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2022考研# 很多人说大学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在大学里选择一门好的专业是至关重要的。[抱抱]
根据调查，大学里的某些专业其实对毕业后的就业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此这些专业也被学生们称为大学里比较“差”的专业。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大学十大最“差”专业，你中招了吗？
音乐表演or戏剧表演
这是一门就业率比较低的专业，每年各大学校的艺术学院都会有很多该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率低的原因，有背景的会去一些剧团或者学校工作，没背景的要么就是当私教老师，要么追求明星梦，很多演绎工作是以劳务形式提供，并不会签正式合同。
当然还有很多身材相貌俱佳的干脆不工作，就连最有名的北电、中戏和上戏都是如此，更别说其他艺术学院货音乐学院的学生。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其实是很多女生的选择，之所以放到“大学十大最差专业”里面并不是因为这个专业不好，而是当今的就业形势太差。
要知道，一个企业需要的HR是有限的，供给量远远大学需求量，这就会导致很多从人力资源专业毕业的人也找不到合心意的工作，最后只好去转行了。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其实就是一个很“鸡肋”的专业，课程内容空洞无物。在就业上，只要不挑，找到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岗位需求量太大了。
只是，相当多的人没有考虑到，需求量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流动量大。
市场营销是一个残酷的行业，一切以业绩论英雄，招聘时许诺有丰厚的薪水，但是有前提的，那就完成多少任务量，完成了才能拿到理想中的薪水，完不成的，就有可能被淘汰。用“大浪淘沙”来形容营销业并不为过。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专业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因为涉及到管理学的专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理论多于实践，久而久之有一种纸上谈兵的感觉。学生最终真正获取的有效技能是非常有限的~
读工商管理的毕业方向是当公司领导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会让一个毫无经验的大学生当管理层。
除非你是富二代，读完要继承家业，不然这个专业其实真没什么用。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说是一门“万金油”专业，因此每年报考和应届毕业生数量都是很多的。但是正是因为其“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做不精”的感觉，使得这个专业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竞争力十分激烈，没有特别拔尖的人才基本上只能找普通的职员文书工作或当老师。
汉语言文学是教育部连续好几年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了，除非学生本身就很喜欢汉语言文学，并且以后想一直在里面深造，不然一毕业就得转行。
信息资源管理
这就是原来的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专业，因为不好招生，就换了个名字，毕业之后基本上只能进图书馆，工作清闲但没有发展前景。
物流管理
物流管理是很多学校看着网上购物发展红火新开的专业，但其实这个专业的课程十分的空洞无物，空有理论没有实践，就算毕业了大多也是从快递公司的基层做起。
电子商务
在我们惯性的思维当中，电子商务都特别火爆，绝对可以算是市场上的超级热点。尤其是以淘宝为首的网购迅猛发展起来之后，一时间电子商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好像谁学了电子商务，毕业后就能找到一份互联网的好工作，或者开个网点月入百万一样。
事实上由于这是一个随着扩招而变差的专业，师资力量良莠不齐，教学理论多于实践，学得都很肤浅流于表面，并没有什么核心的内容学到。所以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往往也不太好找工作。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但实际上却没什么用处。
就算是学生是抱着改变我国环境的想法去就读的，但最后毕业了你就会发现国内根本没有几家公司是对口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去考环保局，但最后也没有多少人会被录取。
生物工程专业
很高大上，但其就业前景却一直不太好。
因为国内并没有顶尖的生物公司，而出国留学所带来的高额费用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担的起的，因此就读于这个专业的很多学生一毕业可能就得面临着转行，说它是很“差”的专业一点也没错了
的确，毕业证上的专业直接决定了我们未来从事的领域。但是，也有很多人在步入社会后发觉，对于真正的职业生涯成长来说，专业的影响微乎其微。最终从事非自己所学专业领域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大学中，除去少数的专业知识，更多的时候，所学、所经历的是一种成长，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做事的方法、做人的原则，是磨练自己的意志，打造自己的三观，完成灵魂的洗礼。
有些人，进入看似热门专业，最终一手好牌打的稀烂；而有些人，进入看似冷门的专业，却能够专注在自己的领域一展所长。
好专业，差专业，终究还是自己说的算！
根据调查，大学里的某些专业其实对毕业后的就业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此这些专业也被学生们称为大学里比较“差”的专业。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大学十大最“差”专业，你中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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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门就业率比较低的专业，每年各大学校的艺术学院都会有很多该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率低的原因，有背景的会去一些剧团或者学校工作，没背景的要么就是当私教老师，要么追求明星梦，很多演绎工作是以劳务形式提供，并不会签正式合同。
当然还有很多身材相貌俱佳的干脆不工作，就连最有名的北电、中戏和上戏都是如此，更别说其他艺术学院货音乐学院的学生。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其实是很多女生的选择，之所以放到“大学十大最差专业”里面并不是因为这个专业不好，而是当今的就业形势太差。
要知道，一个企业需要的HR是有限的，供给量远远大学需求量，这就会导致很多从人力资源专业毕业的人也找不到合心意的工作，最后只好去转行了。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其实就是一个很“鸡肋”的专业，课程内容空洞无物。在就业上，只要不挑，找到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岗位需求量太大了。
只是，相当多的人没有考虑到，需求量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流动量大。
市场营销是一个残酷的行业，一切以业绩论英雄，招聘时许诺有丰厚的薪水，但是有前提的，那就完成多少任务量，完成了才能拿到理想中的薪水，完不成的，就有可能被淘汰。用“大浪淘沙”来形容营销业并不为过。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专业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因为涉及到管理学的专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理论多于实践，久而久之有一种纸上谈兵的感觉。学生最终真正获取的有效技能是非常有限的~
读工商管理的毕业方向是当公司领导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会让一个毫无经验的大学生当管理层。
除非你是富二代，读完要继承家业，不然这个专业其实真没什么用。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说是一门“万金油”专业，因此每年报考和应届毕业生数量都是很多的。但是正是因为其“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做不精”的感觉，使得这个专业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竞争力十分激烈，没有特别拔尖的人才基本上只能找普通的职员文书工作或当老师。
汉语言文学是教育部连续好几年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了，除非学生本身就很喜欢汉语言文学，并且以后想一直在里面深造，不然一毕业就得转行。
信息资源管理
这就是原来的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专业，因为不好招生，就换了个名字，毕业之后基本上只能进图书馆，工作清闲但没有发展前景。
物流管理
物流管理是很多学校看着网上购物发展红火新开的专业，但其实这个专业的课程十分的空洞无物，空有理论没有实践，就算毕业了大多也是从快递公司的基层做起。
电子商务
在我们惯性的思维当中，电子商务都特别火爆，绝对可以算是市场上的超级热点。尤其是以淘宝为首的网购迅猛发展起来之后，一时间电子商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好像谁学了电子商务，毕业后就能找到一份互联网的好工作，或者开个网点月入百万一样。
事实上由于这是一个随着扩招而变差的专业，师资力量良莠不齐，教学理论多于实践，学得都很肤浅流于表面，并没有什么核心的内容学到。所以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往往也不太好找工作。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但实际上却没什么用处。
就算是学生是抱着改变我国环境的想法去就读的，但最后毕业了你就会发现国内根本没有几家公司是对口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去考环保局，但最后也没有多少人会被录取。
生物工程专业
很高大上，但其就业前景却一直不太好。
因为国内并没有顶尖的生物公司，而出国留学所带来的高额费用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担的起的，因此就读于这个专业的很多学生一毕业可能就得面临着转行，说它是很“差”的专业一点也没错了
的确，毕业证上的专业直接决定了我们未来从事的领域。但是，也有很多人在步入社会后发觉，对于真正的职业生涯成长来说，专业的影响微乎其微。最终从事非自己所学专业领域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大学中，除去少数的专业知识，更多的时候，所学、所经历的是一种成长，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做事的方法、做人的原则，是磨练自己的意志，打造自己的三观，完成灵魂的洗礼。
有些人，进入看似热门专业，最终一手好牌打的稀烂；而有些人，进入看似冷门的专业，却能够专注在自己的领域一展所长。
好专业，差专业，终究还是自己说的算！
【三大球 赛场探出路】
在十四运会的赛场，除了奥运选手参加的比赛和传统优势项目风头正劲，足球、篮球、排球等“三大球”也以其影响力大、职业化程度高、民间参与人数多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近几届全运会，针对“三大球”后备力量薄弱、参与力度不足等问题，采取了增设青年组等方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杠杆作用”——青少年球员数量有所增加，人才培养模式也更趋多元。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提升竞技体育实力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中“三大球”更是牵动人心。全运会的不断探索，也在为走出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的“三大球”发展之路提供方向和路径。
设项 练兵与精彩兼顾
在大力振兴“三大球”的背景下，十四运会原本就将足球、篮球、排球决赛阶段参赛队伍数量增加至12支，足球还增设五人制足球项目和更多年龄组别。此后，基于疫情防控等方面考虑，又进行了调整，男子、女子“三大球”项目都根据年龄段设置两个组别。
男足、男篮项目没有设成年组。其中，男篮首次取消了成年组比赛，但允许每队报名4名超龄球员。组委会表示，这是为了兼顾锻炼年轻球员和提升比赛关注度。但无论男足的20岁以下组还是男篮的22岁以下组，针对的都是可以在职业联赛崭露头角的年龄段，也确实有一些优秀的年轻球员在十四运会的比赛中亮相。相对而言，足球18岁以下组、篮球19岁以下组和排球19岁以下组可以视为男子、女子“三大球”后备力量的大检阅。三人制篮球比赛，既有专业球员，也有大学生球员和民间业余球员，各方混战，别有一番趣味。
此外，出战东京奥运会的女子“三大球”队伍情况各不相同，女足和女篮都以奥运联合队的国家队配置出战十四运会成年组赛事。奥运联合队在女篮成年组决赛中大比分战胜江苏队获得冠军，在女足首战中则险胜东道主陕西队，25日的决赛对手是上海队。
未能闯入东京奥运会八强的中国女排并未整队征战十四运会，球员回到各自省队参与成年组比赛，当仁不让地成为各队绝对主力。从前期的比赛看，天津、江苏、辽宁等队实力强劲，其中天津队的李盈莹经过大赛历练，进步较快，几乎每场比赛都有上佳发挥。但让人稍感遗憾的是，除国家队球员外，各队目前没有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面孔。
创新 促进与激励并举
从2009年在山东举行的十一运会开始，全运会率先在男足项目设置双年龄组的比赛，加大年轻球员的参赛比重；2013年在辽宁举行的十二运会，“三大球”开始全部设置青年组比赛，目的就是用全运杠杆促进各省区市对后备力量的重视。
十四运会上，在女篮奥运联合队夺冠之后，队员穿着各自省区市的领奖服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借此机会，山东、山西等代表团也获得了全运会参赛历史上首枚“三大球”金牌，这或将对更多地方培养青少年球员及支持省内俱乐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久后，中国女篮就要出征亚洲杯，整队参加全运会，也有利于球队在整体上保持比赛状态。
在已经结束的男篮19岁以下组比赛中，广东队、浙江队、江苏队获得前三名。其中广东队小将孙浩钦场均独得30分，身高1米92的他能突能投，进攻手段多样。“美妙的全运会之旅告一段落，下一站CBA（中职篮联赛），加油！”据了解，孙浩钦已完成CBA球员注册，新赛季他将代表深圳队参赛。
孙浩钦出众的能力得益于篮球青训系统的培养，从连云港体校到深圳队青训，他多次入选国字号队伍。广东队主教练郑永刚说：“这次能拿到冠军，主要得益于我们省内有3家CBA俱乐部，及其向下覆盖的一大批基层体校，正是有了他们的人才输送，我们才可以优中选优组成队伍参加全运会。”
人才 青训与校园融合
虽然距离金牌仍有一步之差，男、女足18岁以下组两支亚军球队的人员组成和培养路径却值得一提。
重庆男足的大部分球员来自重庆市足协和重庆辅仁中学共建的2003梯队。几年来，多名球员有入选国字号青少年队伍的经历。来自中超重庆两江竞技队的胡兴雨、邓皓天则是职业俱乐部代表。这样一支由市足协、学校、职业俱乐部三方组成的队伍，80%以上的队员来自重庆本土青训，在全运会赛场上创造了重庆足球的历史，也为后备力量培养提供了新的借鉴与思路。
浙江女足闯入决赛让人颇感惊喜，这批小球员的成功引起了外界对于足球多元化发展的期待。队中多名球员来自丽水市，她们的优异表现，让人想到丽水日益浓厚的足球氛围。近年来，依托校园足球的后备人才培养，当地的业余联赛和五人制足球发展态势良好，足球人才的涌现水到渠成。
在女排19岁以下组比赛中，一大批身体条件出色、具有良好天赋的年轻选手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甚至有十六七岁的小队员已经担起重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训练及反兴奋剂部主任李国东说，通过比赛摸底了许多“好苗子”，江苏队副攻万梓玥年仅16岁，身高已达到1米96，各项身体条件非常突出，上海队18岁的二传手柴瀛，一手出色的传球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也有多地的排管中心负责人和教练员表示，尽管有全运会设项的支持，女排项目依然面临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传统强队天津队正在尝试从全国范围内扩大选才。今年10月，中国排球协会还将继续举办“希望之星”训练营，重点培养2005、2006年龄段的年轻运动员。
来源：人民日报
在十四运会的赛场，除了奥运选手参加的比赛和传统优势项目风头正劲，足球、篮球、排球等“三大球”也以其影响力大、职业化程度高、民间参与人数多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近几届全运会，针对“三大球”后备力量薄弱、参与力度不足等问题，采取了增设青年组等方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杠杆作用”——青少年球员数量有所增加，人才培养模式也更趋多元。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提升竞技体育实力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中“三大球”更是牵动人心。全运会的不断探索，也在为走出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的“三大球”发展之路提供方向和路径。
设项 练兵与精彩兼顾
在大力振兴“三大球”的背景下，十四运会原本就将足球、篮球、排球决赛阶段参赛队伍数量增加至12支，足球还增设五人制足球项目和更多年龄组别。此后，基于疫情防控等方面考虑，又进行了调整，男子、女子“三大球”项目都根据年龄段设置两个组别。
男足、男篮项目没有设成年组。其中，男篮首次取消了成年组比赛，但允许每队报名4名超龄球员。组委会表示，这是为了兼顾锻炼年轻球员和提升比赛关注度。但无论男足的20岁以下组还是男篮的22岁以下组，针对的都是可以在职业联赛崭露头角的年龄段，也确实有一些优秀的年轻球员在十四运会的比赛中亮相。相对而言，足球18岁以下组、篮球19岁以下组和排球19岁以下组可以视为男子、女子“三大球”后备力量的大检阅。三人制篮球比赛，既有专业球员，也有大学生球员和民间业余球员，各方混战，别有一番趣味。
此外，出战东京奥运会的女子“三大球”队伍情况各不相同，女足和女篮都以奥运联合队的国家队配置出战十四运会成年组赛事。奥运联合队在女篮成年组决赛中大比分战胜江苏队获得冠军，在女足首战中则险胜东道主陕西队，25日的决赛对手是上海队。
未能闯入东京奥运会八强的中国女排并未整队征战十四运会，球员回到各自省队参与成年组比赛，当仁不让地成为各队绝对主力。从前期的比赛看，天津、江苏、辽宁等队实力强劲，其中天津队的李盈莹经过大赛历练，进步较快，几乎每场比赛都有上佳发挥。但让人稍感遗憾的是，除国家队球员外，各队目前没有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面孔。
创新 促进与激励并举
从2009年在山东举行的十一运会开始，全运会率先在男足项目设置双年龄组的比赛，加大年轻球员的参赛比重；2013年在辽宁举行的十二运会，“三大球”开始全部设置青年组比赛，目的就是用全运杠杆促进各省区市对后备力量的重视。
十四运会上，在女篮奥运联合队夺冠之后，队员穿着各自省区市的领奖服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借此机会，山东、山西等代表团也获得了全运会参赛历史上首枚“三大球”金牌，这或将对更多地方培养青少年球员及支持省内俱乐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久后，中国女篮就要出征亚洲杯，整队参加全运会，也有利于球队在整体上保持比赛状态。
在已经结束的男篮19岁以下组比赛中，广东队、浙江队、江苏队获得前三名。其中广东队小将孙浩钦场均独得30分，身高1米92的他能突能投，进攻手段多样。“美妙的全运会之旅告一段落，下一站CBA（中职篮联赛），加油！”据了解，孙浩钦已完成CBA球员注册，新赛季他将代表深圳队参赛。
孙浩钦出众的能力得益于篮球青训系统的培养，从连云港体校到深圳队青训，他多次入选国字号队伍。广东队主教练郑永刚说：“这次能拿到冠军，主要得益于我们省内有3家CBA俱乐部，及其向下覆盖的一大批基层体校，正是有了他们的人才输送，我们才可以优中选优组成队伍参加全运会。”
人才 青训与校园融合
虽然距离金牌仍有一步之差，男、女足18岁以下组两支亚军球队的人员组成和培养路径却值得一提。
重庆男足的大部分球员来自重庆市足协和重庆辅仁中学共建的2003梯队。几年来，多名球员有入选国字号青少年队伍的经历。来自中超重庆两江竞技队的胡兴雨、邓皓天则是职业俱乐部代表。这样一支由市足协、学校、职业俱乐部三方组成的队伍，80%以上的队员来自重庆本土青训，在全运会赛场上创造了重庆足球的历史，也为后备力量培养提供了新的借鉴与思路。
浙江女足闯入决赛让人颇感惊喜，这批小球员的成功引起了外界对于足球多元化发展的期待。队中多名球员来自丽水市，她们的优异表现，让人想到丽水日益浓厚的足球氛围。近年来，依托校园足球的后备人才培养，当地的业余联赛和五人制足球发展态势良好，足球人才的涌现水到渠成。
在女排19岁以下组比赛中，一大批身体条件出色、具有良好天赋的年轻选手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甚至有十六七岁的小队员已经担起重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训练及反兴奋剂部主任李国东说，通过比赛摸底了许多“好苗子”，江苏队副攻万梓玥年仅16岁，身高已达到1米96，各项身体条件非常突出，上海队18岁的二传手柴瀛，一手出色的传球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也有多地的排管中心负责人和教练员表示，尽管有全运会设项的支持，女排项目依然面临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传统强队天津队正在尝试从全国范围内扩大选才。今年10月，中国排球协会还将继续举办“希望之星”训练营，重点培养2005、2006年龄段的年轻运动员。
来源：人民日报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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