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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立医院全力投入抗“疫”救治工作纪实】这里是抗“疫”一线中的最前沿，这里是与新型冠状病毒正面交锋的主战场。截至2月19日，商丘市立医院已经先后集中收治确诊病例91例，治愈出院50例，治愈率达55%，我市已经连续3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自2月4日上午首批新冠肺炎病人痊愈出院，这里不断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
走进号称商丘“小汤山”的商丘市立医院，这里的气氛虽然安静有序，但也令人难免紧张——住院楼前拉起的狭长隔离带、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味随时在提醒来客，这里可能距离新型冠状病毒只有几步之遥，也可能它们就在身边。在不同寻常的心理压力和劳动强度下，20多天来，该院职工连续奋战，创造了55%的出院率，且全院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吹响抗“疫”集结号
商丘市立医院是国家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投资兴建的一所二级专科医院，2006年建成投入使用，积累了应对重大疫情的丰富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为了保证确诊病人得到医疗救治，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我市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医疗、集中救治的原则，将所有患者集中至市立医院治疗。同时，我市成立了涵盖呼吸科、重症医学、中医内科、临床检验、感控管理、医学影像、预防医学等多个专业的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和梯队轮换制，交替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快速反应、关口前移，是抗击疫情的关键。“商丘市专家组成立于1月17日，在前期我市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人的情况下，我们对全市医护人员进行了20批次的培训，最多一次有500人。同时还为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供了技术支持。”商丘市专家组组长、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伟华说：“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集中治疗的决策，全市的确诊病人能够得到省、市顶尖技术人员的诊治。商丘市立医院据说是全省单家医院收治确诊病人最多的，可以说工作负荷相当重。”
为保障医疗救治效果，省卫健委先后选派8名专家进驻商丘，跟踪指导患者医疗救治的全过程。“我们到达后重点围绕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的治疗，采取一切措施，提高他们的治愈率，减少死亡率。同时，我们把关口前移，把有可能转变为重症、危重症的病例提前筛查，尽早干预，减少转化为重症、危重症的比率。”省卫健委派驻商丘专家组组长、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邵润霞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可出现多种并发症，如急性呼吸窘迫、脓毒症休克等。降低死亡率的关键在于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2月3日下午，邵润霞等3名专家到达商丘后当即投入工作，参与救治一名40多岁的危重症患者，一直奋战到半夜11点多。
危重病人病程变化快，且有的病人原本还存在多种疾病，为救治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做好诊治工作，省、市专家全都住在市立医院附近的酒店，24小时待命。他们还建立了多个工作微信群，随时进行研判、会诊。专家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危重型及重型病人为重点，一天两次会诊、一天两次查房，对病人实施动态评估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在面对疫情的战斗中，市立医院并不是孤军奋战。
除了省卫健委派驻的两批专家，这里还有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前来驰援的医疗队伍。他们不分彼此、不计得失、不顾安危，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市第一人民医院相继派出3批医务工作者。2月10日，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管护师王晓丹随队进入市立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她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还写下《白衣战士抗“疫”日记》，记录难忘的点滴和感悟。“疫情面前，我们都是白衣战士，肩负同样的使命。穿上‘盔甲’就是战友，也许彼此还不熟悉，而彼此一句叮嘱、一个微笑就倍感温暖。”王晓丹告诉记者。
使命在肩众志成城
55%的治愈率，医护人员零感染。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在采访中，记者忍不住探究。
从1月20日起，市立医院就坚持每日召开一次疫情工作专题反馈会，目的是查找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确保整体防治工作稳定有序。严格落实院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扩大总值班队伍，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疫情爆发之初，市立医院周密制订了《疫情防治应急预案》《感染防控及疫情报告应急工作预案》《实验室检验检测技术方案》，建立了治愈出院患者随访制度和工作台账，确保整个防治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他们加强发热门诊、预检分诊、门急诊规范化管理，抽调呼吸、传染、重症、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10名副高级以上职称医师组成医疗救治专家组，坚持每日疫情会诊，开展科学精准救治。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他们科学制订院区消毒计划，每日对院区进行全面消杀，并举办防护用品使用流程的规范化培训，确保人人熟练掌握，人人考核达标，确保全体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自我防护，防止交叉感染。
同时，该院积极应对物资紧缺，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按照“特事特办、供其所需、全力保障”的要求，在物资储备、薪酬待遇、人身保险、人文关怀等方面，全部向抗“疫”第一线倾斜。
1月21日，该院收治第一例疑似患者，隔离病房呼吸二病区启用。随后几天，重症监护室病区、隔离病房感染七病区、隔离病房呼吸一病区相继启用。
“商丘市立医院有着多次抗击重大疫情的光荣传统，我们与前辈们承担过非典、甲流、手足口病的救治任务，每次都没有让党和人民失望过……”1月26日，该院党委发出致全体党员的倡议书，短短一句开头令大家群情激昂，纷纷请战。使命感、责任感在召唤，不到24小时，在广大党员带领下，各科室人员纷纷请战，投身于确诊病人救治工作。该院儿科护士长陈晓妮主动申请回到曾经的科室——重症监护室。隔离病房，一层层防护用具，穿上后说话都觉得费劲，更让平时娴熟的静脉穿刺成了难题。“4个小时的班，前后更衣、洗澡、交班，得5个小时左右。刚开始还担心上厕所的问题，后来发现基本不用。因为大家基本不喝水，再加上出汗很厉害，根本不需要上厕所。”陈晓妮告诉记者：“现在防护服来之不易，这衣服穿一次就报废了，我和同事们都尽量延长工作时间，不敢吃、不敢喝，最长的工作达8个小时。”
“逆行”是他们的风姿，口罩勒痕是他们的“勋章”。近30天来，一线医护人员英勇无畏、勇挑重担，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事迹：有穿着防护服在隔离病房为11个月大婴孩充当“临时妈妈”的护士们；有因支援发热门诊而推迟婚期的年轻护士；有连续奋战在病房7天，面容憔悴被领导强制要求休息的医生……
“我走了，可是我牵挂的你们还要应战。我平安了，你们也要平安。”“我想让您替我跟这位护士说一声谢谢，她是最勇敢的人，我很想念她。”冯女士是商丘首位确诊的患者，刚入院时非常恐慌。2月4日，作为首批出院患者之一，她通过微信给该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梁贤栋发来留言，朴实的话语表达出很多患者的心声；还有一位患者在出院时执意捐给医院500元，他说：“我在这里住院，我的家人都不能来看我，是你们的关怀让我感到温暖，给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
疫情当前爱心如潮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在市立医院全力战“疫”的过程中，社会各界捐助的物资如潮而至。
有理发师专门赶到医院为医护人员理发；市一中906班的学生送来了1200双手套、780元现金和一封感人的信，他们在信中写道：“你们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明天的我们也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白衣天使加油”；宁陵县石桥镇益农酥梨合作社专门从宁陵拉来120箱优质酥梨，希望能让疲累的医护人员随时解解渴、垫垫饥……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中医院、柘城县人民医院、虞城县卫健委、永城市卫健委、河南蒙牛销售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等相关单位和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在医疗物资、防护用品、生活物资等方面给予该院大力支持和帮助。
为了规范化管理社会捐助，该院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接受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管理规定》，对捐赠物资一一登记在案，定期进行公示，整个流程公开、透明。截至2月18日，该院共接收捐赠资金360余万元，资金均用于药品、医疗设备、检验检测、消杀、防护用具、负压急救车辆等物资购置储备，确保物资供应充分、统筹使用。
“众多爱心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捐助物资，为我们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和精神动力。我们向所有的捐赠者表示最真挚的谢意。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争取早日打赢这场战‘疫’。”该院副院长周刚说。（商丘日报）#湖北新增病例降至三位数#
走进号称商丘“小汤山”的商丘市立医院，这里的气氛虽然安静有序，但也令人难免紧张——住院楼前拉起的狭长隔离带、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味随时在提醒来客，这里可能距离新型冠状病毒只有几步之遥，也可能它们就在身边。在不同寻常的心理压力和劳动强度下，20多天来，该院职工连续奋战，创造了55%的出院率，且全院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吹响抗“疫”集结号
商丘市立医院是国家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投资兴建的一所二级专科医院，2006年建成投入使用，积累了应对重大疫情的丰富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为了保证确诊病人得到医疗救治，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我市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医疗、集中救治的原则，将所有患者集中至市立医院治疗。同时，我市成立了涵盖呼吸科、重症医学、中医内科、临床检验、感控管理、医学影像、预防医学等多个专业的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和梯队轮换制，交替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快速反应、关口前移，是抗击疫情的关键。“商丘市专家组成立于1月17日，在前期我市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人的情况下，我们对全市医护人员进行了20批次的培训，最多一次有500人。同时还为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供了技术支持。”商丘市专家组组长、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伟华说：“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集中治疗的决策，全市的确诊病人能够得到省、市顶尖技术人员的诊治。商丘市立医院据说是全省单家医院收治确诊病人最多的，可以说工作负荷相当重。”
为保障医疗救治效果，省卫健委先后选派8名专家进驻商丘，跟踪指导患者医疗救治的全过程。“我们到达后重点围绕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的治疗，采取一切措施，提高他们的治愈率，减少死亡率。同时，我们把关口前移，把有可能转变为重症、危重症的病例提前筛查，尽早干预，减少转化为重症、危重症的比率。”省卫健委派驻商丘专家组组长、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邵润霞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可出现多种并发症，如急性呼吸窘迫、脓毒症休克等。降低死亡率的关键在于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2月3日下午，邵润霞等3名专家到达商丘后当即投入工作，参与救治一名40多岁的危重症患者，一直奋战到半夜11点多。
危重病人病程变化快，且有的病人原本还存在多种疾病，为救治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做好诊治工作，省、市专家全都住在市立医院附近的酒店，24小时待命。他们还建立了多个工作微信群，随时进行研判、会诊。专家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危重型及重型病人为重点，一天两次会诊、一天两次查房，对病人实施动态评估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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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爱心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捐助物资，为我们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和精神动力。我们向所有的捐赠者表示最真挚的谢意。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争取早日打赢这场战‘疫’。”该院副院长周刚说。（商丘日报）#湖北新增病例降至三位数#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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