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格达奇在哪里#？那是一个矗立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城市。
加格达奇，位于大兴安岭东南坡、伊勒呼里山南麓的甘河岸北，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清朝和日伪时期，历遭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日本侵入中国后，为了防苏反苏和控制东北的抗联活动，曾在这里设过敌特机构（据伪满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鄂伦春老人回忆的）。解放前这里没有居民，只有少数白俄隐居于此，时有鄂伦春猎民游猎，经常出入此地。
加格达奇这地方，当时有两个称号。一个叫“大高崖子”，指现在东南屯靠河的地方。伪满时日本人组织采伐队，在甘河两岸掠夺木材，顺甘河流送木排。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前边有河，后面靠山，依山傍水，河弯水缓，便于叠坝，流送工人到这里停排，上岸休息，吃住在大高崖子，然后再顺流而下，将木排流送到嫩江等地。时间长了，大高崖子这名就叫出去了。
伪满时期，这里曾住有几百名苏联人，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跑来隐居的白俄。日本人利用他们防苏反苏，约有五、六十人，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1945年祖国光复后，日本侵略者受命下山到嫩江投降苏联红军，白俄不久也走了，有些返回欧洲，有的迁往东南亚。据首批来这里的林业开发建设者肇殿金等人证实，在高崖上面破败残屋中有烘烤面包炉灶，东山根下有好多坟墓和花圈架等。
另一个名叫“樟达气”，是鄂伦春语。这里狼多狍子多，鄂伦春人经常游猎于此，把这里称樟达气，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系指加格达奇西北角那条小河的山坡上有片樟子松林。樟子松是珍贵树种，既好用又好看，称为“美人松”，是冬夏常青树，它主要生长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南坡一带很少见到。唯独加格达奇河（后来命的名）上游有些樟子松，所以，樟达气这个名字就比较受人喜爱。后来人们根据谐音，进一步发展为“加格达气”，1964年会战时改为加格达奇。罗玉川同志指示，要在加格达奇周围栽些樟子松，使它名符其实。
1957年4月，奎勒河森林经营局，为了搞好森林保护，派肇殿金等12人骑马挎枪，携带给养，从大杨树起程跋涉3天，到达加格达奇，在大高崖子上面，看到白俄遗留的破屋残亘，废弃水井、炉灶等，他们以大高崖子做为宿营地，支起小帐篷，睡着狍皮被。住下后，一面备料建简易房舍，一面派营林员骑马登山巡护，开展了护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工作。他们在大高崖子盖了两栋茅草房，这就是在加格达奇的也是林业上最早的建筑。
1958年，牙克石林管局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筹建加格达奇。派出部分职工，开始筹建工作。因没有铁路，牙林线铁路通到甘河，距加格达奇96公里；没有公路，国家也没有安排开发这片林区的计划，牙克石林管局再三权衡，决定缓建加格达奇林业局。
1960年春，根据牙林线铁路的工程进度和岭北林区的大规模开发，牙克石林管局又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继续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由副局长蒋守义担任筹建处主任，于2月份抽调一部分人组成先遣队，来到加格达奇设点，接着大批招收工人，筹备建筑物资，很快组成了1000多人职工队伍。开始，在大高崖子建砖厂，盖简易房，后来，经过全面踏查，舍弃大高崖子，在北山脚下选定局址，按照城镇规划，实施场区建设，利用当地建材，肩挑人扛，战胜缺少水泥、玻璃、五金、钢材和运力不足等诸多困难，建起了一个大方块、四合院的砖房18栋，当年建起4000多平方米房舍。第二年又建筑了仓库、食堂、招待所、家属宿舍等，总共7600平方米，为奎勒河林业局的搬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该局于1960年10月从大杨树搬来后，林业职工、家属和铁路五处筑路工人，共1万多人。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搞好治安管理，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于1960年7月建立了加格达奇镇，随之，商、粮、银、邮和公安等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社会。
1962年牙克石林管局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决定撤销多布库尔林业局建制，合并到奎勒河林业局，后改成加格达奇林业局。同年7月，决定加格达奇林业局缓建，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全局只留200人。这时铁路也缓建，大批人员下撤，只留很少一部分人修路。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足，副食缺乏，生活困难。当地政府和林业局发动职工家属开荒种地，建起了农场和家属生产队，生产粮食蔬菜，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新的转机。
加格达奇由于它有很好的天然优势，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它是落脚点。加格达奇是大兴安岭北坡的门户，1964年牙林线铁路铺轨到这里，会战大军挺进林海，必须经过这个咽喉要道；同时这里又有接待会战大军的条件，有待机开发的林业局和镇政府，有早建好的万米房舍和社会服务设施；而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翘首以待，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里是会战大军的转运站，会战指挥部的先头部队，在这里分别设了军队和地方接待站。大批人员乖坐工程车从牙林线进来，先在这里落脚，下车休息，听候分配。然后乖坐汽车向森林腹地进发，到各自的指定地点。会战区所需粮食物资和机械设备等，都先用火车运到这里，再装汽车从简易便道分别送到目的地。罗玉川同志深有体会的说：“他们那次开发（指1958年）是非常壮丽的，是奠基，不仅摸出了一些经验，而且为后来的开发踏出了一条道路，建立了落脚点。”
第二，它是指挥中枢。按照会战方案，林区会战指挥部第一步设在加格达奇，第二步搬迁到塔河。出于各方因素，大兴安岭的指挥中枢一直设在加格达奇。三十年来，这里成为会战指挥部和特区、地区领导的指挥中心。在这里运筹帷幄，谋划出许多的重大决策。指挥部通过会议、文件、电台、电话等，指挥全区各地大小战役，部署全面开发建设任务。1965年是林区开发全面铺开的一年。林区开发建设，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贯彻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做到林业建设和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这一年，除铁道兵以修大铁为主体的会战外，林业上组织第一个战役，也是关键性战役，就是古源会战，集中力量建设松岭林业公司。这个战役是天随人愿、心想事成，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初战大捷。古源会战的胜利，打开了进山的大门，打下了会战基础，打出了会战的经验和决心。
第三，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加格达奇，原属松岭林业公司。1968年，松岭迁至小杨气，成立加格达奇镇，由特区直接领导。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镇改成区，属县级建制。从此，它象挺拔的苍松一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加格达奇，有中央直属大中型企业，有省直属企业，有新兴的林产工业和大型建筑业、国有地方工业、乡镇和街道企业；有健全的商业、贸易和各种服务行业；有大专院校、各种中等专业学校和省地重点中小学，有完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卫生、医疗体系；铁路纵横，公路成网，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卧都河大桥的建成，结束了我区“上不达省，下不畅县”的历史。会战初期规划的3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发展到6个街道办事处、98个居民委，2个乡、9个村民委、47个村民小组，人口发展到近14万的城市。原来一排排的帐篷早已变成拔地而起的楼群；过去连片的都柿甸子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沥青马路；昔日缺电少水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加格达奇党政军民齐备，工农商学俱全，经济发达，五业兴旺，有些产品不仅创省内名牌，还远销国内外。加格达奇是祖国北部的一座新兴城市，是黑龙江天鹅头上的一颗明珠，是大兴安岭林区经济、贸易、政治和文化中心。
综上所述，加格达奇，奇就奇在它不到而立之年，就成长为健步前进的巨人，英勇顽强地屹立在祖国北疆的南大门。这是会战以来历届领导精心培育的结果，是全区军民和广大职工热情关怀的丰碑，它是大兴安岭新型林区中的一个缩影。#野史#
加格达奇，位于大兴安岭东南坡、伊勒呼里山南麓的甘河岸北，这里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清朝和日伪时期，历遭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日本侵入中国后，为了防苏反苏和控制东北的抗联活动，曾在这里设过敌特机构（据伪满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鄂伦春老人回忆的）。解放前这里没有居民，只有少数白俄隐居于此，时有鄂伦春猎民游猎，经常出入此地。
加格达奇这地方，当时有两个称号。一个叫“大高崖子”，指现在东南屯靠河的地方。伪满时日本人组织采伐队，在甘河两岸掠夺木材，顺甘河流送木排。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前边有河，后面靠山，依山傍水，河弯水缓，便于叠坝，流送工人到这里停排，上岸休息，吃住在大高崖子，然后再顺流而下，将木排流送到嫩江等地。时间长了，大高崖子这名就叫出去了。
伪满时期，这里曾住有几百名苏联人，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跑来隐居的白俄。日本人利用他们防苏反苏，约有五、六十人，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1945年祖国光复后，日本侵略者受命下山到嫩江投降苏联红军，白俄不久也走了，有些返回欧洲，有的迁往东南亚。据首批来这里的林业开发建设者肇殿金等人证实，在高崖上面破败残屋中有烘烤面包炉灶，东山根下有好多坟墓和花圈架等。
另一个名叫“樟达气”，是鄂伦春语。这里狼多狍子多，鄂伦春人经常游猎于此，把这里称樟达气，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系指加格达奇西北角那条小河的山坡上有片樟子松林。樟子松是珍贵树种，既好用又好看，称为“美人松”，是冬夏常青树，它主要生长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南坡一带很少见到。唯独加格达奇河（后来命的名）上游有些樟子松，所以，樟达气这个名字就比较受人喜爱。后来人们根据谐音，进一步发展为“加格达气”，1964年会战时改为加格达奇。罗玉川同志指示，要在加格达奇周围栽些樟子松，使它名符其实。
1957年4月，奎勒河森林经营局，为了搞好森林保护，派肇殿金等12人骑马挎枪，携带给养，从大杨树起程跋涉3天，到达加格达奇，在大高崖子上面，看到白俄遗留的破屋残亘，废弃水井、炉灶等，他们以大高崖子做为宿营地，支起小帐篷，睡着狍皮被。住下后，一面备料建简易房舍，一面派营林员骑马登山巡护，开展了护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工作。他们在大高崖子盖了两栋茅草房，这就是在加格达奇的也是林业上最早的建筑。
1958年，牙克石林管局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筹建加格达奇。派出部分职工，开始筹建工作。因没有铁路，牙林线铁路通到甘河，距加格达奇96公里；没有公路，国家也没有安排开发这片林区的计划，牙克石林管局再三权衡，决定缓建加格达奇林业局。
1960年春，根据牙林线铁路的工程进度和岭北林区的大规模开发，牙克石林管局又决定由奎勒河林业局继续筹建加格达奇林业局。由副局长蒋守义担任筹建处主任，于2月份抽调一部分人组成先遣队，来到加格达奇设点，接着大批招收工人，筹备建筑物资，很快组成了1000多人职工队伍。开始，在大高崖子建砖厂，盖简易房，后来，经过全面踏查，舍弃大高崖子，在北山脚下选定局址，按照城镇规划，实施场区建设，利用当地建材，肩挑人扛，战胜缺少水泥、玻璃、五金、钢材和运力不足等诸多困难，建起了一个大方块、四合院的砖房18栋，当年建起4000多平方米房舍。第二年又建筑了仓库、食堂、招待所、家属宿舍等，总共7600平方米，为奎勒河林业局的搬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该局于1960年10月从大杨树搬来后，林业职工、家属和铁路五处筑路工人，共1万多人。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搞好治安管理，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鄂伦春自治旗于1960年7月建立了加格达奇镇，随之，商、粮、银、邮和公安等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社会。
1962年牙克石林管局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决定撤销多布库尔林业局建制，合并到奎勒河林业局，后改成加格达奇林业局。同年7月，决定加格达奇林业局缓建，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全局只留200人。这时铁路也缓建，大批人员下撤，只留很少一部分人修路。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足，副食缺乏，生活困难。当地政府和林业局发动职工家属开荒种地，建起了农场和家属生产队，生产粮食蔬菜，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新的转机。
加格达奇由于它有很好的天然优势，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它是落脚点。加格达奇是大兴安岭北坡的门户，1964年牙林线铁路铺轨到这里，会战大军挺进林海，必须经过这个咽喉要道；同时这里又有接待会战大军的条件，有待机开发的林业局和镇政府，有早建好的万米房舍和社会服务设施；而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翘首以待，早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这里是会战大军的转运站，会战指挥部的先头部队，在这里分别设了军队和地方接待站。大批人员乖坐工程车从牙林线进来，先在这里落脚，下车休息，听候分配。然后乖坐汽车向森林腹地进发，到各自的指定地点。会战区所需粮食物资和机械设备等，都先用火车运到这里，再装汽车从简易便道分别送到目的地。罗玉川同志深有体会的说：“他们那次开发（指1958年）是非常壮丽的，是奠基，不仅摸出了一些经验，而且为后来的开发踏出了一条道路，建立了落脚点。”
第二，它是指挥中枢。按照会战方案，林区会战指挥部第一步设在加格达奇，第二步搬迁到塔河。出于各方因素，大兴安岭的指挥中枢一直设在加格达奇。三十年来，这里成为会战指挥部和特区、地区领导的指挥中心。在这里运筹帷幄，谋划出许多的重大决策。指挥部通过会议、文件、电台、电话等，指挥全区各地大小战役，部署全面开发建设任务。1965年是林区开发全面铺开的一年。林区开发建设，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贯彻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做到林业建设和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这一年，除铁道兵以修大铁为主体的会战外，林业上组织第一个战役，也是关键性战役，就是古源会战，集中力量建设松岭林业公司。这个战役是天随人愿、心想事成，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初战大捷。古源会战的胜利，打开了进山的大门，打下了会战基础，打出了会战的经验和决心。
第三，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加格达奇，原属松岭林业公司。1968年，松岭迁至小杨气，成立加格达奇镇，由特区直接领导。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镇改成区，属县级建制。从此，它象挺拔的苍松一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加格达奇，有中央直属大中型企业，有省直属企业，有新兴的林产工业和大型建筑业、国有地方工业、乡镇和街道企业；有健全的商业、贸易和各种服务行业；有大专院校、各种中等专业学校和省地重点中小学，有完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卫生、医疗体系；铁路纵横，公路成网，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卧都河大桥的建成，结束了我区“上不达省，下不畅县”的历史。会战初期规划的3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发展到6个街道办事处、98个居民委，2个乡、9个村民委、47个村民小组，人口发展到近14万的城市。原来一排排的帐篷早已变成拔地而起的楼群；过去连片的都柿甸子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沥青马路；昔日缺电少水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加格达奇党政军民齐备，工农商学俱全，经济发达，五业兴旺，有些产品不仅创省内名牌，还远销国内外。加格达奇是祖国北部的一座新兴城市，是黑龙江天鹅头上的一颗明珠，是大兴安岭林区经济、贸易、政治和文化中心。
综上所述，加格达奇，奇就奇在它不到而立之年，就成长为健步前进的巨人，英勇顽强地屹立在祖国北疆的南大门。这是会战以来历届领导精心培育的结果，是全区军民和广大职工热情关怀的丰碑，它是大兴安岭新型林区中的一个缩影。#野史#
#朝天政务# 朝天金笔村：穷山村闯出致富路 精准扶贫开出“幸福花”
易琳，女，出生于1986年3月，中共党员，大学学历。2017年当选为广元市朝天区羊木镇金笔村村支部书记。 碧绿如天笔架山下，弯弯道路金笔村头。在核桃产业示范园区中，在村组道路改扩建工地上，总有一位身材清瘦、果然大方的女子在奔波忙碌着，她就是羊木镇金笔村党支部书记——易琳。 勇挑重任 敢当先锋 “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书记，没有她，就没有金笔村的今天。”在金笔村，提起易琳同志，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指。以前的金笔村路不通、水不通、生活贫困，是一个“村干部想起就发愁，镇干部提起摇头的落后村”。一直以来，金笔村的父老乡亲无时无刻不在期盼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017年，30岁的易琳当选党支部书记,承担起带领村民致富的重任，并在全村人面前做出郑重承诺“村官虽小，责任重大，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让村民满意，组织放心”，从那一刻开始，这个承诺一直在践行，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面对幅员面积8.6平方公里的村庄，只有一条早年硬化不足3公里的水泥路,等基础设施差的村情。易琳心中“要致富先修路”的思路非常清晰。2018年上半年，在羊木片区全域新村建设时，她抢抓机遇，对全村286户群众深入开展政策宣传、下狠功夫做工作，要求配合完成村容村貌提升的同时，拔高标准要求农户自建院坝、入户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再积极争取村主干道交通项目，全力配合搞好协调。于2017年底，全村通过新村建设实现院坝、入户路硬化完成95%；村主干道硬化约7公里。突破出行难、发展难的瓶颈，从群众的满意中检验了支部书记铿锵的承诺。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2020年7月底，金笔村高标准迎接了全市核桃采摘园现场会。为了加快村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一直以来她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聚焦富民产业，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从强化核桃产业结构入手。从品种改良开始，淘汰本地品种，嫁接新品种；请区镇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多次深入开展核桃管护培训，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修枝整形、树杆刷白、防病治虫、刨根晾墒等技术，推动了核桃产业的向好发展。为了能提高产量，实施全村统一管理、统防统治，确保经营一片、收获一片；发展林下套种中药材，加大力度将核桃树下的荒地开垦复耕，种植矮苗中药材……经过4年努力，金笔村全覆盖1500余亩核桃产业和300余亩中药材产业均户户增收、欣欣向荣，产业的良好态势给脱贫攻坚添砖加瓦。
如何用好用活集体资源，让群众有收益，一直是困扰着易琳。她率金笔村党支部找准门路，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以4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村民土地120余亩，种植芍药、金银花等药用或观赏道地中药材，带动全村发展中药材产业300多亩。建成立体养殖场40亩，养殖台湾鳗鳅、黄腊丁、丁桂、草鱼、鲤鱼、黄金鲫鱼等8个品种约50万尾。因泉甘鱼美、绿色天然，该养殖区被农业部认定为“水产健康养殖基地示范场”。建成民宿农家乐三家，立体休闲垂钓池20亩且设有专业垂钓台，创造了闲情雅致的舒适环境，为打造农旅发展、招商引资提供宽阔的空间。
打造特色产业，增强集体经济内生动力。以金笔村水草坪为中心，占地400余亩，平均海拔950米，气候温润，生态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宜养宜居。金笔村牢牢把握农旅发展和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建设机遇，紧紧围绕休闲康养及产业发展部署，依托毗邻“岭上荷花”罗圈岩村旅游园区的地理优势，以水草相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基础，通过“种养大户+贫困户”带动型，“致富能手+贫困户”、“村委会+合作社+贫困户”集体经营型等模式，努力推动乡村旅游、核桃产业、生猪养殖和中药材及加工等农业产业化发展，打造了以生态康养休闲为主调，集药膳康养度假、农业体验观光于一体的农旅文融合新业态——羊木镇水草坪生态康养区。水草坪核心区分为中药材种植区、高山泉水鱼养殖区、休闲娱乐服务区三大板块，素有“生态康养、水草人家”的美名，现已成为朝天区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的一张靓丽名片，并带动老百姓脱贫奔康，壮大村集体经济。
扶贫的关键，在于扶出精气神。易琳同志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抓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新时代要有新形象、新素质的要求，积极组织村民开展“脱贫示范户”、“最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优化家庭细胞，使群众学有目标，学有榜样，托村文化活动阵地，强化群众思想文化道德素质教育，努力营造和谐社会氛围。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森林防火等多项重点工作的落实，在今年1月底，我村在全区率先组织开展“小红帽”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精心组织，本着“服务社会发展进步，服务金笔群众需要”为宗旨，吸纳20余名大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在2月1日-2月6日，按照活动方案，全覆盖入户开展“明白卡”工作任务，成效显著，得到镇党委高度评价并推广在全镇推进。志愿服务活动会纳入常态化开展，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形成“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传统美德。https://t.cn/A6tY6Owc
易琳，女，出生于1986年3月，中共党员，大学学历。2017年当选为广元市朝天区羊木镇金笔村村支部书记。 碧绿如天笔架山下，弯弯道路金笔村头。在核桃产业示范园区中，在村组道路改扩建工地上，总有一位身材清瘦、果然大方的女子在奔波忙碌着，她就是羊木镇金笔村党支部书记——易琳。 勇挑重任 敢当先锋 “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书记，没有她，就没有金笔村的今天。”在金笔村，提起易琳同志，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指。以前的金笔村路不通、水不通、生活贫困，是一个“村干部想起就发愁，镇干部提起摇头的落后村”。一直以来，金笔村的父老乡亲无时无刻不在期盼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017年，30岁的易琳当选党支部书记,承担起带领村民致富的重任，并在全村人面前做出郑重承诺“村官虽小，责任重大，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让村民满意，组织放心”，从那一刻开始，这个承诺一直在践行，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面对幅员面积8.6平方公里的村庄，只有一条早年硬化不足3公里的水泥路,等基础设施差的村情。易琳心中“要致富先修路”的思路非常清晰。2018年上半年，在羊木片区全域新村建设时，她抢抓机遇，对全村286户群众深入开展政策宣传、下狠功夫做工作，要求配合完成村容村貌提升的同时，拔高标准要求农户自建院坝、入户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再积极争取村主干道交通项目，全力配合搞好协调。于2017年底，全村通过新村建设实现院坝、入户路硬化完成95%；村主干道硬化约7公里。突破出行难、发展难的瓶颈，从群众的满意中检验了支部书记铿锵的承诺。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2020年7月底，金笔村高标准迎接了全市核桃采摘园现场会。为了加快村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一直以来她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聚焦富民产业，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从强化核桃产业结构入手。从品种改良开始，淘汰本地品种，嫁接新品种；请区镇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多次深入开展核桃管护培训，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修枝整形、树杆刷白、防病治虫、刨根晾墒等技术，推动了核桃产业的向好发展。为了能提高产量，实施全村统一管理、统防统治，确保经营一片、收获一片；发展林下套种中药材，加大力度将核桃树下的荒地开垦复耕，种植矮苗中药材……经过4年努力，金笔村全覆盖1500余亩核桃产业和300余亩中药材产业均户户增收、欣欣向荣，产业的良好态势给脱贫攻坚添砖加瓦。
如何用好用活集体资源，让群众有收益，一直是困扰着易琳。她率金笔村党支部找准门路，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以4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村民土地120余亩，种植芍药、金银花等药用或观赏道地中药材，带动全村发展中药材产业300多亩。建成立体养殖场40亩，养殖台湾鳗鳅、黄腊丁、丁桂、草鱼、鲤鱼、黄金鲫鱼等8个品种约50万尾。因泉甘鱼美、绿色天然，该养殖区被农业部认定为“水产健康养殖基地示范场”。建成民宿农家乐三家，立体休闲垂钓池20亩且设有专业垂钓台，创造了闲情雅致的舒适环境，为打造农旅发展、招商引资提供宽阔的空间。
打造特色产业，增强集体经济内生动力。以金笔村水草坪为中心，占地400余亩，平均海拔950米，气候温润，生态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宜养宜居。金笔村牢牢把握农旅发展和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建设机遇，紧紧围绕休闲康养及产业发展部署，依托毗邻“岭上荷花”罗圈岩村旅游园区的地理优势，以水草相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基础，通过“种养大户+贫困户”带动型，“致富能手+贫困户”、“村委会+合作社+贫困户”集体经营型等模式，努力推动乡村旅游、核桃产业、生猪养殖和中药材及加工等农业产业化发展，打造了以生态康养休闲为主调，集药膳康养度假、农业体验观光于一体的农旅文融合新业态——羊木镇水草坪生态康养区。水草坪核心区分为中药材种植区、高山泉水鱼养殖区、休闲娱乐服务区三大板块，素有“生态康养、水草人家”的美名，现已成为朝天区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的一张靓丽名片，并带动老百姓脱贫奔康，壮大村集体经济。
扶贫的关键，在于扶出精气神。易琳同志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抓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新时代要有新形象、新素质的要求，积极组织村民开展“脱贫示范户”、“最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优化家庭细胞，使群众学有目标，学有榜样，托村文化活动阵地，强化群众思想文化道德素质教育，努力营造和谐社会氛围。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森林防火等多项重点工作的落实，在今年1月底，我村在全区率先组织开展“小红帽”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精心组织，本着“服务社会发展进步，服务金笔群众需要”为宗旨，吸纳20余名大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在2月1日-2月6日，按照活动方案，全覆盖入户开展“明白卡”工作任务，成效显著，得到镇党委高度评价并推广在全镇推进。志愿服务活动会纳入常态化开展，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形成“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传统美德。https://t.cn/A6tY6Owc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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