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尽日寇折磨的韦绍兰，逃出了关押她的地方。回到家后，她发现自己怀上了日寇的孩子，她拼命捶打着肚子。婆婆劝她：“生下来吧，万一以后不能生育了”然而生下儿子后，儿子却仇恨她，她的人生过得更加艰难。
1920年，韦绍兰出生在广西荔浦县。韦绍兰20岁那年嫁给了朴实的农民罗佢贤，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韦绍兰的心里是甜蜜的。
1944年冬，日军开始扫荡广西，他们在广西无恶不作。
抱着不满一岁女儿逃命的韦绍兰不幸被日军抓住了，日军把她抓上了一辆卡车，车上还有几名被日军抓来的女子。
日军把韦绍兰和车上的几名女子带到了马岭镇的慰安所。韦绍兰看到慰安所里的女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韦绍兰感到很恐惧，她想逃跑，但是又何尝容易，那些逃跑被抓回来的女人，会遭到毒打。
在慰安所里，韦绍兰饱受摧残，终于在3个月后，趁日军守备疏忽时，她抱着女儿逃了出来。
韦绍兰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回到了婆家，然而丈夫对她的态度，让她很绝望。
丈夫对她说：“你回来了？你还晓得回来呀”
丈夫觉得妻子韦绍兰“学坏”了。
好在婆婆能理解韦绍兰所受的伤害，她劝儿子要对韦绍兰好一点。
但从韦绍兰逃回来之后，丈夫一直对她很冷淡。
不幸的是，逃回来不久，她的女儿就因病离她而去了，这让韦绍兰悲痛欲绝
痛失女儿，丈夫的冷淡，还有那3个月的折磨，让韦绍兰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她找来一瓶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被邻居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然而不幸的还在后面，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怀了日军的孩子，这让丈夫觉得很是抬不起头来，他对韦绍兰冷嘲热讽。
那段时间韦绍兰的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她每天都拼命捶打肚子。
韦绍兰老年后回忆起，当时发现自己怀孕时，她感觉生活暗无天日，她说：“没有哪个比我更苦了”。
当时婆婆劝她说：“生下吧，万一以后不能生育了”。
在婆婆的劝说下，韦绍兰决定生下孩子。
怀孕时，不仅丈夫对她冷嘲热讽，有些村民亦是如此，但很多妇女却很照顾韦绍兰，她们知道韦绍兰是被迫的，她是受害者。
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她给孩子起名罗善学，丈夫罗佢贤对这个日本人的孩子极其厌恶。
罗善学年幼时，辱骂声经常围绕着他，有些人把对日本人的仇恨发泄到了罗善学的身上。
他还被同龄的孩子骂道：“你是鬼子的种”。
韦绍兰恨日军入骨，她也曾有过把罗善学掐 死的念头，但是她下不去手。
生下罗善学后，韦绍兰经常遭到别人的白眼。
后来，韦绍兰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和儿子。
小儿子罗善平长大后很不喜欢家里这位特殊的大哥，他曾有个想法，要把罗善学杀了。
因为身份的特殊，罗善学得不到父亲和弟弟妹妹的喜爱。
后来罗善学回忆自己的童年，他的童年是在辱骂中度过的。
当同龄的孩子骂他是日本鬼子时，罗善学总是大喊：“我是中国人”。
再大些时，罗善学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为什么自己总被辱骂，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到了母亲身上，他责怪母亲当年为什么要生下他，这种责怪持续了很多年，有段时间他甚至有些恨母亲。
到了罗善学结婚的年龄，可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嫁给一个日本人，所以几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此后罗善学放弃了结婚的念头。
后来韦绍兰的女儿和小儿子成家后就搬了出去。
虽然父亲罗佢贤不喜欢罗善学，但对父亲他是尊重和孝顺的，当父亲生病卧床时，都是罗善学在照顾他，直到父亲去世。
丈夫去世后，韦绍兰和儿子罗善学相依为命。
2007年，中国首个“慰安妇”资料馆开馆，韦绍兰的故事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韦绍兰是唯一一个承认自己生下日军孩子的慰安妇，老人意在揭露日军的罪行，也希望能得到日本人的道歉。
罗善学也强烈要求日本方给母亲道歉，这么多年他最懂得母亲心里的期盼。
2012年，导演郭柯以“慰安妇”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小短片《三十二》，记录了韦绍兰的故事，因为当时全国仅剩32位“慰安妇”幸存者，故起名《三十二》。
短片里，韦绍兰接受采访时，她紧握的拳头，脸上的泪水，让人们感受到了老人内心的仇恨和心酸。
导演郭柯说：“她遭受了那么多苦难，我是带着同情心去接触她的，但我却从她身上得到了鼓励，这颠覆了我以前狭隘地对她的想象，这个老人身上有那么多的正能量”。
老人的故事曝光后，有很多志愿者去看望老人，他们以同情的心态接近老人，最后反而被老人的乐观态度感染了。
这么多人的关心，让老人的心里暖了起来，她觉得世界很美好。
2019年5月5日，韦绍兰老人去世，享年99岁，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家去世，她也没能等到日本方的道歉。
韦绍兰去世后，仍有志愿者会去看望罗善学，罗善学看到志愿者后，脸上总会流露出开心的笑容。
爱与被爱也是韦绍兰最愿意看到的。
韦绍兰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她却依然爱着这个世界。
她说：“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1920年，韦绍兰出生在广西荔浦县。韦绍兰20岁那年嫁给了朴实的农民罗佢贤，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韦绍兰的心里是甜蜜的。
1944年冬，日军开始扫荡广西，他们在广西无恶不作。
抱着不满一岁女儿逃命的韦绍兰不幸被日军抓住了，日军把她抓上了一辆卡车，车上还有几名被日军抓来的女子。
日军把韦绍兰和车上的几名女子带到了马岭镇的慰安所。韦绍兰看到慰安所里的女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韦绍兰感到很恐惧，她想逃跑，但是又何尝容易，那些逃跑被抓回来的女人，会遭到毒打。
在慰安所里，韦绍兰饱受摧残，终于在3个月后，趁日军守备疏忽时，她抱着女儿逃了出来。
韦绍兰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回到了婆家，然而丈夫对她的态度，让她很绝望。
丈夫对她说：“你回来了？你还晓得回来呀”
丈夫觉得妻子韦绍兰“学坏”了。
好在婆婆能理解韦绍兰所受的伤害，她劝儿子要对韦绍兰好一点。
但从韦绍兰逃回来之后，丈夫一直对她很冷淡。
不幸的是，逃回来不久，她的女儿就因病离她而去了，这让韦绍兰悲痛欲绝
痛失女儿，丈夫的冷淡，还有那3个月的折磨，让韦绍兰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她找来一瓶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被邻居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然而不幸的还在后面，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怀了日军的孩子，这让丈夫觉得很是抬不起头来，他对韦绍兰冷嘲热讽。
那段时间韦绍兰的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她每天都拼命捶打肚子。
韦绍兰老年后回忆起，当时发现自己怀孕时，她感觉生活暗无天日，她说：“没有哪个比我更苦了”。
当时婆婆劝她说：“生下吧，万一以后不能生育了”。
在婆婆的劝说下，韦绍兰决定生下孩子。
怀孕时，不仅丈夫对她冷嘲热讽，有些村民亦是如此，但很多妇女却很照顾韦绍兰，她们知道韦绍兰是被迫的，她是受害者。
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她给孩子起名罗善学，丈夫罗佢贤对这个日本人的孩子极其厌恶。
罗善学年幼时，辱骂声经常围绕着他，有些人把对日本人的仇恨发泄到了罗善学的身上。
他还被同龄的孩子骂道：“你是鬼子的种”。
韦绍兰恨日军入骨，她也曾有过把罗善学掐 死的念头，但是她下不去手。
生下罗善学后，韦绍兰经常遭到别人的白眼。
后来，韦绍兰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和儿子。
小儿子罗善平长大后很不喜欢家里这位特殊的大哥，他曾有个想法，要把罗善学杀了。
因为身份的特殊，罗善学得不到父亲和弟弟妹妹的喜爱。
后来罗善学回忆自己的童年，他的童年是在辱骂中度过的。
当同龄的孩子骂他是日本鬼子时，罗善学总是大喊：“我是中国人”。
再大些时，罗善学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为什么自己总被辱骂，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到了母亲身上，他责怪母亲当年为什么要生下他，这种责怪持续了很多年，有段时间他甚至有些恨母亲。
到了罗善学结婚的年龄，可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嫁给一个日本人，所以几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此后罗善学放弃了结婚的念头。
后来韦绍兰的女儿和小儿子成家后就搬了出去。
虽然父亲罗佢贤不喜欢罗善学，但对父亲他是尊重和孝顺的，当父亲生病卧床时，都是罗善学在照顾他，直到父亲去世。
丈夫去世后，韦绍兰和儿子罗善学相依为命。
2007年，中国首个“慰安妇”资料馆开馆，韦绍兰的故事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韦绍兰是唯一一个承认自己生下日军孩子的慰安妇，老人意在揭露日军的罪行，也希望能得到日本人的道歉。
罗善学也强烈要求日本方给母亲道歉，这么多年他最懂得母亲心里的期盼。
2012年，导演郭柯以“慰安妇”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小短片《三十二》，记录了韦绍兰的故事，因为当时全国仅剩32位“慰安妇”幸存者，故起名《三十二》。
短片里，韦绍兰接受采访时，她紧握的拳头，脸上的泪水，让人们感受到了老人内心的仇恨和心酸。
导演郭柯说：“她遭受了那么多苦难，我是带着同情心去接触她的，但我却从她身上得到了鼓励，这颠覆了我以前狭隘地对她的想象，这个老人身上有那么多的正能量”。
老人的故事曝光后，有很多志愿者去看望老人，他们以同情的心态接近老人，最后反而被老人的乐观态度感染了。
这么多人的关心，让老人的心里暖了起来，她觉得世界很美好。
2019年5月5日，韦绍兰老人去世，享年99岁，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家去世，她也没能等到日本方的道歉。
韦绍兰去世后，仍有志愿者会去看望罗善学，罗善学看到志愿者后，脸上总会流露出开心的笑容。
爱与被爱也是韦绍兰最愿意看到的。
韦绍兰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她却依然爱着这个世界。
她说：“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海口滨海公园：从游乐园到教育基地】 20多年前，滨海公园是海口最火爆的游乐园之一，这里曾经承载了许多“70后”“80后”的美好回忆。当初，滨海公园的游乐园让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其热闹景象仅维持了几年。如今，滨海公园迎来“新生”，实施“三园一体”景观提升工程后，公园焕然一新的环境同样让人沉醉。
前世今生 在滩涂地上填海建成的公园
黄长德今年72岁，在海口市盐灶社区博义村出生长大，他曾见证了滨海大道及滨海公园的建成。
近日，黄长德向记者讲述滨海公园的前世今生。他说，解放初期，海口市区主要街道有新华路、博爱路、新民路、中山路、得胜沙路等。直到1965年，海口才开始建设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大道，那就是滨海大道。
“现在我们站的地方，当初还是一片滩涂地，滨海公园这片也大多是海水和滩涂地。”在滨海公园入口处，黄长德告诉记者，1965年他15岁，还是一名中学生。当年，海口市动工修建滨海大道，政府号召全体市民参加建设。学校一声令下，全体师生也参加了义务劳动。
“当时只是道路土基建设，抽海里的沙，运来红土，沿着海边修建了一条堤坝，最后在堤坝上建成了最早的滨海大道。”黄长德回忆说，工地现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干部和群众一起劳动，干得不亦乐乎。
后来，滨海大道历经几次拓宽、改建、改造，才形成如今规模。1973年，滨海大道改铺沥青路面。1984年、1988年分别扩建，珠江广场、海口体育馆、滨海公园等标志性建筑先后在滨海大道旁落成。
老海口人依稀记得，滨海公园是填海而成的，公园原址上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座古炮台。“滨海公园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设，1995年建成，开放后一度很火爆。”黄长德说。
时光倒流 碰碰车、旋转木马，这里有许多人的童年
1995年10月，滨海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公园占地730亩，依傍大海，交通便利，是融园艺、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绿化游乐公园。滨海公园大门前设有停车场，门口的罗马柱给市民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门口的建筑有两层，内设中西式餐厅、歌舞厅、婚纱摄影工作室等。
1996年，公园内的梦幻乐园开放，自此，滨海公园内有了两个世界。大门左右各有一个售票窗口，票价也不同，一侧购票进入公园参观，可看人工湖、假山、喷泉等；另一侧购票进入梦幻乐园，里面的游乐设施在当时的海口颇为先进时尚，其中10多项游乐设施全部从意大利引进。
“记得刚建成那阵，滨海公园的人气非常旺，尤其是游乐园开放后，每到周末，大人带着孩子过来玩，里面的一些游乐设施孩子们从没玩过，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黄长德说。
海口市民程女士是“80后”，滨海公园对她而言是童年时期特殊的存在。程女士说，滨海公园开放时，她9岁，每到寒暑假，爸妈会带着她和妹妹去玩，滨海公园是最喜欢去的地方，“咖啡杯、花朵杯、旋转木马，我们能玩上一整天。”
家住海口盐灶社区的杨先生也说，滨海公园开放那几年，他在上中学，周末经常和小伙伴跑到滨海公园玩，里面的游乐项目既好玩又刺激，尤其是碰碰车，小伙伴们坐了一遍又一遍。
吴先生向记者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初中毕业的他在海口打拼，那时候工作之余最大的快乐就是晚上下班后，与朋友到滨海公园溜冰。“我记得当时溜冰不需要门票，但要在溜冰场租溜冰鞋，10元3小时。”吴先生说，那阵子他们天天晚上泡溜冰场，溜完冰后一起走到玉沙村吃清补凉。
“滨海公园留下了我们谈恋爱的足迹。”家住海口海秀东路的蔡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他和妻子刚开始谈恋爱，经常到滨海公园玩游乐项目，也会在湖边散步谈心，“玩游乐项目是按种类和次数收费的，不同项目收费也不同，但逛公园只需买一次门票，平时5元，节假日10元。”
历经兴衰 从开业时的火爆到风光不再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到曾在滨海公园工作过的张先生。据张先生回忆，1995年初，他到滨海公园上班，当时公园区域填海建造基本完成，两层白色办公楼业已落成。他曾在滨海公园的工程部和人事部当秘书，第二年游乐园建成开业后，他又调到游乐园当保安负责人。
“公园由社会力量投资，市领导很重视，还出席了开业仪式。开业后，滨海公园梦幻乐园很火爆。”张先生介绍，当时，梦幻乐园可以说是海南最先进的游乐园，里面的碰碰车、反斗穿梭机等设施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此外，老板还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游戏机，在公园门口的建筑物二楼开了一家游戏城，还开了一家歌舞厅，吸引许多人年轻人光顾。
张先生介绍，滨海公园里设计了灯光表演，安排乐队表演，刚开业那段时间，滨海公园从早到晚客人不断。“开业初期很热闹，尤其是节假日，游乐园因为太火爆，每个游乐项目都大排长龙，有时候公园管理方不得不限制客流。我们在饭点甚至不能正常吃饭，大家都是端着盒饭，在现场边吃饭边维持秩序，匆匆扒两口又放下筷子，劝导游客有序排好队，不要争抢。”张先生回忆称，公园和游乐园内的零食也供不应求，仓库补货也很忙。
记者在张先生珍藏的几张梦幻乐园门票上看到，当时游乐园入场券为20元/人，还有花50元可得价值70元的优惠套票。游乐项目玩一次5-20元不等，其中反斗穿梭机玩一次20元，飞天潜水艇、恐怖屋、过山车等玩一次15元，忍者龟、旋转木马、碰碰车、彩蝶轮玩一次10元，小火车、咖啡杯、弹弹床、滑滑梯玩一次5元。
张先生说，从1999年开始，因多方原因，公园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许多员工相继离职，最后停业。“我见证了滨海公园从一片滩涂地变成火爆的公园，后风光不再。这么多年过去了，尽管已经物是人非，但毕竟是年轻时奋斗过的地方，现在还会怀念。”
转身蜕变 从游乐园到青少年活动中心
2011年，为了整合滨海公园，将闲置的资源进行重新利用和激活，海口市决定拆除原滨海公园建筑，重新规划建设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投资约2.1亿元，打造青少年校外教育的活动中心、培训中心、指导中心。
2015年，海口启动城市风貌景观提升工程，其中“三园一体”工程把万绿园、滨海公园、世纪公园进行一体化建设，“三园合一”后面积达170公顷，成为集生态、运动、教育为一体的城市中央公园。其中，滨海公园定位为市级青少年活动基地科普教育公园，以教育为主，主要容纳青少年文化教育、科技展览、素质拓展等。记者了解到，滨海公园内的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每到节假日都有不少青少年学生到此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课外兴趣班。
记者在滨海公园走访时看到，在公园的广场上，还立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的纪念塑像，永久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中琼籍南洋华侨历史功绩，宣传爱国主义，激励后人。园内的静颐湖边，游客们正在栈道上漫步；湖边椰林下的慢道上，有许多市民在跑步锻炼。湖对岸的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其高低错落的建筑形体别具一格，与公园融合在一起。
“滨海公园从无到有，从热闹到萧条，再从萧条到重生，最后从重生到蜕变，我都看在眼里，这也见证了海口这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黄长德感慨道，历经多年，滨海公园华丽蜕变后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我几乎每天到滨海公园散步，每当回忆起往事，情怀便如同不远处的浪潮般澎湃着。”（记者 钟起的/文 李志良/图）
前世今生 在滩涂地上填海建成的公园
黄长德今年72岁，在海口市盐灶社区博义村出生长大，他曾见证了滨海大道及滨海公园的建成。
近日，黄长德向记者讲述滨海公园的前世今生。他说，解放初期，海口市区主要街道有新华路、博爱路、新民路、中山路、得胜沙路等。直到1965年，海口才开始建设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大道，那就是滨海大道。
“现在我们站的地方，当初还是一片滩涂地，滨海公园这片也大多是海水和滩涂地。”在滨海公园入口处，黄长德告诉记者，1965年他15岁，还是一名中学生。当年，海口市动工修建滨海大道，政府号召全体市民参加建设。学校一声令下，全体师生也参加了义务劳动。
“当时只是道路土基建设，抽海里的沙，运来红土，沿着海边修建了一条堤坝，最后在堤坝上建成了最早的滨海大道。”黄长德回忆说，工地现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干部和群众一起劳动，干得不亦乐乎。
后来，滨海大道历经几次拓宽、改建、改造，才形成如今规模。1973年，滨海大道改铺沥青路面。1984年、1988年分别扩建，珠江广场、海口体育馆、滨海公园等标志性建筑先后在滨海大道旁落成。
老海口人依稀记得，滨海公园是填海而成的，公园原址上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座古炮台。“滨海公园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设，1995年建成，开放后一度很火爆。”黄长德说。
时光倒流 碰碰车、旋转木马，这里有许多人的童年
1995年10月，滨海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公园占地730亩，依傍大海，交通便利，是融园艺、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绿化游乐公园。滨海公园大门前设有停车场，门口的罗马柱给市民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门口的建筑有两层，内设中西式餐厅、歌舞厅、婚纱摄影工作室等。
1996年，公园内的梦幻乐园开放，自此，滨海公园内有了两个世界。大门左右各有一个售票窗口，票价也不同，一侧购票进入公园参观，可看人工湖、假山、喷泉等；另一侧购票进入梦幻乐园，里面的游乐设施在当时的海口颇为先进时尚，其中10多项游乐设施全部从意大利引进。
“记得刚建成那阵，滨海公园的人气非常旺，尤其是游乐园开放后，每到周末，大人带着孩子过来玩，里面的一些游乐设施孩子们从没玩过，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黄长德说。
海口市民程女士是“80后”，滨海公园对她而言是童年时期特殊的存在。程女士说，滨海公园开放时，她9岁，每到寒暑假，爸妈会带着她和妹妹去玩，滨海公园是最喜欢去的地方，“咖啡杯、花朵杯、旋转木马，我们能玩上一整天。”
家住海口盐灶社区的杨先生也说，滨海公园开放那几年，他在上中学，周末经常和小伙伴跑到滨海公园玩，里面的游乐项目既好玩又刺激，尤其是碰碰车，小伙伴们坐了一遍又一遍。
吴先生向记者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初中毕业的他在海口打拼，那时候工作之余最大的快乐就是晚上下班后，与朋友到滨海公园溜冰。“我记得当时溜冰不需要门票，但要在溜冰场租溜冰鞋，10元3小时。”吴先生说，那阵子他们天天晚上泡溜冰场，溜完冰后一起走到玉沙村吃清补凉。
“滨海公园留下了我们谈恋爱的足迹。”家住海口海秀东路的蔡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他和妻子刚开始谈恋爱，经常到滨海公园玩游乐项目，也会在湖边散步谈心，“玩游乐项目是按种类和次数收费的，不同项目收费也不同，但逛公园只需买一次门票，平时5元，节假日10元。”
历经兴衰 从开业时的火爆到风光不再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到曾在滨海公园工作过的张先生。据张先生回忆，1995年初，他到滨海公园上班，当时公园区域填海建造基本完成，两层白色办公楼业已落成。他曾在滨海公园的工程部和人事部当秘书，第二年游乐园建成开业后，他又调到游乐园当保安负责人。
“公园由社会力量投资，市领导很重视，还出席了开业仪式。开业后，滨海公园梦幻乐园很火爆。”张先生介绍，当时，梦幻乐园可以说是海南最先进的游乐园，里面的碰碰车、反斗穿梭机等设施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此外，老板还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游戏机，在公园门口的建筑物二楼开了一家游戏城，还开了一家歌舞厅，吸引许多人年轻人光顾。
张先生介绍，滨海公园里设计了灯光表演，安排乐队表演，刚开业那段时间，滨海公园从早到晚客人不断。“开业初期很热闹，尤其是节假日，游乐园因为太火爆，每个游乐项目都大排长龙，有时候公园管理方不得不限制客流。我们在饭点甚至不能正常吃饭，大家都是端着盒饭，在现场边吃饭边维持秩序，匆匆扒两口又放下筷子，劝导游客有序排好队，不要争抢。”张先生回忆称，公园和游乐园内的零食也供不应求，仓库补货也很忙。
记者在张先生珍藏的几张梦幻乐园门票上看到，当时游乐园入场券为20元/人，还有花50元可得价值70元的优惠套票。游乐项目玩一次5-20元不等，其中反斗穿梭机玩一次20元，飞天潜水艇、恐怖屋、过山车等玩一次15元，忍者龟、旋转木马、碰碰车、彩蝶轮玩一次10元，小火车、咖啡杯、弹弹床、滑滑梯玩一次5元。
张先生说，从1999年开始，因多方原因，公园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许多员工相继离职，最后停业。“我见证了滨海公园从一片滩涂地变成火爆的公园，后风光不再。这么多年过去了，尽管已经物是人非，但毕竟是年轻时奋斗过的地方，现在还会怀念。”
转身蜕变 从游乐园到青少年活动中心
2011年，为了整合滨海公园，将闲置的资源进行重新利用和激活，海口市决定拆除原滨海公园建筑，重新规划建设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投资约2.1亿元，打造青少年校外教育的活动中心、培训中心、指导中心。
2015年，海口启动城市风貌景观提升工程，其中“三园一体”工程把万绿园、滨海公园、世纪公园进行一体化建设，“三园合一”后面积达170公顷，成为集生态、运动、教育为一体的城市中央公园。其中，滨海公园定位为市级青少年活动基地科普教育公园，以教育为主，主要容纳青少年文化教育、科技展览、素质拓展等。记者了解到，滨海公园内的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每到节假日都有不少青少年学生到此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课外兴趣班。
记者在滨海公园走访时看到，在公园的广场上，还立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的纪念塑像，永久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中琼籍南洋华侨历史功绩，宣传爱国主义，激励后人。园内的静颐湖边，游客们正在栈道上漫步；湖边椰林下的慢道上，有许多市民在跑步锻炼。湖对岸的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其高低错落的建筑形体别具一格，与公园融合在一起。
“滨海公园从无到有，从热闹到萧条，再从萧条到重生，最后从重生到蜕变，我都看在眼里，这也见证了海口这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黄长德感慨道，历经多年，滨海公园华丽蜕变后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我几乎每天到滨海公园散步，每当回忆起往事，情怀便如同不远处的浪潮般澎湃着。”（记者 钟起的/文 李志良/图）
【坦克能成为长城汽车突破点，只因魏建军身后有一帮这样的“兄弟”】在4月份长城汽车的产销快报中显示，由于疫情等综合因素影响，只有“坦克”这一个子品牌销量有所增长，达到10.27%，也只有它的产量是正增长，达到12.54%，除此外的所有子品牌，产销最好的也都同比下降超过30%。
一般来说，近几年的传统车企压力主要集中在市场端，因为卖一台车，才能赚一台钱。但像坦克这种，则是造一台车，赚一台钱。所以在这里，生产管理更是重中之重。从坦克品牌车型上市以来，其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成了长城汽车业务的主要增长点。2021年，长城集团新车总销量增长了约17万，这其中有一半是坦克贡献的。
长城坦克的“娘胎”
如果说坦克贡献了长城汽车一半的增长率，那么这其中的一半又要归功于坦克300的“娘胎”——长城永川工厂。
2018年6月，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产基地开工建设，规划最大年产能25万台，主要生产长城炮系列皮卡、H9等车型，14个月后，正式建成投产。
2020年10月，第10万辆长城炮正式下线。如果故事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永川可能就只是单纯的一个中国最大皮卡生产基地了。
然而，它出现了，2020年12月8日，坦克300首台车量产下线，而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里，永川工厂几乎一半的产能都给了这个家伙。即要保证“大儿子”们吃饱，又要保证“小儿子”壮实，怎么办？这可难坏了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张国欣，如果坦克300卖的不好，倒省心了，但一直爆单的状态，就必须提升产量。张国欣先是带领工人们，加班加点，拼尽全力保证如期交付，然而就算他和他的兵是铁打的，哪怕不休息，但产线设备效率终究是有极限的。而作为副高级工程师的张国欣，更是明白这一点，所以早就在寻求生产技术上的突破，这也是最科学长效的办法。
在接下来的整个生产效率提升改造过程中，张国欣每天都坚守在一线，与技术人员一起反复讨论与研究，并亲自督战以最短时间内完成实施改造。最终在他的带领下，终于用了1年的时间，把原来生产效率节拍从120S，提升到了72S，每76秒就有一台坦克300走下产线。整个工厂的产值，也从原来3天2亿，提升至2天3亿，增长了1倍多。
正是因为张国欣和他的永川战友们，在过去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才帮助了长城汽车2021年的约15%的高速增长。要知道此前的5年，长城汽车累计增长仅有3.5%左右，几乎停滞不前，这让董事长魏建军也一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而张国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给他解决了巨大的难题。
坦克300的巨大成功，也让长城汽车看到了大的机遇，果断把“坦克”品牌独立运营，而作为第二款车型的坦克500（最初定名坦克600），没上市时就已经热度不亚于坦克300，最初开始预售的一周时间，订单量就已经超过了4万辆。这无疑又要考验长城的生产管理能力了，不过这一次的压力却是给到了另一座新工厂——长城荆门生产基地，而扛起这份重担的则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的总经理杨国彤。
杨国彤带领的长城荆门工厂，于2021年7月23日建成，总投资50亿元（一说为60亿），规划的最大年产能为15万台（一说18万台）。主要生产“坦克500”和皮卡“金刚炮”两种车型。据公开资料显示，坦克500于去年下半年已经首次下线，并按照此前披露计划，今年的4月10日将开启正式交付。
不过由于疫情形势严峻，车友一度非常担心会延迟交付。从最近相关消息与数据来看，坦克500已经“顺利”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交付，虽然交付量还不是很大，但从已经喜提爱车的车主反馈来看，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而能够 “顺利”交付的关键，还是杨国彤带领下的荆门工厂继承和发扬了长城汽车的企业价值观，把对消费者的“诚信”和“责任”融入到了他们的事业之中。疫情固然可怕，但能够突破重重困难，使命必达的长城精神更可怕。
当然，为了保障杨国彤能够把坦克500顺利交付，长城集团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魏总甚至派去了张利协助杨国彤。作为跟了魏建军创业30年的“老长城人”，张利可以说是民营自主品牌汽车圈内，生产管理方面“国宝级”人物，从2012起，他就担任长城汽车徐水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直到2020年才卸任。而徐水生产基地，总投资比张国欣的永川和杨国彤的荆门工厂，合起来都要大得多，年产能高达100万台，我国SUV车型销量榜的“榜一大哥”哈弗H6就产自这里，可见张利对长城汽车的重要意义。
那么，为什么长城汽车每每关键时刻，都会有人能够顶上去呢？除了魏建军坚守的企业价值观外，更是因为从来没有亏待过这些“兄弟姐妹”。以跟了他30年的张利为例，虽然已经远在荆门，也仅为分公司副总经理，但在最近长城汽车的股票相关奖励中，魏建军显然并没有忘了这个“老伙计”。长城汽车不仅奖励了他3万份股票期权，更是奖励了5万股限制性股票，这样的奖励几乎高于公告中的长城汽车所有子公司一把手，甚至比此前长城的轮值总裁孟祥军还要高。
不过，前文提到的坦克品牌崛起的大功臣，张国欣和张利现在的“老板”杨国彤，倒是没有在此次披露的具体名单中，是由于太少未达到披露标准，还是错过了本次奖励就不得而知了。为此，私下也有人向笔者表示，张利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激励，属于“破格”，与其特殊身份有关系，言语间颇具微辞。
不过笔者认为这不一定站得住脚，论功行赏是一个好企业最基本的原则，相信魏建军也不会因此而破坏规矩，另外，也从来没有人规定“副总经理”就不能获得远高于“总经理”的激励。而张利之所以能够受到魏建军的认可，自然有他的道理，也说明了长城汽车对于生产管理者的重视，这是十分难得的。
而正是因为有了魏建军如此这般的对待张利，才有了一群“张利”回报魏建军，在坦克，在长城汽车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能舍小家，为大家。
写在最后：
今年，随着王凤英的离任，也预示着老一代“长城人”，在为长城汽车和魏建军，付出了几乎全部青春后，终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一代的“长城人”也势必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相信“张国欣和杨国彤”们的前途，才刚刚开始。
在特定的时期，生产管理成了重中之重，而这些以往低调的“工科男”们，正经历着特定时期的洗礼，也成为了目前我国汽车产业重拾信心的关键所在。车评网也希望与我国一代代的汽车人一起，见证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出现更多的坦克品牌，更多的长城汽车。
本文为【车评网】原创，作者：柳丹燕，编辑：小编撰，关注【车评网】，专注汽车行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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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近几年的传统车企压力主要集中在市场端，因为卖一台车，才能赚一台钱。但像坦克这种，则是造一台车，赚一台钱。所以在这里，生产管理更是重中之重。从坦克品牌车型上市以来，其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成了长城汽车业务的主要增长点。2021年，长城集团新车总销量增长了约17万，这其中有一半是坦克贡献的。
长城坦克的“娘胎”
如果说坦克贡献了长城汽车一半的增长率，那么这其中的一半又要归功于坦克300的“娘胎”——长城永川工厂。
2018年6月，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产基地开工建设，规划最大年产能25万台，主要生产长城炮系列皮卡、H9等车型，14个月后，正式建成投产。
2020年10月，第10万辆长城炮正式下线。如果故事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永川可能就只是单纯的一个中国最大皮卡生产基地了。
然而，它出现了，2020年12月8日，坦克300首台车量产下线，而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里，永川工厂几乎一半的产能都给了这个家伙。即要保证“大儿子”们吃饱，又要保证“小儿子”壮实，怎么办？这可难坏了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张国欣，如果坦克300卖的不好，倒省心了，但一直爆单的状态，就必须提升产量。张国欣先是带领工人们，加班加点，拼尽全力保证如期交付，然而就算他和他的兵是铁打的，哪怕不休息，但产线设备效率终究是有极限的。而作为副高级工程师的张国欣，更是明白这一点，所以早就在寻求生产技术上的突破，这也是最科学长效的办法。
在接下来的整个生产效率提升改造过程中，张国欣每天都坚守在一线，与技术人员一起反复讨论与研究，并亲自督战以最短时间内完成实施改造。最终在他的带领下，终于用了1年的时间，把原来生产效率节拍从120S，提升到了72S，每76秒就有一台坦克300走下产线。整个工厂的产值，也从原来3天2亿，提升至2天3亿，增长了1倍多。
正是因为张国欣和他的永川战友们，在过去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才帮助了长城汽车2021年的约15%的高速增长。要知道此前的5年，长城汽车累计增长仅有3.5%左右，几乎停滞不前，这让董事长魏建军也一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而张国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给他解决了巨大的难题。
坦克300的巨大成功，也让长城汽车看到了大的机遇，果断把“坦克”品牌独立运营，而作为第二款车型的坦克500（最初定名坦克600），没上市时就已经热度不亚于坦克300，最初开始预售的一周时间，订单量就已经超过了4万辆。这无疑又要考验长城的生产管理能力了，不过这一次的压力却是给到了另一座新工厂——长城荆门生产基地，而扛起这份重担的则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的总经理杨国彤。
杨国彤带领的长城荆门工厂，于2021年7月23日建成，总投资50亿元（一说为60亿），规划的最大年产能为15万台（一说18万台）。主要生产“坦克500”和皮卡“金刚炮”两种车型。据公开资料显示，坦克500于去年下半年已经首次下线，并按照此前披露计划，今年的4月10日将开启正式交付。
不过由于疫情形势严峻，车友一度非常担心会延迟交付。从最近相关消息与数据来看，坦克500已经“顺利”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交付，虽然交付量还不是很大，但从已经喜提爱车的车主反馈来看，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而能够 “顺利”交付的关键，还是杨国彤带领下的荆门工厂继承和发扬了长城汽车的企业价值观，把对消费者的“诚信”和“责任”融入到了他们的事业之中。疫情固然可怕，但能够突破重重困难，使命必达的长城精神更可怕。
当然，为了保障杨国彤能够把坦克500顺利交付，长城集团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魏总甚至派去了张利协助杨国彤。作为跟了魏建军创业30年的“老长城人”，张利可以说是民营自主品牌汽车圈内，生产管理方面“国宝级”人物，从2012起，他就担任长城汽车徐水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直到2020年才卸任。而徐水生产基地，总投资比张国欣的永川和杨国彤的荆门工厂，合起来都要大得多，年产能高达100万台，我国SUV车型销量榜的“榜一大哥”哈弗H6就产自这里，可见张利对长城汽车的重要意义。
那么，为什么长城汽车每每关键时刻，都会有人能够顶上去呢？除了魏建军坚守的企业价值观外，更是因为从来没有亏待过这些“兄弟姐妹”。以跟了他30年的张利为例，虽然已经远在荆门，也仅为分公司副总经理，但在最近长城汽车的股票相关奖励中，魏建军显然并没有忘了这个“老伙计”。长城汽车不仅奖励了他3万份股票期权，更是奖励了5万股限制性股票，这样的奖励几乎高于公告中的长城汽车所有子公司一把手，甚至比此前长城的轮值总裁孟祥军还要高。
不过，前文提到的坦克品牌崛起的大功臣，张国欣和张利现在的“老板”杨国彤，倒是没有在此次披露的具体名单中，是由于太少未达到披露标准，还是错过了本次奖励就不得而知了。为此，私下也有人向笔者表示，张利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激励，属于“破格”，与其特殊身份有关系，言语间颇具微辞。
不过笔者认为这不一定站得住脚，论功行赏是一个好企业最基本的原则，相信魏建军也不会因此而破坏规矩，另外，也从来没有人规定“副总经理”就不能获得远高于“总经理”的激励。而张利之所以能够受到魏建军的认可，自然有他的道理，也说明了长城汽车对于生产管理者的重视，这是十分难得的。
而正是因为有了魏建军如此这般的对待张利，才有了一群“张利”回报魏建军，在坦克，在长城汽车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能舍小家，为大家。
写在最后：
今年，随着王凤英的离任，也预示着老一代“长城人”，在为长城汽车和魏建军，付出了几乎全部青春后，终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一代的“长城人”也势必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相信“张国欣和杨国彤”们的前途，才刚刚开始。
在特定的时期，生产管理成了重中之重，而这些以往低调的“工科男”们，正经历着特定时期的洗礼，也成为了目前我国汽车产业重拾信心的关键所在。车评网也希望与我国一代代的汽车人一起，见证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出现更多的坦克品牌，更多的长城汽车。
本文为【车评网】原创，作者：柳丹燕，编辑：小编撰，关注【车评网】，专注汽车行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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