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市场，因为资金无法短期形成凝聚力，同时技术性又缺乏稳定性，所以反抽性质就会很虚弱，这对于场外资金就没有吸引力，对于场内资金而言也就只能自导自演了，自导自演的走势自然就是舍不得花钱的游戏，这也是为什么容易虚弱的原因，注意关注下深大通 000038 的超跌反弹的机会。#牛股# #科技投资# #学点股票技术# $宝鼎科技 sz002552$ $天顺股份 sz002800$$硕贝德 sz300322$
真有“七年之痒”吗？40年来中国式离婚及其异变 |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YzX32f
@爱思想网 @南方周末 @中国周刊 @凤凰读书 @微天下 @观察者网 @央视网 @新华视点 @共青团中央
✪ 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年来，中国家庭离婚率不断攀升，引发全社会担忧。那么中国夫妻婚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我们经常听到“七年之痒”的说法，“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呈明显的“ 倒Ｕ型”曲线，即离婚风险随结婚时间推移而逐渐上升，但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的说法竟然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国人的婚姻基本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夫妻离婚风险不断提高，而且离婚速率快速增长，到达“痒”的时间也不断提前。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婚姻不稳定性正日益凸显。文章原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研究问题
大量的研究表明， 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了深远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中国也不例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和1980 年《婚姻法》“ 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出现， 中国的离婚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1979年中国的离婚对数仅为31.9 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 到2009 年，这两项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对和1.85‰， 年平均增长7.1%和6.3％ 。
对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研究可以为全面了解中国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那么，中国夫妻结婚以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 虽然学界对此探究不多， 但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时常能够听到“ 七年之痒”的说法。
“ 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 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吗？ 本文将首先引入离婚模式的三种理论解释， 然后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初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对离婚模式的三种既有解释
离婚模式是对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而变动的动态描述。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 随着结婚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呈“ 倒Ｕ 型”曲线变化， 即离婚风险首先随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 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究竟“ 倒Ｕ型”的顶点是不是７ 年， 原因何在？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 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孩子惹的祸？
第一种理论认为“倒Ｕ 型”可能反映了家庭生命周期， 特别是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前是婚姻的蜜月期， 婚姻质量较高， 离婚风险较小。但孩子的出生会打破夫妻间的二人世界， 夫妻需要做大量的调适以适应新的角色， 且子女数量越多， 调适的程度和难度也越大。孩子出生以后，夫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小孩， 用在相互之间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这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和离婚风险的上升。不过，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 子女的独立性会逐渐增强， 养育子女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则逐渐下降 。子女成年以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夫妻又可以重回二人世界，婚姻满意度提高， 离婚风险则降低。
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子女数量和年龄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动态变化导致了“ 倒Ｕ 型” 的离婚模式。但是， 这样的观点与诸多经验研究结果并不相符。
首先，一些研究发现， 生育子女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且子女数量越多离婚的可能性越小。子女是夫妻对婚姻的一项重要投资， 与其他婚姻资本不同， 子女天然地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故子女越多， 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越小。作为夫妻“ 生物上的结合和性格上结合的媒介”， 孩子的出生为夫妻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和事业”。在共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 通过劳动分工， 夫妻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赖， 而这种“ 有机团结” 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如此， 在夫妻拥有孩子以后， 来自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的压力对离婚的阻碍作用会增强， 在认同“ 离婚会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 的前提下，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一些感情上已经破裂的夫妻可能会选择继续将婚姻维持下去。因而子女不仅不会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反而是婚姻的稳定器。
其次，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子女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照顾年幼子女需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夫妻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会更有效率。不仅如此， 人们更可能相信， 离婚对年幼子女的伤害更大， 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 夫妻更加不愿在子女年幼时离婚。
（二） 婚姻稳定性的自然演化：喜新厌旧？
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子女因素的影响不同，“ 倒Ｕ 型”的离婚模式是婚姻稳定性随时间自然演化的结果。
夫妻结婚以后， 蜜月期内的婚姻满意度较高， 离婚的风险较小。但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都会逐渐降低。一方面是因为激情的消退， 另一方面是因为矛盾的积累， 婚姻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婚姻的吸引力是决定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当婚姻的吸引力下降， 而替代选择出现时， 离婚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不过， 婚姻满意度下降和离婚风险上升的趋势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投入的个人资源就越多， 因婚姻解体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看来， 婚姻持续时间是当事人投人的沉没成本， 因此， 持续越久的婚姻， 越不可能以离婚而告终。
简而言之，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的吸引力虽然在下降，但离婚的成本也在上升， 而“ 倒Ｕ 型” 离婚模式正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
（三）总体异质性：根本不存在“七年之痒”？
事实上， 每对婚姻都是不同的。一方面， 每对婚姻的吸引力以及冲突爆发的强度和频度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 每对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度以及应对冲突的能力和方式也不相同， 这导致在同一时点上每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和离婚风险千差万别。从总体的异质性出发，可以为“倒Ｕ 型” 离婚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如果承认总体异质性， 则每对夫妻的离婚风险都是不同的； 且离婚夫妻只占总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稳定的婚姻会陆续解体， 稳定的婚姻会持续到最后。按照这种理解，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七年之痒”，“ 倒Ｕ 型” 离婚模式仅是总体异质性的结果。果真如此吗？
▍近40年中国婚姻的演变阶段和群体划分
为探讨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本文根据夫妻的结婚时间将总体划分为4个婚姻群体：1980年以前、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如如此划分，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特征的阶段性。
首先，1980年前后， 离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1980年以前， 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和“ 文革”等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很低。但1980年以后，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夫妻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也促使社会舆论对离婚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加上1980年新《婚姻法》“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在1980年以后迅速提高。
其次，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经历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和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农村， 例如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在城市，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延续，而且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也很小。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婚姻家庭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离婚率的上升， 但总体来看，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巨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进人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例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允许私营、合资、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对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核心化的趋势日益明，与此同时， 婚姻稳定性不断下降， 离婚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2000年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仍在继续。2003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 以追求个体幸福为目标的西方婚姻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这种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利于婚姻的稳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 熟人的生活环境被打破， 传统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土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0年后中国的离婚水平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 与2000年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0年后， 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都加快了上升的步伐。
▍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说完全吻合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初访数据进行研究。2010年的初访调查共回收有效家庭成员问卷14960份，总应答率为81.3%。进入本文分析的初婚夫妻总共有16472对。
从表1可知， 86.9% 的夫妻依然在婚，3.6%的夫妻已离婚，9.5%的夫妻已丧偶。丧偶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 离婚的比例随时间而上升。在2000-2010年结婚的夫妻中， 离婚的比例只有3％， 低于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两个群体，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较短，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虽没有离婚， 但不代表未来不会离婚。但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夫妇在未来都会离婚也不符合实际。以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为例， 到2010年时， 他们至少已经结婚30年， 在婚的比例依然高达75.4%， 且22.7%的夫妻已经丧偶。这说明在中国， 稳定的婚姻依然是常态， 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依然是少数。
图2描述了样本夫妻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相同， 中国夫妻的离婚风险也呈明显的“倒Ｕ 型” 模式， 且曲线大约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 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 七年之痒” 完全吻合。
不过， 从初婚群体来看， 不同期群的离婚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如图3所示，4条曲线的高低位置严格按照初婚群体的时间顺序排列，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离婚水平上的差异。此外，4条曲线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80年以前几乎是一条水平线，其余3个都呈现出明显的“ 倒Ｕ 型”。从曲线到达顶点的时间看，1980-198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11年，1990-199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8年，2000-2010年群体则是在婚后5-6年。总而言之， 离婚风险到达峰值的时间在逐渐提前。
分析结果还显示：第一，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离婚风险最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显著增加。城市夫妻的离婚风险显著高于农村夫妻，妻子的初婚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 离婚风险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 妻子教育程度为缺失值的时候， 离婚风险非常高（不少离婚的丈夫没有回答前任妻子的教育程度） 。第二，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相比而言，0岁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最大，1-5岁其次，6-12岁再次， 13岁以上的影响最小。在中国， 子女（ 特别是年幼子女） 对维持婚姻稳定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三，有男孩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一方面可能在生育男孩以后丈夫会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 另一方面， 在中国， 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对男孩的特别偏好。
从图6和图7看，离婚夫妻的离婚风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递增趋势， 它与“ 倒Ｕ型”的总体离婚模式有本质差异。从分群体的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夫妻离婚的速率有明显提高。
▍中国夫妻婚姻总体稳定，但离婚风险不断提高，到达“痒”的时间也在提前
......
字数限制，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YzX32f
原文链接：https://t.cn/AiYzX32f
@爱思想网 @南方周末 @中国周刊 @凤凰读书 @微天下 @观察者网 @央视网 @新华视点 @共青团中央
✪ 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年来，中国家庭离婚率不断攀升，引发全社会担忧。那么中国夫妻婚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我们经常听到“七年之痒”的说法，“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呈明显的“ 倒Ｕ型”曲线，即离婚风险随结婚时间推移而逐渐上升，但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的说法竟然完全吻合。从总体上看，尽管中国人的婚姻基本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夫妻离婚风险不断提高，而且离婚速率快速增长，到达“痒”的时间也不断提前。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婚姻不稳定性正日益凸显。文章原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研究问题
大量的研究表明， 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了深远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中国也不例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和1980 年《婚姻法》“ 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出现， 中国的离婚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1979年中国的离婚对数仅为31.9 万对，粗离婚率也仅为0.3‰； 到2009 年，这两项统计指标分别上升到246.8万对和1.85‰， 年平均增长7.1%和6.3％ 。
对离婚模式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研究可以为全面了解中国夫妻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那么，中国夫妻结婚以后第几年的离婚风险最高？ 虽然学界对此探究不多， 但日常生活中， 我们却时常能够听到“ 七年之痒”的说法。
“ 七年之痒” 确实存在吗？ 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吗？ 本文将首先引入离婚模式的三种理论解释， 然后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初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对离婚模式的三种既有解释
离婚模式是对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而变动的动态描述。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发现， 随着结婚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呈“ 倒Ｕ 型”曲线变化， 即离婚风险首先随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 在到达顶点后持续下降。究竟“ 倒Ｕ型”的顶点是不是７ 年， 原因何在？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一） 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孩子惹的祸？
第一种理论认为“倒Ｕ 型”可能反映了家庭生命周期， 特别是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子女之前是婚姻的蜜月期， 婚姻质量较高， 离婚风险较小。但孩子的出生会打破夫妻间的二人世界， 夫妻需要做大量的调适以适应新的角色， 且子女数量越多， 调适的程度和难度也越大。孩子出生以后，夫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小孩， 用在相互之间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这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和离婚风险的上升。不过， 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 子女的独立性会逐渐增强， 养育子女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则逐渐下降 。子女成年以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夫妻又可以重回二人世界，婚姻满意度提高， 离婚风险则降低。
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子女数量和年龄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动态变化导致了“ 倒Ｕ 型” 的离婚模式。但是， 这样的观点与诸多经验研究结果并不相符。
首先，一些研究发现， 生育子女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且子女数量越多离婚的可能性越小。子女是夫妻对婚姻的一项重要投资， 与其他婚姻资本不同， 子女天然地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故子女越多， 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越小。作为夫妻“ 生物上的结合和性格上结合的媒介”， 孩子的出生为夫妻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和事业”。在共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 通过劳动分工， 夫妻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赖， 而这种“ 有机团结” 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如此， 在夫妻拥有孩子以后， 来自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的压力对离婚的阻碍作用会增强， 在认同“ 离婚会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 的前提下，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一些感情上已经破裂的夫妻可能会选择继续将婚姻维持下去。因而子女不仅不会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反而是婚姻的稳定器。
其次，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子女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因为照顾年幼子女需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夫妻之间通过分工合作会更有效率。不仅如此， 人们更可能相信， 离婚对年幼子女的伤害更大， 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 夫妻更加不愿在子女年幼时离婚。
（二） 婚姻稳定性的自然演化：喜新厌旧？
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子女因素的影响不同，“ 倒Ｕ 型”的离婚模式是婚姻稳定性随时间自然演化的结果。
夫妻结婚以后， 蜜月期内的婚姻满意度较高， 离婚的风险较小。但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都会逐渐降低。一方面是因为激情的消退， 另一方面是因为矛盾的积累， 婚姻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婚姻的吸引力是决定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当婚姻的吸引力下降， 而替代选择出现时， 离婚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增加。不过， 婚姻满意度下降和离婚风险上升的趋势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婚姻持续的时间越长，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上投入的个人资源就越多， 因婚姻解体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 看来， 婚姻持续时间是当事人投人的沉没成本， 因此， 持续越久的婚姻， 越不可能以离婚而告终。
简而言之， 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推移， 婚姻的吸引力虽然在下降，但离婚的成本也在上升， 而“ 倒Ｕ 型” 离婚模式正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
（三）总体异质性：根本不存在“七年之痒”？
事实上， 每对婚姻都是不同的。一方面， 每对婚姻的吸引力以及冲突爆发的强度和频度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 每对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度以及应对冲突的能力和方式也不相同， 这导致在同一时点上每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和离婚风险千差万别。从总体的异质性出发，可以为“倒Ｕ 型” 离婚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如果承认总体异质性， 则每对夫妻的离婚风险都是不同的； 且离婚夫妻只占总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稳定的婚姻会陆续解体， 稳定的婚姻会持续到最后。按照这种理解，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七年之痒”，“ 倒Ｕ 型” 离婚模式仅是总体异质性的结果。果真如此吗？
▍近40年中国婚姻的演变阶段和群体划分
为探讨中国夫妻的离婚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本文根据夫妻的结婚时间将总体划分为4个婚姻群体：1980年以前、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如如此划分，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特征的阶段性。
首先，1980年前后， 离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1980年以前， 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和“ 文革”等特殊政治事件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很低。但1980年以后，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对夫妻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生活观念的日益开放也促使社会舆论对离婚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加上1980年新《婚姻法》“无过失离婚” 条款的影响， 中国的离婚水平在1980年以后迅速提高。
其次，20世纪80年代， 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经历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和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农村， 例如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在城市， 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延续，而且城乡之间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也很小。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婚姻家庭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离婚率的上升， 但总体来看，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巨变。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进人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例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允许私营、合资、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且对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等私人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核心化的趋势日益明，与此同时， 婚姻稳定性不断下降， 离婚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2000年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仍在继续。2003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 以追求个体幸福为目标的西方婚姻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这种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利于婚姻的稳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 熟人的生活环境被打破， 传统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土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0年后中国的离婚水平迅速上升。如图1所示， 与2000年前的平缓上升相比，2000年后， 无论是离婚对数还是粗离婚率都加快了上升的步伐。
▍中国夫妻离婚风险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与“七年之痒”说完全吻合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初访数据进行研究。2010年的初访调查共回收有效家庭成员问卷14960份，总应答率为81.3%。进入本文分析的初婚夫妻总共有16472对。
从表1可知， 86.9% 的夫妻依然在婚，3.6%的夫妻已离婚，9.5%的夫妻已丧偶。丧偶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 离婚的比例随时间而上升。在2000-2010年结婚的夫妻中， 离婚的比例只有3％， 低于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两个群体，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较短，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虽没有离婚， 但不代表未来不会离婚。但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夫妇在未来都会离婚也不符合实际。以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为例， 到2010年时， 他们至少已经结婚30年， 在婚的比例依然高达75.4%， 且22.7%的夫妻已经丧偶。这说明在中国， 稳定的婚姻依然是常态， 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依然是少数。
图2描述了样本夫妻的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 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相同， 中国夫妻的离婚风险也呈明显的“倒Ｕ 型” 模式， 且曲线大约在婚后第7年达到顶点， 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 七年之痒” 完全吻合。
不过， 从初婚群体来看， 不同期群的离婚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如图3所示，4条曲线的高低位置严格按照初婚群体的时间顺序排列，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离婚水平上的差异。此外，4条曲线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80年以前几乎是一条水平线，其余3个都呈现出明显的“ 倒Ｕ 型”。从曲线到达顶点的时间看，1980-198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11年，1990-1999年群体大概在婚后8年，2000-2010年群体则是在婚后5-6年。总而言之， 离婚风险到达峰值的时间在逐渐提前。
分析结果还显示：第一，1980年以前结婚的夫妻离婚风险最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风险显著增加。城市夫妻的离婚风险显著高于农村夫妻，妻子的初婚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 离婚风险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 妻子教育程度为缺失值的时候， 离婚风险非常高（不少离婚的丈夫没有回答前任妻子的教育程度） 。第二，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离婚的风险。相比而言，0岁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最大，1-5岁其次，6-12岁再次， 13岁以上的影响最小。在中国， 子女（ 特别是年幼子女） 对维持婚姻稳定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三，有男孩以后， 夫妻的离婚风险会显著降低。一方面可能在生育男孩以后丈夫会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 另一方面， 在中国， 子女性别对离婚风险的影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对男孩的特别偏好。
从图6和图7看，离婚夫妻的离婚风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递增趋势， 它与“ 倒Ｕ型”的总体离婚模式有本质差异。从分群体的结果看，随着时间的推移， 离婚夫妻离婚的速率有明显提高。
▍中国夫妻婚姻总体稳定，但离婚风险不断提高，到达“痒”的时间也在提前
......
字数限制，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YzX32f
全球著名外包杂志Outsource专访鼎韬CEO齐海涛
发表日期： 2016年06月26日
Outsource杂志：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交流。您坚信私营咨询机构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价值：能否请您说明一下为何这种结合尤为重要以及为什么您的企业能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好？同时，能否请您向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在中国扩展私营企业的外包空间的？
齐海涛：中国经济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控制以及政府管理的，包括先进的技术及研发项目。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在中国展示了极为重要的私营企业应当扮演的角色，但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市场影响力仍然不足以改变趋势以及方向。
不管怎样，在中国，这一结构服务于传统产业以及以硬件为核心的产业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模式在基于知识的和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例如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而我们知道这些产业搭建起了外包的基础。如果有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快地承认这一事实。这为鼎韬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伴随以聚焦方式保持社会稳定的加剧，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私营企业、国际企业以及第三方独立声音在颠覆技术及新经济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鼎韬的独特角色就在于作为值得信赖的本土企业为中国决策者以及全球企业高管提供独立、专业及国际化的观点。这一战略定位使鼎韬从数百中国企业、国际咨询重点企业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脱颖而出。鼎韬对于中国服务外包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并非竞争者的角色，而是合作伙伴。
中国外包市场总值目前排名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然而成熟度及增长却欠发达，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旧式的政策以及中国科技企业的短视（他们中的一些企业较依赖政府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外包企业的领导者对于当前中国外包发展不及预期有一定关系。
举一个简单的对比，九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以及初创公司开始他们在中国外包、电信、电商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布局。二十年后，在几乎相同的政策、法规和支持条件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企业如电信领域的华为、中兴，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京东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百度和腾讯。然而，在外包领域中国还没有一家能够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具备举足轻重竞争力的企业。
鼎韬认为，一定程度的保护与倾向是必要的，但中国外包的竞争能力以及商业潜力，在面向全球企业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时需要更为公开透明。国内的保护似乎是保护了当地的企业，但实际上损害的是他们基本生存的能力，这也最终成为最大的首要问题。
除了更为开明的政府政策外，鼎韬对于中国外包企业的真正成长，显示出专注的、集中的以及真正的全球领导的独特重要性。许多迹象及客户评价印证了中国外包与其他高科技产业相比发展迟缓，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的高管。
O(Outsource杂志)：全球服务外包领军者峰会（DGITS）是中国外包领域中最杰出也是规模最大的峰会之一。创办此项峰会背后的原因以及此项峰会力争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HQ(齐海涛)：DGITS的举办是基于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战略需要。多年来，我们来自国内外的客户高管让我们推荐来自比其他官方形式或官方活动能够更多体现专家意见、全球观点的国家级峰会。这样的推荐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是由不同机构在不同中国城市举办的各类国家级峰会所带来的受欢迎的收益越来越低。我们相信一个由我们直接控制的峰会会产生更多带有与我们客户期盼相一致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年前举办首届DGITS的原因。
作为一个针对中国技术与服务市场全球领先的企业，我们也需要一个年度峰会，在那里，我们的主要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服务商能够亲自会见及沟通。DGITS也就为了实现这一关键目标应运而生。这一需求在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NASSCOM及Gartner的峰会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O：您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在众多职务中，您是国际服务外包运营标准（OIOP）全球联合发起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标准以及其如何运作？
HQ：OIOP目前是MVSS（多维度供应商选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与研究及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军者进行合作，鼎韬开发出世界最新的针对外包目的地（包括中国的科技园区）及服务商的以数据驱动、以分析为核心的评估系统。评估流程包括三个层次，六个维度，迎合外包交易的决策者的三个层次，以及针对中国城市及中国企业评估的关键要素。MVSS有超过160个评估指标，包括财务信用、市场稳定性、以及地方补贴总额，这些都超越了现有类似的评估方法论。
MVSS的成果是一套综合的计算排名--CCI（能力及兼容性指标）--来明确不仅考虑专业经验、技能，同时考虑行业知识、整体成本以及管理风险的外包项目和买家。CCI排名对于外包项目要求不同的行业经验、成熟度、本地支持及可承担风险可以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全球外包买家与中国外包服务商、城市以及科技园区能够以相同的基准、时间表和术语进行交流的系统。
O：您也是中国政府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国家部门的读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角色？
HQ：这些委员会是由各种政府部门针对外包或相关行业建立的智库机构或行业服务机构。例如有人才联盟、行业机构、战略委员会等。他们都是由负责不同行业的不同政府分支建立起来的机构。鼎韬是一家主要做咨询的公司，提供专业及趋势化的建议。
鼎韬对于从中央、省、市到科技园区的中国政府的价值可以体现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建议上：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投资及激励政策；产业发展增长及预算管理；以及风险检测和缓解方法。
O：中国外包产业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压倒性地专注ITO。这种评价是否公平？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BPO行业的前景如何？
HQ：除了极少数国家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外，不止是中国，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ITO是外包产业最大的构成要素。中国服务商的发展始于IT技术服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他们开始为客户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如BPO和KPO。
基于我们的研究，在未来5-10年，BPO将引导中国外包产业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全球规模的BPO加以支持。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帮助过的国际客户中62%的项目是专注于BPO的，而BPO被认为只贡献了中国服务外包22%的份额。我们其他的研究成果还表明，KPO在通常意义上被定义为是在中国的ITO、BPO、KPO中应当被强力掌控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技术出口应当被视为KPO。例如，中国移动设备制造商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企业完成的工作要远超部件的简要组装。WTO在其标准商务数据库中将所有的装配算作中国的出口。如果这一争论有效，那么KPO的规模，将大于中国ITO和BPO的总和。
O：大众总有种看法就是中国的接包商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市场而建立（当然国内市场十分巨大）。当然事实未必如此，像您这样的企业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反驳这一看法的？
HQ：正相反。中国的服务商从离岸市场开始他们的业务，然后在他们的资源及能力得到扩张后开始服务国内市场。分享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给予国际企业太多生意使得中国企业主张在竞标政府项目时获得平等的机会。国际机构有“国内市场倾向”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对发展时间线及基准的混淆。例如，绝大多数的印度服务商通过美国订单开始他们的业务，但是在印度完成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大量跨国企业更早地进入中国建立其分支机构。中国外包企业已经获得来自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企业的全球业务。在某种看法上，中国外包企业的确首先服务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买方实际上是总部并非位于中国的跨国企业。
从我们收集到的本世纪初的数据发现，例如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离岸。例如文思海辉（即使已经退市）以及博彦科技，他们都在海外建立了分支，进行了兼并，在经历了海外服务能力的实践后，开始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整个产业的逻辑。
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曝光可能要多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我们针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争论之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实际是提高国内经济、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新奇的争论，但收到了强烈的回应。
O：您认为鼎韬未来三至五年的增长来源于哪些地方（在地域及行业垂直领域）？您是否希望在欧洲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请举例说明。
HQ：第一，未来我们更多的业务将来自于国际企业--因为中国市场加上全球经济放缓的分量加剧着结合。少部分其他国家即便他们还有很多欠缺但也拥有像中国市场一样的重要性。
第二，来自于MVSS系统发展的先进服务，都来自于咨询、研究到数据。这是我们在中国及全球市场扩展服务的基石。这一新业务方向应当被诠释为更加强大的业务，即当全球买家通过这一基于商务智能方法论，在更多地了解中国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采取了更为得力的风险控制方法后，获得更多信心及控制力。我们相信买家的信心远比业务中的营销/销售重要。
第三，更关注其他发展中市场，例如拉美、东欧以及南非。鼎韬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影响力即使是与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相比也是一流的。
鼎韬认为欧洲是全球外包团体中的关键一员。说实话，很少有中国企业及政府机构在那里做的很好，甚至是在那里获得业务，这也是很准确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鼎韬带有SIG在这一重要市场能够更多帮助鼎韬的客户的强烈期待、致力于与SIG/ Outsource合作关系的原因。
O: 您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对于正在扩张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挑战是什么？
HQ：由于来自政治或宏观经济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目的而停止开放外包市场；停止听取独立的、专业的咨询意见；中国企业领导层的频繁分心；缺少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使用中国式的营销来做全球业务。
O：您提及了SIG及外包，我们的确也是自此取得了联系，谢谢您与SIG的业务联络，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看下：您是如何与SIG建立往来的，以及您在未来这段合作关系的初衷是什么？
HQ：与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建立合作对鼎韬及鼎韬国内外的客户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我们很自豪鼎韬/联盟是少有的与全球外包领域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国家和地域的机构如：拉美、欧洲、北美、非洲、俄罗斯/东部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以及外包强者印度等有紧密合作的全球企业。
我们已经特别分享了对于SIG在美国及欧洲的预期。目前，SIG峰会以及SIG大学是两个主要的合作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更多地使用SIG的服务--特别是峰会及IT培训，因为我们相信二者都是行业中的最优的。
O：您认为未来几年改变游戏规则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您如何布局鼎韬来充分使用这些规则？
HQ：BI（商务智能）--外包交易由最佳实践及案例研究进行指导和管理，以自动导向的软件系统进行实施。AI和VR（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外包项目由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以及移动互联网--来自当前难以接触的地区或国家更多的竞争者，以及来自当前弱势国家更为强劲的竞争者。
针对我们的战略：所有先进技术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挑战及不确定，因此我们要在客户之前准备好我们的知识以及专业储备。我们将在科技领域同更多全球领军者合作，以及增加科技知识分享的频率。我们将扩展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或方法论，如MVSS，从而能够使其应用于商务智能-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
O：最后，您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对于那些想要仿效您成功的人，您想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HQ：我最看重的一课是：深入理解当前客户的“痛点”；了解你和你的企业能够为降低那些“痛点”而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及一旦设定好目标就坚持下去。
我想要分享的最好的建议是无妥协和无条件地专注于你所热爱的事情并做到最好。
发表日期： 2016年06月26日
Outsource杂志：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交流。您坚信私营咨询机构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价值：能否请您说明一下为何这种结合尤为重要以及为什么您的企业能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好？同时，能否请您向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在中国扩展私营企业的外包空间的？
齐海涛：中国经济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控制以及政府管理的，包括先进的技术及研发项目。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在中国展示了极为重要的私营企业应当扮演的角色，但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冲击以及市场影响力仍然不足以改变趋势以及方向。
不管怎样，在中国，这一结构服务于传统产业以及以硬件为核心的产业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模式在基于知识的和以服务为中心的产业，例如信息技术服务及软件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而我们知道这些产业搭建起了外包的基础。如果有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快地承认这一事实。这为鼎韬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伴随以聚焦方式保持社会稳定的加剧，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私营企业、国际企业以及第三方独立声音在颠覆技术及新经济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鼎韬的独特角色就在于作为值得信赖的本土企业为中国决策者以及全球企业高管提供独立、专业及国际化的观点。这一战略定位使鼎韬从数百中国企业、国际咨询重点企业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脱颖而出。鼎韬对于中国服务外包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并非竞争者的角色，而是合作伙伴。
中国外包市场总值目前排名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然而成熟度及增长却欠发达，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旧式的政策以及中国科技企业的短视（他们中的一些企业较依赖政府支持）。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外包企业的领导者对于当前中国外包发展不及预期有一定关系。
举一个简单的对比，九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以及初创公司开始他们在中国外包、电信、电商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布局。二十年后，在几乎相同的政策、法规和支持条件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企业如电信领域的华为、中兴，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京东以及互联网应用领域的百度和腾讯。然而，在外包领域中国还没有一家能够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具备举足轻重竞争力的企业。
鼎韬认为，一定程度的保护与倾向是必要的，但中国外包的竞争能力以及商业潜力，在面向全球企业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时需要更为公开透明。国内的保护似乎是保护了当地的企业，但实际上损害的是他们基本生存的能力，这也最终成为最大的首要问题。
除了更为开明的政府政策外，鼎韬对于中国外包企业的真正成长，显示出专注的、集中的以及真正的全球领导的独特重要性。许多迹象及客户评价印证了中国外包与其他高科技产业相比发展迟缓，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的高管。
O(Outsource杂志)：全球服务外包领军者峰会（DGITS）是中国外包领域中最杰出也是规模最大的峰会之一。创办此项峰会背后的原因以及此项峰会力争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HQ(齐海涛)：DGITS的举办是基于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战略需要。多年来，我们来自国内外的客户高管让我们推荐来自比其他官方形式或官方活动能够更多体现专家意见、全球观点的国家级峰会。这样的推荐变得越来越难，原因是由不同机构在不同中国城市举办的各类国家级峰会所带来的受欢迎的收益越来越低。我们相信一个由我们直接控制的峰会会产生更多带有与我们客户期盼相一致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年前举办首届DGITS的原因。
作为一个针对中国技术与服务市场全球领先的企业，我们也需要一个年度峰会，在那里，我们的主要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服务商能够亲自会见及沟通。DGITS也就为了实现这一关键目标应运而生。这一需求在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NASSCOM及Gartner的峰会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O：您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在众多职务中，您是国际服务外包运营标准（OIOP）全球联合发起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标准以及其如何运作？
HQ：OIOP目前是MVSS（多维度供应商选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与研究及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军者进行合作，鼎韬开发出世界最新的针对外包目的地（包括中国的科技园区）及服务商的以数据驱动、以分析为核心的评估系统。评估流程包括三个层次，六个维度，迎合外包交易的决策者的三个层次，以及针对中国城市及中国企业评估的关键要素。MVSS有超过160个评估指标，包括财务信用、市场稳定性、以及地方补贴总额，这些都超越了现有类似的评估方法论。
MVSS的成果是一套综合的计算排名--CCI（能力及兼容性指标）--来明确不仅考虑专业经验、技能，同时考虑行业知识、整体成本以及管理风险的外包项目和买家。CCI排名对于外包项目要求不同的行业经验、成熟度、本地支持及可承担风险可以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全球外包买家与中国外包服务商、城市以及科技园区能够以相同的基准、时间表和术语进行交流的系统。
O：您也是中国政府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国家部门的读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角色？
HQ：这些委员会是由各种政府部门针对外包或相关行业建立的智库机构或行业服务机构。例如有人才联盟、行业机构、战略委员会等。他们都是由负责不同行业的不同政府分支建立起来的机构。鼎韬是一家主要做咨询的公司，提供专业及趋势化的建议。
鼎韬对于从中央、省、市到科技园区的中国政府的价值可以体现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建议上：全球市场；国内市场；投资及激励政策；产业发展增长及预算管理；以及风险检测和缓解方法。
O：中国外包产业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是压倒性地专注ITO。这种评价是否公平？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BPO行业的前景如何？
HQ：除了极少数国家如菲律宾、波多黎各外，不止是中国，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ITO是外包产业最大的构成要素。中国服务商的发展始于IT技术服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他们开始为客户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如BPO和KPO。
基于我们的研究，在未来5-10年，BPO将引导中国外包产业的增长。原因很简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需要全球规模的BPO加以支持。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帮助过的国际客户中62%的项目是专注于BPO的，而BPO被认为只贡献了中国服务外包22%的份额。我们其他的研究成果还表明，KPO在通常意义上被定义为是在中国的ITO、BPO、KPO中应当被强力掌控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技术出口应当被视为KPO。例如，中国移动设备制造商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企业完成的工作要远超部件的简要组装。WTO在其标准商务数据库中将所有的装配算作中国的出口。如果这一争论有效，那么KPO的规模，将大于中国ITO和BPO的总和。
O：大众总有种看法就是中国的接包商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内市场而建立（当然国内市场十分巨大）。当然事实未必如此，像您这样的企业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反驳这一看法的？
HQ：正相反。中国的服务商从离岸市场开始他们的业务，然后在他们的资源及能力得到扩张后开始服务国内市场。分享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给予国际企业太多生意使得中国企业主张在竞标政府项目时获得平等的机会。国际机构有“国内市场倾向”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对发展时间线及基准的混淆。例如，绝大多数的印度服务商通过美国订单开始他们的业务，但是在印度完成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大量跨国企业更早地进入中国建立其分支机构。中国外包企业已经获得来自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企业的全球业务。在某种看法上，中国外包企业的确首先服务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买方实际上是总部并非位于中国的跨国企业。
从我们收集到的本世纪初的数据发现，例如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离岸。例如文思海辉（即使已经退市）以及博彦科技，他们都在海外建立了分支，进行了兼并，在经历了海外服务能力的实践后，开始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整个产业的逻辑。
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的曝光可能要多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我们针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争论之一是开放国内市场实际是提高国内经济、就业以及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新奇的争论，但收到了强烈的回应。
O：您认为鼎韬未来三至五年的增长来源于哪些地方（在地域及行业垂直领域）？您是否希望在欧洲地区有更大的影响力？请举例说明。
HQ：第一，未来我们更多的业务将来自于国际企业--因为中国市场加上全球经济放缓的分量加剧着结合。少部分其他国家即便他们还有很多欠缺但也拥有像中国市场一样的重要性。
第二，来自于MVSS系统发展的先进服务，都来自于咨询、研究到数据。这是我们在中国及全球市场扩展服务的基石。这一新业务方向应当被诠释为更加强大的业务，即当全球买家通过这一基于商务智能方法论，在更多地了解中国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采取了更为得力的风险控制方法后，获得更多信心及控制力。我们相信买家的信心远比业务中的营销/销售重要。
第三，更关注其他发展中市场，例如拉美、东欧以及南非。鼎韬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影响力即使是与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相比也是一流的。
鼎韬认为欧洲是全球外包团体中的关键一员。说实话，很少有中国企业及政府机构在那里做的很好，甚至是在那里获得业务，这也是很准确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鼎韬带有SIG在这一重要市场能够更多帮助鼎韬的客户的强烈期待、致力于与SIG/ Outsource合作关系的原因。
O: 您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对于正在扩张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挑战是什么？
HQ：由于来自政治或宏观经济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目的而停止开放外包市场；停止听取独立的、专业的咨询意见；中国企业领导层的频繁分心；缺少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使用中国式的营销来做全球业务。
O：您提及了SIG及外包，我们的确也是自此取得了联系，谢谢您与SIG的业务联络，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看下：您是如何与SIG建立往来的，以及您在未来这段合作关系的初衷是什么？
HQ：与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建立合作对鼎韬及鼎韬国内外的客户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我们很自豪鼎韬/联盟是少有的与全球外包领域的绝大部分重要的国家和地域的机构如：拉美、欧洲、北美、非洲、俄罗斯/东部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以及外包强者印度等有紧密合作的全球企业。
我们已经特别分享了对于SIG在美国及欧洲的预期。目前，SIG峰会以及SIG大学是两个主要的合作领域。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更多地使用SIG的服务--特别是峰会及IT培训，因为我们相信二者都是行业中的最优的。
O：您认为未来几年改变游戏规则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您如何布局鼎韬来充分使用这些规则？
HQ：BI（商务智能）--外包交易由最佳实践及案例研究进行指导和管理，以自动导向的软件系统进行实施。AI和VR（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外包项目由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以及移动互联网--来自当前难以接触的地区或国家更多的竞争者，以及来自当前弱势国家更为强劲的竞争者。
针对我们的战略：所有先进技术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挑战及不确定，因此我们要在客户之前准备好我们的知识以及专业储备。我们将在科技领域同更多全球领军者合作，以及增加科技知识分享的频率。我们将扩展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或方法论，如MVSS，从而能够使其应用于商务智能-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
O：最后，您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对于那些想要仿效您成功的人，您想给出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HQ：我最看重的一课是：深入理解当前客户的“痛点”；了解你和你的企业能够为降低那些“痛点”而带来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及一旦设定好目标就坚持下去。
我想要分享的最好的建议是无妥协和无条件地专注于你所热爱的事情并做到最好。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