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2岁前尽量避免接触,过度屏幕暴露影响儿童认知发育】#儿童2岁前尽量避免接触屏幕# 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网站6月7日消息,6日,国际权威期刊JAMA Pediatrics在网站的首页显著位置在线发布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江帆教授团队关于屏幕暴露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成果,该学术期刊在全球儿童健康研究领域排名第一。
江帆教授团队长期从事生活方式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建立了覆盖10省市、超过22万名儿童的生活方式及健康发展研究队列(SCHEDULE队列)。本研究数据来源于SCHEDULE出生队列,该队列建立于2012年,参与者从母亲孕晚期开始进入研究,至今已经随访至儿童10岁。通过这些儿童的数据追踪,阐明了婴幼儿生命早期屏幕暴露不同轨迹对认知发育的影响规律。
随着电视以及手机、平板等各种电子设备全面进入千家万户,儿童接触电子屏幕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现有指南不推荐18月龄以下年幼儿童接触屏幕,但项目研究组前期通过SCHEDULE学龄前队列数据研究,发现在上海有76%的孩子在2岁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屏幕,而24%的儿童在1岁以前就开始与家长一起被动看电视,同时很多家长也把手机作为哄孩子的工具,利用手机里面的动画片、游戏吸引逗引孩子。除了接触屏幕年龄越来越小以外,屏幕暴露的时间也令人堪忧,以刚进入幼儿园的3岁儿童为例,其每日平均屏幕时间已经高达2小时50分钟,78.6%的儿童屏幕时间超过了每天1小时的指南推荐标准。不仅在中国,屏幕暴露过多在全球范围都是普遍现象,同样年龄段的加拿大儿童屏幕时间超标比例达到85%,而澳大利亚儿童也达到74%,可见屏幕暴露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过多和过早接触屏幕会对儿童早期发展究竟产生什么影响?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晰,使得这一问题的防控策略也难以完善。本研究从母孕晚期开始,对婴幼儿进行了长达持续6年以上的持续追踪研究,从儿童出生后6个月开始,分别在9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6月龄、48月龄和72月龄评估儿童日均屏幕使用时间以及屏幕暴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同时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定期对儿童认知发育、语言以及心理行为问题进行定期评估。本研究是全球目前最为系统、在生命早期追踪密度最大的屏幕暴露研究,而且在基线测量和控制变量方面实施尤为严谨。
研究结果发现,6岁以内儿童的屏幕暴露随年龄增长主要有三种轨迹特征:有一组儿童是6岁以内屏幕暴露“持续较低”,另一组儿童表现为“早期增长”特征;还有一组表现为“后期增长”特征。对这三组儿童的发育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基线(刚出生后)时,三组婴儿无论是发育水平(贝利诊断性发育评估工具测量)还是气质类型都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之后不同的屏幕暴露轨迹影响下,三组儿童在6岁时的认知功能(韦氏智力量表测量)和心理行为问题出现了显著差异。以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作为参照标准,“早期增长组”总智商水平减少6.7分,而“后期增长组”减少8.2分;其中“后期增长组”的语言理解和知觉推理显著更低,而“早期增长组”的认知熟练分数更容易受到影响,可下降10.6分(工作记忆和加工速度指数分别下降11.3分和8.0分)。而在心理行为方面,相较于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早期增长组”儿童的心理问题发生率明显增加,尤其是多动与注意力不足方面受损更加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6岁以内每天屏幕暴露始终控制在1小时以内的儿童其认知心理发展水平相对是最好的。如果在婴幼儿阶段早期就出现较多屏幕暴露,即使后来屏幕暴露有所下降,仍然可以对儿童产生显著不良影响。这是由于婴幼儿,尤其是三岁以内是大脑发育最快速的阶段,这一时期在真实世界丰富的环境刺激下,儿童对此的积极认知处理会使大脑前皮层和各脑区的功能进行迅速连接,从而形成认知控制所需的网络。但对于电视这类电子产品,儿童大脑所采取的策略是被动处理,长期暴露在这种屏幕刺激下,会导致认知控制网络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有研究发现即使是下载量较高的教育类软件,也充斥着大量分散注意力的广告和动画,而能模拟人际社交互动和提供良好认知刺激的却很少。因此在0-3岁期间过度屏幕暴露会影响儿童的认知控制能力,进而影响总智商水平以及注意力发展,并导致多动行为增多。而3岁以后屏幕暴露显著增高的儿童,其智力水平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较低的语言理解能力和知觉推理能力,这很可能是因为该组儿童在3-6岁期间出现了高达每日4小时的屏幕接触时间,这些屏幕活动占用了父母与儿童共同开展优质亲子活动(如阅读和玩耍)的时间。
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电子设备渗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可避免的走近了大脑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儿童。我们既要利用好新技术助力儿童发展与教育,同时也要防止过度及过早暴露屏幕对儿童脑智发育的影响。结合现有的屏幕暴露指南,本研究提供的证据强有力的提示家长,应尽量避免让2岁前,尤其是18月龄前儿童接触电子屏幕,而2岁以后儿童屏幕暴露时间也应该控制在每天1小时以内。
江帆教授团队长期从事生活方式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建立了覆盖10省市、超过22万名儿童的生活方式及健康发展研究队列(SCHEDULE队列)。本研究数据来源于SCHEDULE出生队列,该队列建立于2012年,参与者从母亲孕晚期开始进入研究,至今已经随访至儿童10岁。通过这些儿童的数据追踪,阐明了婴幼儿生命早期屏幕暴露不同轨迹对认知发育的影响规律。
随着电视以及手机、平板等各种电子设备全面进入千家万户,儿童接触电子屏幕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现有指南不推荐18月龄以下年幼儿童接触屏幕,但项目研究组前期通过SCHEDULE学龄前队列数据研究,发现在上海有76%的孩子在2岁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屏幕,而24%的儿童在1岁以前就开始与家长一起被动看电视,同时很多家长也把手机作为哄孩子的工具,利用手机里面的动画片、游戏吸引逗引孩子。除了接触屏幕年龄越来越小以外,屏幕暴露的时间也令人堪忧,以刚进入幼儿园的3岁儿童为例,其每日平均屏幕时间已经高达2小时50分钟,78.6%的儿童屏幕时间超过了每天1小时的指南推荐标准。不仅在中国,屏幕暴露过多在全球范围都是普遍现象,同样年龄段的加拿大儿童屏幕时间超标比例达到85%,而澳大利亚儿童也达到74%,可见屏幕暴露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过多和过早接触屏幕会对儿童早期发展究竟产生什么影响?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晰,使得这一问题的防控策略也难以完善。本研究从母孕晚期开始,对婴幼儿进行了长达持续6年以上的持续追踪研究,从儿童出生后6个月开始,分别在9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6月龄、48月龄和72月龄评估儿童日均屏幕使用时间以及屏幕暴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同时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定期对儿童认知发育、语言以及心理行为问题进行定期评估。本研究是全球目前最为系统、在生命早期追踪密度最大的屏幕暴露研究,而且在基线测量和控制变量方面实施尤为严谨。
研究结果发现,6岁以内儿童的屏幕暴露随年龄增长主要有三种轨迹特征:有一组儿童是6岁以内屏幕暴露“持续较低”,另一组儿童表现为“早期增长”特征;还有一组表现为“后期增长”特征。对这三组儿童的发育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基线(刚出生后)时,三组婴儿无论是发育水平(贝利诊断性发育评估工具测量)还是气质类型都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之后不同的屏幕暴露轨迹影响下,三组儿童在6岁时的认知功能(韦氏智力量表测量)和心理行为问题出现了显著差异。以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作为参照标准,“早期增长组”总智商水平减少6.7分,而“后期增长组”减少8.2分;其中“后期增长组”的语言理解和知觉推理显著更低,而“早期增长组”的认知熟练分数更容易受到影响,可下降10.6分(工作记忆和加工速度指数分别下降11.3分和8.0分)。而在心理行为方面,相较于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早期增长组”儿童的心理问题发生率明显增加,尤其是多动与注意力不足方面受损更加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6岁以内每天屏幕暴露始终控制在1小时以内的儿童其认知心理发展水平相对是最好的。如果在婴幼儿阶段早期就出现较多屏幕暴露,即使后来屏幕暴露有所下降,仍然可以对儿童产生显著不良影响。这是由于婴幼儿,尤其是三岁以内是大脑发育最快速的阶段,这一时期在真实世界丰富的环境刺激下,儿童对此的积极认知处理会使大脑前皮层和各脑区的功能进行迅速连接,从而形成认知控制所需的网络。但对于电视这类电子产品,儿童大脑所采取的策略是被动处理,长期暴露在这种屏幕刺激下,会导致认知控制网络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有研究发现即使是下载量较高的教育类软件,也充斥着大量分散注意力的广告和动画,而能模拟人际社交互动和提供良好认知刺激的却很少。因此在0-3岁期间过度屏幕暴露会影响儿童的认知控制能力,进而影响总智商水平以及注意力发展,并导致多动行为增多。而3岁以后屏幕暴露显著增高的儿童,其智力水平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较低的语言理解能力和知觉推理能力,这很可能是因为该组儿童在3-6岁期间出现了高达每日4小时的屏幕接触时间,这些屏幕活动占用了父母与儿童共同开展优质亲子活动(如阅读和玩耍)的时间。
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电子设备渗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可避免的走近了大脑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儿童。我们既要利用好新技术助力儿童发展与教育,同时也要防止过度及过早暴露屏幕对儿童脑智发育的影响。结合现有的屏幕暴露指南,本研究提供的证据强有力的提示家长,应尽量避免让2岁前,尤其是18月龄前儿童接触电子屏幕,而2岁以后儿童屏幕暴露时间也应该控制在每天1小时以内。
1968年,在前往月球的道路上,阿波罗8号的航天员们拍下这张名为《地升》的照片。人类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站在另一个星球上,凝视那颗名为地球的蓝色行星。
“地球从月表升起,我们的星球显得如此独特与美丽,人类的自我意识从这一刻发生了改变”,博物馆这样注释道。在探索更辽阔未知的道路上,回头凝视立足的星球,我们才得以看到它的全貌,找到自己与它更深层次的连接。
关于星球,科学家卡尔·萨根有一番有趣的定义:人类所居住的星球在宇宙中渺小如尘埃,但由于我们的每一个DNA都来自于宇宙大爆炸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又都是星辰。“你我皆为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望见了宇宙的轮廓。”
记录和分享一切通往“投资让世界更美好”愿景的探索,相信投资是这个星球上最美好的工作之一,也致力于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获得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减碳趋势不可阻挡。
“地球从月表升起,我们的星球显得如此独特与美丽,人类的自我意识从这一刻发生了改变”,博物馆这样注释道。在探索更辽阔未知的道路上,回头凝视立足的星球,我们才得以看到它的全貌,找到自己与它更深层次的连接。
关于星球,科学家卡尔·萨根有一番有趣的定义:人类所居住的星球在宇宙中渺小如尘埃,但由于我们的每一个DNA都来自于宇宙大爆炸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又都是星辰。“你我皆为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望见了宇宙的轮廓。”
记录和分享一切通往“投资让世界更美好”愿景的探索,相信投资是这个星球上最美好的工作之一,也致力于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获得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减碳趋势不可阻挡。
【#古DNA讲述石峁人群母系遗传史#】曾在陕西北部石峁遗址生活的古人群从何而来?他们的交流融合对现在的人群产生了哪些影响?借助古基因组研究,答案逐渐浮出水面。
《遗传学前沿》近日发表了中科院古脊椎所等单位科研人员关于陕北地区石峁人群古线粒体基因组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们让古人类DNA“开口”说话,通过大规模线粒体全基因组的捕获、测序和分析,揭示了陕北地区石峁人群主要为本地起源,同时也证明了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有关人群之间的母系遗传联系。
“这项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6月7日,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付巧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距今约4300-3800年,是中国北方龙山时代最大的城址之一。石峁人群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位于山西南部地区的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隔黄河相望,也属于龙山时代,并在文化上与石峁遗址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石峁人群与陶寺人群之间存在怎样的遗传联系,人们至今没有搞清楚。”付巧妹说,人群演化研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为探究石峁人群的来源以及他们与周边地区特别是晋南地区陶寺人群的交流互动史,研究人员从陕北和晋南地区成功获得了172例古人类的线粒体全基因组。“这些人生活在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碳十四年代矫正后为距今4836-3253年。”付巧妹说。
研究发现,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陕北地区人群遗传结构是连续的,这暗示石峁人群主要为本地来源;同时,石峁人群与黄河流域其他古代人群也具有一定的遗传联系。
“我们还发现,石峁人群与同样生活在龙山时代而非仰韶时代晚期的黄河中下游古人群,有着更为紧密的遗传关系。”付巧妹说,在这些龙山时代的人群中,石峁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密切。
这一结果也印证了以往关于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联系的考古研究结果。付巧妹表示,这意味着石峁人群与周边人群有着强烈而广泛的人群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在陕北地区,也存在于黄河中游的晋南地区。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与中国其他现代人群相比,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中国北方即秦岭-淮河以北的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同时,也发现相比其他已发表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古人群,比如甘肃-青海地区、山东地区以及河南青台遗址和本研究中涉及的陶寺有关遗址中的古人群,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
对此,付巧妹表示,研究团队未来将进一步结合这些地区人群核基因组和Y染色体研究,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群迁徙和演化历史以及石峁人群社会结构等问题。(科技日报)
《遗传学前沿》近日发表了中科院古脊椎所等单位科研人员关于陕北地区石峁人群古线粒体基因组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们让古人类DNA“开口”说话,通过大规模线粒体全基因组的捕获、测序和分析,揭示了陕北地区石峁人群主要为本地起源,同时也证明了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有关人群之间的母系遗传联系。
“这项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6月7日,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付巧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距今约4300-3800年,是中国北方龙山时代最大的城址之一。石峁人群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位于山西南部地区的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隔黄河相望,也属于龙山时代,并在文化上与石峁遗址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石峁人群与陶寺人群之间存在怎样的遗传联系,人们至今没有搞清楚。”付巧妹说,人群演化研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为探究石峁人群的来源以及他们与周边地区特别是晋南地区陶寺人群的交流互动史,研究人员从陕北和晋南地区成功获得了172例古人类的线粒体全基因组。“这些人生活在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碳十四年代矫正后为距今4836-3253年。”付巧妹说。
研究发现,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陕北地区人群遗传结构是连续的,这暗示石峁人群主要为本地来源;同时,石峁人群与黄河流域其他古代人群也具有一定的遗传联系。
“我们还发现,石峁人群与同样生活在龙山时代而非仰韶时代晚期的黄河中下游古人群,有着更为紧密的遗传关系。”付巧妹说,在这些龙山时代的人群中,石峁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密切。
这一结果也印证了以往关于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联系的考古研究结果。付巧妹表示,这意味着石峁人群与周边人群有着强烈而广泛的人群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在陕北地区,也存在于黄河中游的晋南地区。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与中国其他现代人群相比,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中国北方即秦岭-淮河以北的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同时,也发现相比其他已发表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古人群,比如甘肃-青海地区、山东地区以及河南青台遗址和本研究中涉及的陶寺有关遗址中的古人群,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
对此,付巧妹表示,研究团队未来将进一步结合这些地区人群核基因组和Y染色体研究,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人群迁徙和演化历史以及石峁人群社会结构等问题。(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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