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优秀“基因”
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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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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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真九要#：由浅入深的修真纲领，执此九要，魔障才能远离自己
修真九要是道教炼养著作。一卷。作者是清代的高道刘一明。
此书系作者传述其师砻谷老人之说。共九要为：勘破世事第一，积德修行第二，尽心穷理第三，访求真师第四，练已筑基第五，和合阴阳第六，审明火候第七，外药了命第八，内药了性第九。作者认为修真之道，乃天下至大至难大事，非深明造化，洞晓阴阳，存经久不易之志。循序渐进者不能行之，故提出修真纲领由浅入深，总为九条。
修真之道乃天下第一件大事，亦天下第一件难事。以其至大至难，古人皆谓之天下希有之事。是事也，非深明造化、洞晓阴阳，存经久不易之志，循序渐进者，不能行之。后世学人，不究此事为何事，未曾学道，即欲成道；未曾学人，即欲作仙。无怪乎修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如麟角也。
勘破世事第一要
悟真云：“试问堆金如岱岳，无常买的不来无？”了道歌云：“先将世事齐放下，后把道理细研精。”是言世事皆假，性命最真，欲知其真，先弃其假也。
积德修行第二要
悟真云：“若非修行积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可知积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务。倘离德以言道，便是异端邪说，旁门外道，差之多矣。故古之圣人，必先明道；古之贤人，必先积德。未有不明道而能圣，未有不积德而能贤。然欲希圣必先希贤，若欲成道必先积德。道德两用，内外相济，圣贤之学业得矣。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自古及今，仙佛神圣成道之后，犹必和光同尘，积功累行，直待三千功满，八百行完，方受天诏。
尽心穷理第三要
《说卦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知尽性至命之学，全在穷理上定是非耳。穷理透彻，则性能全，命能保，直入无上至真之地；穷理恍惚，则命难修，性难了，终有到老落空之悔。今之学人，糊涂出家，糊涂学道，糊涂修行，生则既然糊涂，死时焉能亮净？性命何事，而乃如此妄为耶！金丹之道，包罗天地之道也，窃夺造化之道也，至尊至贵，至神至妙，非容易而知。
访求真师第四要
古仙云：“若无师指人知的，天上神仙无住处。”又《悟真》云：“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诚哉性命之学，必有师传，非可妄猜私度而知，昔道光顿悟圆通，自知非向上事，后得遇杏林而成大道；上阳即得缘督之诀，不敢自足，犹必见青城而备火候；三丰嵩山苦历十余年，一无所得，后感郑吕二仙指点，方知大事。虽世间微艺薄技，尚赖师传而知，况性命大事，岂能无师而晓？
炼己筑基第五要
《沁园春》云：“七返还丹，在人须先炼己待时。”《悟真篇》云：“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盖修真之道，还丹最易，炼己至难，若不炼己而欲还丹，万无是理。夫还丹者，如房屋之梁柱；炼己者，如房屋之地基。未筑地基，则梁柱无处建立；未曾炼己，则还丹不能凝结。
和合阴阳第六要
修真之道，金丹之道也；金丹之道，造化之道也；造化之道，阴阳之道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合，方能生育。金丹之道，惟采取先天真一之气也。先天之气，无形无象，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乃自虚无中来者。圣人以实而形虚，以有而形无。实而有者，真阴真阳；虚而无者，二八初弦之气。
审明火候第七要
古经云：“圣人传药不传火，火候从来少人知。”则是药物易知，火候最难。盖药物虽难觅，若遇明师点破，真知灼见，现在就有，不待他求，所以易知。至于火候，有文烹、有武炼，有下手、有休歇，有内外、有先后，有时刻、有爻铢，有急缓、有止足，一步有一步之火候，步步有步步之火候，变化多端，随时而行，方能有准。若差之毫发，便失之千里。
外药了命第八要
《悟真》云：“休施巧伪为功力，认取他家不死方。”缘督子曰：“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曰他家，曰虚无，则知非一身所产之物。说到此处，诸天及人皆当惊疑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人得天赋之正气，为万物之灵，具此气即具此理。气者，命也；理者，性也。是性命者，天之所与也。天始与之，而天终夺之，此势之所必有者。若以后天幻身之物与天争权，总在造化规弄之中，焉能脱的造化？
内药了性第九要
《道德经》云：“有欲以观其窍，无欲以观其妙。”此二语乃金丹大道之始终，古今学人之要诀。外药不得，则不能出乎阴阳；内药不就，则不能形神俱妙。上德者修内药，而外药即全；下德者修外药，而内药方就。外药者渐法，内药者顿法。外药所以超凡，内药所以入圣。
修真九要是道教炼养著作。一卷。作者是清代的高道刘一明。
此书系作者传述其师砻谷老人之说。共九要为：勘破世事第一，积德修行第二，尽心穷理第三，访求真师第四，练已筑基第五，和合阴阳第六，审明火候第七，外药了命第八，内药了性第九。作者认为修真之道，乃天下至大至难大事，非深明造化，洞晓阴阳，存经久不易之志。循序渐进者不能行之，故提出修真纲领由浅入深，总为九条。
修真之道乃天下第一件大事，亦天下第一件难事。以其至大至难，古人皆谓之天下希有之事。是事也，非深明造化、洞晓阴阳，存经久不易之志，循序渐进者，不能行之。后世学人，不究此事为何事，未曾学道，即欲成道；未曾学人，即欲作仙。无怪乎修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如麟角也。
勘破世事第一要
悟真云：“试问堆金如岱岳，无常买的不来无？”了道歌云：“先将世事齐放下，后把道理细研精。”是言世事皆假，性命最真，欲知其真，先弃其假也。
积德修行第二要
悟真云：“若非修行积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可知积德修行乃修道者之要务。倘离德以言道，便是异端邪说，旁门外道，差之多矣。故古之圣人，必先明道；古之贤人，必先积德。未有不明道而能圣，未有不积德而能贤。然欲希圣必先希贤，若欲成道必先积德。道德两用，内外相济，圣贤之学业得矣。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自古及今，仙佛神圣成道之后，犹必和光同尘，积功累行，直待三千功满，八百行完，方受天诏。
尽心穷理第三要
《说卦传》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知尽性至命之学，全在穷理上定是非耳。穷理透彻，则性能全，命能保，直入无上至真之地；穷理恍惚，则命难修，性难了，终有到老落空之悔。今之学人，糊涂出家，糊涂学道，糊涂修行，生则既然糊涂，死时焉能亮净？性命何事，而乃如此妄为耶！金丹之道，包罗天地之道也，窃夺造化之道也，至尊至贵，至神至妙，非容易而知。
访求真师第四要
古仙云：“若无师指人知的，天上神仙无住处。”又《悟真》云：“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诚哉性命之学，必有师传，非可妄猜私度而知，昔道光顿悟圆通，自知非向上事，后得遇杏林而成大道；上阳即得缘督之诀，不敢自足，犹必见青城而备火候；三丰嵩山苦历十余年，一无所得，后感郑吕二仙指点，方知大事。虽世间微艺薄技，尚赖师传而知，况性命大事，岂能无师而晓？
炼己筑基第五要
《沁园春》云：“七返还丹，在人须先炼己待时。”《悟真篇》云：“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盖修真之道，还丹最易，炼己至难，若不炼己而欲还丹，万无是理。夫还丹者，如房屋之梁柱；炼己者，如房屋之地基。未筑地基，则梁柱无处建立；未曾炼己，则还丹不能凝结。
和合阴阳第六要
修真之道，金丹之道也；金丹之道，造化之道也；造化之道，阴阳之道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合，方能生育。金丹之道，惟采取先天真一之气也。先天之气，无形无象，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乃自虚无中来者。圣人以实而形虚，以有而形无。实而有者，真阴真阳；虚而无者，二八初弦之气。
审明火候第七要
古经云：“圣人传药不传火，火候从来少人知。”则是药物易知，火候最难。盖药物虽难觅，若遇明师点破，真知灼见，现在就有，不待他求，所以易知。至于火候，有文烹、有武炼，有下手、有休歇，有内外、有先后，有时刻、有爻铢，有急缓、有止足，一步有一步之火候，步步有步步之火候，变化多端，随时而行，方能有准。若差之毫发，便失之千里。
外药了命第八要
《悟真》云：“休施巧伪为功力，认取他家不死方。”缘督子曰：“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曰他家，曰虚无，则知非一身所产之物。说到此处，诸天及人皆当惊疑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人得天赋之正气，为万物之灵，具此气即具此理。气者，命也；理者，性也。是性命者，天之所与也。天始与之，而天终夺之，此势之所必有者。若以后天幻身之物与天争权，总在造化规弄之中，焉能脱的造化？
内药了性第九要
《道德经》云：“有欲以观其窍，无欲以观其妙。”此二语乃金丹大道之始终，古今学人之要诀。外药不得，则不能出乎阴阳；内药不就，则不能形神俱妙。上德者修内药，而外药即全；下德者修外药，而内药方就。外药者渐法，内药者顿法。外药所以超凡，内药所以入圣。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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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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