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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官上线啦~今天推荐的书籍是《文化苦旅》—— 余秋雨
《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寻求“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文人脚印”与“人生苦旅”仿佛镜头与滤光镜，一经重叠，登时聚现作家“文化人人生苦旅”这一“取景框”。背景（地域、景物）尽管移动变更——从文化胜地、名城到罕为人知的古人足迹，到原始洞穴、乡间小镇、海外侨居地；从牌坊、笔墨到夜雨、夜航船⋯⋯前景中飘然来去的却是一类人（文化人及少数与文化史有密切关系的非文化人）：诗人、画家、皇帝和官员、学者、乡村教师⋯⋯还有一个不识字的王道士。即使有些人的行迹已被知晓了，这次却是面对面的感受他们呻吟、挣扎和深藏的哀伤和遗憾。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圆篆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它们为观看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抑扬、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 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文人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

苏轼的状貌与画像
王水照

苏轼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这问题倒是时时萦绕脑际的。苏轼同时代的画家如李公麟、程怀立、何充、僧表祥、妙善及道士李得柔等都曾为他画过像，但真迹至今都已亡佚，沉晦无闻。我们选了一幅经过清初著名学者翁方纲鉴定过的东坡扶杖醉坐图，作为本书卷端的插图，是认为此图比较接近苏轼的原貌。这幅图像据传是依照李公麟的原画，由翁方纲请友人朱野云临摹的。黄庭坚《跋东坡书帖后》说：“庐州李伯时（即李公麟）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此幅画像与黄庭坚所说的“按藤杖”、“坐盘石”、“醉时意态”是吻合的，但朱野云所临摹的是否为李公麟原画，还是需要继续考证的。然而，此画的东坡形象，比照苏轼本人和当时其他人的有关记载来看，恰是完全相符的。依据这些记载材料，苏轼的容貌、身材特点是：
一、身材颀长。苏轼和弟弟苏辙都是高个子，苏辙说过“颀然仲（轼）与叔（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苏轼写给苏辙的诗，有“观汝长身”、“身如丘”句子（《次韵和子由善射》、《戏子由》），别人也说苏轼跟他弟弟一般高：“江边父老能说子（辙），白须红颊如君（轼）长”（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最直截了当是苏轼自称“七尺顽躯走世尘”（《宝山昼睡》），他的朋友孔武仲也明确描述他为“颀然八尺”（《东坡居士画怪石赋》），“七尺”、“八尺”，总是算高身材了。
二、眉疏目朗，眼神尤为炯然有光。这也见于孔武仲的《谒苏子瞻因寄》：“紫瞳烨烨双秀眉。”
三、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苏轼的名篇《传神记》，说到他“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仅从颧颊的影廓中即能辨认出是苏轼，说明他颧骨的特征最为显著突出，若是团团福相就不可能这样的了。
四、面容长形如圭，上下一方正、一尖圆。这见于米芾《苏东坡挽诗》：“方瞳正碧貌如圭。”
五、尤其重要的是须髯颇稀，后世多画成络腮胡子者，实离真像甚远。明人李东阳、清人翁方纲都分别指出“其多髯者妄也”，“世间所传丰颐多髯者非真也”（分见《题宋诸贤像后》、《跋坡公像三首》）。可举一则笑话为证。据《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所载：秦观多髯，苏轼取笑他。秦观机智地说：“君子多乎哉！”借用《论语》成句，表明“多髯”者乃是“君子”。苏轼立即打趣说：“小人樊须也。”也用《论语》成句，说明“繁须”（与“樊须”谐音）者却是“小人”！这则笑话正表明苏轼自己不是“多髯”。
朱野云临摹的这幅画，完全符合高身材、长脸型、颧骨突出、两颊清瘦、胡须颇稀的特点，只是描绘的乃是“醉态”，目光自然不能炯炯有神了。这是我们选中此画的缘故。

——《苏轼传》

元代道士的山水画，仙风道骨！

方从义（约1302-1393），元末著名道士画家，江西贵溪人。字无隅，号方壶、又号上清羽士、不芒道人、金门羽客、鬼谷山人。为龙虎山上清宫正一派道士，后离开龙虎山游历全国各地，往来于大江南北，由于不喜谈论时事，独好画，不久即思南归。

方从义的山水师法董巨、米氏父子，但能突破成法而有创造。

方从义擅画云山墨戏，笔致跌宕，意境苍茫，颇得董（源）、巨（然）、二米（米芾、米友仁）遗韵，在“元四家”外，与高克恭齐名。山水不拘小节，刻意造势，动感十足，高旷清远，自成一格。#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