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 詩不僅尚其辭而已 詩一外大有事在
今人詩所以不及古人者 只是胸襟太小
古人所感者深 今人所感者淺
古人所見（者）大 今人所見者小
故判然是兩個天地 不能相比
如果自己之所感與古人同其深遠
自己之所見與古人同其真切
則發而為詩 自然亦可上追古人
但卻非易事耳
詩教之義甚大 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語此
但學者若能常常體會此理
則胸中滓穢日去 清虛日來
久而久之 不知不覺間
氣質自然變化了
故詩可以陶冶性情

某君博文強記 精於考據
一日見先生
先生曰 汝可謂多見多聞 但胸中是否還有疑殆在
曰 不免有疑殆
先生曰 子張學干祿 孔子告之
「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 則寡尤 多見闕殆 則寡悔」
舊以干祿為求仕 某嘗疑之
今始知祿者福也 即受用之謂
與《詩》「豈弟君子 干祿豈弟」同義
故干祿當作求受用解 不當作求仕宦解
子張高明之資 豈猶干求仕宦 但患未得受用耳
蓋子張亦是多見多聞之人 孔子告以
「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多見闕殆 慎行其餘」
正是對症下藥
則知多見多聞 須是不疑不殆了方有受用
若專事聞見之博 於義理了無體會
則聞見愈多 疑殆愈甚
疑殆愈多 迷惑愈甚
有何益耶
某君去 先生告以風曰 昔謝上蔡見明道 舉史事物遺 明道謂之玩物喪志
上蔡聞言 汗流浹背
明道曰「即此便是惻隱之心」
上蔡於此便悟去
此正是上蔡天資不可及處
若專以多聞為能事者
雖終日與之言 亦救他不得

時人有以先生專講心性義理之學未空虛
謂書院宜養成實用人才
先生曰 心性義理本是切實 而人以為空虛
事功本是虛幻 而人以為真實 正是顛倒見
一日 先生問某君 若書院出一管仲如何
某君驚起曰 誠了不得
先生曰 某卻希望書院能出一周公 不願他出一管仲
孔子雖美管仲有攘夷之功 然又稱管仲之器小 何耶
功以事言 器指性說
管仲之功 誠不可沒
但終非王佐之器 故孔子小之

或曰 先生之道恐過高
先生曰 某道卻是平常
非某過高 人自安卑陋耳

義理是本 事功是跡
義理是體 事功是用
跡自本出 用由體發
未有無本之跡 亦未有無體之用
時人專尚事功 而不知講求義理
正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性分上原無欠無餘
在聖不增 在凡不減
大行不加 窮居不損
本來亦無聖凡 一切平等
故人皆可以為堯舜
即做到堯舜事業 亦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
真見到此處 自然矜心不起
忘我然後能去矜
故學者功夫 第一在去我見
即先聖所謂克己工夫

或問敬
先生曰 主一無適之謂敬
心不雜亂 謂之主一 心不外馳 謂之無適
孟子所謂求放心
程子所謂心常在腔子裏
即一心收斂向內之意
一心能收斂向內 自然不雜亂 不外馳
即是敬也
心一於敬 然後本具之義理方能顯現
而為一心之主宰 則應事接物自然不致有差忒
若無向內收斂工夫 則中心無主 氣常浮散
發之於外 即不中節
又曰 「欽明文思安安」
欽然後能明 明然後能安
欽即敬也

問 陽明謂心是昭昭靈靈 與朱陸虛靈不昧之「昧」之義同否
先生曰 陽明所謂昭昭靈靈 還是氣上事
朱子《大學》注「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 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虛靈以指氣言 不昧以指理言 是理 氣兼說
蓋心統性情 兼理氣
性無不善 氣則有善有惡
氣順乎理 則全是善 不順乎理 始變為惡
故橫渠曰「德不勝其氣 則性命於氣 德勝其氣 則性命於德」即是此意
學者用工 要在變化自己氣質
比較古人同異 與自己何涉

性須是自證自悟始得 不可執著言語 便算了事
聖人之言 皆不得已而後說 故三代言簡
及後世言語益繁 德行轉衰
聖是對凡說 有凡始有聖
若人人都是聖賢 則凡聖二名俱亡
更有何說

……——馬一浮（蠲戲老人）（《馬一浮集•問學私記》第三冊 頁一一八三）

水语

所有艺术都是自然的形式。
水彩之魂，归根到底在于生命心性与生活情状的“水化”。
水，无形而有象；
水，无色而有影；
水，无味而有韵；
水，无言而有语。
水彩之美在于静动居变不造作，简行万象不糜浮，其浸润，其柔滑，其激射，其远流，其回环，其深大，形态尽显，道理隽永。
“智者乐水”。柳毅先生的“画心与水机”高度溶合，在水彩世界中，渲染出自然天成，亦真亦幻的生意与精神。
此为“道法自然”之缘理是也。

“所谓的天上云和脚底泥，只是外界强加于世人身上的拼盘标准。然而谁说自我认知中，白菜一定是廉价而牛肉一定是珍贵。我行由我心，就是自由的，与外界达成的，只不过是无伤大雅的和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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