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豆腐以及各种豆制食品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饮食最大的贡献了。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擅长将最原始的奶制作成各类奶制品，农耕几千年的中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想尽办法将黄豆这种农作物的价值挖掘出来。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启功《兰亭序》欣赏！
我们看到这种字体的笔画非常的干净利索，和王羲之的书法相比有一种八面出锋的感觉，有点像宋徽宗瘦金体的味道在里面，而这种笔法的处理也让我们看到了《兰亭序》的另一种风格，而这种字体也赢得了书法爱好者的喜欢，很多书法爱好者看了启功先生临摹的《兰亭序》以后也是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艺术范[超话]##遇见艺术##艺术分享##书法##一起练字##练字#
我们看到这种字体的笔画非常的干净利索，和王羲之的书法相比有一种八面出锋的感觉，有点像宋徽宗瘦金体的味道在里面，而这种笔法的处理也让我们看到了《兰亭序》的另一种风格，而这种字体也赢得了书法爱好者的喜欢，很多书法爱好者看了启功先生临摹的《兰亭序》以后也是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艺术范[超话]##遇见艺术##艺术分享##书法##一起练字##练字#
#牛振西坚持义务救援16年#【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牛振西：义务救援16年 会一直坚守救援一线】牛振西说，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救多少人，而是把更多的悲剧扼杀在摇篮里。直到有一天我们无人可救，那才是这支救援队成立的最大意义。
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揭晓，59岁的牛振西第二次获得提名奖。早在2013年，牛振西带领的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就被河南省文明办、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红十字会授予“河南省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优秀团队”荣誉称号；2018年，牛振西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评为“河南优秀志愿者”，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
荣誉的背后，是牛振西坚持16年义务救援的故事。他从自己一个人救人，到组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他带领的义务救援队伍共打捞各类溺水者遗体546具，成功挽救近百个鲜活生命。
连续两年被提名为全国道德模范，牛振西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肯定。这份成绩对于牛振西而言，离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还有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支持。
如今，年近60岁的牛振西即将退休，他对救援事业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样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务救援队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
义务救援16年
11月5日，牛振西作为全国道德模范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那一天，他穿着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的队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第二次被提名全国道德模范的他，内心仍然澎湃。
今年7月20日，历史罕见的特大灾害性暴雨侵袭河南时，牛振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在全网扩散，那一晚，他的电话成了繁忙的求助热线。求助者庆幸电话被接通的那一刻或许并不知道，牛振西的手机每天24小时从不关机，年年如此。
如今，牛振西成立义务救援队已经16年了。
回忆起组建水上义务救援队的初衷，牛振西记得，由于喜欢游泳，他曾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和朋友亲眼见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水里游泳，可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人影。牛振西和朋友没来得及多想跳进河里救开始搜救。
更触动牛振西的，是那些无法挽救的生命。溺水事故中，黄金救援时间很短。2005年9月，几个冬泳爱好者一商量，郑州市义务救援队就成立了。从那天起，队友们就约定，无论如何，绝不要溺水者家属一分钱。2012年，这支队伍正式注册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救援队一度面临着经费不足、装备欠缺的困难。牛振西说，救援装备都是队友们自己掏钱买的，但很多专业的设备及拉运车辆价格昂贵，队员们就算自掏腰包凑钱也难以全部补齐。除了设备，每一次救援的所有成本都是队员们自费承担，把私家车当救援车也是常有的事。
然而，起初最让救援队难以接受的是来自他人的误解。起初，旁人甚至不相信他们救人是分文不取，家属的不信任也偶尔发生。
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最让队员徐世海触动的是，队长牛振西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一句话。牛振西说：“十几年来看着队友们不计回报的付出，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听到误解的话我心里也难受，但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问心无愧。”
现在，经过16年的发展，牛振西带领的队伍已经成为拥有注册志愿者152人，骨干队员百余人的民间专业水上救援队伍。
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尸体
每次听到溺水者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牛振西就感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可只要想到每一次的赶赴现场都是求助者的希望，他和队员们从不敢懈怠。
2016年2月3日下午，在荥阳市广武镇广武村，一名两岁多的男童坠入绿化带中一口30多米枯井中。危难之时，救援队队长牛振西等人根据长期积累和借鉴来的打捞的经验，提出了使用往井下送铁钩的方法。在多方协助下，经过20多次尝试，最终用钩子成功钩住孩子的衣服，匀速拖拽把孩子顺利救出。经过医生仔细检查，男童的生命体征正常，没有生命危险，只有轻微擦伤。
除了救人，救援队还经常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参与遗体的打捞。
死者出水，是家属最悲伤的时刻。民间尸体打捞，因为没有专业设备，都撑船用竹竿排查，往水下捣弄，用触感判断落水人的位置，然后用挂钩拉上来，更粗犷的是拉网式排查，就像打渔，网上挂钩，整个水域来回拉，最后遗体被挂钩拉上来。很多遗体被拖拽上来时，面目全非。最初，因为设备缺乏，牛振西的队伍也采取过这种方式。“家属看到死者的一瞬间，很多是直接瘫倒了。”
牛振西和队员们决定，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队员下水打捞。这种打捞，队员可以第一眼看到落水者面目，及时作出处理。把遗体拉出水面以前，在水上接应的队员让死者面孔朝下，用衣服包住头部。这是队里现在严格的打捞流程，打捞死者尽量下水，用手打捞，以免伤及遗体，出水时保持溺水者面部朝下，用衣物盖面，给死者最后的尊严。
把搜救转向防患于未然
十多年的救援经历，牛振西和队员们看到了太多家属无助的眼神和撕心裂肺的哭泣，那样的场景往往伴随着鲜活生命的逝去，对一个家庭而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牛振西意识到，搜救固然重要，防患于未然更加迫切。2021年起，牛振西带领队友们在大型自然水域周边的学校开展防溺水宣传，鲜活的事例呈现在照片和视频里，学生们一下就意识到什么是危险了。9年来，救援队开展各类防溺水讲座800余场，对象涉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社区和单位等，直接受益数十万人。
谈到未来的打算，牛振西感慨，最开始的时候组建义务救援队，常常半夜随叫随到，危险性也可以想见，妻子出于担心也劝导过他，但慢慢地，家人已经成为他坚持做义务救援的坚强支持者。牛振西的儿子也早在几年前受到父亲的熏陶，加入了救援队，父子二人常常一同出现在救援一线。
牛振西的妻子回忆起救援队最开始成立的时候，难掩情绪哭了起来，自从牛振西组建了救援队，她就再也没见过丈夫的工资卡。在7·20郑州暴雨的时候，牛振西甚至是一个月都没有回家。从最初的反对到多年的支持，牛振西的妻子在亲眼目睹过丈夫的一次救援后，就果决地跟他站在了一起。
16年来，救援队在牛振西的坚持下，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向被救助人员收取任何费用。未来，水上义务救援队的目标是什么？牛振西说，如今，救援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公益的认识和支持都越来越充分，不少爱心人士通过捐赠支持救援。“而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救多少人，而是把更多的悲剧扼杀在摇篮里。直到有一天我们无人可救，那才是这支救援队成立的最大意义。（正观新闻记者 张香梅）#洞见计划#
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揭晓，59岁的牛振西第二次获得提名奖。早在2013年，牛振西带领的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就被河南省文明办、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红十字会授予“河南省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优秀团队”荣誉称号；2018年，牛振西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评为“河南优秀志愿者”，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
荣誉的背后，是牛振西坚持16年义务救援的故事。他从自己一个人救人，到组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他带领的义务救援队伍共打捞各类溺水者遗体546具，成功挽救近百个鲜活生命。
连续两年被提名为全国道德模范，牛振西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肯定。这份成绩对于牛振西而言，离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还有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支持。
如今，年近60岁的牛振西即将退休，他对救援事业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样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务救援队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会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
义务救援16年
11月5日，牛振西作为全国道德模范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那一天，他穿着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的队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第二次被提名全国道德模范的他，内心仍然澎湃。
今年7月20日，历史罕见的特大灾害性暴雨侵袭河南时，牛振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在全网扩散，那一晚，他的电话成了繁忙的求助热线。求助者庆幸电话被接通的那一刻或许并不知道，牛振西的手机每天24小时从不关机，年年如此。
如今，牛振西成立义务救援队已经16年了。
回忆起组建水上义务救援队的初衷，牛振西记得，由于喜欢游泳，他曾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和朋友亲眼见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水里游泳，可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人影。牛振西和朋友没来得及多想跳进河里救开始搜救。
更触动牛振西的，是那些无法挽救的生命。溺水事故中，黄金救援时间很短。2005年9月，几个冬泳爱好者一商量，郑州市义务救援队就成立了。从那天起，队友们就约定，无论如何，绝不要溺水者家属一分钱。2012年，这支队伍正式注册为“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救援队一度面临着经费不足、装备欠缺的困难。牛振西说，救援装备都是队友们自己掏钱买的，但很多专业的设备及拉运车辆价格昂贵，队员们就算自掏腰包凑钱也难以全部补齐。除了设备，每一次救援的所有成本都是队员们自费承担，把私家车当救援车也是常有的事。
然而，起初最让救援队难以接受的是来自他人的误解。起初，旁人甚至不相信他们救人是分文不取，家属的不信任也偶尔发生。
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最让队员徐世海触动的是，队长牛振西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一句话。牛振西说：“十几年来看着队友们不计回报的付出，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听到误解的话我心里也难受，但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问心无愧。”
现在，经过16年的发展，牛振西带领的队伍已经成为拥有注册志愿者152人，骨干队员百余人的民间专业水上救援队伍。
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尸体
每次听到溺水者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牛振西就感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可只要想到每一次的赶赴现场都是求助者的希望，他和队员们从不敢懈怠。
2016年2月3日下午，在荥阳市广武镇广武村，一名两岁多的男童坠入绿化带中一口30多米枯井中。危难之时，救援队队长牛振西等人根据长期积累和借鉴来的打捞的经验，提出了使用往井下送铁钩的方法。在多方协助下，经过20多次尝试，最终用钩子成功钩住孩子的衣服，匀速拖拽把孩子顺利救出。经过医生仔细检查，男童的生命体征正常，没有生命危险，只有轻微擦伤。
除了救人，救援队还经常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参与遗体的打捞。
死者出水，是家属最悲伤的时刻。民间尸体打捞，因为没有专业设备，都撑船用竹竿排查，往水下捣弄，用触感判断落水人的位置，然后用挂钩拉上来，更粗犷的是拉网式排查，就像打渔，网上挂钩，整个水域来回拉，最后遗体被挂钩拉上来。很多遗体被拖拽上来时，面目全非。最初，因为设备缺乏，牛振西的队伍也采取过这种方式。“家属看到死者的一瞬间，很多是直接瘫倒了。”
牛振西和队员们决定，用最有尊严的方式打捞，队员下水打捞。这种打捞，队员可以第一眼看到落水者面目，及时作出处理。把遗体拉出水面以前，在水上接应的队员让死者面孔朝下，用衣服包住头部。这是队里现在严格的打捞流程，打捞死者尽量下水，用手打捞，以免伤及遗体，出水时保持溺水者面部朝下，用衣物盖面，给死者最后的尊严。
把搜救转向防患于未然
十多年的救援经历，牛振西和队员们看到了太多家属无助的眼神和撕心裂肺的哭泣，那样的场景往往伴随着鲜活生命的逝去，对一个家庭而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牛振西意识到，搜救固然重要，防患于未然更加迫切。2021年起，牛振西带领队友们在大型自然水域周边的学校开展防溺水宣传，鲜活的事例呈现在照片和视频里，学生们一下就意识到什么是危险了。9年来，救援队开展各类防溺水讲座800余场，对象涉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社区和单位等，直接受益数十万人。
谈到未来的打算，牛振西感慨，最开始的时候组建义务救援队，常常半夜随叫随到，危险性也可以想见，妻子出于担心也劝导过他，但慢慢地，家人已经成为他坚持做义务救援的坚强支持者。牛振西的儿子也早在几年前受到父亲的熏陶，加入了救援队，父子二人常常一同出现在救援一线。
牛振西的妻子回忆起救援队最开始成立的时候，难掩情绪哭了起来，自从牛振西组建了救援队，她就再也没见过丈夫的工资卡。在7·20郑州暴雨的时候，牛振西甚至是一个月都没有回家。从最初的反对到多年的支持，牛振西的妻子在亲眼目睹过丈夫的一次救援后，就果决地跟他站在了一起。
16年来，救援队在牛振西的坚持下，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向被救助人员收取任何费用。未来，水上义务救援队的目标是什么？牛振西说，如今，救援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公益的认识和支持都越来越充分，不少爱心人士通过捐赠支持救援。“而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救多少人，而是把更多的悲剧扼杀在摇篮里。直到有一天我们无人可救，那才是这支救援队成立的最大意义。（正观新闻记者 张香梅）#洞见计划#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