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元气论#：元气是生命之源泉，是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
1、“元气”，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原”，“始也”（《说文》），指天地万物之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元气学说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国时期宋钘、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于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倡之“元气本体论”。
元气学说以元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以元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等现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气学说作为一种自然观，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元气学说在对天、地、人万物的生成和各种自然现象作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有关生理现象提出了朴素的见解。
基于元气学说的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即是“元气论”。元气论对中医学、丹道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人身元气又称“原气”、“真气”，是存在于体内维护生命活动的本源物质。《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此即指元气而言，故元气广义简称为“气”。《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允身者也”，此气源于先天而养于后天，但狭义又专指禀受父母的先天之气。在古典气功文献中，常把此“气”字写作“炁”，以示与后天之“气”的区别。
2、元气论认为，元气是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元气也是生命之源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活动的过程，即是元气的消长变化及升降出入运动。“人之生此由乎气”（景岳全书），“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
由此可见，元气的盛衰聚散及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元气充足、运行正常，是人体健康的保障；元气不足或气机失调，则为致病之因，故有“百病皆生于气”、“元气虚为致病之本”之说。因此防病治病也应以调护元气为本，善养生者更应正视护养此气。故张介宾说：“盖天地万物皆由气化，气存数亦存，气尽数亦尽，所以生者由乎此，所以死者亦由乎此。此气不可不宝，能宝其气，则延年之道也”（《类经·运气类》）。
元气藏之于肾而化生元精，系于命门而为肾间动气，其变化为用，一分为二而为元阴、元阳，实为性命之本、造化之机。元气虽藏之于下，而其用则布护周身，脏腑之机能全赖此气之运转，故徐灵胎说：“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
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劳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医学源流论》）。元气之所行，与任督二脉关系至密。元气根之于肾而行于任督，故李时珍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此元气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奇经八脉考》）。
元气虽化生于先天父母之精，但必须有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所以与脾胃又密切相关，故李东垣说：“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内外伤辨惑论》）。
3、丹道学中所言元气，多指先天之“炁”。此“炁”形成于受胎之先，先天细细蕴蕴，生于无形，又谓“原始祖炁”，是推动胎儿内呼吸（潜气内转）的循环动力；在人出生后，即“炁落丹田”，成为启动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并司理后天呼吸之气、水谷之气、营卫之气、脏腑之气、经脉之气等。
丹道学中所指先天之“炁”是潜藏的内气，而后天之“气”则着重指形于呼吸之气（外呼吸），故《入药镜》注：“藏则为惹，形则为气”。在人体，先天之“炁”与后天之“气”密不可分。出生后“炁落丹田”，为“呼吸之根”，人在进行呼吸活动时，“先天元始祖炁未尝不充溢其中。非后天之气，无以见先天一炁之流行；非先天之炁，无以为后天一气之主宰”（《入药镜》注）。
内丹学中要求气贯丹田，即以后天之“气”接引先天之“炁”，发动任、督循环，以达到所谓“再立胎息”的效果。《入药镜》听说：“先天惹，后天气，得之者，常如醉。”即指气功状态中二气混合，呼吸绵绵，任督循环，身心酣畅的自我体验。
古代先贤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气功锻炼可以充实元气、调理气机，以达治病强身之目的，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家们却以“元气论”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整套行气、养气的方法，以培补元气、调畅气机，有力地推动了丹道学的发展。
元气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命观，对中医学、丹道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元气的实质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揭晓的谜。近年来有人对元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如有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元气与信息同样具有传递、保存、交换的共同特征，人体通过元气的调控作用，以维持内环境及内外环境间的阴阳平衡：有人从“场”论角度，认为元气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场”，这种“场”非常活跃，虽看不见、摸不到，但其可产生感觉，能联系调节机体内外环境，以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协调；有人从能量的角度，提出“电子激发能假说”，认为激发态分子可通过共振转移，将激发能传给别的分子，这一过程就是所谓“行气”。
还有人认为，气是一种微粒流，其直径小于60±2微米，某些还带行正负电荷；辐射场摄影能提供内气的指标，说明内气存在于生命之中，并随着生命条件的转化而改变，电量辉光即是内气存在的表现。
尽管目前对元气的研究还比较粗疏，很多问题尚有待深入，但实践证明，进一步探讨元气的实质，不仅是传统的中医学、丹道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对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1、“元气”，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指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通“原”，“始也”（《说文》），指天地万物之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元气学说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其产生可追溯至老子之“道”，基本形成于战国时期宋钘、尹文的“精气说”（即“气一元论”），发展于东汉末年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所倡之“元气本体论”。
元气学说以元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以元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等现象。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气学说作为一种自然观，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总体认识。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元气学说在对天、地、人万物的生成和各种自然现象作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还对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有关生理现象提出了朴素的见解。
基于元气学说的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即是“元气论”。元气论对中医学、丹道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人身元气又称“原气”、“真气”，是存在于体内维护生命活动的本源物质。《难经·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此即指元气而言，故元气广义简称为“气”。《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允身者也”，此气源于先天而养于后天，但狭义又专指禀受父母的先天之气。在古典气功文献中，常把此“气”字写作“炁”，以示与后天之“气”的区别。
2、元气论认为，元气是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统一的物质基础，“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元气也是生命之源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生命活动的过程，即是元气的消长变化及升降出入运动。“人之生此由乎气”（景岳全书），“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
由此可见，元气的盛衰聚散及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元气充足、运行正常，是人体健康的保障；元气不足或气机失调，则为致病之因，故有“百病皆生于气”、“元气虚为致病之本”之说。因此防病治病也应以调护元气为本，善养生者更应正视护养此气。故张介宾说：“盖天地万物皆由气化，气存数亦存，气尽数亦尽，所以生者由乎此，所以死者亦由乎此。此气不可不宝，能宝其气，则延年之道也”（《类经·运气类》）。
元气藏之于肾而化生元精，系于命门而为肾间动气，其变化为用，一分为二而为元阴、元阳，实为性命之本、造化之机。元气虽藏之于下，而其用则布护周身，脏腑之机能全赖此气之运转，故徐灵胎说：“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
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劳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医学源流论》）。元气之所行，与任督二脉关系至密。元气根之于肾而行于任督，故李时珍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此元气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奇经八脉考》）。
元气虽化生于先天父母之精，但必须有赖于后天水谷精气的充养，所以与脾胃又密切相关，故李东垣说：“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内外伤辨惑论》）。
3、丹道学中所言元气，多指先天之“炁”。此“炁”形成于受胎之先，先天细细蕴蕴，生于无形，又谓“原始祖炁”，是推动胎儿内呼吸（潜气内转）的循环动力；在人出生后，即“炁落丹田”，成为启动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并司理后天呼吸之气、水谷之气、营卫之气、脏腑之气、经脉之气等。
丹道学中所指先天之“炁”是潜藏的内气，而后天之“气”则着重指形于呼吸之气（外呼吸），故《入药镜》注：“藏则为惹，形则为气”。在人体，先天之“炁”与后天之“气”密不可分。出生后“炁落丹田”，为“呼吸之根”，人在进行呼吸活动时，“先天元始祖炁未尝不充溢其中。非后天之气，无以见先天一炁之流行；非先天之炁，无以为后天一气之主宰”（《入药镜》注）。
内丹学中要求气贯丹田，即以后天之“气”接引先天之“炁”，发动任、督循环，以达到所谓“再立胎息”的效果。《入药镜》听说：“先天惹，后天气，得之者，常如醉。”即指气功状态中二气混合，呼吸绵绵，任督循环，身心酣畅的自我体验。
古代先贤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气功锻炼可以充实元气、调理气机，以达治病强身之目的，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家们却以“元气论”为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整套行气、养气的方法，以培补元气、调畅气机，有力地推动了丹道学的发展。
元气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命观，对中医学、丹道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元气的实质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揭晓的谜。近年来有人对元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如有人从控制论的角度，认为元气与信息同样具有传递、保存、交换的共同特征，人体通过元气的调控作用，以维持内环境及内外环境间的阴阳平衡：有人从“场”论角度，认为元气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场”，这种“场”非常活跃，虽看不见、摸不到，但其可产生感觉，能联系调节机体内外环境，以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协调；有人从能量的角度，提出“电子激发能假说”，认为激发态分子可通过共振转移，将激发能传给别的分子，这一过程就是所谓“行气”。
还有人认为，气是一种微粒流，其直径小于60±2微米，某些还带行正负电荷；辐射场摄影能提供内气的指标，说明内气存在于生命之中，并随着生命条件的转化而改变，电量辉光即是内气存在的表现。
尽管目前对元气的研究还比较粗疏，很多问题尚有待深入，但实践证明，进一步探讨元气的实质，不仅是传统的中医学、丹道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对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刷《天之下》臭狼彭千麒灭彭小丐一家的章节，有大段都是恐怖掉san写法。//《天之下》和其他新武侠以及金庸派传统武侠都不太一样，有侠道热血人情，也有暗黑惊悚猎奇，也有权谋纵横捭阖，表面讲的是江湖实际上讲的是权力斗争和体制：世界观内没有世俗王权，天下由武侠门派划区分治，但在错误的体制下，“侠义”找不到正确的位置。当武侠统治一切，反而世间再没有真正的“侠”。//后面刺杀臭狼那段也写得精彩极了，打戏看得人心都揪着，但臭狼就是愣没搞死，气得我拍大腿。三弦的典型写法是一个配角死前先把他写“活”，三言两语调动起读者的感情或者说同情，再送他去死。刺杀臭狼的项宗卫就是这种处理方式。
庄子识人九法，看破一个人的本质！#传统文化#
怎样才能超越人的表象而认识其本质，庄子从忠诚、敬慎、能力、智识、信誉、廉洁、节操、仪态、人际等九个标准，提出一种遴选人才的办法“九征”。
“九征”即九种征验，“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一、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诚，从古至今都是为官之人必备的品质之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忠”指尽忠于自己的上司、君王。而庄子的“远使之而观其忠”，是指权力中心有意疏远、冷落考察对象，看他是否依旧忠心耿耿，会不会立马牢骚满腹，由此观察他的忠诚度。
二、近使之而观其敬
与“远使之”相对，庄子还有一个“近使之”的考察策略，即与考察对象近距离接触，建立私交，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否就由“对事负责制”变为“对人负责制”，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
三、烦使之而观其能
人是复杂的，又是独特的，能力总会有所偏长。如果要达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对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
庄子的“烦使之而观其能”，即给考察对象安排很多有挑战性的工作，看他能否游刃有余，借以观察其工作能力。
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就是一位能人。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琐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且有过目不忘之能。他常在早晨和傍晚处理公事，听取大家意见，中间接待宾客，宴饮娱乐，使人人尽兴而公事井井有条。除了天生异禀，这也是个人修养的结果。
“定能生慧”，不能“定”，就不可能处理好繁杂的工作，更不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能不能“定”，主要还是靠个人的后天修养。
四、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智识是为官者又一必备条件。突然向考察对象提出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看他是否胸怀全局、应付裕如，可以考察其对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应的分析归纳概括能力。
历史上“卒然问焉”对官员加以突击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公元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
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每出现一个新情况可以说都是一种“卒问”。只有对所负责的工作有详尽细致的关注了解，才能应对来自各方的“卒问”。
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能做到知行合一，以“知”来指导“行”，以“行”来验证和修正“知”，这是庄子对人才综合素质加以判断的重要依据。
五、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信”，从“人”从“言”，词意“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诚信从来为立政之本。不仅儒家提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法家对诚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视，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战国商鞅就强调以诚信强国利民。
唐代《贞观政要》也有类似记载，魏征就曾向唐太宗谏言，“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这对唐前期的治国方略起到了积极影响。对庄子而言，“信”是非常重要的德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意即仓促与考察对象约定时间，来观察他的守信程度。
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时赴约，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石，而领导者想要“取信于民”则更应做好表率。
六、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仁”在此处是廉洁的意思。古语云：公生明，廉生威。廉洁与否还会影响干部的公信力和威望。对此，庄子的考察是“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即安排其管理财物。
七、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庄子的“告之以危”，即是将考察对象置于某种危难处境中，以观察其是否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持守节操。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赴刑的谭嗣同是这么说的：“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里，“节”完全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甘愿为理想而献出生命的高贵情操了。
八、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让考察对象喝醉酒，然后观察他的行为仪态。
《鬼谷子》上说“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一个人内在感情有所变化的时候，会在情貌上有所表现，如歌哭、舞蹈、或怒或笑等等。
而庄子以酒醉将人对自身有意无意地伪饰尽量解除，还原其本真状态，借以观察他平时不能显现的真实情志，从而对他的为人、仪表等做出接近本质的判断。这种考察方式可见庄子对人性体察之微。
九、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色”，本义是脸色。察言观色，可以考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方法是让考察对象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通过他的面部表情考察其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综上言之，“九征”之法即将人放在九种情境中观其表现，察其人品，识其能力，从而完成对人才的综合考察。而这九种考察策略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之上的，全面且有针对性 。
怎样才能超越人的表象而认识其本质，庄子从忠诚、敬慎、能力、智识、信誉、廉洁、节操、仪态、人际等九个标准，提出一种遴选人才的办法“九征”。
“九征”即九种征验，“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一、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诚，从古至今都是为官之人必备的品质之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忠”指尽忠于自己的上司、君王。而庄子的“远使之而观其忠”，是指权力中心有意疏远、冷落考察对象，看他是否依旧忠心耿耿，会不会立马牢骚满腹，由此观察他的忠诚度。
二、近使之而观其敬
与“远使之”相对，庄子还有一个“近使之”的考察策略，即与考察对象近距离接触，建立私交，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否就由“对事负责制”变为“对人负责制”，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
三、烦使之而观其能
人是复杂的，又是独特的，能力总会有所偏长。如果要达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对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
庄子的“烦使之而观其能”，即给考察对象安排很多有挑战性的工作，看他能否游刃有余，借以观察其工作能力。
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就是一位能人。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琐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且有过目不忘之能。他常在早晨和傍晚处理公事，听取大家意见，中间接待宾客，宴饮娱乐，使人人尽兴而公事井井有条。除了天生异禀，这也是个人修养的结果。
“定能生慧”，不能“定”，就不可能处理好繁杂的工作，更不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能不能“定”，主要还是靠个人的后天修养。
四、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智识是为官者又一必备条件。突然向考察对象提出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看他是否胸怀全局、应付裕如，可以考察其对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应的分析归纳概括能力。
历史上“卒然问焉”对官员加以突击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公元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
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每出现一个新情况可以说都是一种“卒问”。只有对所负责的工作有详尽细致的关注了解，才能应对来自各方的“卒问”。
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能做到知行合一，以“知”来指导“行”，以“行”来验证和修正“知”，这是庄子对人才综合素质加以判断的重要依据。
五、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信”，从“人”从“言”，词意“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诚信从来为立政之本。不仅儒家提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法家对诚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视，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战国商鞅就强调以诚信强国利民。
唐代《贞观政要》也有类似记载，魏征就曾向唐太宗谏言，“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这对唐前期的治国方略起到了积极影响。对庄子而言，“信”是非常重要的德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意即仓促与考察对象约定时间，来观察他的守信程度。
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时赴约，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石，而领导者想要“取信于民”则更应做好表率。
六、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仁”在此处是廉洁的意思。古语云：公生明，廉生威。廉洁与否还会影响干部的公信力和威望。对此，庄子的考察是“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即安排其管理财物。
七、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庄子的“告之以危”，即是将考察对象置于某种危难处境中，以观察其是否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持守节操。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赴刑的谭嗣同是这么说的：“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里，“节”完全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甘愿为理想而献出生命的高贵情操了。
八、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让考察对象喝醉酒，然后观察他的行为仪态。
《鬼谷子》上说“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一个人内在感情有所变化的时候，会在情貌上有所表现，如歌哭、舞蹈、或怒或笑等等。
而庄子以酒醉将人对自身有意无意地伪饰尽量解除，还原其本真状态，借以观察他平时不能显现的真实情志，从而对他的为人、仪表等做出接近本质的判断。这种考察方式可见庄子对人性体察之微。
九、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色”，本义是脸色。察言观色，可以考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方法是让考察对象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通过他的面部表情考察其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综上言之，“九征”之法即将人放在九种情境中观其表现，察其人品，识其能力，从而完成对人才的综合考察。而这九种考察策略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之上的，全面且有针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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