了产品，这样的零风险模式，更加增添了贫困群众利用本地资源拔除穷根的信心。对微农场主来说，不仅帮助了一户贫困人家，还获得了原生态红薯，也为家人订了一份健康。农场主及家人还可以与帮扶对象一起劳动，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农耕，传承文化。
微农场运营两年多来，得到广大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社会认可程度逐步提高，帮扶效益明显。2019年，白石岩微农场栽种红芯红薯180亩，其中有107人认领91分土地。在农场主们的宣传推广下，微农场红芯红薯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20个省市，实现销售收入37.6万元，贫困群众获得务工收入8.6万余元。项目结对帮扶的91户贫困户，户均分红1000元。
截至目前，贫困群众在微农场务工260人次，获得务工收入2万余元，带动村里28户群众种植红芯红薯，合作社组织收购及销售，有效解决群众销售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今年的微农场认领马上就要开始，不限量，有多少就种多少。”肖晓斌笑着说。
平坦的马路干净整洁，地里的皇竹草恣意生长，牛棚里的黄牛吃着青草，老人闲适的坐在院子里聊家常。在湾坪村全体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今日的湾坪村，贫困渐行渐远,美好抬头可见,幸福触手可及。（ 鲁开伟 王小欢）
沐浴着清晨的朝阳，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湾坪村的张光达一大早来到村里的养牛场，开始了一天的饲养工作。
作为省级深度贫困村，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湾坪村共有12个村民组,19个自然村寨，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是该村的最大特点，全村总人口639户2238人,其中，有215户766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4年，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32.8%。
自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以来，湾坪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村道路宽敞平坦、产业发展丰富多样、一栋栋民居错落有致、村卫生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与夏日乡村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民俗风情田园画。
产业兴旺，脱贫致富有方法
夏日的养牛场，碧空如洗，记者跟随张光达来到村里的养牛场，搬运饲料、填料喂牛、打扫圈舍，查看每个棚里牛的情况，这就是张光达每天的工作内容。
“以前，出门打工也就是3000到4000块钱一个月，在这里上班，工作简单，都是些手上活路，每个月有3600元，还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划算多了。”张光达说，“现在，整个养牛场有200多头牛，加上我，2个人固定在养牛场上班，我们都是住在附近。”
养牛场由村合作社经营，该村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4月，注册资金745万元，入社社员228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14户，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村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运行模式，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财政扶贫资金量化入股、土地现金入股、与合作社签定种销协议、土地流转协议、参加合作社务工等获得收入，产业发展为群众提供“进钱”的渠道。
养牛是湾坪村谋划的上游产业，通过养牛，合作社还土地流转种植皇竹草400亩，建成产能为2000吨的秸秆综合利用加工厂一个、在建500吨青贮池一个，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组织运作模式，发动周边群众养牛种草，实现产业“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良性循环。
“皇竹草一亩地一年可以收3季，合作社回收是一块五1斤，3季的话可以赚3到4千元钱，比起以前村民种玉米，一年下来，可能收成不好的时候，一亩地只能有几百到一千元划算得多，很好的提升了村民土地的价值和收益。”湾坪村驻村第一书记肖晓斌向记者介绍道。
产业链的延伸不仅增强了贫困户自主创业的能力，还加速当地种植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养牛产业的强劲发展带动了劳务用工的需求，让一部分贫困人口就地就业增收。
“400亩皇竹草都需要人工来收割，务工的需求是很大的，到割草的季节，每天平均有30到50个农户在合作社务工，每天80元钱，对于普通群众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肖晓斌说。
2017年以来，合作社为村民提供务工4500多人次，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愿望。2018年1月，合作社第一次分红，村集体积累资金达到4万元，湾坪村由原来的空壳村实现了零的突破。2019年底合作社分红28万元，惠及农户218户，村里贫困户利益联结全覆盖。
脱贫有保障，长效机制扶一程
“以前房子又破又小，家里几兄弟住在一起，住都住不下，现在几兄弟自己新建了房子，宽敞了。”正在忙着做午饭的王国秀，回忆起以前的生活仍是满脸的无奈。
王国秀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多年来一直省吃俭用依然囊中羞涩，修建新房成为了几兄弟的“梦想”。前几年，王国秀一家得到了政府的危房补助，一家人别提有多开心。“修建房子很困难，连房子的砖都是开石头打沙自己做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就这么困难，政府给补贴的2万元，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王国秀说。
“你看这个净水器，是村里免费给安的，没有花一分钱。” 说起这几年村里对自己的帮助，王国秀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她指着旁边安装好的净水器对记者说，村里缺水，修建自来水管不容易，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吃上放心水，村里给每户都修建了小水窖，还免费安装了净水器。
吃水、住房问题都解决了，连医疗健康也有保障。村里建立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合率100%，并正常享受医疗报销。“村里的医生很负责，像我年纪慢慢大了，医生经常还会上门询问身体状况，给我量一下血压，讲解一些健康知识。”王国秀说。
在一旁的王国秀丈夫姜兴荣接过话茬对记者说，村里对低收入户家庭挺关心照顾，就医上学等基本不用花钱，自己的孩子在黑龙江读大学，每年都有政府的扶贫助学金，孩子考上大学那年，村里还另外给了1000元的助学金。“现在在村里务工，加上村合作社每年的分红，赚的钱目前主要供孩子上学，孩子今年上大四，大学马上毕业，好日子不远了。”
王国秀的脱贫历程只是湾坪村一个缩影，小康路上一个不掉队！肖晓斌说，“村里安排贫困户8户8人参加村级“公益性岗位”，解决就业收入每人每年10000元；增设‘一村七员’32人，人均年增收4800元，安排贫困户15户30人到合作社稳定务工，户均收入达到5000元。”
爱心助力，精准帮扶奔小康
2017年4月，西南政法大学贵州校友会携手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扶贫工作队，在湾坪村，开发了白石岩微农场，以种植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紫云红芯红薯。
“微农场运用互联网+扶贫的思维，借助网络平台，把农产品的需要者和生产者连接起来。”肖晓斌说，一分地就是一个微农场，一个微农场对应一个贫困户，爱心人士以1千元认领一分地成为微农场主，‘一对一’精准帮扶贫困户。
微农场由村合作社统一管理，对农场主认领的土地进行挂牌确认，贫困户具体打理。微农场收获的红芯红薯全部归农场主所有，认领款全部用于帮扶贫困户。
“去年我们的爱心农场主每份地收获了150斤优质红心薯1只本地土鸡，还有5斤牛肉，都是本村的土特产。微农场的场地每年还会更换，确保生产出的农产品品质优良。”肖晓斌说。
对贫困户来说，在种下红薯之前已经卖出了产品，这样的零风险模式，更加增添了贫困群众利用本地资源拔除穷根的信心。对微农场主来说，不仅帮助了一户贫困人家，还获得了原生态红薯，也为家人订了一份健康。农场主及家人还可以与帮扶对象一起劳动，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农耕，传承文化。
微农场运营两年多来，得到广大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社会认可程度逐步提高，帮扶效益明显。2019年，白石岩微农场栽种红芯红薯180亩，其中有107人认领91分土地。在农场主们的宣传推广下，微农场红芯红薯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20个省市，实现销售收入37.6万元，贫困群众获得务工收入8.6万余元。项目结对帮扶的91户贫困户，户均分红1000元。
截至目前，贫困群众在微农场务工260人次，获得务工收入2万余元，带动村里28户群众种植红芯红薯，合作社组织收购及销售，有效解决群众销售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今年的微农场认领马上就要开始，不限量，有多少就种多少。”肖晓斌笑着说。
平坦的马路干净整洁，地里的皇竹草恣意生长，牛棚里的黄牛吃着青草，老人闲适的坐在院子里聊家常。在湾坪村全体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今日的湾坪村，贫困渐行渐远,美好抬头可见,幸福触手可及。（ 鲁开伟 王小欢）
陈忠实散文：家有斑鸠
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刚睁开眼，便听到咕咕--咕咕的鸟叫声。这是斑鸠。虽然久违这种鸟叫声，却不陌生，第一声入耳，我便断定是斑鸠，不由得惊喜。
披上衣服，竟有点迫不及待，悄声静气地靠近窗户，透过玻璃望出去，后屋的前檐上，果然有两只斑鸠。一只站在瓦楞上，另一只围着它转着，一边转着，一边点头，发出咕咕咕咕的叫声。显然是雄斑鸠在向雌斑鸠求爱，颇为绅士，像西方男子向所爱的女子鞠躬致礼，咕咕咕的叫声类似"我爱你"的表白。
这是我回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看见的情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
六年前的大约这个时节，我和文学评论家王仲生教授住在波士顿城郊他的胞弟家里。尽管这座三层小洋楼宽敞舒适，我和王教授还是更喜欢站着或坐在后院里。后院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坪，有几种疏于管理的花木。这一排房子的后院连着后面一排小楼房的后院，中间有一排粗大高耸的树木分隔。树木的枝杈上，栖息着毋宁说侍立着一群鸟儿。一种通体黑色的梭子形状的鸟，在人刚开开后门走到草坪边的时候，梭子黑鸟便从树枝上飞下来，落在草坪上，期待着人撒出面包屑或什么吃食。你撒了吃剩的面包屑或米粒儿，它们就在你面前的草地上争食，甚至大胆地跳到人的脚前来。偶尔，还会有一只两只松鼠不知从哪棵树上蹿下来，和梭子鸟儿在草地上抢夺食物。
我在那个令人忘情的人与鸟兽共处的草坪上，曾经想过在我家的小院里，如若能有这样一群敢于光顾的鸟儿就好了。我们近年来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要赶上人家的年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尚需一个较长的时日；然而我们的鸟儿和诸如松鼠的小兽敢于到居民的阳台和农民的小院来觅食，却是不需花费财力物力的事，只需给鸟儿和兽儿一点人道和爱心就行了。然而实际想来，实现这样人鸟人兽共存共荣的和谐景象，恐怕也不是短时间的事。
飞翔在我们天空的鸟儿和奔驰在我们山川里的兽儿，对人的恐惧和绝对的不信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把爱鸟爱兽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意识来提倡，不过是十来年间的事。我们把鸟儿兽儿作为美食作为美裳作为玩物作为发财的对象而心狠手狠的年月，却无法算计。我能记得和看到的，一是1958年对麻雀发动的全民战争，麻雀虽未绝种，倒是把所有飞翔在天空的各色鸟儿吓得肝胆欲裂，它们肯定会把对人的恐惧和防范以生存戒律传递给子子孙孙。再是种种药剂和化肥，杀了害虫长了庄稼，却把许多食虫食草的鸟儿整得种族灭绝--更不要说那些利欲熏心丧尽良知的捕杀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者。我曾瞎猜过，能够存活到今天的鸟类、兽类，肯定具备一组特别优秀的专司提防、警惕人类伤害的基因。不然，早该在明枪暗弓以及五花八门的机关和陷阱里灭绝了。
还是说我家的斑鸠。
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住了斑鸠，像辨识家乡的各种鸟儿一样，不足为奇。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是最朴拙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的羽毛比不得任何一种鸟儿，连麻雀的羽翅上的暗纹也比不得。没有长喙和高足，比不得啄木鸟和鹭鸶。没有动人的叫声，从早到晚都是粗浑单调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它的巢也是我所见过的鸟窝中最简单最不成型的一种，简单到仅有可以数清的几十根柴枝，横竖搭置成一个浅浅的潦草的窝。小时候我站在树下，可以从窝的底部的缝隙透见窝里有几枚蛋。我曾经在60年代的小学课文上看到过以斑鸠为题编写的课文，说斑鸠是最懒惰的鸟，懒得连窝也不认真搭建，冬天便冻死在这种既不遮风亦不挡雨的窝里。
然而，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住在祖居的老屋读书写字，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尽管我搞不清斑鸠消亡的原因，却肯定不会是如童话所阐述的陋窝所致，倒是倾向于某种农药或化肥的种类性绝杀。这种普遍的毫不起眼的鸟儿的绝踪，没有引起任何村人的注意。我以为在家院的周围再也看不到斑鸠了。
斑鸠却在我重返家乡的第一个清晨出现了，就在我的房檐上。
我便轻手开门，怕惊吓了它。它还是飞走了。
初始，无论我怎样轻手蹑足开门走路，它一发现我从屋内走到院中，扑棱一声就从屋脊或围墙上起飞了，飞入高高的村树上去了。我仍然往小院里撒抛米谷。直到某一日，我开开门出来，两只斑鸠突然从院中飞起，落到房檐上，还在探头探脑瞅着院中尚未吃完的谷米。我的心里一动，它终于有胆子到院内落脚啄食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我和斑鸠的关系获得令人振奋的突破之后，随之便是持久的停滞不前。斑鸠在房檐在房脊在院墙上栖息追逐，似乎已经放心无虞。然而有我在场的时候，它们绝不飞落到院里来啄食，无论我抛撒的米谷多么富于诱惑。有几次我从室内的窗玻璃前窥视到斑鸠在院中啄食米谷的情景，每当我出门，它们便惊慌地飞上房顶。这一刻，我清醒地意识到，它还不完全是我家的斑鸩。
要让斑鸠随心无虞地落到小院里，心里踏实地啄食，在我的眼下，在我的脚前，尚需一些时日。
我将等待。
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刚睁开眼，便听到咕咕--咕咕的鸟叫声。这是斑鸠。虽然久违这种鸟叫声，却不陌生，第一声入耳，我便断定是斑鸠，不由得惊喜。
披上衣服，竟有点迫不及待，悄声静气地靠近窗户，透过玻璃望出去，后屋的前檐上，果然有两只斑鸠。一只站在瓦楞上，另一只围着它转着，一边转着，一边点头，发出咕咕咕咕的叫声。显然是雄斑鸠在向雌斑鸠求爱，颇为绅士，像西方男子向所爱的女子鞠躬致礼，咕咕咕的叫声类似"我爱你"的表白。
这是我回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看见的情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
六年前的大约这个时节，我和文学评论家王仲生教授住在波士顿城郊他的胞弟家里。尽管这座三层小洋楼宽敞舒适，我和王教授还是更喜欢站着或坐在后院里。后院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坪，有几种疏于管理的花木。这一排房子的后院连着后面一排小楼房的后院，中间有一排粗大高耸的树木分隔。树木的枝杈上，栖息着毋宁说侍立着一群鸟儿。一种通体黑色的梭子形状的鸟，在人刚开开后门走到草坪边的时候，梭子黑鸟便从树枝上飞下来，落在草坪上，期待着人撒出面包屑或什么吃食。你撒了吃剩的面包屑或米粒儿，它们就在你面前的草地上争食，甚至大胆地跳到人的脚前来。偶尔，还会有一只两只松鼠不知从哪棵树上蹿下来，和梭子鸟儿在草地上抢夺食物。
我在那个令人忘情的人与鸟兽共处的草坪上，曾经想过在我家的小院里，如若能有这样一群敢于光顾的鸟儿就好了。我们近年来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要赶上人家的年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尚需一个较长的时日；然而我们的鸟儿和诸如松鼠的小兽敢于到居民的阳台和农民的小院来觅食，却是不需花费财力物力的事，只需给鸟儿和兽儿一点人道和爱心就行了。然而实际想来，实现这样人鸟人兽共存共荣的和谐景象，恐怕也不是短时间的事。
飞翔在我们天空的鸟儿和奔驰在我们山川里的兽儿，对人的恐惧和绝对的不信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把爱鸟爱兽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意识来提倡，不过是十来年间的事。我们把鸟儿兽儿作为美食作为美裳作为玩物作为发财的对象而心狠手狠的年月，却无法算计。我能记得和看到的，一是1958年对麻雀发动的全民战争，麻雀虽未绝种，倒是把所有飞翔在天空的各色鸟儿吓得肝胆欲裂，它们肯定会把对人的恐惧和防范以生存戒律传递给子子孙孙。再是种种药剂和化肥，杀了害虫长了庄稼，却把许多食虫食草的鸟儿整得种族灭绝--更不要说那些利欲熏心丧尽良知的捕杀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者。我曾瞎猜过，能够存活到今天的鸟类、兽类，肯定具备一组特别优秀的专司提防、警惕人类伤害的基因。不然，早该在明枪暗弓以及五花八门的机关和陷阱里灭绝了。
还是说我家的斑鸠。
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住了斑鸠，像辨识家乡的各种鸟儿一样，不足为奇。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是最朴拙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的羽毛比不得任何一种鸟儿，连麻雀的羽翅上的暗纹也比不得。没有长喙和高足，比不得啄木鸟和鹭鸶。没有动人的叫声，从早到晚都是粗浑单调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它的巢也是我所见过的鸟窝中最简单最不成型的一种，简单到仅有可以数清的几十根柴枝，横竖搭置成一个浅浅的潦草的窝。小时候我站在树下，可以从窝的底部的缝隙透见窝里有几枚蛋。我曾经在60年代的小学课文上看到过以斑鸠为题编写的课文，说斑鸠是最懒惰的鸟，懒得连窝也不认真搭建，冬天便冻死在这种既不遮风亦不挡雨的窝里。
然而，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住在祖居的老屋读书写字，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尽管我搞不清斑鸠消亡的原因，却肯定不会是如童话所阐述的陋窝所致，倒是倾向于某种农药或化肥的种类性绝杀。这种普遍的毫不起眼的鸟儿的绝踪，没有引起任何村人的注意。我以为在家院的周围再也看不到斑鸠了。
斑鸠却在我重返家乡的第一个清晨出现了，就在我的房檐上。
我便轻手开门，怕惊吓了它。它还是飞走了。
初始，无论我怎样轻手蹑足开门走路，它一发现我从屋内走到院中，扑棱一声就从屋脊或围墙上起飞了，飞入高高的村树上去了。我仍然往小院里撒抛米谷。直到某一日，我开开门出来，两只斑鸠突然从院中飞起，落到房檐上，还在探头探脑瞅着院中尚未吃完的谷米。我的心里一动，它终于有胆子到院内落脚啄食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我和斑鸠的关系获得令人振奋的突破之后，随之便是持久的停滞不前。斑鸠在房檐在房脊在院墙上栖息追逐，似乎已经放心无虞。然而有我在场的时候，它们绝不飞落到院里来啄食，无论我抛撒的米谷多么富于诱惑。有几次我从室内的窗玻璃前窥视到斑鸠在院中啄食米谷的情景，每当我出门，它们便惊慌地飞上房顶。这一刻，我清醒地意识到，它还不完全是我家的斑鸩。
要让斑鸠随心无虞地落到小院里，心里踏实地啄食，在我的眼下，在我的脚前，尚需一些时日。
我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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