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度论》说：“则知世间乐，皆从苦因缘生，亦能生苦果，诳人须臾，后苦无量。（世间安乐都是苦因缘业惑的产物，也能引生后后苦果，只是片刻迷惑人们，却后患无穷。）譬如美食杂毒，食虽香美，毒则害人，世间乐亦如是。（如同杂毒美食吃起来虽然香美，但却会伤害人，世间享乐也是如此。）”

须知念佛根本道理，是要人生信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了脱生死。不可只发求世间富乐，不求生西方。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世间灾难，亦可消灭。(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卷一·复宁德晋居士书九)

【念佛回家：念南无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云：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胜友，当坐道场，生诸佛家。

#三联美食# 因为疫情，家里多多少少总是要囤积一些食品应急。罐头食品，通常是家里存货的首选。而罐头食品中，对我来说，喜闻乐见的首选，是午餐肉。

作为一个河北人，每每看到午餐肉的描述，心里总有莞尔之意。这种把碎肉加入淀粉里制成一个粉坨的熟食，在我的家乡冀中平原，叫肉焖子，媳妇快餐，村长可见，流传却不止百年。只是，我的老实巴交的河北老乡从没想过给这种食物搞出什么定位，或者穿个马甲、做成罐头罢了。

肉焖子，在冀中平原，只是一个普通百姓日常果腹解馋、土得掉渣的寻常美食。

与西式罐头午餐肉相比，肉焖子从外观到内容大同小异，都是用碎肉加淀粉和香辛料制作的熟食。按主材的不同，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猪肉焖子，焖子里的碎肉为猪瘦肉，以保定定州出产的最为出名。另一种是驴肉焖子，焖子里的碎肉是驴肉，以保定徐水区漕河镇出产的最为正宗。

猪肉焖子，也叫定州焖子。民间相传，诞生于宋代，为曾任定州知州的文豪苏东坡所创。当时适逢天灾，苏东坡为救济灾民，命人将少许碎猪肉煮成汤，再放进荞麦面熬制成粘稠的糊状，冷却后结成块，然后切块分给灾民食用。

如此，这种用少量猪肉掺入大量淀粉的食物填饱了更多灾民的肚子，其做法便也流传了下来。后来，当地人称这用碎肉和荞麦面加肉汤熬制的食品为“焖子”，河北盛产红薯，红薯淀粉成本更低，粘性更强，后将荞麦面换成了红薯淀粉。

传统的定州焖子的做法，是先把新鲜猪瘦肉剁成块状，然后放入一定比例的红薯淀粉，倒入香辛料、水、香油等，搅拌均匀呈现糊状。然后将糊用手抓入准备好的纯棉布袋中，之后把填好的焖子袋一起放入烧开的热汤中，大火开微火煮。捞出煮熟的焖子袋放入冷水中冷却，晾干，将焖子从布袋中取出，经过熏制即成。猪肉焖子成品呈圆柱状，大约有成年男人胳膊粗细。若布袋形状短浅，也有出品像球状的。若是不经水煮，而是倒入盆中上蒸锅蒸熟，则成品就像一个从盆中倒扣出来的粉坨，造型随着模具不同可以千变万化。

定州焖子香味独特、加工考究、色泽美观，外表油光、结构紧密、弹性十足，在定州广受欢迎，曾有定州人说：“在定州‘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爱吃焖子。”

徐水漕河是保定驴肉的发源地。据《徐水县新志》载，在宋时，漕河是一条运粮的河。传说当时漕河一带有漕帮两股敌对势力，漕帮运粮，盐帮运盐，双方矛盾很深，经常兵戎相见。

漕帮俘获盐帮驮货的毛驴，无法处理这一战利品，就宰杀掉做成卤驴肉吃。一来二往，漕河卤驴肉兴起，由于加工秘技独特，漕河的卤驴肉色泽红润，香味浓郁，表里如一，熟度透彻，酥软适口，广受欢迎。不过，驴肉可比猪肉贵多了，普通百姓难以消费，故商家以少量碎驴肉加淀粉制成驴肉焖子，似肉不是肉，价格却亲民许多，自然更受百姓的青睐。

徐水驴肉焖子，以红薯淀粉及绿豆淀粉为主料，碎驴肉、驴油、香油为辅料，加以多种香辛料。用卤驴肉的老汤将淀粉、碎驴肉一并调好，放入盆中或模具中，蒸熟后冷却而成。徐水驴肉焖子色泽红亮，香而不腻，卤香扑鼻，成品就像一个从盆中倒扣出来的粉坨，造型也是变化多端不一而足。

从徐水漕河驱车向东南方向行驶百余公里，即到达沧州河间市，在这里，驴肉焖子被叫做“香焖”。

按民间传说，河间驴肉及焖子的初创年代，可上溯至唐朝。传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前来到河间，一书生“杀驴煮秫”招待李隆基，李隆基食罢练练夸奖。自此，河间的酱驴肉正式兴起，经过数代流传，酱出的驴肉色泽红润、鲜嫩可口，形成了一种独特风味。同样，受限于驴肉的成本，河间的驴肉香焖是用酱驴肉的老汤，加驴油、淀粉和香辛料调制后蒸制而成，与河间酱驴肉的味道相同，但酱香味却十分浓郁突出。

从定州往南驱车五十余公里，即到达石家庄深泽县西河村。在这里，驴肉焖子又被叫做“西河肉糕”。据说，西河肉糕是晚清年间，由西河村民李洛提发明。

某年年终过年，他得到一块驴肉，由于家人众多而肉少，便将驴肉切成细粒，放入调料，煮熟后加入淀粉成形，切片当肉食给全家用，从此味美可口的西河肉糕便诞生了。西河肉糕以绿豆、红薯淀粉为主料，碎驴肉、驴油、香油为辅料，以及香辛料，调好后，放入盆中或模具中蒸熟后冷却而成。西河肉糕成品色泽红亮，口感细腻，是当地人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地方名吃。

与国内的某些食品企业不断宣传其罐头午餐肉中肉含量越来越高不同，“肉焖子好吃不在肉多少上”——肉与淀粉自有黄金比例，除去成本考量，另一关键所在为，无论是猪肉焖子还是驴肉焖子，真正的灵魂是将碎肉与淀粉融合在一起的老汤！

因为猪肉或驴肉的瘦肉本身，入味程度有限。淀粉则不同，其强大的吸附能力，能将老汤的精华尽收，同时将散碎的油脂包裹在碎肉周围，在食用时，可以轻松在舌齿咀嚼间绽放出来，达到满口生香的最终效果。

肉焖子的吃法众多，煎炒烹炸，熬菜拌面，随心所欲。不过，最常见的吃法，是切片后，夹入热气腾腾的面饼里，大口咬着吃。这个面饼，各地还不一样。定州、徐水和河间是火烧，深泽是烧饼，烙饼则不限地域，随时随地可以卷一切。这种吃法的经典之处在于，焖子一定是凉的，这样才能凝固便于切成小片，夹在刚出炉的热面饼里，再浇一勺带油老汤，才算大功告成。

热火烧、烧饼或烙饼的外皮酥脆，内芯绵软滚烫，焖子受热后变软，香气喷发，油脂软化，还未入口，浓郁的香气就充满鼻腔。一口咬下去，碎肉、淀粉及面饼三种食材形成的丰满感觉占满了口腔，鼻子、舌头和牙齿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大量碳水则填饱了饥肠。这种厚实的感觉，令食客不由得心满意足、沉溺其中，无法住嘴。

相比之下，面饼裹全肉固然是肉多，但价格就扶摇直上，远不如肉焖子好吃不贵，经济实惠。无论出自小贩量产版的商业肉焖子，还是家常版的私家肉焖子，不管是一家人围坐下酒伴饭，还是匆匆行人边走边吃，都能在热面饼裹着肉焖子升腾出的氤氲香气中，体验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身体获得碳水能量加持的同时，心理上也获得了解馋快感的释放。

在冀中，焖子并不一定是“午餐吃的肉”，寻常的食材，实惠的价格，脂肪与碳水创造出的舌尖美味不仅仅是填饱了人们的肚子，又何尝不是把平凡日子点缀得更加有滋味？

《一口肉焖子，脂肪和碳水的满足感》文 | 丹枫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