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去长江国际错过了朱朱上班
但遇到了顶流飞飞
第二天一大早去蹲
先是看到五六个四代小豆丁弟弟
还有一个大概是三代没公开的小帅哥
然后看到一个身形修长的黑色帅哥
不知道是谁就先录下来了
结果是我儿张顺
妈妈对不起你没认出来你
还看到了夹心芝心猪猪王浩
铲子不是一般的拽
从大奔下来之后关门的动作真的很帅
孩子们都比想象中瘦小
极禹好像只会从车库进公司所以没看到我宝子
感觉周围都是重庆妹妹
问了好几个都是小学生初中生
其中居然还有妈粉
虽然人多但秩序并不差
大家都会让路
希望还有机会能来重庆见一次宝子吧
但遇到了顶流飞飞
第二天一大早去蹲
先是看到五六个四代小豆丁弟弟
还有一个大概是三代没公开的小帅哥
然后看到一个身形修长的黑色帅哥
不知道是谁就先录下来了
结果是我儿张顺
妈妈对不起你没认出来你
还看到了夹心芝心猪猪王浩
铲子不是一般的拽
从大奔下来之后关门的动作真的很帅
孩子们都比想象中瘦小
极禹好像只会从车库进公司所以没看到我宝子
感觉周围都是重庆妹妹
问了好几个都是小学生初中生
其中居然还有妈粉
虽然人多但秩序并不差
大家都会让路
希望还有机会能来重庆见一次宝子吧
故纸堆里寻“爱国”
五六年前,曾作《说汉奸》短文,发在QQ的“长微博”及微信“朋友圈”里。一时所感,以为此种恶谥,不宜滥施,而史稗种种,我既无力,也无心折冲。
以今天的观点,汉奸行为的对立面,应该是“爱国”,那就考索一下“爱国”吧。自古以来,爱国的事迹和人物难以胜数,但“爱国”这个词,在二十四史中仅见六次,值得梳理一下。
《新唐书》、《宋史》、《明史》只各一见。
《新唐书 · 李绛传》里,唐宪宗与宰相李绛说起对大臣们拉帮结派,即“朋党”问题的担心。魏晋以降,谈到朋党,就总能联想起东汉的党锢,而李绛则毫不犹豫地站在清流士大夫一边,认为他们是“同心爱国”的“名节骨鲠士”。意大利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唐书》的编纂者欧阳修如果得见克罗齐此说,一定会引为知己。盖永叔身当宋世,追慕前贤,和李绛的看法一致。他自己也作有《朋党论》,参与了宋朝的政治斗争。
《宋史 · 牟子才传》载:“(董)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举朝争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诘朝,帝出其疏示辅臣,皆曰:‘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尽管“有忧君爱国之真”,但牟子才似并不得君心。他与太监董宋臣之间的斗法,理宗皇帝还是站在太监一边。《西湖游览志余》有这么一则记载:“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谕旨曰:‘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脱靴图》,有与宋臣善者拓本以遗之,宋臣大怒,曰:‘口说尚可,乃画此死模活样乎!’持入泣谓上曰:‘牟某在当涂骂官家。’上视其图,笑曰:‘乃骂汝,非骂我也。’宋臣曰:‘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悦。”
《明史》卷180(列传68),是明中叶天顺至弘治年间几朝言官的传记,传末的评赞,史官称他们的言论“有当有不当,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名。”爱国爱名,是后世的评价,而当他们进言时,皇上急了,却也会骂他们“讪君卖直”。
另三处“爱国”,都见于《晋书》,分别在《刘颂传》、《段灼传》及《刘聪载记》里,而且都是“爱国如家”,
先说《刘聪载纪》吧。陈元达指责刘聪的统治,招致天怒人怨,劝谏刘聪,要像爱家那样爱国,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人民,这样,老天爷也会象爱护子嗣那样爱护你这君主(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其实,这番说教,还是孟子董仲舒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刘聪这个恢复了狼性的匈奴人听不进去,为此,他差点杀掉了陈元达。
比较起来,倒是刘颂、段灼的“爱国如家”说,更值得推敲。
这两人都生活在魏晋之际,西晋初年,他们都向晋武帝司马炎提出或支持了分封诸侯的主张。刘颂主张“建诸侯而树藩屏”,“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段灼说,“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对于诸王,应该“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
这就说得很明白,既然王室只需“兼翼”,那么,其“爱国如家”的“爱国”,只是诸侯爱他们的封国而已,并不是指整个晋王朝。
晋室是有先天不足的毛病的,就随即发生的八王之乱来看,这种分封的主意,简直就是要命的虎狼药。刘颂段灼,非庸医而何?
古代的病,还得开古代的方。君国天下,君是人格化的国家和天下,“爱国”没有“忠君”来统领,那药方总是能送命的。
不过,魏晋时期,忠君却是不大容易说出口的,国祚太短,该忠于谁呢?又假如,晋朝之臣要是说忠吧,但司马氏三代,如果真的忠于曹魏,就不会有晋;曹魏之臣要说忠吧,那谁能保证不被理解为对曹操父子的讥讽?
这层意思,鲁迅曾经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里谈到过。
五六年前,曾作《说汉奸》短文,发在QQ的“长微博”及微信“朋友圈”里。一时所感,以为此种恶谥,不宜滥施,而史稗种种,我既无力,也无心折冲。
以今天的观点,汉奸行为的对立面,应该是“爱国”,那就考索一下“爱国”吧。自古以来,爱国的事迹和人物难以胜数,但“爱国”这个词,在二十四史中仅见六次,值得梳理一下。
《新唐书》、《宋史》、《明史》只各一见。
《新唐书 · 李绛传》里,唐宪宗与宰相李绛说起对大臣们拉帮结派,即“朋党”问题的担心。魏晋以降,谈到朋党,就总能联想起东汉的党锢,而李绛则毫不犹豫地站在清流士大夫一边,认为他们是“同心爱国”的“名节骨鲠士”。意大利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唐书》的编纂者欧阳修如果得见克罗齐此说,一定会引为知己。盖永叔身当宋世,追慕前贤,和李绛的看法一致。他自己也作有《朋党论》,参与了宋朝的政治斗争。
《宋史 · 牟子才传》载:“(董)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举朝争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诘朝,帝出其疏示辅臣,皆曰:‘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尽管“有忧君爱国之真”,但牟子才似并不得君心。他与太监董宋臣之间的斗法,理宗皇帝还是站在太监一边。《西湖游览志余》有这么一则记载:“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谕旨曰:‘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脱靴图》,有与宋臣善者拓本以遗之,宋臣大怒,曰:‘口说尚可,乃画此死模活样乎!’持入泣谓上曰:‘牟某在当涂骂官家。’上视其图,笑曰:‘乃骂汝,非骂我也。’宋臣曰:‘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悦。”
《明史》卷180(列传68),是明中叶天顺至弘治年间几朝言官的传记,传末的评赞,史官称他们的言论“有当有不当,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名。”爱国爱名,是后世的评价,而当他们进言时,皇上急了,却也会骂他们“讪君卖直”。
另三处“爱国”,都见于《晋书》,分别在《刘颂传》、《段灼传》及《刘聪载记》里,而且都是“爱国如家”,
先说《刘聪载纪》吧。陈元达指责刘聪的统治,招致天怒人怨,劝谏刘聪,要像爱家那样爱国,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人民,这样,老天爷也会象爱护子嗣那样爱护你这君主(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其实,这番说教,还是孟子董仲舒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刘聪这个恢复了狼性的匈奴人听不进去,为此,他差点杀掉了陈元达。
比较起来,倒是刘颂、段灼的“爱国如家”说,更值得推敲。
这两人都生活在魏晋之际,西晋初年,他们都向晋武帝司马炎提出或支持了分封诸侯的主张。刘颂主张“建诸侯而树藩屏”,“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段灼说,“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对于诸王,应该“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
这就说得很明白,既然王室只需“兼翼”,那么,其“爱国如家”的“爱国”,只是诸侯爱他们的封国而已,并不是指整个晋王朝。
晋室是有先天不足的毛病的,就随即发生的八王之乱来看,这种分封的主意,简直就是要命的虎狼药。刘颂段灼,非庸医而何?
古代的病,还得开古代的方。君国天下,君是人格化的国家和天下,“爱国”没有“忠君”来统领,那药方总是能送命的。
不过,魏晋时期,忠君却是不大容易说出口的,国祚太短,该忠于谁呢?又假如,晋朝之臣要是说忠吧,但司马氏三代,如果真的忠于曹魏,就不会有晋;曹魏之臣要说忠吧,那谁能保证不被理解为对曹操父子的讥讽?
这层意思,鲁迅曾经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里谈到过。
九命!还能看到他们上热搜,时代的眼泪 向上吧少年和少年进化论,小时候每周都蹲,家里没网,如果因为天气原因错过了,还偷偷气得流眼泪[允悲]那时候好喜欢左溢来着
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思考]
这么多年过去了,向上吧少年和少年进化论又重新进入我的视野,竟然是因为三代小朋友[允悲][允悲][允悲]而他们又会成为一代小女孩的记忆呀[泪][泪]
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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