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乡党》10.6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君子：此指孔子。此节记冠服，改称“君子”，而变言之，表示礼制如此，凡君子宜然也。
▲不以：不用。
▲绀：gàn，深青而含赤色。段玉裁：“绀，含也，青而含赤色也。亦谓之红青。”
▲緅：zōu，深青而带微黑。《四书典故辨证》：“绀又入黑则为緅，又黑于绀也。”或曰黑中带红。
▲饰：衣服之领子、袖子的镶边。
▲亵服：xiè，私居服，即家居便服。朱子：“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
▲袗絺绤：zhěn chī xì。袗，单衣。钱穆：“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绤。当暑居家，可单衣絺绤。”李炳南：“袗絺是细葛布制的单衣，袗绤是粗葛布制的单衣。”程石泉：“葛制，即今之麻，”
▲必表而出之：表，表衣、上衣。出，出门。钱穆：“古人冬衣裘，夏衣葛，在家不加上衣，出门必加，虽暑亦然。”
▲缁衣羔裘：衣，即上衣。缁（zī）衣，黑色的衣服。羔裘，黑色羔羊的皮所作之裘。裘，皮衣。古人穿皮袍，毛向外，因此外面要用罩衣。古代的羔裘都是黑色的羊毛，因此要配上黑色罩衣，就是缁衣。李炳南：“缁衣羔裘是诸侯视朝的衣服，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
▲素衣麑裘：素，白色。麑（ní）裘是小鹿皮所做之裘，毛色白，与素衣相称。李炳南：“如有凶荒，君穿素服，臣随之穿素服。”叶氏：“麑裘亦施于视朝ji蜡（古代每年十二月，天子或诸侯为颂扬神农、后稷等百神之劳功而举行的jisi，是大蜡zhà），狐裘亦施于燕居。”
▲黄衣狐裘：狐裘，狐色黄。《注疏》：“其黄衣狐裘，谓大蜡zhà息民之ji服也。人君以岁事成熟，搜索群shen而报ji之，谓之‘大蜡’。又腊ji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饮，农事休息，谓之‘息民’。于大蜡之后，作息民之ji，其时则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ji与息民异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则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事相次，故连言之耳。是息民之ji用黄衣也。”又兵事亦用之，即“韦弁服”也。
▲亵裘长：亵裘，在家私居所穿。
▲短右袂：右边的袖子要短。《注疏》：“袂是裘之袖。”钱穆：“所以便作事。或说：右字当读作‘又’，‘又袂’犹言‘手袂’；短手袂，言两袂皆短。一说：卷右袂使短。”
▲寝衣：指小卧被。孔安国：“今之被也。”《说文》：“被，寝衣也。”大被曰衾，小被叫被。
▲有：同“又”。张栻：“长一身有半，此寝衣之制也。”
▲狐貉：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来坐。朱子：“狐貉，毛深温厚。”
▲居：坐。程石泉：“《论语》屡言‘居吾语女’，《孝经》亦有‘仲尼居’‘坐吾语女’。‘居’‘坐’互见。盖‘居’亦可训‘坐’也。”
▲去丧：去，除、除去。陈祥道曰：“佩所以致饰，丧则去饰矣，故去而不佩。去丧无所不佩。”
▲无所不佩：佩，佩戴、服用。孔安国：“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段玉裁注：“大带佩者，谓佩必系于大带也。从凡者，无所不佩。”
▲帷裳：上朝与jisi所穿的礼服。其制用正幅布来做，像帷，并且不缝制。非帷裳（cháng），是指其他的衣服。郑康成：“帷裳，谓朝ji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zī）倍要（yāo）。”（孔安国：“齐，谓裳之下畔；要，谓裳之上畔。言缝下畔之广，倍于要中之广也。”）蔡节：“裳，犹今之裙也。”
▲杀：音shài，减少，引申为剪裁。王肃：“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羔裘玄冠其色属玄（赤黑色），玄属吉，所以不能穿吉服去吊sang。《穀梁传》郑注：“玄冠，委貌，诸侯视朝之服。”《说文》：“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孔安国：“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吉月：吉，训为“善”，不训“始”，然亦有“始”义。程树德：“吉月者，谓正月也。”《学礼管释》：“‘吉’训‘善’，亦可训‘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谓‘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朝：上朝觐君。孔安国：“朝服，皮弁服。”
■现代翻译：君子不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做镶边，不用红色和紫色来做平常家居的便服。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做的单衣，出门时必定要加一件上衣。上朝时穿黑羔羊皮裘，外面配上黑色罩衣；视朝ji蜡时穿白色小鹿皮所做之裘，外面罩上白色的衣服；大蜡息民之ji或兵事时，穿黄色狐裘，外面配上黄色罩衣。家居所穿之裘比出门所穿者稍长，右边的袖子要短。睡觉时一定要有小卧被，其长度是身体的一倍半。狐皮貉皮毛厚的用来做坐垫。服丧期满之后，任何饰物都可以佩带。如果不是上朝和jisi时穿的帷裳，其他的一定都要剪裁并缝制。黑羔裘、玄色冠不穿戴着去吊丧。每年正月初一，必定穿着朝服去上朝觐君。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一入曰緅。饰者，不以为领袖缘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似衣齐服也。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为其似衣丧服，故皆不以饰衣也。王肃曰：亵服，私居非公会之服，皆不正。亵尚不衣，正服无所施也。孔安国曰：当暑则单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称也。私家裘长，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去，除也。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王肃曰：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孔安国曰：sang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故不相吊也。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君子者，自士以上也。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杂色也。绀緅者，孔意言绀是玄色也，緅是浅绛色也。所以不用绀緅为衣领袖缘者，玄是斋服，若用绀为衣饰，是似衣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sang，练而受浅绛为縁(缘的异体字)也。若用緅为衣饰，是似衣sang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绀緅饰也。红紫，非正色也。亵服，私亵之服，非正衣也。亵尚不衣，则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为时多重红紫，弃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古人冬则衣裘，夏则衣葛也。若在家，则裘葛之上亦无别加衣，若出行、接宾，皆加上衣。裘色既随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裘与上衣相称，则缁衣之内故曰“羔裘”也，此是诸侯日视朝服也；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孔子是鲁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素衣，谓衣裳并用素也；鹿子色近白，与素微相称也；国有凶荒，君素服，则群臣从之，故孔子鲁臣，亦服之也。岁终大蜡zhà报功，象物色黄落，故著黄衣黄冠也；而狐貉亦黄，故特为裘以相称也；孔子为臣，助蜡祭，亦随君著之黄衣也。故《礼运》云“昔者仲尼预于蜡宾”是也。家居主温暖，故长为之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为右袂，使作事便也。被宜长，故长一身有半也。狐貉之厚谓在家接宾客之裘也，家居主温，故厚为之也。sang服已除，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若非帷幔裳，则必缝杀之，以杀缝之面置里，不杀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连之。sang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吊也。鲁自文公不视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一节记孔子衣服之礼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衣。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故皆不以为饰衣。红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为亵服。亵服尚不用，则正服无所施可知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谓在家接宾客之裘者，居家主温，故厚为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曲礼》《玉藻》皆言“袗絺綌不入公门”，此众人之礼也。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门而已。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人之手足右强。右强则有利于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礼故不长，亵裘取温故长。《周礼》言“正月之吉”，《诗》言“二月初吉”。朔月谓之吉者，明生之几故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不为，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表而出之，谓先着里衣，表絺绤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见体也。诗所谓“蒙彼绉絺”是也。齐（zhāi，通“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寝，又不可着明衣而寝，故别有寝衣，其半盖以覆足。程子曰：“此错简，当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谓如此，则此条与明衣变食，既得以类相从；而亵裘狐貉，亦得以类相从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无时不居正也。盖嫌其见体耳。一衣服之间，莫不有义存焉。岂苟云乎哉？内外以称也，君子恶夫不称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江氏永《图考》：亵裘即狐貉裘。“亵裘长”，则礼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礼时，有升降上下，长则不便于行礼也。亵裘之外，当服深衣，深衣所以亵裘者。郑（康成）以衣被通称，恐人不晓，故言“卧被”以明之。古人加席于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时气寒，故夫子于所居处用狐貉之厚者为之藉也。
●钱穆《论语新解》：改言君子者，上文各节记容貌，由中达外，非学养深者不能为。此节记冠服，人人易以取法，若非属一人之事。 正色谓“青赤白黑黄”。青加黄为绿，赤加白为红，白加青为碧，黑加赤为紫，黄加黑为缁，皆间色。古人服裘毛向外，外加上衣，当与裘之毛色相称。缁衣，朝服；素衣，凶服；黄衣，蜡祭之服，亦兵服。一说：大被曰衾，寝衣，小卧被。一说：古人衣不连裳，仅在股以上。此言长一身又半者，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一身又半，亦及膝耳。寝衣殆如今之睡衣，或是孔子特制。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或曰：《乡党》一篇，乃孔氏之遗书，多杂记曲礼如此，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亦有独焉者。
★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圣人衣服之制、饮食之节，只与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其日用。 https://t.cn/RxRVHIh
▲君子：此指孔子。此节记冠服，改称“君子”，而变言之，表示礼制如此，凡君子宜然也。
▲不以：不用。
▲绀：gàn，深青而含赤色。段玉裁：“绀，含也，青而含赤色也。亦谓之红青。”
▲緅：zōu，深青而带微黑。《四书典故辨证》：“绀又入黑则为緅，又黑于绀也。”或曰黑中带红。
▲饰：衣服之领子、袖子的镶边。
▲亵服：xiè，私居服，即家居便服。朱子：“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
▲袗絺绤：zhěn chī xì。袗，单衣。钱穆：“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绤。当暑居家，可单衣絺绤。”李炳南：“袗絺是细葛布制的单衣，袗绤是粗葛布制的单衣。”程石泉：“葛制，即今之麻，”
▲必表而出之：表，表衣、上衣。出，出门。钱穆：“古人冬衣裘，夏衣葛，在家不加上衣，出门必加，虽暑亦然。”
▲缁衣羔裘：衣，即上衣。缁（zī）衣，黑色的衣服。羔裘，黑色羔羊的皮所作之裘。裘，皮衣。古人穿皮袍，毛向外，因此外面要用罩衣。古代的羔裘都是黑色的羊毛，因此要配上黑色罩衣，就是缁衣。李炳南：“缁衣羔裘是诸侯视朝的衣服，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
▲素衣麑裘：素，白色。麑（ní）裘是小鹿皮所做之裘，毛色白，与素衣相称。李炳南：“如有凶荒，君穿素服，臣随之穿素服。”叶氏：“麑裘亦施于视朝ji蜡（古代每年十二月，天子或诸侯为颂扬神农、后稷等百神之劳功而举行的jisi，是大蜡zhà），狐裘亦施于燕居。”
▲黄衣狐裘：狐裘，狐色黄。《注疏》：“其黄衣狐裘，谓大蜡zhà息民之ji服也。人君以岁事成熟，搜索群shen而报ji之，谓之‘大蜡’。又腊ji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饮，农事休息，谓之‘息民’。于大蜡之后，作息民之ji，其时则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ji与息民异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则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事相次，故连言之耳。是息民之ji用黄衣也。”又兵事亦用之，即“韦弁服”也。
▲亵裘长：亵裘，在家私居所穿。
▲短右袂：右边的袖子要短。《注疏》：“袂是裘之袖。”钱穆：“所以便作事。或说：右字当读作‘又’，‘又袂’犹言‘手袂’；短手袂，言两袂皆短。一说：卷右袂使短。”
▲寝衣：指小卧被。孔安国：“今之被也。”《说文》：“被，寝衣也。”大被曰衾，小被叫被。
▲有：同“又”。张栻：“长一身有半，此寝衣之制也。”
▲狐貉：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来坐。朱子：“狐貉，毛深温厚。”
▲居：坐。程石泉：“《论语》屡言‘居吾语女’，《孝经》亦有‘仲尼居’‘坐吾语女’。‘居’‘坐’互见。盖‘居’亦可训‘坐’也。”
▲去丧：去，除、除去。陈祥道曰：“佩所以致饰，丧则去饰矣，故去而不佩。去丧无所不佩。”
▲无所不佩：佩，佩戴、服用。孔安国：“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段玉裁注：“大带佩者，谓佩必系于大带也。从凡者，无所不佩。”
▲帷裳：上朝与jisi所穿的礼服。其制用正幅布来做，像帷，并且不缝制。非帷裳（cháng），是指其他的衣服。郑康成：“帷裳，谓朝ji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zī）倍要（yāo）。”（孔安国：“齐，谓裳之下畔；要，谓裳之上畔。言缝下畔之广，倍于要中之广也。”）蔡节：“裳，犹今之裙也。”
▲杀：音shài，减少，引申为剪裁。王肃：“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羔裘玄冠其色属玄（赤黑色），玄属吉，所以不能穿吉服去吊sang。《穀梁传》郑注：“玄冠，委貌，诸侯视朝之服。”《说文》：“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孔安国：“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吉月：吉，训为“善”，不训“始”，然亦有“始”义。程树德：“吉月者，谓正月也。”《学礼管释》：“‘吉’训‘善’，亦可训‘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谓‘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朝：上朝觐君。孔安国：“朝服，皮弁服。”
■现代翻译：君子不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做镶边，不用红色和紫色来做平常家居的便服。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做的单衣，出门时必定要加一件上衣。上朝时穿黑羔羊皮裘，外面配上黑色罩衣；视朝ji蜡时穿白色小鹿皮所做之裘，外面罩上白色的衣服；大蜡息民之ji或兵事时，穿黄色狐裘，外面配上黄色罩衣。家居所穿之裘比出门所穿者稍长，右边的袖子要短。睡觉时一定要有小卧被，其长度是身体的一倍半。狐皮貉皮毛厚的用来做坐垫。服丧期满之后，任何饰物都可以佩带。如果不是上朝和jisi时穿的帷裳，其他的一定都要剪裁并缝制。黑羔裘、玄色冠不穿戴着去吊丧。每年正月初一，必定穿着朝服去上朝觐君。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一入曰緅。饰者，不以为领袖缘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似衣齐服也。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为其似衣丧服，故皆不以饰衣也。王肃曰：亵服，私居非公会之服，皆不正。亵尚不衣，正服无所施也。孔安国曰：当暑则单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称也。私家裘长，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去，除也。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王肃曰：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孔安国曰：sang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故不相吊也。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君子者，自士以上也。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杂色也。绀緅者，孔意言绀是玄色也，緅是浅绛色也。所以不用绀緅为衣领袖缘者，玄是斋服，若用绀为衣饰，是似衣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sang，练而受浅绛为縁(缘的异体字)也。若用緅为衣饰，是似衣sang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绀緅饰也。红紫，非正色也。亵服，私亵之服，非正衣也。亵尚不衣，则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为时多重红紫，弃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古人冬则衣裘，夏则衣葛也。若在家，则裘葛之上亦无别加衣，若出行、接宾，皆加上衣。裘色既随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裘与上衣相称，则缁衣之内故曰“羔裘”也，此是诸侯日视朝服也；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孔子是鲁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素衣，谓衣裳并用素也；鹿子色近白，与素微相称也；国有凶荒，君素服，则群臣从之，故孔子鲁臣，亦服之也。岁终大蜡zhà报功，象物色黄落，故著黄衣黄冠也；而狐貉亦黄，故特为裘以相称也；孔子为臣，助蜡祭，亦随君著之黄衣也。故《礼运》云“昔者仲尼预于蜡宾”是也。家居主温暖，故长为之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为右袂，使作事便也。被宜长，故长一身有半也。狐貉之厚谓在家接宾客之裘也，家居主温，故厚为之也。sang服已除，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若非帷幔裳，则必缝杀之，以杀缝之面置里，不杀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连之。sang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吊也。鲁自文公不视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一节记孔子衣服之礼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衣。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故皆不以为饰衣。红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为亵服。亵服尚不用，则正服无所施可知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谓在家接宾客之裘者，居家主温，故厚为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曲礼》《玉藻》皆言“袗絺綌不入公门”，此众人之礼也。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门而已。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人之手足右强。右强则有利于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礼故不长，亵裘取温故长。《周礼》言“正月之吉”，《诗》言“二月初吉”。朔月谓之吉者，明生之几故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不为，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表而出之，谓先着里衣，表絺绤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见体也。诗所谓“蒙彼绉絺”是也。齐（zhāi，通“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寝，又不可着明衣而寝，故别有寝衣，其半盖以覆足。程子曰：“此错简，当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谓如此，则此条与明衣变食，既得以类相从；而亵裘狐貉，亦得以类相从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无时不居正也。盖嫌其见体耳。一衣服之间，莫不有义存焉。岂苟云乎哉？内外以称也，君子恶夫不称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江氏永《图考》：亵裘即狐貉裘。“亵裘长”，则礼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礼时，有升降上下，长则不便于行礼也。亵裘之外，当服深衣，深衣所以亵裘者。郑（康成）以衣被通称，恐人不晓，故言“卧被”以明之。古人加席于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时气寒，故夫子于所居处用狐貉之厚者为之藉也。
●钱穆《论语新解》：改言君子者，上文各节记容貌，由中达外，非学养深者不能为。此节记冠服，人人易以取法，若非属一人之事。 正色谓“青赤白黑黄”。青加黄为绿，赤加白为红，白加青为碧，黑加赤为紫，黄加黑为缁，皆间色。古人服裘毛向外，外加上衣，当与裘之毛色相称。缁衣，朝服；素衣，凶服；黄衣，蜡祭之服，亦兵服。一说：大被曰衾，寝衣，小卧被。一说：古人衣不连裳，仅在股以上。此言长一身又半者，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一身又半，亦及膝耳。寝衣殆如今之睡衣，或是孔子特制。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或曰：《乡党》一篇，乃孔氏之遗书，多杂记曲礼如此，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亦有独焉者。
★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圣人衣服之制、饮食之节，只与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其日用。 https://t.cn/RxRVHIh
【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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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孔子的对话之二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曾有过一次相会，他们的畅言，留下了千古美谈。让我们细细聆听，在研读和品味中，感知古圣先贤的胸襟和智慧！
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宣扬行仁爱、复周礼、施仁政，但诸侯国群起纷争，个个都想称雄称霸，渴望高人献计献策富国强兵，而孔子却告诉他们不要争斗称霸，而要善待百姓，善待其他诸侯国，施行仁政，这让野心勃勃的诸侯们很不高兴。处处碰壁的孔子曾经多次问礼于老子，老子对孔子一味强调仁爱礼乐不以为然。
一次老子送别孔子，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
孔子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
孔丘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
孔丘曰：“水有何德？”
老子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於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
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环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
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
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子。
据说孔子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
“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
孔子道：“见之！”
弟子问：“老子何样？”
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孔子晚年，思想受老子影响，专心著书育人不再寻求功名，思想转向中庸，但他的著作多为其弟子整理其言其行所著，其倡导仁与礼的核心思想依然没有改变。孔子与老子思想的融合之处，体现在他对易经的解读中。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曾有过一次相会，他们的畅言，留下了千古美谈。让我们细细聆听，在研读和品味中，感知古圣先贤的胸襟和智慧！
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宣扬行仁爱、复周礼、施仁政，但诸侯国群起纷争，个个都想称雄称霸，渴望高人献计献策富国强兵，而孔子却告诉他们不要争斗称霸，而要善待百姓，善待其他诸侯国，施行仁政，这让野心勃勃的诸侯们很不高兴。处处碰壁的孔子曾经多次问礼于老子，老子对孔子一味强调仁爱礼乐不以为然。
一次老子送别孔子，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
孔子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
孔丘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
孔丘曰：“水有何德？”
老子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於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
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环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
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
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子。
据说孔子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
“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
孔子道：“见之！”
弟子问：“老子何样？”
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孔子晚年，思想受老子影响，专心著书育人不再寻求功名，思想转向中庸，但他的著作多为其弟子整理其言其行所著，其倡导仁与礼的核心思想依然没有改变。孔子与老子思想的融合之处，体现在他对易经的解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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