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五年了，终于来了，脑中的画面一下被拉回高中时期发布“D A M N.”的时候，和那时不同，我知道好的作品一定不需要狂热的人群第一时间去簇拥，是所谓的“过年”，需要的不再是一声炮仗响万人抬头看天才意识到“我在庆祝些什么”，更多希望能为时间和自己留下些时刻中的氛围和实打实的印记，不再期待各种媒体的解析，宝藏需要自己挖掘，当真的找到你想要的之后让你流泪的也许并不是摆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异宝奇珍。
#肖兔崽紫[超话]#
对于近期出现的一系列事情，我抱着希望两位演员都好的心态，写下了下面的文字，从来不太发帖，更何况是长帖，只发一次，主持人如果审核不通过，我不会再发。首先说一下，我不是个狂热粉，也没有做过数据或者去接机，送机，只是偶尔买些力所能及又刚需的代言，作品也不是每一部都看，但杨紫和肖战确实是内娱我最喜欢的男女演员。先来说说为什么喜欢他们俩吧：
杨紫，说到这个姑娘，不得不提到《家有儿女》，在那个偶像剧还不盛行的年代，这种家庭轻喜剧真的可以说很深入人心，写实，轻松，接地气，后来她在成长，我也有自己的学业，很少再关注，当她再进入我的视线，已经是《大秧歌》里娇憨跋扈的大小姐，却并不是很得我心（只是个人喜好问题，与剧与演员演技都无关），真正再次执着于她，是因为《战长沙》这部戏，19岁的杨紫原来演技已经这样好。越了解越觉得这个姑娘，真实，坦荡，不做作，没有偶像包袱，又很善良仗义，从此对她不可自拔。
关注肖战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顶流，为什么注意到他呢？那时的我正活在黑暗里，被最应该信任的人背叛，让我觉得自己几年的付出就像一场笑话，每天如同活在地狱中。却有一天看到了他最出圈的笑容，那个笑容让我一见难忘，治愈系顶流，果然名符其实，曾经有粉丝发博问，肖战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我认真的想了很久，最后可以概括成几句话：“他是我抑郁症时期的救赎，是我深陷黑暗世界唯一的光点，是我找回自己后，深藏心底的快乐，是我永远喜欢并且祝福着的星星。如果生日愿望真的可以实现。那么余生我的生日愿望都会是祝福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利利”。
对他俩的喜欢，真的是始于颜值，忠于人品，看了他们的好多采访，无一例外的阳光，乐观，有活力，三观正，我想这才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后来知道他们要合作《余生请多指教》，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惊喜，我最喜欢的两个人要合作了，在漫长的等待和憧憬中，我先代入式的看完了原著，那时的我就私心觉得，如果我喜欢的两个人能在一起就好了，所以，我磕他们俩的CP在剧之前。直到自媒体上有了路透的视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越看越般配，越看越欢喜。可没有想到的是《余生》让我们等了三年，我曾经还发朋友圈抱怨过：《余生请多指教》到底还指不指教了？要是不指教我就瞎过了。虽是一句戏言，可真的让人等的没脾气，还好，今年3月，终于等到了。《余生》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爆火的同时，也同样使很多的对家坐不住镇。于是，各家的披皮黑披着紫米和小飞侠的外衣，带节奏，到各种安利杨紫和肖战还有余生的直播间开撕，一些不理智的粉丝被挑拨，成了这场博弈的助推者，最后甚至有唯粉把这些归结到CP粉的身上，我也突然间很迷茫，难道我们真的错了么？
我又反复看了他们很多的花絮，路透还有采访和各种活动。她的每一句话，他真的都有认真的听并且记在心里，他知道她隐藏在嘻嘻哈哈外表下是脆弱又敏感，细腻又大条的灵魂，他记得她最瘦的时候是88斤，他从来没有调侃过她是兄弟是公主抱的上限。19年微博之夜没能提起裙摆的遗憾，都化成了20年微博之夜的勇气，这一年，他没再给任何人机会靠近她，一整晚他都为他的女孩提着裙摆，两个人在一起的氛围如同开了结界。我想即使这不是爱，也是特别的存在吧。
我也曾经很认真的想过为何那么喜欢他们俩在一起的画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他们俩站在一起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让我产生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那么美好的画面，谁会不喜欢，两个温暖的人照亮彼此的世界，谁又会不动容呢。
我甚至幻想过，如果官宣，我希望是2022微博之夜，他和她依然是King and queen。他不再为她提裙摆，而是与她并肩，屈起手臂，而她自然的挎上他的臂弯，相携走上最耀眼的舞台。获奖感言也许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结尾的时候，他会说“感谢此刻站在我身边的我的女朋友”。而她亦会回应“感谢此刻陪在我身边的我的男朋友”。然后坦然的接受大家的祝福以及共同面对可能来临的狂风暴雨。
可与此同时，我也明白，我们想的，毕竟是我们想的，他们的事，只有他们自己内心知道。如果官宣，我们普天同庆，大声的同别人说一句“我磕的CP是真的”。可如果最后没能如我所愿，我也会各自祝福，不拉踩任何一方。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能做到的仅仅是，他们做明星的时候追随他们，守护他们，尊重他们。等到他们真的想要过另一种生活，或者想要回归到普通人的时候，也祝福他们，支持他们。
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不管是唯粉还是CP粉，我们都圈地自萌，不舞出圈，也不回黑，更不被挑拨，清朗行动进行时，粉丝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有心人拿来大做文章，粉丝言行真的会影响正主。还请大家慎言。
第一次在超话发长帖子，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水平有限，未能描绘出他俩美好的万分之一，只真心希望两位演员紫气东来，战无不胜。
对于近期出现的一系列事情，我抱着希望两位演员都好的心态，写下了下面的文字，从来不太发帖，更何况是长帖，只发一次，主持人如果审核不通过，我不会再发。首先说一下，我不是个狂热粉，也没有做过数据或者去接机，送机，只是偶尔买些力所能及又刚需的代言，作品也不是每一部都看，但杨紫和肖战确实是内娱我最喜欢的男女演员。先来说说为什么喜欢他们俩吧：
杨紫，说到这个姑娘，不得不提到《家有儿女》，在那个偶像剧还不盛行的年代，这种家庭轻喜剧真的可以说很深入人心，写实，轻松，接地气，后来她在成长，我也有自己的学业，很少再关注，当她再进入我的视线，已经是《大秧歌》里娇憨跋扈的大小姐，却并不是很得我心（只是个人喜好问题，与剧与演员演技都无关），真正再次执着于她，是因为《战长沙》这部戏，19岁的杨紫原来演技已经这样好。越了解越觉得这个姑娘，真实，坦荡，不做作，没有偶像包袱，又很善良仗义，从此对她不可自拔。
关注肖战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顶流，为什么注意到他呢？那时的我正活在黑暗里，被最应该信任的人背叛，让我觉得自己几年的付出就像一场笑话，每天如同活在地狱中。却有一天看到了他最出圈的笑容，那个笑容让我一见难忘，治愈系顶流，果然名符其实，曾经有粉丝发博问，肖战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我认真的想了很久，最后可以概括成几句话：“他是我抑郁症时期的救赎，是我深陷黑暗世界唯一的光点，是我找回自己后，深藏心底的快乐，是我永远喜欢并且祝福着的星星。如果生日愿望真的可以实现。那么余生我的生日愿望都会是祝福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顺顺利利”。
对他俩的喜欢，真的是始于颜值，忠于人品，看了他们的好多采访，无一例外的阳光，乐观，有活力，三观正，我想这才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后来知道他们要合作《余生请多指教》，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惊喜，我最喜欢的两个人要合作了，在漫长的等待和憧憬中，我先代入式的看完了原著，那时的我就私心觉得，如果我喜欢的两个人能在一起就好了，所以，我磕他们俩的CP在剧之前。直到自媒体上有了路透的视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越看越般配，越看越欢喜。可没有想到的是《余生》让我们等了三年，我曾经还发朋友圈抱怨过：《余生请多指教》到底还指不指教了？要是不指教我就瞎过了。虽是一句戏言，可真的让人等的没脾气，还好，今年3月，终于等到了。《余生》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可爆火的同时，也同样使很多的对家坐不住镇。于是，各家的披皮黑披着紫米和小飞侠的外衣，带节奏，到各种安利杨紫和肖战还有余生的直播间开撕，一些不理智的粉丝被挑拨，成了这场博弈的助推者，最后甚至有唯粉把这些归结到CP粉的身上，我也突然间很迷茫，难道我们真的错了么？
我又反复看了他们很多的花絮，路透还有采访和各种活动。她的每一句话，他真的都有认真的听并且记在心里，他知道她隐藏在嘻嘻哈哈外表下是脆弱又敏感，细腻又大条的灵魂，他记得她最瘦的时候是88斤，他从来没有调侃过她是兄弟是公主抱的上限。19年微博之夜没能提起裙摆的遗憾，都化成了20年微博之夜的勇气，这一年，他没再给任何人机会靠近她，一整晚他都为他的女孩提着裙摆，两个人在一起的氛围如同开了结界。我想即使这不是爱，也是特别的存在吧。
我也曾经很认真的想过为何那么喜欢他们俩在一起的画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他们俩站在一起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让我产生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那么美好的画面，谁会不喜欢，两个温暖的人照亮彼此的世界，谁又会不动容呢。
我甚至幻想过，如果官宣，我希望是2022微博之夜，他和她依然是King and queen。他不再为她提裙摆，而是与她并肩，屈起手臂，而她自然的挎上他的臂弯，相携走上最耀眼的舞台。获奖感言也许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结尾的时候，他会说“感谢此刻站在我身边的我的女朋友”。而她亦会回应“感谢此刻陪在我身边的我的男朋友”。然后坦然的接受大家的祝福以及共同面对可能来临的狂风暴雨。
可与此同时，我也明白，我们想的，毕竟是我们想的，他们的事，只有他们自己内心知道。如果官宣，我们普天同庆，大声的同别人说一句“我磕的CP是真的”。可如果最后没能如我所愿，我也会各自祝福，不拉踩任何一方。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能做到的仅仅是，他们做明星的时候追随他们，守护他们，尊重他们。等到他们真的想要过另一种生活，或者想要回归到普通人的时候，也祝福他们，支持他们。
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不管是唯粉还是CP粉，我们都圈地自萌，不舞出圈，也不回黑，更不被挑拨，清朗行动进行时，粉丝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有心人拿来大做文章，粉丝言行真的会影响正主。还请大家慎言。
第一次在超话发长帖子，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水平有限，未能描绘出他俩美好的万分之一，只真心希望两位演员紫气东来，战无不胜。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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