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故事丨石斛：长于峭壁之上的仙草，已可人工繁殖和规模化种植
野生的铁皮石斛生长于峭壁悬崖之上，产量十分稀少，在《神农本草经》中，石斛被列为上品中药。在1000多年前的道家医学经典《道藏》中，铁皮石斛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铁皮石斛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所以成为历代养生补品，素有“千金草”“软黄金”之称。“中华仙草”的味道并不是人人都能品尝得到，如今，现在人们之所以能够轻易地食用石斛，则要归功于科学家们在品种选育、人工栽培等方面的技术突破。近20年来，随着组培技术和设施园艺的发展，石斛已可人工繁殖和规模化种植，人工种植方式有设施栽培、立体栽培、仿野生栽培等。
本期，小编将从4个方面带大家了解石斛：石斛的特点、人工种植渐成规模、石斛产业发展瓶颈、石斛的规模种植
在雨水丰沛的江南地区的悬崖峭壁之上，生长着一种不惹眼的植物。每年五六月的花期，原本只有鲜绿的崖壁上，开始出现点点细红和嫩白，这正是石斛在开花。石斛之名来源于它的药用功能，古人取悬崖上的石斛茎入药，其自然枯萎的假鳞茎，因为失水会自然卷曲，加之其颜色由绿色变成金黄色，光滑的外皮具有明显光感也被人称作“金钗”。江南的石壁上本多石斛，安徽、江西所产的石斛种类甚多，有细茎石斛、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等品种，古人所讲的“石斛”便是这些种类的统称。石斛入药较早，因其无毒，加之生长之地为悬崖峭壁，因此略显名贵。
石斛这种传统名贵中药材，自古以来，主要是从悬崖峭壁和林中树干上采集，其功效的独特性和获取的艰难程度，导致其价格贵比黄金。暴利驱使下，有人不断采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加重，导致石斛野生资源的濒危程度不断加剧。那么，传说中一枝难求的“中华仙草”，究竟是如何从悬崖峭壁走向人工繁殖和规模化种植的呢?
石斛的特点
石斛是一种附生于裸露岩石的兰花，它的根系呈肉质，利用包裹在根外的海绵组织紧紧吸附在石面上。石斛可以利用这层海绵组织吸收雨水并将其保存起来，同时滋养着海绵组织中共生的真菌。共生的真菌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元素，并分泌酸性物质，以便于石斛从坚硬的岩石中吸收养分。
采药人有句俗语：“药材行里有金钗，山货行里有猴头”，其含义便是把石斛比作山珍海味一般的珍贵药材。石斛生长极为缓慢，虽然它可以从裸露的石头上吸收养分，从空气中获得水分，但贫瘠的环境让它生长能力极为有限。石斛是合轴分枝生长，即假鳞茎顶端不会再生长，新的假鳞茎由旧的假鳞茎基部的新芽发育而来，一般一年只更新一次，每次也仅有一两枚新的假鳞茎。石斛入药的部分正是其假鳞茎。因为长年的采挖，石壁上的野生石斛已经极为稀少，五六月间的美丽石斛花，也变成了罕见景色了。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它们都有自己的生态位置，石斛为了生存，在环境严苛的石缝中找到立足之地，而如今却因过度开采，有些品种已经濒临灭绝的境地。
人工种植渐成规模
20世纪7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开始探索人工种植石斛。至70年代末，科研人员进行了石斛种质资源的整理与鉴定。
20世纪80年代，我国药典和各省饮片炮制规范、各省药材质量标准都陆续采用了标准的种名。
20世纪80年代末，石斛组培技术取得突破。90年代初，浙江一些企业首次将组培技术应用于工厂化育苗，并开始尝试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
2000年，浙江出现铁皮石斛规模化人工种植。
进入21世纪后，石斛的人工繁殖和种植都进入了规模发展阶段。
近20年来，随着组培技术和设施园艺的发展，石斛已可人工繁殖和规模化种植。人工种植方式有设施栽培、立体栽培、仿野生栽培等。
铁皮石斛目前发展面积最大，一般种植地点为山区丘陵，种植方式为设施栽培、立体种植、仿野生栽培。目前，云南、贵州、浙江等省铁皮石斛种植面积均超万亩。
霍山石斛主要在安徽霍山进行人工种植，仅霍山一县就有近万亩的规模。
紫皮石斛主要集中在云南龙陵，种植面积超2万亩。
金钗石斛在贵州赤水种植有8万多亩，在四川泸州种植超2万亩。
有一定产量和面积的石斛种类还有鼓槌石斛、虫草石斛、兜唇石斛、美花石斛、叠鞘石斛、流苏石斛等。
曾经只能在野外见到的石斛，近年来出现在了温室大棚的苗床上、树桩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仿野生种植方式，让人们能轻易地欣赏到平时只有在树林里、悬崖峭壁上才能看到的石斛花绽放的美景。
人工栽培的铁皮石斛带来了希望，2010年，为了减少对野外资源的采挖破坏，提高药用石斛的产量，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培育出铁皮石斛的药用栽培品种——中科1号铁皮石斛。这个栽培品种比野生种具有更茁壮的假鳞茎，其粗度和长度都比野生种更具优势，产药量增幅不少。希望这些栽培种可以满足药用需求，让自然界那些仅存的野生石斛得到喘息，在崖壁上再次开出美丽的花朵。
石斛产业发展瓶颈
大力推广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模式。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模式主要通过将铁皮石斛在林下种植或者附生在林木上，品质接近野生铁皮石斛等特点，从根本上解决设施栽培存在的土地资源制约、投入大、产品质量不如野生等问题，拓展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空间，是未来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根据现行的政策法规，以铁皮石斛为原料只能生产药字号、健字号产品，不能生产普通食品。铁皮石斛产品的精深加工和市场开发产业链还未得到延伸。
2、铁皮石斛品种繁多，而且由于盲目引种杂交造成种源混杂。不同品种、产地、种植方式和收期的铁皮石斛的药用价值、产品成分和功能功效有很大的差异。
3、目前已知铁皮石斛产业相关的行业标准有《铁皮石斛栽培技术规程》（LY/T 2547-2015）、《铁皮石斛杂交育种技术规程》（LY/T 2698-2016） 和国家药典中规定的铁皮石斛成份含量的检测标准，亟需在优质种苗选育、标准化种植和采收、产品质量分级、农药和重金属残留限量等方面建立统一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体系。
这些地方在规模种植石斛
浙江德清：
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的一铁皮石斛种植基地里，2000万株铁皮石斛进入盛花期，工人们正忙着采摘石斛花。目前，该基地的石斛花年创收超过500万元，成为当地群众就业增收的支柱产业。
贵州大学石斛研究院示范种植区：
大棚里、树桩上、石块上、花盆里种植的金钗石斛、铁皮石斛、束花石斛、鼓槌石斛等几十种石斛，科研团队收集了50多份石斛种质资源的相关资料，研究了其遗传多样性，经发掘和培育，申请认定了贵州省石斛新品种2个——赤钗1号、锦斛1号，这两大品种产量高、抗性强、药用成分含量高，目前已推广应用数万亩。
江西婺源大鄣山林场：
霍山石斛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首次在安徽大别山区霍山县发现并被命名，被列入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中极危等级，也是我国重点保护植物。霍山石斛是名贵中药材，使用历史悠久，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均系其历史分布地。在江西婺源大鄣山林场海拔六七百米的山谷中，工作人员将霍山石斛种苗回归野外栽种，这些种苗均由生长在婺源县境内的霍山石斛野生种源繁育而成。
龙陵县石斛产业：
翻开龙陵县石斛产业发展的“日历”，全县先后获得“中国石斛产业发展联盟会员单位”“全国首批有机栽培示范企业”“中国紫皮石斛之乡”“云药之乡”等称号，目前全县紫皮石斛产量分别占全国70%、全省80%和全市90%以上；培育规模以上企业8家和专业合作社37户；从事石斛种植及枫斗加工农户达1.2万户4.4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2019年全县石斛栽培面积900万平方米，实现石斛鲜条产量3600吨、农业产值5.1亿元，其中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含石斛枫斗加工农户）1266户4500多人。
据了解，目前市场对铁皮石斛的需求逐年递增，因此需要加强对铁皮石斛种植技术的研究，促进我国铁皮石斛种植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对铁皮石斛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有了很大提升，对铁皮石斛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因此铁皮石斛种植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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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的铁皮石斛生长于峭壁悬崖之上，产量十分稀少，在《神农本草经》中，石斛被列为上品中药。在1000多年前的道家医学经典《道藏》中，铁皮石斛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铁皮石斛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所以成为历代养生补品，素有“千金草”“软黄金”之称。“中华仙草”的味道并不是人人都能品尝得到，如今，现在人们之所以能够轻易地食用石斛，则要归功于科学家们在品种选育、人工栽培等方面的技术突破。近20年来，随着组培技术和设施园艺的发展，石斛已可人工繁殖和规模化种植，人工种植方式有设施栽培、立体栽培、仿野生栽培等。
本期，小编将从4个方面带大家了解石斛：石斛的特点、人工种植渐成规模、石斛产业发展瓶颈、石斛的规模种植
在雨水丰沛的江南地区的悬崖峭壁之上，生长着一种不惹眼的植物。每年五六月的花期，原本只有鲜绿的崖壁上，开始出现点点细红和嫩白，这正是石斛在开花。石斛之名来源于它的药用功能，古人取悬崖上的石斛茎入药，其自然枯萎的假鳞茎，因为失水会自然卷曲，加之其颜色由绿色变成金黄色，光滑的外皮具有明显光感也被人称作“金钗”。江南的石壁上本多石斛，安徽、江西所产的石斛种类甚多，有细茎石斛、铁皮石斛、霍山石斛等品种，古人所讲的“石斛”便是这些种类的统称。石斛入药较早，因其无毒，加之生长之地为悬崖峭壁，因此略显名贵。
石斛这种传统名贵中药材，自古以来，主要是从悬崖峭壁和林中树干上采集，其功效的独特性和获取的艰难程度，导致其价格贵比黄金。暴利驱使下，有人不断采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加重，导致石斛野生资源的濒危程度不断加剧。那么，传说中一枝难求的“中华仙草”，究竟是如何从悬崖峭壁走向人工繁殖和规模化种植的呢?
石斛的特点
石斛是一种附生于裸露岩石的兰花，它的根系呈肉质，利用包裹在根外的海绵组织紧紧吸附在石面上。石斛可以利用这层海绵组织吸收雨水并将其保存起来，同时滋养着海绵组织中共生的真菌。共生的真菌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元素，并分泌酸性物质，以便于石斛从坚硬的岩石中吸收养分。
采药人有句俗语：“药材行里有金钗，山货行里有猴头”，其含义便是把石斛比作山珍海味一般的珍贵药材。石斛生长极为缓慢，虽然它可以从裸露的石头上吸收养分，从空气中获得水分，但贫瘠的环境让它生长能力极为有限。石斛是合轴分枝生长，即假鳞茎顶端不会再生长，新的假鳞茎由旧的假鳞茎基部的新芽发育而来，一般一年只更新一次，每次也仅有一两枚新的假鳞茎。石斛入药的部分正是其假鳞茎。因为长年的采挖，石壁上的野生石斛已经极为稀少，五六月间的美丽石斛花，也变成了罕见景色了。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它们都有自己的生态位置，石斛为了生存，在环境严苛的石缝中找到立足之地，而如今却因过度开采，有些品种已经濒临灭绝的境地。
人工种植渐成规模
20世纪7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开始探索人工种植石斛。至70年代末，科研人员进行了石斛种质资源的整理与鉴定。
20世纪80年代，我国药典和各省饮片炮制规范、各省药材质量标准都陆续采用了标准的种名。
20世纪80年代末，石斛组培技术取得突破。90年代初，浙江一些企业首次将组培技术应用于工厂化育苗，并开始尝试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
2000年，浙江出现铁皮石斛规模化人工种植。
进入21世纪后，石斛的人工繁殖和种植都进入了规模发展阶段。
近20年来，随着组培技术和设施园艺的发展，石斛已可人工繁殖和规模化种植。人工种植方式有设施栽培、立体栽培、仿野生栽培等。
铁皮石斛目前发展面积最大，一般种植地点为山区丘陵，种植方式为设施栽培、立体种植、仿野生栽培。目前，云南、贵州、浙江等省铁皮石斛种植面积均超万亩。
霍山石斛主要在安徽霍山进行人工种植，仅霍山一县就有近万亩的规模。
紫皮石斛主要集中在云南龙陵，种植面积超2万亩。
金钗石斛在贵州赤水种植有8万多亩，在四川泸州种植超2万亩。
有一定产量和面积的石斛种类还有鼓槌石斛、虫草石斛、兜唇石斛、美花石斛、叠鞘石斛、流苏石斛等。
曾经只能在野外见到的石斛，近年来出现在了温室大棚的苗床上、树桩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仿野生种植方式，让人们能轻易地欣赏到平时只有在树林里、悬崖峭壁上才能看到的石斛花绽放的美景。
人工栽培的铁皮石斛带来了希望，2010年，为了减少对野外资源的采挖破坏，提高药用石斛的产量，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培育出铁皮石斛的药用栽培品种——中科1号铁皮石斛。这个栽培品种比野生种具有更茁壮的假鳞茎，其粗度和长度都比野生种更具优势，产药量增幅不少。希望这些栽培种可以满足药用需求，让自然界那些仅存的野生石斛得到喘息，在崖壁上再次开出美丽的花朵。
石斛产业发展瓶颈
大力推广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模式。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模式主要通过将铁皮石斛在林下种植或者附生在林木上，品质接近野生铁皮石斛等特点，从根本上解决设施栽培存在的土地资源制约、投入大、产品质量不如野生等问题，拓展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空间，是未来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根据现行的政策法规，以铁皮石斛为原料只能生产药字号、健字号产品，不能生产普通食品。铁皮石斛产品的精深加工和市场开发产业链还未得到延伸。
2、铁皮石斛品种繁多，而且由于盲目引种杂交造成种源混杂。不同品种、产地、种植方式和收期的铁皮石斛的药用价值、产品成分和功能功效有很大的差异。
3、目前已知铁皮石斛产业相关的行业标准有《铁皮石斛栽培技术规程》（LY/T 2547-2015）、《铁皮石斛杂交育种技术规程》（LY/T 2698-2016） 和国家药典中规定的铁皮石斛成份含量的检测标准，亟需在优质种苗选育、标准化种植和采收、产品质量分级、农药和重金属残留限量等方面建立统一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体系。
这些地方在规模种植石斛
浙江德清：
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的一铁皮石斛种植基地里，2000万株铁皮石斛进入盛花期，工人们正忙着采摘石斛花。目前，该基地的石斛花年创收超过500万元，成为当地群众就业增收的支柱产业。
贵州大学石斛研究院示范种植区：
大棚里、树桩上、石块上、花盆里种植的金钗石斛、铁皮石斛、束花石斛、鼓槌石斛等几十种石斛，科研团队收集了50多份石斛种质资源的相关资料，研究了其遗传多样性，经发掘和培育，申请认定了贵州省石斛新品种2个——赤钗1号、锦斛1号，这两大品种产量高、抗性强、药用成分含量高，目前已推广应用数万亩。
江西婺源大鄣山林场：
霍山石斛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首次在安徽大别山区霍山县发现并被命名，被列入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中极危等级，也是我国重点保护植物。霍山石斛是名贵中药材，使用历史悠久，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均系其历史分布地。在江西婺源大鄣山林场海拔六七百米的山谷中，工作人员将霍山石斛种苗回归野外栽种，这些种苗均由生长在婺源县境内的霍山石斛野生种源繁育而成。
龙陵县石斛产业：
翻开龙陵县石斛产业发展的“日历”，全县先后获得“中国石斛产业发展联盟会员单位”“全国首批有机栽培示范企业”“中国紫皮石斛之乡”“云药之乡”等称号，目前全县紫皮石斛产量分别占全国70%、全省80%和全市90%以上；培育规模以上企业8家和专业合作社37户；从事石斛种植及枫斗加工农户达1.2万户4.4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2019年全县石斛栽培面积900万平方米，实现石斛鲜条产量3600吨、农业产值5.1亿元，其中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含石斛枫斗加工农户）1266户4500多人。
据了解，目前市场对铁皮石斛的需求逐年递增，因此需要加强对铁皮石斛种植技术的研究，促进我国铁皮石斛种植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对铁皮石斛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有了很大提升，对铁皮石斛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因此铁皮石斛种植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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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走基层】新老法庭人的对话
身穿法袍胸佩法徽，
头顶国徽肩扛天平，
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上，
在乡间质朴的农家小院里，
一代代法庭人有着似曾相识的身影
时间流转，岁月如梭
他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
不忘创立耕耘的过往，
传承公正司法情怀，
坚守司法为民初心，
为实现公平正义的使命接力前行
在法治建设的征途中，楚雄市法院洒鸡口人民法庭已走过66年岁月。奔走在田间山里的法庭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却始终都奋战在司法战线。不同的经历，相同的坚守传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老法庭人之间的薪火相传——
1956年5月，为了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洒鸡口人民法庭成立。楚雄市法院洒鸡口法庭坐落在巍巍哀牢山深处的中山镇，距楚雄市区122公里，司法管辖着山区4镇3乡的64个村民委员会、1470个村民小组、2350个自然村，司法管辖面积1839.385平方公里，辖区平均海拔2200米，用法治守护辖区内汉、彝、回、白、瑶、哈尼、拉祜、傈僳等12个民族的安宁与和谐。
上个世纪的洒鸡口法庭，办案条件十分艰苦，给每一位老法庭人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老法庭安安静静地驻守在山间，山路崎岖难行。它没有林立高耸的楼房，没有智能化的电子设备、齐全的生活设施，甚至缺水没电，有的只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几间整齐却低矮的农家瓦房。屋外堆放着水桶、背篓、蓑衣、草帽；屋内无非陈旧桌椅，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要靠火炉取暖。
现已退休的李茂枢、李国义等老法庭人回忆起那里的酸甜苦辣，神采奕奕，唏嘘中总是带着骄傲：到山区办案都是走路，他们背着国徽和干粮，翻山越岭、风雨兼程，有时候一去半个多月；缺水无电，他们和群众一起挑水、烧火、做饭，和群众同吃同住；他们深入群众、简便手续、调解优先，往往采用座谈式审判，既坚持原则，又方便群众。
就是在那里，老一辈法庭人以苦为乐，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将“司法为民”作为最朴素最崇高的信仰，将法治的阳光洒满了千里山乡。
沿着前辈走过的山路，继承着前辈坚守的法治初心和“马锡五审判”方式，又一代法庭人来到这里，继续书写着法治理想。
从法庭走出来的“全国最美公务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段莉萍回忆道：生活上，交通不便、缺水、无电，连洗澡都成了奢望；工作中，当地方言口音很重，还有很多群众只会说彝语，给庭审记录带来了很多困难。但就是在那里，法庭干警们奋力进取、克服重重困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将司法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田间地头。
自1995年进入洒鸡口法庭、坚守山区执行一线25年的杨柏先记忆中的法庭是那么亲切，似乎那些年奔波劳顿、餐风露宿的山区执行工作并没有那么辛苦，群众的一句满意就是最大的收获。难怪当这位老法庭人再度返回洒鸡口，驱车走在山路上，总能听见乡亲一声声亲切的问候、热情的招呼，这便是群众对法院工作的肯定，也是老法庭人对新法庭人最好的言传身教。
岁月荏苒，新时代对法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一代的法庭人继续扎根于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初心不改、一路耕耘。
洒鸡口法庭负责人李瑛，总是不厌其烦、谆谆教导法庭干警：“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许多群众这辈子就打一次官司，因此无论纠纷大小，都可能会影响到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法院和法官的评价。”曾在洒鸡口法庭从事了两年书记员工作的干警李颖婕说：“印象最深的是盘山公路旁的马缨花。为方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打官司，我们经常带着设备把法庭搬到院坝田间，现场审案。老乡的一句谢谢，便是我们克服困难和委屈、为自己加油鼓劲的动力。”
新老法庭人一如哀牢山那漫山遍野盛开的马缨花，不畏岩石嶙峋、寒暑交替，年年如期而至、带来芬芳；他们传承着人民司法的光荣传统，弘扬时代价值，坚持着巡回办案、以案释法，把法律送到田间地头、院坝村落和校园，让法治观念在每个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主题落到崇山峻岭之间，写在群众内心深处。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巍巍哀牢山下的洒鸡口法庭，已走过了大山深处66年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岁月。66年间，大山的变化天翻地覆：柏油路已经贯通、脱贫攻坚已全面完成，大山深处的各族儿女，正昂首迈向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66年间，一代代法庭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现今，洒鸡口法庭正着力打造“哀牢党旗红、山高法官近”的党建品牌，设立覆盖辖区乡镇的巡回审判点、诉讼服务站，构建起连接千家万户的司法服务网络，探索“诉源治理、立案送达、巡回办案、审执兼顾、现场调解、送法进村寨”为一体的独特工作模式，搭建“一中心一庭二所+网格调解员”工作平台，推进无讼村委会建设，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更好地发挥司法职能，维护民族团结、助推基层治理而不懈努力。
身穿法袍胸佩法徽，
头顶国徽肩扛天平，
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上，
在乡间质朴的农家小院里，
一代代法庭人有着似曾相识的身影
时间流转，岁月如梭
他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
不忘创立耕耘的过往，
传承公正司法情怀，
坚守司法为民初心，
为实现公平正义的使命接力前行
在法治建设的征途中，楚雄市法院洒鸡口人民法庭已走过66年岁月。奔走在田间山里的法庭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却始终都奋战在司法战线。不同的经历，相同的坚守传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老法庭人之间的薪火相传——
1956年5月，为了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洒鸡口人民法庭成立。楚雄市法院洒鸡口法庭坐落在巍巍哀牢山深处的中山镇，距楚雄市区122公里，司法管辖着山区4镇3乡的64个村民委员会、1470个村民小组、2350个自然村，司法管辖面积1839.385平方公里，辖区平均海拔2200米，用法治守护辖区内汉、彝、回、白、瑶、哈尼、拉祜、傈僳等12个民族的安宁与和谐。
上个世纪的洒鸡口法庭，办案条件十分艰苦，给每一位老法庭人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老法庭安安静静地驻守在山间，山路崎岖难行。它没有林立高耸的楼房，没有智能化的电子设备、齐全的生活设施，甚至缺水没电，有的只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几间整齐却低矮的农家瓦房。屋外堆放着水桶、背篓、蓑衣、草帽；屋内无非陈旧桌椅，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要靠火炉取暖。
现已退休的李茂枢、李国义等老法庭人回忆起那里的酸甜苦辣，神采奕奕，唏嘘中总是带着骄傲：到山区办案都是走路，他们背着国徽和干粮，翻山越岭、风雨兼程，有时候一去半个多月；缺水无电，他们和群众一起挑水、烧火、做饭，和群众同吃同住；他们深入群众、简便手续、调解优先，往往采用座谈式审判，既坚持原则，又方便群众。
就是在那里，老一辈法庭人以苦为乐，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将“司法为民”作为最朴素最崇高的信仰，将法治的阳光洒满了千里山乡。
沿着前辈走过的山路，继承着前辈坚守的法治初心和“马锡五审判”方式，又一代法庭人来到这里，继续书写着法治理想。
从法庭走出来的“全国最美公务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段莉萍回忆道：生活上，交通不便、缺水、无电，连洗澡都成了奢望；工作中，当地方言口音很重，还有很多群众只会说彝语，给庭审记录带来了很多困难。但就是在那里，法庭干警们奋力进取、克服重重困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将司法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田间地头。
自1995年进入洒鸡口法庭、坚守山区执行一线25年的杨柏先记忆中的法庭是那么亲切，似乎那些年奔波劳顿、餐风露宿的山区执行工作并没有那么辛苦，群众的一句满意就是最大的收获。难怪当这位老法庭人再度返回洒鸡口，驱车走在山路上，总能听见乡亲一声声亲切的问候、热情的招呼，这便是群众对法院工作的肯定，也是老法庭人对新法庭人最好的言传身教。
岁月荏苒，新时代对法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一代的法庭人继续扎根于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初心不改、一路耕耘。
洒鸡口法庭负责人李瑛，总是不厌其烦、谆谆教导法庭干警：“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许多群众这辈子就打一次官司，因此无论纠纷大小，都可能会影响到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法院和法官的评价。”曾在洒鸡口法庭从事了两年书记员工作的干警李颖婕说：“印象最深的是盘山公路旁的马缨花。为方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打官司，我们经常带着设备把法庭搬到院坝田间，现场审案。老乡的一句谢谢，便是我们克服困难和委屈、为自己加油鼓劲的动力。”
新老法庭人一如哀牢山那漫山遍野盛开的马缨花，不畏岩石嶙峋、寒暑交替，年年如期而至、带来芬芳；他们传承着人民司法的光荣传统，弘扬时代价值，坚持着巡回办案、以案释法，把法律送到田间地头、院坝村落和校园，让法治观念在每个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主题落到崇山峻岭之间，写在群众内心深处。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巍巍哀牢山下的洒鸡口法庭，已走过了大山深处66年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岁月。66年间，大山的变化天翻地覆：柏油路已经贯通、脱贫攻坚已全面完成，大山深处的各族儿女，正昂首迈向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66年间，一代代法庭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现今，洒鸡口法庭正着力打造“哀牢党旗红、山高法官近”的党建品牌，设立覆盖辖区乡镇的巡回审判点、诉讼服务站，构建起连接千家万户的司法服务网络，探索“诉源治理、立案送达、巡回办案、审执兼顾、现场调解、送法进村寨”为一体的独特工作模式，搭建“一中心一庭二所+网格调解员”工作平台，推进无讼村委会建设，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更好地发挥司法职能，维护民族团结、助推基层治理而不懈努力。
[微风][2022] 保罗·蒂利希的“存在性忧虑”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
保罗.蒂利希认为凡人皆有三种忧虑终生无法去之，非属心理学范畴，故称之为“存在性忧虑”。一是对死亡和命运的忧虑，一是对空虚和无意义 的忧虑，一是对内疚和罪责的忧虑。正像生存的两歧一样，这三种存在性忧虑同样也是理性所对付不了的，即使我们的生活信心是由最健全的理性武装起来的，在这三种忧虑的真实性面前，这种信心也立即暴露出其全部充满空隙的不稳定性。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时时为这三种忧虑所困扰，不管我们在清醒的理性的支配下如何力图向自己坚定地否认这一点。有人曾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明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组成了一个通常的核心家庭。这个家庭的中心是这个新生的生命。夫妇俩欢欣鼓舞地迎来他们的儿子，这儿子代表了他们对于未来的大部分憧憬。他们立誓要把这儿子培养成将来能出人头地的人物。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养育计划并尽可能严格地遵照计划行事。一切都如他们所预料和期待的那样展开，孩子健康成长而且聪明，看上去大有前途。尽管这对年轻的夫妇为此付出了多年辛勤的努力，但计划的一步一步实现是那样地合情合理，使他们极感欣慰。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不幸正等在前面。一次偶然的车祸竟夺去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原先为孩子成长所制定的长远计划，由于命运的突然闯入而中止。他们的计划原是严密而周到的，并且始终不渝地尽了努力，所以他们不能明白这灾难是怎么可能发生的。未来的蓝图在一瞬间化为泡影。这对夫妇从其儿子的这场灾难中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不可捉摸，命运是不可知的和不合情理的，是随时可以摧毁一切出自理性的安排的。
再假定这对夫妇不再有生育的可能，那么，原先那种和孩子一起创造理想生活的毕生计划也随之永远消失。我们不能说，理性本来就告诉他们一切计划所追求的目标只有相对的价值，且是变幻不居的东西，我们应返回内心的理性而漠视人间的沧桑之变。这样讲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假如在现实中只应听任盲目的外部力量的摆布，理性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对于这对夫妇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节哀顺变，而是往后那没有孩子参与的生活已成为空虚和无意义的了。既然希望和计划已经破灭，未来便成了使他们茫无所适的东西。空虚之感时时袭上他们的心头，即使健全的理性也填补不了这一份空虚。
他们还在回忆中继续折磨着自己，他们觉得一定还存在着某种他们如果去做了就会避免那场灾难的事，但他们却“疏忽”了此事，这种想法造成了使他们隐隐作痛的内疚和罪责感，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弄明白他们未曾去做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
上述三种感受——命运、空虚和罪责——是理性不可能将之驱散的意识，理性无法理解突如其来且无缘无故的命运之力量；理性无法填补某种价值和意义对于个人的人生而言的永远空缺；理性也同样不能驱除扎根于心灵深处的隐秘的罪责感。这三项，对于理性而言，确实是不可理喻的，理性的原则是必须否定它们，但它们却极为真实，并不因为它们被理性拒斥而成为病态的和虚假的。相反，在这种真实面前，理性本身倒显得是虚假的。
上述故事集中体现了保罗·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当然，这种以一场灾变来体现的情况绝非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会出现。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即使这种灾难并未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实际上都始终这样或那样地面对这些忧虑。这些忧虑即使在我们信心百倍地行事时，仍隐藏在内心深处：我们确实觉知到命运的不可思议和死亡的根本可能性，我们确实力图避免空虚和丧失目标，我们也确实一直害怕着由罪责所造成的追悔莫及。所以，所谓“存在性忧虑”，正是意指它们是我们的存在的一个确定的真实部分，这部分捅破了理性的完整性，使之支离破碎，充满空隙。
生存的两歧也好，存在性的忧虑也好，说明的只是一个基本实情，即，理性在虚无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的有限性。即使一个人还未在实际上面对死亡之威胁，他在其日常生存中也经常遭遇到虚无。
（注：此《保罗·蒂利希的“存在性忧虑”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和上一篇《埃里希·弗洛姆的“生存两歧”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都是摘自复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中的章节。之所以要费力巴拉地把这些文字搬运到这里，不是为了凑数目，而是觉得王教授写得太好了，对我而言，真是醍醐灌顶！这个虚构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把形而上的意识与精神领域的理性拉回到客观存在之中，与人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并用于指导人的思维、意识与精神活动。）
保罗.蒂利希认为凡人皆有三种忧虑终生无法去之，非属心理学范畴，故称之为“存在性忧虑”。一是对死亡和命运的忧虑，一是对空虚和无意义 的忧虑，一是对内疚和罪责的忧虑。正像生存的两歧一样，这三种存在性忧虑同样也是理性所对付不了的，即使我们的生活信心是由最健全的理性武装起来的，在这三种忧虑的真实性面前，这种信心也立即暴露出其全部充满空隙的不稳定性。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时时为这三种忧虑所困扰，不管我们在清醒的理性的支配下如何力图向自己坚定地否认这一点。有人曾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明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组成了一个通常的核心家庭。这个家庭的中心是这个新生的生命。夫妇俩欢欣鼓舞地迎来他们的儿子，这儿子代表了他们对于未来的大部分憧憬。他们立誓要把这儿子培养成将来能出人头地的人物。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养育计划并尽可能严格地遵照计划行事。一切都如他们所预料和期待的那样展开，孩子健康成长而且聪明，看上去大有前途。尽管这对年轻的夫妇为此付出了多年辛勤的努力，但计划的一步一步实现是那样地合情合理，使他们极感欣慰。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不幸正等在前面。一次偶然的车祸竟夺去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原先为孩子成长所制定的长远计划，由于命运的突然闯入而中止。他们的计划原是严密而周到的，并且始终不渝地尽了努力，所以他们不能明白这灾难是怎么可能发生的。未来的蓝图在一瞬间化为泡影。这对夫妇从其儿子的这场灾难中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不可捉摸，命运是不可知的和不合情理的，是随时可以摧毁一切出自理性的安排的。
再假定这对夫妇不再有生育的可能，那么，原先那种和孩子一起创造理想生活的毕生计划也随之永远消失。我们不能说，理性本来就告诉他们一切计划所追求的目标只有相对的价值，且是变幻不居的东西，我们应返回内心的理性而漠视人间的沧桑之变。这样讲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假如在现实中只应听任盲目的外部力量的摆布，理性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对于这对夫妇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节哀顺变，而是往后那没有孩子参与的生活已成为空虚和无意义的了。既然希望和计划已经破灭，未来便成了使他们茫无所适的东西。空虚之感时时袭上他们的心头，即使健全的理性也填补不了这一份空虚。
他们还在回忆中继续折磨着自己，他们觉得一定还存在着某种他们如果去做了就会避免那场灾难的事，但他们却“疏忽”了此事，这种想法造成了使他们隐隐作痛的内疚和罪责感，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弄明白他们未曾去做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
上述三种感受——命运、空虚和罪责——是理性不可能将之驱散的意识，理性无法理解突如其来且无缘无故的命运之力量；理性无法填补某种价值和意义对于个人的人生而言的永远空缺；理性也同样不能驱除扎根于心灵深处的隐秘的罪责感。这三项，对于理性而言，确实是不可理喻的，理性的原则是必须否定它们，但它们却极为真实，并不因为它们被理性拒斥而成为病态的和虚假的。相反，在这种真实面前，理性本身倒显得是虚假的。
上述故事集中体现了保罗·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忧虑”，当然，这种以一场灾变来体现的情况绝非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会出现。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即使这种灾难并未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实际上都始终这样或那样地面对这些忧虑。这些忧虑即使在我们信心百倍地行事时，仍隐藏在内心深处：我们确实觉知到命运的不可思议和死亡的根本可能性，我们确实力图避免空虚和丧失目标，我们也确实一直害怕着由罪责所造成的追悔莫及。所以，所谓“存在性忧虑”，正是意指它们是我们的存在的一个确定的真实部分，这部分捅破了理性的完整性，使之支离破碎，充满空隙。
生存的两歧也好，存在性的忧虑也好，说明的只是一个基本实情，即，理性在虚无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的有限性。即使一个人还未在实际上面对死亡之威胁，他在其日常生存中也经常遭遇到虚无。
（注：此《保罗·蒂利希的“存在性忧虑”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和上一篇《埃里希·弗洛姆的“生存两歧”说：理性之根本的有限性》，都是摘自复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中的章节。之所以要费力巴拉地把这些文字搬运到这里，不是为了凑数目，而是觉得王教授写得太好了，对我而言，真是醍醐灌顶！这个虚构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把形而上的意识与精神领域的理性拉回到客观存在之中，与人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并用于指导人的思维、意识与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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