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格媒体人的良知是基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是格局，在党的领导下敢于亮剑是力量！该文评论区对中国青年报一边倒的感恩和支持，说明了同行业恶意陷害者有组织的网络暴力犯罪行为，已经犯了众怒！这个事件不可能被长期冷处理，更不可能被雪藏！每个人特别是媒体人如果看到被恶势力欺负的弱者不努力站出来阻抗，甚至助纣为虐，那我们生活的舆论环境还有希望吗？万一自己碰到不公平之时，还能希望别人伸出援手吗？真诚敬佩中国青年报，这篇关于网络暴力的评论，尽管有黑公关的罪恶操作，他们依然坚定地保留在了今日头条平台。
“合格媒体人的良知是基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是格局，在党的领导下敢于亮剑是力量！该文评论区对中国青年报一边倒的感恩和支持，说明了同行业恶意陷害者有组织的网络暴力犯罪行为，已经犯了众怒！这个事件不可能被长期冷处理，更不可能被雪藏！每个人特别是媒体人如果看到被恶势力欺负的弱者不努力站出来阻抗，甚至助纣为虐，那我们生活的舆论环境还有希望吗？万一自己碰到不公平之时，还能希望别人伸出援手吗？”
#关注2022全国两会# 【编剧#赵冬苓谈平台主播偷逃税# ：#建议出台相关涉税信息报送合规指引# 】2021年，一些头部主播偷逃税，短视频切割电视剧、电影等问题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今年您关注到了网络直播平台涉税问题，请问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话题？
赵冬苓：财税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
关注直播平台收税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去年的一些新闻，比如头部主播薇娅偷逃税被罚13亿，这个消息所有人听了都会吓一跳。
这两年直播平台发展非常快，通过去年税务总局发布的一系列典型案例，外界才得知主播的收入是如此惊人，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直播平台纳税的问题。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平台主播偷逃税的问题？
赵冬苓：这个问题应该分两面。
第一，任何人偷税、漏税或者逃税都是不对的。平台主播或相关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加强检查。第二，直播是新生事物，国家的法制法规在这方面有《电子商务法》等规定，但还需要更细化的规定。
平台主播偷漏税的问题，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国家财税的损失，另一方面，对直播平台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另外，我注意到，这几次被查主播偷漏税的方法，和当年的娱乐圈是一样的，比如通过开设工作室等。其实，有一些地方为了开拓税源，主动邀请明星、头部直播等去开工作室，可以避掉一些税。如果有关方面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查，就会发现数目非常吓人。
北青报：目前国家是有相关规定的。
赵冬苓：是的。但我国《电子商务法》以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虽规定了直播营销平台的涉税信息提供义务，但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必要的操作指引，难以为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税收监管提供充分保障。
北青报：如何过于原则？
赵冬苓：根据《电子商务法》第28条、《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8条等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具有对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信息认证义务和信息报送义务。
但是由于税务部门尚未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该项制度操作性不强。
比如，报送的前置条件难以满足。涉税信息报送需建立在“实名认证”基础上，但这些主体是否进行市场登记、税务登记，平台只有“提示登记”权利，无法硬性要求。
还有，《办法》要求平台报送的信息内容主要为“身份信息和其他涉税信息”，但身份信息是否区分已登记和未登记的经营者，何为“其他涉税信息”，尚不明确。如何做好涉税信息报送和使用安全性，缺乏必要保障。
尽管《办法》第8条规定，平台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但对于何为“必要措施”，报送的标准和界限为何，如何加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等等，未予规定。
北青报：您觉得应该如何规范？
赵冬苓：直播营销人员存在“头部、腰部、尾部”之分，互联网平台也有超级平台、大型平台和中小平台的区别。平台应在多大能力和限度内报送涉税信息，目前缺乏制度配套。
对于活跃用户数量较大的大型平台乃至超级平台，其涉税信息提供义务与中小平台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应当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审查与内控机制尚不明确；对于某些规模较小的新创平台运营商，是否可以排除适用某些信息申报规则，也未予以明确。
每个主播的分量也不同，像薇娅、李佳琦等都是头部主播，同时也有吸金能力很差的主播。我认为，应该分平台管理、分艺人管理。比如可以针对不同规模的平台和艺人进行分类管理，收入低的主播可以适当减免，这样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当然，这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另外，关于缴税，我们国家规定是属地管理，即在哪里取得收入就在哪里缴税，但我国直播经济发展存在地域不平衡，直播平台的注册地点与从业人员的户籍所在地、经营地点不对应。
以B站、抖音、快手等平台为例，平台注册地在上海、北京，但网络主播却来自于全国各地。在税收实行“属地管辖”原则下，直播平台应向哪个地方税务机关报送信息，报送程序规则如何？对此，目前法律并无统一规定。
北青报：您认为，要有一个合规性的指引？
赵冬苓：是的，这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起来。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合规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可结合不同平台的经营模式和发展特点，制定专门涉税信息报送规则，对《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条款作出细化规定，明确涉税信息报送内容、时间、对象等。
比如，如果有工作室可以避税，大家可能都想着避税；但如果一开始就有合规性的指引，告诉大家这样是不可以的、违法的，我认为大部分人是不会冒违法的风险的。
现在管理直播平台，更应该是这样，一开始就应该有合规性的指引，引导平台和直播艺人，应该怎么缴税、哪些情况可以减免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今年您关注到了网络直播平台涉税问题，请问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话题？
赵冬苓：财税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
关注直播平台收税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去年的一些新闻，比如头部主播薇娅偷逃税被罚13亿，这个消息所有人听了都会吓一跳。
这两年直播平台发展非常快，通过去年税务总局发布的一系列典型案例，外界才得知主播的收入是如此惊人，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直播平台纳税的问题。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平台主播偷逃税的问题？
赵冬苓：这个问题应该分两面。
第一，任何人偷税、漏税或者逃税都是不对的。平台主播或相关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加强检查。第二，直播是新生事物，国家的法制法规在这方面有《电子商务法》等规定，但还需要更细化的规定。
平台主播偷漏税的问题，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国家财税的损失，另一方面，对直播平台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另外，我注意到，这几次被查主播偷漏税的方法，和当年的娱乐圈是一样的，比如通过开设工作室等。其实，有一些地方为了开拓税源，主动邀请明星、头部直播等去开工作室，可以避掉一些税。如果有关方面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查，就会发现数目非常吓人。
北青报：目前国家是有相关规定的。
赵冬苓：是的。但我国《电子商务法》以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虽规定了直播营销平台的涉税信息提供义务，但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必要的操作指引，难以为网络直播营销行为税收监管提供充分保障。
北青报：如何过于原则？
赵冬苓：根据《电子商务法》第28条、《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8条等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具有对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信息认证义务和信息报送义务。
但是由于税务部门尚未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该项制度操作性不强。
比如，报送的前置条件难以满足。涉税信息报送需建立在“实名认证”基础上，但这些主体是否进行市场登记、税务登记，平台只有“提示登记”权利，无法硬性要求。
还有，《办法》要求平台报送的信息内容主要为“身份信息和其他涉税信息”，但身份信息是否区分已登记和未登记的经营者，何为“其他涉税信息”，尚不明确。如何做好涉税信息报送和使用安全性，缺乏必要保障。
尽管《办法》第8条规定，平台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但对于何为“必要措施”，报送的标准和界限为何，如何加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等等，未予规定。
北青报：您觉得应该如何规范？
赵冬苓：直播营销人员存在“头部、腰部、尾部”之分，互联网平台也有超级平台、大型平台和中小平台的区别。平台应在多大能力和限度内报送涉税信息，目前缺乏制度配套。
对于活跃用户数量较大的大型平台乃至超级平台，其涉税信息提供义务与中小平台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应当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审查与内控机制尚不明确；对于某些规模较小的新创平台运营商，是否可以排除适用某些信息申报规则，也未予以明确。
每个主播的分量也不同，像薇娅、李佳琦等都是头部主播，同时也有吸金能力很差的主播。我认为，应该分平台管理、分艺人管理。比如可以针对不同规模的平台和艺人进行分类管理，收入低的主播可以适当减免，这样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当然，这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另外，关于缴税，我们国家规定是属地管理，即在哪里取得收入就在哪里缴税，但我国直播经济发展存在地域不平衡，直播平台的注册地点与从业人员的户籍所在地、经营地点不对应。
以B站、抖音、快手等平台为例，平台注册地在上海、北京，但网络主播却来自于全国各地。在税收实行“属地管辖”原则下，直播平台应向哪个地方税务机关报送信息，报送程序规则如何？对此，目前法律并无统一规定。
北青报：您认为，要有一个合规性的指引？
赵冬苓：是的，这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起来。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涉税信息报送合规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可结合不同平台的经营模式和发展特点，制定专门涉税信息报送规则，对《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条款作出细化规定，明确涉税信息报送内容、时间、对象等。
比如，如果有工作室可以避税，大家可能都想着避税；但如果一开始就有合规性的指引，告诉大家这样是不可以的、违法的，我认为大部分人是不会冒违法的风险的。
现在管理直播平台，更应该是这样，一开始就应该有合规性的指引，引导平台和直播艺人，应该怎么缴税、哪些情况可以减免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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