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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印光大师：守道德葆精保身戒手淫

印光大师 一脉心香

　　现今世道人心，坏至其极。凡圣贤所传述之道，德，仁，义，孝，慈，廉，节，均废弃之。凡古昔所不忍见闻，不肯挂齿者，均极力提倡，期其一致进行。而男女自由恋爱，裸体相抱跳舞之场，与学校，不知其数。大学堂，画裸体画，以期美术进步。美术固能进步，绝不虑人道退步，畜道进步乎。汝等均少年，须知好歹，切不可于此种灭伦灭理之邪说中，中其毒气。则后来尚可自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愧怍。否则，纵艺高学博，于己于人，有何所益。汝须知因果报应，了无或爽。虽一时或未能即见，而过数十年，决无不见者。况死后，及来生后世，凡夫不得而知者乎。

　　今日世道之坏，由于儒者多不信因果报应，及与轮回生死。彼理学家，窃取佛经要义，以宏儒宗。反以佛普度众生之道，谓为蛊惑愚俗，而辟驳之。致凡儒者不肯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相劝导，大家都认作若有若无，故世道日益浇漓。具顶天履地之气概，不随流俗所转者，无有几人。而欧风一至，胥然风从，变本加厉，故成今日之世道。人情如水，礼法如堤，去礼法之堤，能不人欲横流乎。人欲既横流，礼法务力去，故感大水遍发，江堤河圩，到处破坏，几多人民，被淹而死。有未死者，无衣，食，住，号寒，啼饥，不忍见闻。纵有好善之士，多方捐募，卒以人多款少，难以遍及。而江堤河圩，须款更多。若不修，则由小至大，水尽横流。若修，则实无此财力。而况盗匪猖獗，南北交仇，外侮横暴。此际之人民，真可谓可怜可悯，而无所控告者。

　　汝二人年纪尚轻，必须恪守旧道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乃做人之规矩准绳。人若不在此八者上致力，即谓之亡八字。八字既亡，便是衣冠禽兽矣。人之少年，最难制者为情欲。今之世道，专以导欲诲淫为目的。汝等虽有祖上阴德，不至大有逾越，然须战兢自守，庶可无愧先人。倘不著力立品，受淫欲之戕贼，后来决定无所成就，或致短命而死。今为汝寄《历史统纪》二部，此二十四史中，因果报应显著之事迹也。《嘉言录》二本，此学佛之要道，修身之常规，宜详阅之。所言念南无阿弥陀佛，乃消除业障，转凡成圣之妙法。果能常念，则心地自然开通，知见自归正理，而读书作事，均有巨益。况今乃患难世道，念之则便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利益不能尽说，汝且依《嘉言录》而行。《寿康宝鉴》，青年保身等，看之，则不至随情欲而冶游，或手淫也。今之少年，多半犯手淫病，此真杀身之一大利刃也，宜痛戒之。

　　汝兄德晋，冀汝等由佛法而敦儒行，早已祈光致书，勉勖汝等。光以汝等或染时派，则与佛相反，徒费我心，与汝无益，故不即与书。今汝既知汝兄之厚意，来书求诲，故只好在要紧处说之。其余自己肯力行，久则不难渐知耳。

　　须知人与天，地，并称三才。天地之高厚，谁可得知。人以六尺之躯，何可与此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称乎哉。良以人，可以继往圣，开来学，参天，地之化育故也。人而不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已失人之名义。况专以机械变诈，弱肉强食为心乎哉。是殆豺，狼，虎，豹，毒蛇，恶蝎之所不如者，尚可谓之为人乎。常念我语勿忘，自可渐入圣贤之域，以享仁寿之福矣。正信录一书，专为拘儒所设，今亦寄来，祈详阅之。肯深信力行，则便可无愧于天地鬼神，而为世间之完人。功名富贵，固不在意。然天相吉人，亦决不至坎坷困难也。汝善思之，则不虚此生此遇矣。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复宁德恒德复居士书》 https://t.cn/R2WJTPJ

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民二十七年）
　　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方名为佛。乃烦惑净尽，福慧具足，五蕴皆空，三德彻证，圣中之圣，天中之天之嘉号，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通名。其释迦牟尼，乃娑婆教主之别号也。梵语释迦牟尼，此翻能仁寂默。能仁，谓广度众生。寂默，谓彻证自性。学者，效也。即随分随力依教修行也。依教修行，何言其随分随力也。以佛随众生根性说法，以根性不一，佛随彼之智识身分所宜而说。随机施教，对症发药，必期于机教相契，令各得益。令在生死苦海沉溺之众生，归依佛法僧三宝，以为恃怙。令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五戒。令修十善，于身三，口四，意三，皆止其恶而行其善。所谓身不行杀生，偷盗，邪淫之事，口不说妄言，绮语，恶口，两舌之话，意不起贪欲，瞋恚，愚痴之念。愚痴，指不信因果，谓作善作恶，无有报应，人死神灭，无有后世等邪见。又复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朋友，则劝善规过。主仆，则法仁效忠。一一各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为人乘法。依此而修，生生为人。人乘，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根本。如地基筑坚，高楼随意可建也。天乘，于五戒十善外，加修各种禅定，以生六欲，四禅，四空等天。人乘，天乘，皆非了生死法。声闻乘，依戒定慧，修四谛法，以了生死。缘觉乘，依戒定慧，观察十二因缘流转，还灭二门，以了生死。菩萨乘，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下化众生，以期上成佛道。然此三乘法，皆属仗自力之普通法。若最上上根人，当可现生了生死，即佛在世时，亦是百中之一。若现在，恐全世界亦无一二矣。然佛以大慈悲，预知后世众生，无仗自力现生能了生死者，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特别法门。无论老幼男女，贵贱智愚，士农工商，政军学界，在家出家，上圣下凡，皆令现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博地凡夫，带业往生。既生西方，惑，业，苦三，悉皆消灭。喻如片雪，当于洪炉，未至而化。已了生死之二乘，及权位菩萨往生，则速证无生法忍。已证无生之法身大士往生，则速证佛果。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与行人信愿诚恳忆念之力，故得感应道交，即生了办也。然既欲往生西方，当念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念报其恩，常加护惜，不敢杀食。见一切同伦，及诸鬼神，与鸟兽昆虫，皆心念口言，令其念佛求生西方。果能三业清净，敦伦尽分，以修持净土法门为劝，则相观而善，当有潜移密化，俗美风淳之望。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韩之原道，只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颠禅师启迪，遂不谤佛。欧则唯韩是宗，其辟佛之根据，以王政衰，而仁义之道无人提倡，故佛得乘间而入。若使知前所述佛随顺机宜，济世度生之道，当不至以佛为中国患，而欲逐之也。欧以是倡，学者以欧为宗师，悉以辟佛是则效。明教大师，欲救此弊，作辅教编，上仁宗皇帝。仁宗示韩魏公，韩持以示欧，欧惊曰，不意僧中有此人也，黎明当一见之。次日，韩陪明教往见，畅谈终日，自兹不复辟佛。门下士受明教之教，多皆极力学佛矣。程，朱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会得经中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便以为大得。实未遍阅大小乘经，及亲近各宗善知识。遂执理废事，拨无因果，谓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且谓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托生。由是恶者放心造业，善者亦难自勉。夫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大权也。谓其实无，致后之学者，皆不敢说因果，唯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之本。而使善者不能不正心，诚意，恶者不敢不正心，诚意者，因果也。既不讲因果，则治国，治家，治身，治心之法，徒具虚文，不得实益。数百年来，尚能支持者，犹有古大人之流风善政，未全泯灭也。近来废弃旧法，竞尚唯新，争城争地，互相残杀，弱肉强食，酿成大劫者，皆由全国儒者，皆不敢说因果，恐人以违背先贤攻击。又或稍有树立，当入文庙，人以佞佛而阻之，故视说因果为畏途。以致从古未有之大乱，大为发生。使家庭，学校，社会皆讲因果，断不至乱至此极。在程，朱当日，恐佛教盛则儒教衰，故作此违理昧心之辟驳，以卫护儒教。其相争相杀，多年不息之惨象，实未看到。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彼恐不辟佛，儒者皆悉学佛。不知儒者果皆学佛，儒教当更兴盛。此义详于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中，当另抄之。俾贵地儒者，大开眼界，有所依从。世乱已极，思治之士，咸皆提倡佛学，以冀人各明因果，识罪福，回心向善，挽回劫运，以安民生。罗铿端等诸居士，拟立佛学图书馆，祈余作缘起，以发明佛教济世度生之旨趣，遂书此以塞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