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德尔塔“全面打击”美国，白人死亡比例上升】
7月初，德尔塔变异株开始在美国肆虐，现在已经成为美国93%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感染的病毒。两项数据——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增长势头明显比其他疫情指标显著，凸出这种毒株的凶猛。17日到23日的一个星期，全美死亡病例数总计7225人，超9.11事件和偷袭珍珠港死亡美国人数总和（5400人）。
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平均等因素，美国少数族裔的确诊数和死亡数此前明显超过其人口比例。但这一轮的德尔塔变异株对美国人的“打击”是全面的。数据显示，从7月至今全美新增死亡病例中，非拉美裔白人占比为68.8%；从疫情暴发开始累计死亡病例中这个比例为61.1%。
据《华尔街日报》8月25日报道，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数据显示，24日全美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数达100517人，这是该项数据自今年1月以来再次突破10万人，较8月初翻了一番。25日也差不多，为100059人。
在这项关键疫情数据抬头之前，德尔塔变异株从7月初开始在美国肆虐，全美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又出现一波增长。23日的7日平均新增突破15万例。
HHS的最新数据还显示，美国6个州的ICU使用率已经突破90%。其中，阿拉巴马州ICU使用率达到102.3%，1613名患者住进ICU。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已达到94%，佐治亚和得克萨斯州93%。超过一半的州报告，医院的ICU使用率超75%。
全美除了新泽西和怀俄明之外的所有州，ICU使用率都突破了50%。密西西比等几个疫情最严重的州，ICU内住的主要是新冠肺炎患者。
另外，全美医院的普通病床使用率也达到75%，所有住院病人中13.4%为新冠肺炎病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称93%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株。CDC研究报告称，疫苗对于住院和重症病例仍有保护力，但是接种疫苗的人群仍然会感染和传播病毒。
据CDC数据，全美60%适宜接种疫苗的人群已经完成接种。但各个州的接种率并不平均，最近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大多是未接种的人。
死亡病例数是一项滞后的研判疫情的数据。美国最近几周的死亡病例数逐渐升高，21日的7日平均死亡病例突破1000例大关。
虽然新增确诊数不及去年冬天的峰值，但美国部分州的医院已经“极限承压”。佐治亚、肯塔基、田纳西和爱达荷州已为州内医院请求额外人手和资源。
佐治亚州州长24日表示，该州国民警卫队将在全州的医院内部署超过100人，协助护理。据HHS数据，佐治亚州住院患者已经超过6000人，是6月下旬的约10倍。
多州告急。肯塔基州州长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提供额外医护援助，包括注册护士和紧急医疗服务团队。旁边的田纳西州，在州卫生部的请求下增加了援助医院的国民警卫队人数。爱达荷州也请求FEMA提供额外援助。种族方面，美国白人病例的死亡占比正在提高。“今日美国”分析全国卫生部门数据发现，从7月至今全美新增死亡病例中，非拉美裔白人占比为68.8%，而从疫情暴发开始累计死亡病例中这个比例为61.1%。
“今日美国”8月5日报道称，随着新增确诊人数攀升，疫情面前的种族不平等和疫苗接种比例的差距正在缩窄。之前不同族裔接种疫苗的速率呈现显著差距，白人的接种率远高于黑人和拉美裔。但是根据CDC 8月初数据，过去两周有色人种的疫苗接种速率超过白人。西班牙裔和拉美裔占美国人口17%，但占到过去两周内接种第一针疫苗人数的25%以上。同样，占美国人口12%的黑人占同期接种第一针人数的15%。
拜登政府反复强调，几乎所有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没有接种疫苗，借此希望民众踊跃接种。“请注意：确实有接种疫苗的人感染新冠，但比没有接种的人群确诊率低得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症状也轻得多。”拜登23日说。
死亡病例数和ICU使用率的跃升说明，由德尔塔变异株导致的新一轮疫情高峰更加“致命”。
“今日美国”统计显示，从17日到23日的一个星期，全美死亡病例数总计7225人，超过9.11事件和偷袭珍珠港死亡美国人数总和（5400人）
7月初，德尔塔变异株开始在美国肆虐，现在已经成为美国93%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感染的病毒。两项数据——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增长势头明显比其他疫情指标显著，凸出这种毒株的凶猛。17日到23日的一个星期，全美死亡病例数总计7225人，超9.11事件和偷袭珍珠港死亡美国人数总和（5400人）。
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平均等因素，美国少数族裔的确诊数和死亡数此前明显超过其人口比例。但这一轮的德尔塔变异株对美国人的“打击”是全面的。数据显示，从7月至今全美新增死亡病例中，非拉美裔白人占比为68.8%；从疫情暴发开始累计死亡病例中这个比例为61.1%。
据《华尔街日报》8月25日报道，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数据显示，24日全美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数达100517人，这是该项数据自今年1月以来再次突破10万人，较8月初翻了一番。25日也差不多，为100059人。
在这项关键疫情数据抬头之前，德尔塔变异株从7月初开始在美国肆虐，全美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又出现一波增长。23日的7日平均新增突破15万例。
HHS的最新数据还显示，美国6个州的ICU使用率已经突破90%。其中，阿拉巴马州ICU使用率达到102.3%，1613名患者住进ICU。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已达到94%，佐治亚和得克萨斯州93%。超过一半的州报告，医院的ICU使用率超75%。
全美除了新泽西和怀俄明之外的所有州，ICU使用率都突破了50%。密西西比等几个疫情最严重的州，ICU内住的主要是新冠肺炎患者。
另外，全美医院的普通病床使用率也达到75%，所有住院病人中13.4%为新冠肺炎病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称93%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株。CDC研究报告称，疫苗对于住院和重症病例仍有保护力，但是接种疫苗的人群仍然会感染和传播病毒。
据CDC数据，全美60%适宜接种疫苗的人群已经完成接种。但各个州的接种率并不平均，最近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大多是未接种的人。
死亡病例数是一项滞后的研判疫情的数据。美国最近几周的死亡病例数逐渐升高，21日的7日平均死亡病例突破1000例大关。
虽然新增确诊数不及去年冬天的峰值，但美国部分州的医院已经“极限承压”。佐治亚、肯塔基、田纳西和爱达荷州已为州内医院请求额外人手和资源。
佐治亚州州长24日表示，该州国民警卫队将在全州的医院内部署超过100人，协助护理。据HHS数据，佐治亚州住院患者已经超过6000人，是6月下旬的约10倍。
多州告急。肯塔基州州长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提供额外医护援助，包括注册护士和紧急医疗服务团队。旁边的田纳西州，在州卫生部的请求下增加了援助医院的国民警卫队人数。爱达荷州也请求FEMA提供额外援助。种族方面，美国白人病例的死亡占比正在提高。“今日美国”分析全国卫生部门数据发现，从7月至今全美新增死亡病例中，非拉美裔白人占比为68.8%，而从疫情暴发开始累计死亡病例中这个比例为61.1%。
“今日美国”8月5日报道称，随着新增确诊人数攀升，疫情面前的种族不平等和疫苗接种比例的差距正在缩窄。之前不同族裔接种疫苗的速率呈现显著差距，白人的接种率远高于黑人和拉美裔。但是根据CDC 8月初数据，过去两周有色人种的疫苗接种速率超过白人。西班牙裔和拉美裔占美国人口17%，但占到过去两周内接种第一针疫苗人数的25%以上。同样，占美国人口12%的黑人占同期接种第一针人数的15%。
拜登政府反复强调，几乎所有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没有接种疫苗，借此希望民众踊跃接种。“请注意：确实有接种疫苗的人感染新冠，但比没有接种的人群确诊率低得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症状也轻得多。”拜登23日说。
死亡病例数和ICU使用率的跃升说明，由德尔塔变异株导致的新一轮疫情高峰更加“致命”。
“今日美国”统计显示，从17日到23日的一个星期，全美死亡病例数总计7225人，超过9.11事件和偷袭珍珠港死亡美国人数总和（5400人）
【美国最新人口数据：白人数量自建国以来首次下降】
#美国白人数量建国以来首次下降#
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过去10年，白人人口数量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下降。而跨族裔、西班牙裔和亚裔人口显著增长，成为2010年至202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根据此前公布的人口数据，过去10年间，美国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人口学家认为，白人人口下降，而更年轻的有色人种增速变快，将使美国变得更为多元化。
图1：美国人口调查局在推特上发布相关数据
从数据来看，美国在种族方面正变得更加多样化。非西班牙裔白人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占美国总人口的57.8%，不过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比例。过去10年间，这一族裔人口减少了8.6%。
外界认为，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白人人口的老龄化和出生率的急剧下降。
此外，跨族裔美国人数量大涨276%，从2010年的900万增至2020年的3380万。西班牙裔人口增长23%，亚裔人口增长35.5%，非裔人口增长5.6%。
西班牙裔或拉美裔人口稳步增长至621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8.7%，高于2000年的12.6%和2010年的16.4%。根据之前的估计，绝大多数的增长（约四分之三）来自在美国生孩子的人，而只有四分之一的增长是由于新移民进入美国。
过去10年里，亚裔美国人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少数族裔都快，达到2400万，比2010年增长了约20%。之前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移民。
所谓的跨族裔美国人，指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不止一个族裔的人。20年前，这一类别首次出现在人口普查表上，
斯坦福大学研究移民和社会流动的社会学家托马斯·吉门内斯（Tomás Jiménez）说：“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我们正处于一个奇怪的时代。与以往相比，我们在个人身份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与之前相比，我们根据一个人（在普查表上）选中的复选框来推测他身份的机会，变得更少了。”
2010年至 2020年间，美国所有县中有一半以上出现人口减少，而且几乎所有人口增长都发生在大都市区。与过去几十年来一样，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人口在5万以下的县平均人口都在减少。人口超过10万的县增长了9.1%，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涌向大都市和附近的郊区。
图2：今年6月，美国时代广场街景 东方IC图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和菲尼克斯为美国最大的五个城市。纽约人口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7.7%，维持了全美最大城市的位置。菲尼克斯的人口增速则超过前10名中的任何城市，取代费城成为全美第五大城市。
总体而言，86.3%的美国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万的大都会地区、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比2000年的调查上升了2个百分点。居住在不属于大都市的农村地区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2.8%。
新罕布什尔大学卡西学院的高级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斯·约翰逊（Kenneth Johnson）说，这些下降，是长期损失且令人不安的指标，因为这些趋势很少逆转。
“一旦自然衰退开始，几乎肯定会持续下去，”约翰逊说。“许多（人口减少的县）不再有人口恢复能力再次增长，最近的数据表明，这十年人口减少（规模）巨大。”
过去10年中，美国一半以上的县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阿片类药物的流行，缩短了全美各地的预期寿命。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三年里持续下降，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下降。
由于普查使用的是截至2020年4月1日的统计数据，因此其中并不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绝大多数影响。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今年4月26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1日，美国总人口为331449281人，相比2010年增长7.4%。自1790年有统计以来，这是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速第二低的十年，仅略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7.3%）。
《国会山报》12日指出，美国人口增速放缓，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产生严重影响，因为越来越少的劳动力需要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退休美国人。而受到疫情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和特朗普政府打击移民的影响，移民在过去十年也有所放缓。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也意味着一场关于重划选区的激烈党派斗争的开始。
美国将有六个州因人口增加，在明年获得更多众议院席位。其中，得克萨斯州将获得两个席位，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蒙大拿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勒冈州将各获得一个席位。另有七个州将在明年失去一个众议院席位，它们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分析人士称，共和党有可能通过重划选区，抹去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微弱优势。
#美国白人数量建国以来首次下降#
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过去10年，白人人口数量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下降。而跨族裔、西班牙裔和亚裔人口显著增长，成为2010年至202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根据此前公布的人口数据，过去10年间，美国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人口学家认为，白人人口下降，而更年轻的有色人种增速变快，将使美国变得更为多元化。
图1：美国人口调查局在推特上发布相关数据
从数据来看，美国在种族方面正变得更加多样化。非西班牙裔白人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占美国总人口的57.8%，不过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比例。过去10年间，这一族裔人口减少了8.6%。
外界认为，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白人人口的老龄化和出生率的急剧下降。
此外，跨族裔美国人数量大涨276%，从2010年的900万增至2020年的3380万。西班牙裔人口增长23%，亚裔人口增长35.5%，非裔人口增长5.6%。
西班牙裔或拉美裔人口稳步增长至621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8.7%，高于2000年的12.6%和2010年的16.4%。根据之前的估计，绝大多数的增长（约四分之三）来自在美国生孩子的人，而只有四分之一的增长是由于新移民进入美国。
过去10年里，亚裔美国人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少数族裔都快，达到2400万，比2010年增长了约20%。之前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移民。
所谓的跨族裔美国人，指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不止一个族裔的人。20年前，这一类别首次出现在人口普查表上，
斯坦福大学研究移民和社会流动的社会学家托马斯·吉门内斯（Tomás Jiménez）说：“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我们正处于一个奇怪的时代。与以往相比，我们在个人身份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与之前相比，我们根据一个人（在普查表上）选中的复选框来推测他身份的机会，变得更少了。”
2010年至 2020年间，美国所有县中有一半以上出现人口减少，而且几乎所有人口增长都发生在大都市区。与过去几十年来一样，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人口在5万以下的县平均人口都在减少。人口超过10万的县增长了9.1%，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涌向大都市和附近的郊区。
图2：今年6月，美国时代广场街景 东方IC图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和菲尼克斯为美国最大的五个城市。纽约人口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7.7%，维持了全美最大城市的位置。菲尼克斯的人口增速则超过前10名中的任何城市，取代费城成为全美第五大城市。
总体而言，86.3%的美国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万的大都会地区、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比2000年的调查上升了2个百分点。居住在不属于大都市的农村地区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2.8%。
新罕布什尔大学卡西学院的高级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斯·约翰逊（Kenneth Johnson）说，这些下降，是长期损失且令人不安的指标，因为这些趋势很少逆转。
“一旦自然衰退开始，几乎肯定会持续下去，”约翰逊说。“许多（人口减少的县）不再有人口恢复能力再次增长，最近的数据表明，这十年人口减少（规模）巨大。”
过去10年中，美国一半以上的县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阿片类药物的流行，缩短了全美各地的预期寿命。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三年里持续下降，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下降。
由于普查使用的是截至2020年4月1日的统计数据，因此其中并不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绝大多数影响。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今年4月26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1日，美国总人口为331449281人，相比2010年增长7.4%。自1790年有统计以来，这是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速第二低的十年，仅略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7.3%）。
《国会山报》12日指出，美国人口增速放缓，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产生严重影响，因为越来越少的劳动力需要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退休美国人。而受到疫情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和特朗普政府打击移民的影响，移民在过去十年也有所放缓。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也意味着一场关于重划选区的激烈党派斗争的开始。
美国将有六个州因人口增加，在明年获得更多众议院席位。其中，得克萨斯州将获得两个席位，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蒙大拿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勒冈州将各获得一个席位。另有七个州将在明年失去一个众议院席位，它们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分析人士称，共和党有可能通过重划选区，抹去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微弱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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