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庐山记
〔清〕敬恽
原文:
庐山据浔阳彭蠡之会，环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敌其大以荡潏之则灵。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旷，与海水异。故并海诸山多壮郁，而庐山有娱逸之观。
嘉庆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绝宫亭，泊左蠡。庚辰，舣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峰，过小三峡，驻独对亭，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叶方茁。月出后，循贯道溪，历钓台石、眠鹿场，右转达后山。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焉。
辛巳，由三峡涧，陟欢喜亭。亭废，道险甚。求李氏山房遗址，不可得。登含鄱岭，大风啸于岭背，由隧来。风止，攀太乙峰。东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泽，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至湖壖，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遂不至五老峰而下。窥玉渊潭，憩栖贤寺。回望五老峰，乃夕日穿漏，势相倚负。返，宿于文会堂。
壬午，道万杉寺，饮三分池。未抵秀峰寺里所，即见瀑布在天中。既及门，因西瞻青玉峡，详睇香炉峰，盥于龙井。求太白读书堂，不可得。返，宿秀峰寺。
癸未，往瞻云，迂道绕白鹤观。旋至寺，观右军墨池。西行，寻至栗里卧醉石，石大于屋，当涧水。途中访简寂观，未往。返，宿秀峰寺，遇一微头陀。
甲申，吴兰雪携廖雪鹭、沙弥朗园来，大笑，排闼入。遂同上黄岩，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叩黄岩寺，踏乱石寻瀑布源，径绝而止。复返宿秀峰寺。兰雪往瞻云，一微头陀往九江。
乙酉，晓望瀑布，倍未雨时。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苍酽一色，岩谷如削平。顷之，香炉峰下白云一缕起，遂团团相衔出；复顷之，遍山皆团团然；复顷之，则相与为一。山之腰皆弇之，其上下仍苍酽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敬故于是游所历，皆类记之，而于云独记其诡变足以娱性逸情如是，以贻后之好事者焉。
译文：
庐山处于浔阳江和鄱阳湖交会的地方，围绕着它的三面都是水。凡是大山得到水的衬托，能抵得住它的气势，让它涌荡腾跃，就称得上灵气所钟。而江和湖的水，吞吐进出，平稳宽阔，与海水不一样。所以靠海的山岭大多显得雄壮深沉，而庐山具有清逸动人的景致。
嘉庆十八年三月十二日，我因有事渡过鄱阳湖，泊船左蠡。十三日，船停靠在星子县境，于是便前去游览。这一天前往白鹿洞，眺望五老峰，穿过小三峡，停驻于独对亭，打开锁，在文会堂止息。那里有一棵桃树，桃花正开；右边有一株芭蕉，蕉叶才刚刚抽出。月出以后，沿着贯道溪，经过钓台石、眠鹿场，转向右走到后山。成千上万棵松树和杉树象屋上的桁梁那样，横贯在五老峰的山脚处。
十四日，经由三峡涧，登上欢喜亭。亭子已经残坏，道路非常危险。寻求李氏山房的遗址，没有能够找到。登上含鄱岭，大风在岭后面呼啸着，沿着通道吹来。风停后，爬上太乙峰。向东南方遥望南昌城，斜北远眺彭泽县，都隔着鄱阳湖，湖水清亮亮地闪烁着波光。过了一会儿，地面就象收卷席子那样，由远而近渐次隐没；再过一会儿，暗影已移到湖面中央；再过一会儿，延伸到湖岸，然后连山脚都看不清了。这才知道是云朵遮蔽了天空，由远而来。这时候四周围的山峰都一派云气腾涌的样子，而大块的浮云不计其数，成群结队，从山岭后涌起，互相奔驰追逐，布满空中，看样儿将要下雨。这样就没到五老峰而改行下山。观看玉渊潭，在栖贤寺小歇。回头望五老峰，只见夕阳透过云层的空隙照射下来，象是跟峰峦互相依靠着似的。回来，在文会堂住宿过夜。
十五日，走过万杉寺，在三分池喝茶。离秀峰寺还有一里路左右，就望见瀑布悬挂在半空中间。等进了寺门，于是朝西面瞻望青玉峡，仔细地观望香炉峰，在龙井洗手。寻求李白的读书堂，未能找见。返回，在秀峰寺内过夜。
十六日，去瞻云峰，迂回取道绕行过白鹤观。随即到了归宗寺，观赏了王羲之的墨池。再往西去，不久到了栗里的陶渊明卧醉石，卧醉石比屋子还高大，正对着涧水。途中寻访简寂观，但没有前去。返回，住宿在秀峰寺，遇见了一微头陀。
十七日，吴兰雪带着廖雪鹭和小和尚朗园来，大声喧笑着，推门直入。于是大家一起上黄岩峰，侧身踮着脚步越过文殊台，俯身欣赏瀑布飞流直下，一直望到看不见为止。登门求访黄岩寺，踩着乱石去探寻瀑步的源头，迎着汉阳峰向上，到路行不通了才停下脚步。重又返回宿于秀峰寺。吴兰雪去瞻云峰，而一微头陀去九江。这天夜里下起了大雨。算来在山中已经五天了。
十八日，早晨望瀑布，比下雨之前大了一倍。出山五里左右，到了神林浦，望瀑布更为清楚。山深沉沉的，一派浓郁的深青色，岩谷象用刀削过一般平直。不一会儿，香炉峰下一缕白云袅袅上升，于是成团的白云互相衔接着出现；又一会儿，满山都见团团的云朵；再一会儿，云团互相汇合成为一体。山的半腰都被云围封住了，而山腰以上和以下仍然是一色浓重的深青，这是我生平所从未见到过的。云，是水的象征，是山的灵气外泄的结果。所以我对于这次游览所经过的地方，都只大体上记述一下，而唯独对于云，特地记下它象这样地变幻奇巧，足以悦人心性、散和情兴，以留给以后的感兴趣者。
〔清〕敬恽
原文:
庐山据浔阳彭蠡之会，环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敌其大以荡潏之则灵。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旷，与海水异。故并海诸山多壮郁，而庐山有娱逸之观。
嘉庆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绝宫亭，泊左蠡。庚辰，舣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峰，过小三峡，驻独对亭，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叶方茁。月出后，循贯道溪，历钓台石、眠鹿场，右转达后山。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焉。
辛巳，由三峡涧，陟欢喜亭。亭废，道险甚。求李氏山房遗址，不可得。登含鄱岭，大风啸于岭背，由隧来。风止，攀太乙峰。东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泽，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至湖壖，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遂不至五老峰而下。窥玉渊潭，憩栖贤寺。回望五老峰，乃夕日穿漏，势相倚负。返，宿于文会堂。
壬午，道万杉寺，饮三分池。未抵秀峰寺里所，即见瀑布在天中。既及门，因西瞻青玉峡，详睇香炉峰，盥于龙井。求太白读书堂，不可得。返，宿秀峰寺。
癸未，往瞻云，迂道绕白鹤观。旋至寺，观右军墨池。西行，寻至栗里卧醉石，石大于屋，当涧水。途中访简寂观，未往。返，宿秀峰寺，遇一微头陀。
甲申，吴兰雪携廖雪鹭、沙弥朗园来，大笑，排闼入。遂同上黄岩，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叩黄岩寺，踏乱石寻瀑布源，径绝而止。复返宿秀峰寺。兰雪往瞻云，一微头陀往九江。
乙酉，晓望瀑布，倍未雨时。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苍酽一色，岩谷如削平。顷之，香炉峰下白云一缕起，遂团团相衔出；复顷之，遍山皆团团然；复顷之，则相与为一。山之腰皆弇之，其上下仍苍酽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敬故于是游所历，皆类记之，而于云独记其诡变足以娱性逸情如是，以贻后之好事者焉。
译文：
庐山处于浔阳江和鄱阳湖交会的地方，围绕着它的三面都是水。凡是大山得到水的衬托，能抵得住它的气势，让它涌荡腾跃，就称得上灵气所钟。而江和湖的水，吞吐进出，平稳宽阔，与海水不一样。所以靠海的山岭大多显得雄壮深沉，而庐山具有清逸动人的景致。
嘉庆十八年三月十二日，我因有事渡过鄱阳湖，泊船左蠡。十三日，船停靠在星子县境，于是便前去游览。这一天前往白鹿洞，眺望五老峰，穿过小三峡，停驻于独对亭，打开锁，在文会堂止息。那里有一棵桃树，桃花正开；右边有一株芭蕉，蕉叶才刚刚抽出。月出以后，沿着贯道溪，经过钓台石、眠鹿场，转向右走到后山。成千上万棵松树和杉树象屋上的桁梁那样，横贯在五老峰的山脚处。
十四日，经由三峡涧，登上欢喜亭。亭子已经残坏，道路非常危险。寻求李氏山房的遗址，没有能够找到。登上含鄱岭，大风在岭后面呼啸着，沿着通道吹来。风停后，爬上太乙峰。向东南方遥望南昌城，斜北远眺彭泽县，都隔着鄱阳湖，湖水清亮亮地闪烁着波光。过了一会儿，地面就象收卷席子那样，由远而近渐次隐没；再过一会儿，暗影已移到湖面中央；再过一会儿，延伸到湖岸，然后连山脚都看不清了。这才知道是云朵遮蔽了天空，由远而来。这时候四周围的山峰都一派云气腾涌的样子，而大块的浮云不计其数，成群结队，从山岭后涌起，互相奔驰追逐，布满空中，看样儿将要下雨。这样就没到五老峰而改行下山。观看玉渊潭，在栖贤寺小歇。回头望五老峰，只见夕阳透过云层的空隙照射下来，象是跟峰峦互相依靠着似的。回来，在文会堂住宿过夜。
十五日，走过万杉寺，在三分池喝茶。离秀峰寺还有一里路左右，就望见瀑布悬挂在半空中间。等进了寺门，于是朝西面瞻望青玉峡，仔细地观望香炉峰，在龙井洗手。寻求李白的读书堂，未能找见。返回，在秀峰寺内过夜。
十六日，去瞻云峰，迂回取道绕行过白鹤观。随即到了归宗寺，观赏了王羲之的墨池。再往西去，不久到了栗里的陶渊明卧醉石，卧醉石比屋子还高大，正对着涧水。途中寻访简寂观，但没有前去。返回，住宿在秀峰寺，遇见了一微头陀。
十七日，吴兰雪带着廖雪鹭和小和尚朗园来，大声喧笑着，推门直入。于是大家一起上黄岩峰，侧身踮着脚步越过文殊台，俯身欣赏瀑布飞流直下，一直望到看不见为止。登门求访黄岩寺，踩着乱石去探寻瀑步的源头，迎着汉阳峰向上，到路行不通了才停下脚步。重又返回宿于秀峰寺。吴兰雪去瞻云峰，而一微头陀去九江。这天夜里下起了大雨。算来在山中已经五天了。
十八日，早晨望瀑布，比下雨之前大了一倍。出山五里左右，到了神林浦，望瀑布更为清楚。山深沉沉的，一派浓郁的深青色，岩谷象用刀削过一般平直。不一会儿，香炉峰下一缕白云袅袅上升，于是成团的白云互相衔接着出现；又一会儿，满山都见团团的云朵；再一会儿，云团互相汇合成为一体。山的半腰都被云围封住了，而山腰以上和以下仍然是一色浓重的深青，这是我生平所从未见到过的。云，是水的象征，是山的灵气外泄的结果。所以我对于这次游览所经过的地方，都只大体上记述一下，而唯独对于云，特地记下它象这样地变幻奇巧，足以悦人心性、散和情兴，以留给以后的感兴趣者。
为《中国诗词大会》指擿篇（9）
《中国诗词大会》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二日集，十八分开始，主持人董卿又出一题：
让人回答「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的「新桃」是什么意思。
这个题，给出了三个选项，我还是抄于下：
A.早开的桃花。
B.新的桃符。
C.新年的寿桃馒头。
节目组给出的答案选择B，我这里说，这个答案有对的一面，又有错的一面。
「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并不是「新的桃符」，而是用当年的新桃木作木板，并以此作为「符」的载体。故此，「新桃」是指经过精制的今年制桃木板。要注意，这句诗的最后「旧符」，已经是指桃符。桃木板上没有内容的时候，不能称桃符。后边蒙曼的解释，也十分不系统，几乎也是没有解释清楚。蒙曼举孟昶写桃符为对联，这是错误的例子，而孟昶写的不是对联，那是歌词的一部分，又是木板内容的一部分。木板的内容可能有画，比如神荼、郁垒等。孟昶题的词，是歌词，不是如今的对联，史书记载只是写了歌词的部分，并未全录，则引起后世的误会。
孟昶撰桃符事迹，载于《宋史》。
《宋史》卷六十六志第十九：「建隆中，京师士庶及乐工、少年竞唱歌曰《五来子》。自建隆、开宝，凡平荆、湖、川、广、江南，五国皆来朝。时西川孟昶赋敛无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缗钱，唯仰在质物。乃竞书简札揭于门曰：『今召主收赎。』又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召』与『赵』、『赎』与『蜀』同音。」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6年（1346）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宋史》。
根据《宋史》以及《文献通考》的收录情况，孟昶这两句词，大概是《五来子》歌的一部分，孟昶令翰林填词，应该是《五来子》，但是孟昶觉得翰林填词不工，才决定自己重作，翰林其词已经不传。
另外，一般人很难注意到的细节问题，桃符的意义不仅在于辟邪，还有一个迎新的意义。这一年的新年，用上一年的桃木制板，换上去年的桃符，这才叫换旧符，也就是说，换旧符的这个意义，体现几个方面。第一，制造木板，用的是新木，这个新木是指新采伐下来的桃木，不论它是生长几年，刚采伐下来的桃木，那就是新年木，用新年木制桃木板，就体现了迎新驱邪的作用，所以换旧符，不仅仅等于随便写几句吉祥的话语，而是体现在迎来新的一年的用意。新与旧是两重意义，但其内在关联，是极为紧密的。今日的学者大多体会不到，为何要用桃木当做桃符，可以参考《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一篇的相关记载。
「〈本草〉云：枭桃，在树不落，杀百鬼。王桃，服之长生不死。〈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此仙木也。」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嘉靖万历间杨鑨九洲书屋刻剜改印本《初学记》。
所以，理解王安石《元日》这首诗，必须要明白元日是什么意思，更要理解桃符的用途，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更要紧的理解，是要体会桃木制板为符的用意，从中才能理解何谓「元日」。所以这道题目的制作，显然缺乏严谨系统的知识概念。「新桃」，当然不是「新的桃符」，而是「经过精制的今年制桃木板」，只有精制之后，桃木板才能使用，只有桃木板再加工之后，做成「桃符板」，才能在上边写画相应的内容。在王安石的时代，对联「桃符」并非是普遍，所以，它只能是传统桃符。另外，又不论王安石是不是使用其他种类的桃符，在诗中更是特指桃木板，这是诗的典故运用关系所决定的。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月隐寒霜 #国学知识# #读书笔记# #泡脚读全唐诗#
《中国诗词大会》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二日集，十八分开始，主持人董卿又出一题：
让人回答「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的「新桃」是什么意思。
这个题，给出了三个选项，我还是抄于下：
A.早开的桃花。
B.新的桃符。
C.新年的寿桃馒头。
节目组给出的答案选择B，我这里说，这个答案有对的一面，又有错的一面。
「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并不是「新的桃符」，而是用当年的新桃木作木板，并以此作为「符」的载体。故此，「新桃」是指经过精制的今年制桃木板。要注意，这句诗的最后「旧符」，已经是指桃符。桃木板上没有内容的时候，不能称桃符。后边蒙曼的解释，也十分不系统，几乎也是没有解释清楚。蒙曼举孟昶写桃符为对联，这是错误的例子，而孟昶写的不是对联，那是歌词的一部分，又是木板内容的一部分。木板的内容可能有画，比如神荼、郁垒等。孟昶题的词，是歌词，不是如今的对联，史书记载只是写了歌词的部分，并未全录，则引起后世的误会。
孟昶撰桃符事迹，载于《宋史》。
《宋史》卷六十六志第十九：「建隆中，京师士庶及乐工、少年竞唱歌曰《五来子》。自建隆、开宝，凡平荆、湖、川、广、江南，五国皆来朝。时西川孟昶赋敛无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缗钱，唯仰在质物。乃竞书简札揭于门曰：『今召主收赎。』又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召』与『赵』、『赎』与『蜀』同音。」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6年（1346）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宋史》。
根据《宋史》以及《文献通考》的收录情况，孟昶这两句词，大概是《五来子》歌的一部分，孟昶令翰林填词，应该是《五来子》，但是孟昶觉得翰林填词不工，才决定自己重作，翰林其词已经不传。
另外，一般人很难注意到的细节问题，桃符的意义不仅在于辟邪，还有一个迎新的意义。这一年的新年，用上一年的桃木制板，换上去年的桃符，这才叫换旧符，也就是说，换旧符的这个意义，体现几个方面。第一，制造木板，用的是新木，这个新木是指新采伐下来的桃木，不论它是生长几年，刚采伐下来的桃木，那就是新年木，用新年木制桃木板，就体现了迎新驱邪的作用，所以换旧符，不仅仅等于随便写几句吉祥的话语，而是体现在迎来新的一年的用意。新与旧是两重意义，但其内在关联，是极为紧密的。今日的学者大多体会不到，为何要用桃木当做桃符，可以参考《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一篇的相关记载。
「〈本草〉云：枭桃，在树不落，杀百鬼。王桃，服之长生不死。〈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此仙木也。」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嘉靖万历间杨鑨九洲书屋刻剜改印本《初学记》。
所以，理解王安石《元日》这首诗，必须要明白元日是什么意思，更要理解桃符的用途，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更要紧的理解，是要体会桃木制板为符的用意，从中才能理解何谓「元日」。所以这道题目的制作，显然缺乏严谨系统的知识概念。「新桃」，当然不是「新的桃符」，而是「经过精制的今年制桃木板」，只有精制之后，桃木板才能使用，只有桃木板再加工之后，做成「桃符板」，才能在上边写画相应的内容。在王安石的时代，对联「桃符」并非是普遍，所以，它只能是传统桃符。另外，又不论王安石是不是使用其他种类的桃符，在诗中更是特指桃木板，这是诗的典故运用关系所决定的。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月隐寒霜 #国学知识# #读书笔记# #泡脚读全唐诗#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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