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和北魏建国初期，“勋臣八姓”成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围绕在拓跋鲜卑部落联盟首领和拓跋君主周围，共同构成了拓跋君主近身的侍卫集团，这个群体最早应是部落酋长的扈从队。他们效忠于部落酋长，按照等级制度组织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大规模征战时， 他们就成为现成的军官团。什翼犍建国二年受封代王，“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原先的扈从队逐渐演变成了拓跋君主近旁的内侍集团。
在拓跋珪建国过程中，自什翼犍以来的职官大多沿而未改，只是在不断的增加补充，因此以“勋臣八姓”为代表的代北贵族成员，才能得以用 “扈从”或者说“近侍”的身份参与到北魏建国及道武帝朝的政治活动中，由于这种近侍集团既负责入值禁中、参与对外作战，还具有拾遗应对、传宣诏命的职责，因此是北魏内朝官的发轫。
穆氏的兴起与穆崇关系巨大，而穆崇最初的身份，当是拓跋珪的扈从，《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太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刘显谋逆，穆崇协助拓跋珪逃脱独孤部，此后窟咄之乱，人心浮动，穆崇又将部族成员拥护窟咄的阴谋泄露，从而使拓跋珪躲过一劫，其当时的身份，正是拓跋珪的近身随侍。贺赖氏因其部族实力强大，是北魏建国的主要支持者同时也是北魏建国的主要打击对象，在支持拓跋珪建国的贺赖氏成员中，也有出现在道武帝近旁的内侍官。
如贺悦，“(献明贺后)后从弟外朝大人悦举部随从，供奉尽礼。”外朝大人，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贺悦是道武帝时所设置的十三个外朝大人中的一个，是道武帝的宠信心腹，因此才有“时王业草创，爪牙心腹，多任亲近”之说。
如贺毗，“太祖爱其（道生）慎重，使掌机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道武帝时期的左右近侍，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什翼键) 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 无常员， 或至百数， 侍直禁中， 传宜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而四位在道武身边的内侍，当是这些左右近侍中最为核心的成员，掌握国家机密、参与决策，并以此身份出入禁中、传递诏命。
尉氏也有成员以拓跋珪扈从的身份参与到北魏建国之中。贺染干密谋杀害避难在贺赖部的拓跋珪，尉古真向其泄密使其得以逃脱，也被认为是道武帝的“元从二十一人”之一，其与拓跋珪的关系，与穆崇类似，都是道武帝身旁近侍。此后道武帝建国，尉古真立下军功，“破卫辰子直力鞮，复击慕容宝于参合陂，又从平中原，”这是身旁近侍参与军事征战的表现，也为尉氏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魏建国初期，以拓跋珪的扈从队、近侍身份参与到拓跋珪建立国家过程中的“勋臣八姓”主要就是以上三大代人贵族的成员，这为穆氏、贺氏、尉氏后世在北魏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上三大代人贵族成员，之所以能以这种身份参与到北魏建国之中，主要是因为其出身地位，并非是部落大人，且拥有过人的才干和忠诚，才有可能成为拓跋珪的亲密侍从。如穆崇，“崇机捷便辟，少以盗窃为事。”
其所在部落的大人当是丑善，而丑善在道武帝时，率部归附，立下军功，并任命其为“天部大人”来统率鲜卑部族之一部。贺毗属贺赖部成员应无异议，但关于贺毗的生平事迹不见于史载，亦证明其出身地位绝非部落大人之后，而由于贺赖部实力强大，成了道武帝建国必须打击的力量，导致贺赖部大人贺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才给了贺毗近身随侍拓跋珪的机会。
尉古真同样并非部落大人之后，尉迟部部落大人当是尉元之父目斤，“元，字苟仁，代人也。世为豪宗。父目斤，勇略闻于当时，”这说明，拓跋珪建国时期，部落大人凭借自身实力，反而不能成为拓跋君主的扈从和内侍，历史则给了这些出身相对较低的代北胡族机会，使他们通过侍从在拓跋君主身边的机会，获得了建功立勋的机会，奠定了这些家族在北魏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历史#
在拓跋珪建国过程中，自什翼犍以来的职官大多沿而未改，只是在不断的增加补充，因此以“勋臣八姓”为代表的代北贵族成员，才能得以用 “扈从”或者说“近侍”的身份参与到北魏建国及道武帝朝的政治活动中，由于这种近侍集团既负责入值禁中、参与对外作战，还具有拾遗应对、传宣诏命的职责，因此是北魏内朝官的发轫。
穆氏的兴起与穆崇关系巨大，而穆崇最初的身份，当是拓跋珪的扈从，《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太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刘显谋逆，穆崇协助拓跋珪逃脱独孤部，此后窟咄之乱，人心浮动，穆崇又将部族成员拥护窟咄的阴谋泄露，从而使拓跋珪躲过一劫，其当时的身份，正是拓跋珪的近身随侍。贺赖氏因其部族实力强大，是北魏建国的主要支持者同时也是北魏建国的主要打击对象，在支持拓跋珪建国的贺赖氏成员中，也有出现在道武帝近旁的内侍官。
如贺悦，“(献明贺后)后从弟外朝大人悦举部随从，供奉尽礼。”外朝大人，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贺悦是道武帝时所设置的十三个外朝大人中的一个，是道武帝的宠信心腹，因此才有“时王业草创，爪牙心腹，多任亲近”之说。
如贺毗，“太祖爱其（道生）慎重，使掌机密，与贺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诏命。”道武帝时期的左右近侍，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什翼键) 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 无常员， 或至百数， 侍直禁中， 传宜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而四位在道武身边的内侍，当是这些左右近侍中最为核心的成员，掌握国家机密、参与决策，并以此身份出入禁中、传递诏命。
尉氏也有成员以拓跋珪扈从的身份参与到北魏建国之中。贺染干密谋杀害避难在贺赖部的拓跋珪，尉古真向其泄密使其得以逃脱，也被认为是道武帝的“元从二十一人”之一，其与拓跋珪的关系，与穆崇类似，都是道武帝身旁近侍。此后道武帝建国，尉古真立下军功，“破卫辰子直力鞮，复击慕容宝于参合陂，又从平中原，”这是身旁近侍参与军事征战的表现，也为尉氏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魏建国初期，以拓跋珪的扈从队、近侍身份参与到拓跋珪建立国家过程中的“勋臣八姓”主要就是以上三大代人贵族的成员，这为穆氏、贺氏、尉氏后世在北魏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上三大代人贵族成员，之所以能以这种身份参与到北魏建国之中，主要是因为其出身地位，并非是部落大人，且拥有过人的才干和忠诚，才有可能成为拓跋珪的亲密侍从。如穆崇，“崇机捷便辟，少以盗窃为事。”
其所在部落的大人当是丑善，而丑善在道武帝时，率部归附，立下军功，并任命其为“天部大人”来统率鲜卑部族之一部。贺毗属贺赖部成员应无异议，但关于贺毗的生平事迹不见于史载，亦证明其出身地位绝非部落大人之后，而由于贺赖部实力强大，成了道武帝建国必须打击的力量，导致贺赖部大人贺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才给了贺毗近身随侍拓跋珪的机会。
尉古真同样并非部落大人之后，尉迟部部落大人当是尉元之父目斤，“元，字苟仁，代人也。世为豪宗。父目斤，勇略闻于当时，”这说明，拓跋珪建国时期，部落大人凭借自身实力，反而不能成为拓跋君主的扈从和内侍，历史则给了这些出身相对较低的代北胡族机会，使他们通过侍从在拓跋君主身边的机会，获得了建功立勋的机会，奠定了这些家族在北魏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历史#
#佛经[超话]#《了凡四训》，印光法师怎么评价？
《了凡四训》，一部数百年来影响无数人的励志宝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善书”和“东方励志奇书”。
《了凡四训》揭示了改造命运的秘诀，认识命运真相，明辨善恶标准，改过迁善。这是明代袁了凡先生写给儿子的家训，他用亲身经历告诫儿子不要被“命”字束缚手脚，其实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命自我作，福自己求。
印光法师一生倡印《了凡四训》《安士全书》和《感应篇汇编》这三部善书，总计数百万册，流通量之大，实属罕见！
《了凡四训》一书，阐明了佛法的根本道理，它是佛法的基础和修行学佛的基础。因此印光法师对这部书极为推崇，在世时印了百万余册。以此挽回世道人心，实乃印祖真实智慧与无尽悲心的表征！
现恭录印光法师关于《了凡四训》的开示，以启信心，依教奉行。
1.《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袁了凡四训铸板流通序》云：“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文理俱畅，豁人心目，读之自有欣欣向荣、亟欲取法之势，洵淑世良谟也。”
2.《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重刻安士全书序二》云：“窃以袁了凡四训为改过迁善之嘉言，俞净意一记为至诚格天之懿行，其发挥事理操持工夫，最为严厉纯笃、精详曲尽。”
3.《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复岳明寿居士书》云：“《了凡四训》（一本），此书文理精微周到，一切人均当熟读。”
4.《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化凡居士书》云：“汝既读《文钞》《安士书》《了凡四训》等，以此自行化他，足可绰绰有余。”
5.《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慧朗居士书》云：“袁了凡遇孔先生，算其前后诸事一一皆验，遂谓命有一定。后蒙云谷禅师开示，兢业修持，孔生所算，一毫不应。然了凡乃一贤者，使其妄作非为，则孔生所算亦当不灵。是知圣贤训世，唯重修持；如来教人，亦复如是。”
6.《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募修云谷禅师塔院序》云：“其得其传而融通儒释，使灵山泗水心法俱彰者，僧则憨山大师，俗则了凡袁公，为最显著之人也。……果能人各依云谷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之训，笃实做去，则五福三多悉萃厥身，天灾人祸绝闻于世，功勋罔测，利益莫名。谅不至惜彼五家所共之财，而不作此三生有幸之福也。”
7.《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叶沚芬居士书一》云：“人生世间，寿夭穷通，皆由宿因所致。而有大善大恶者，则亦有转祸为福、转福为祸之种种不同。以故圣贤皆注意于修持，佛法亦注重于忏悔也。能忏悔往愆，聿修厥德，则一切受用皆非宿业所感之旧矣。宜详阅袁了凡《立命篇》，则可悉知。”
8.《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叶沚芬居士书一》云：“汝果能如俞净意，袁了凡，改过修持。岂但贤子复锡自佛天，当必亲身直入圣域矣。”
9.《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高邵麟居士书一》云：“况阁下年当六八，续娶三妻，但止生女，即此可征宿世现生皆少栽培。今欲转回天心，必须真实改过迁善，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笃实做去，断未有不蒙感格而满所愿者。且勿谓吾家素寒，不能广积阴德，大行方便。须知身口意三业皆恶，即莫大之恶；倘三业皆善，即莫大之善。”
10.《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永嘉某居士书六》云：“《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是知智慧德相乃生佛所同，即性德也；有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生佛迥异，即修德也。修德有顺有逆。顺性而修，愈修愈近，修极而彻证，证而了无所得；逆性而修，愈修愈远，修极而永堕恶道，堕而了无所失。了此，则愚者可贤，贤者可愚，寿者可夭，夭者可寿，富贵贫贱及与子孙之蕃衍灭绝，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则有凭据者亦可无凭据，无凭据者亦可有凭据。如山之高不可登，人不能由，不妨凿岩设砌，则绝顶亦可直到矣。古今人不知随心造业、随心转业之义，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弄得前功尽弃，尚且遗害累劫。若不修德，即亲身做到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与夫位极人臣声势赫奕之宰辅地位，有不即世而身戮门灭者哉！是亲得者皆无凭也。袁了凡颇会此义，故一切所享者，皆非前因所定也。前因俗所谓天。天定者胜人，谓前因之难转也；人定者亦可胜天，谓兢业修持，则前因不足恃，是以现因为因而消灭前因也。若恣意妄为则反是。了此，则欲愚者贤、庸平者超拔，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与随时善教而已。”
11.《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邓新安居士书》云：“倘尤恐鉴察不及，当取孚佑帝君功过格著实行去，则超凡入圣、断惑证真，于震旦国中，当推君为第一矣。功过格乃明云谷禅师传袁了凡者，切不可谓其落索而藐视之。”
12.《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复永嘉某居士书一》云：“宋葛繁之日行利人事，赵阅道之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袁了凡之立命，周梦颜之著书，莫不汲汲然企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因果，示罪福，使人知举心动念，天地鬼神无不悉知悉见。虽欲欺人，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见，而有所不敢。从兹勉力为善，实心戒恶。”
13.《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复卓智立居士书七》云：“谈命宜以袁了凡《立命篇》为本，则无论何人均可获益。于此留心，其益大矣。而《改过》《积善》《谦德》三篇之意，均可相机为说，较之良医活人，功德更大。”
《了凡四训》，一部数百年来影响无数人的励志宝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善书”和“东方励志奇书”。
《了凡四训》揭示了改造命运的秘诀，认识命运真相，明辨善恶标准，改过迁善。这是明代袁了凡先生写给儿子的家训，他用亲身经历告诫儿子不要被“命”字束缚手脚，其实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命自我作，福自己求。
印光法师一生倡印《了凡四训》《安士全书》和《感应篇汇编》这三部善书，总计数百万册，流通量之大，实属罕见！
《了凡四训》一书，阐明了佛法的根本道理，它是佛法的基础和修行学佛的基础。因此印光法师对这部书极为推崇，在世时印了百万余册。以此挽回世道人心，实乃印祖真实智慧与无尽悲心的表征！
现恭录印光法师关于《了凡四训》的开示，以启信心，依教奉行。
1.《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袁了凡四训铸板流通序》云：“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文理俱畅，豁人心目，读之自有欣欣向荣、亟欲取法之势，洵淑世良谟也。”
2.《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重刻安士全书序二》云：“窃以袁了凡四训为改过迁善之嘉言，俞净意一记为至诚格天之懿行，其发挥事理操持工夫，最为严厉纯笃、精详曲尽。”
3.《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复岳明寿居士书》云：“《了凡四训》（一本），此书文理精微周到，一切人均当熟读。”
4.《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化凡居士书》云：“汝既读《文钞》《安士书》《了凡四训》等，以此自行化他，足可绰绰有余。”
5.《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慧朗居士书》云：“袁了凡遇孔先生，算其前后诸事一一皆验，遂谓命有一定。后蒙云谷禅师开示，兢业修持，孔生所算，一毫不应。然了凡乃一贤者，使其妄作非为，则孔生所算亦当不灵。是知圣贤训世，唯重修持；如来教人，亦复如是。”
6.《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募修云谷禅师塔院序》云：“其得其传而融通儒释，使灵山泗水心法俱彰者，僧则憨山大师，俗则了凡袁公，为最显著之人也。……果能人各依云谷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之训，笃实做去，则五福三多悉萃厥身，天灾人祸绝闻于世，功勋罔测，利益莫名。谅不至惜彼五家所共之财，而不作此三生有幸之福也。”
7.《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叶沚芬居士书一》云：“人生世间，寿夭穷通，皆由宿因所致。而有大善大恶者，则亦有转祸为福、转福为祸之种种不同。以故圣贤皆注意于修持，佛法亦注重于忏悔也。能忏悔往愆，聿修厥德，则一切受用皆非宿业所感之旧矣。宜详阅袁了凡《立命篇》，则可悉知。”
8.《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叶沚芬居士书一》云：“汝果能如俞净意，袁了凡，改过修持。岂但贤子复锡自佛天，当必亲身直入圣域矣。”
9.《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高邵麟居士书一》云：“况阁下年当六八，续娶三妻，但止生女，即此可征宿世现生皆少栽培。今欲转回天心，必须真实改过迁善，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笃实做去，断未有不蒙感格而满所愿者。且勿谓吾家素寒，不能广积阴德，大行方便。须知身口意三业皆恶，即莫大之恶；倘三业皆善，即莫大之善。”
10.《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永嘉某居士书六》云：“《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是知智慧德相乃生佛所同，即性德也；有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生佛迥异，即修德也。修德有顺有逆。顺性而修，愈修愈近，修极而彻证，证而了无所得；逆性而修，愈修愈远，修极而永堕恶道，堕而了无所失。了此，则愚者可贤，贤者可愚，寿者可夭，夭者可寿，富贵贫贱及与子孙之蕃衍灭绝，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则有凭据者亦可无凭据，无凭据者亦可有凭据。如山之高不可登，人不能由，不妨凿岩设砌，则绝顶亦可直到矣。古今人不知随心造业、随心转业之义，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弄得前功尽弃，尚且遗害累劫。若不修德，即亲身做到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与夫位极人臣声势赫奕之宰辅地位，有不即世而身戮门灭者哉！是亲得者皆无凭也。袁了凡颇会此义，故一切所享者，皆非前因所定也。前因俗所谓天。天定者胜人，谓前因之难转也；人定者亦可胜天，谓兢业修持，则前因不足恃，是以现因为因而消灭前因也。若恣意妄为则反是。了此，则欲愚者贤、庸平者超拔，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与随时善教而已。”
11.《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复邓新安居士书》云：“倘尤恐鉴察不及，当取孚佑帝君功过格著实行去，则超凡入圣、断惑证真，于震旦国中，当推君为第一矣。功过格乃明云谷禅师传袁了凡者，切不可谓其落索而藐视之。”
12.《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复永嘉某居士书一》云：“宋葛繁之日行利人事，赵阅道之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袁了凡之立命，周梦颜之著书，莫不汲汲然企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因果，示罪福，使人知举心动念，天地鬼神无不悉知悉见。虽欲欺人，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见，而有所不敢。从兹勉力为善，实心戒恶。”
13.《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复卓智立居士书七》云：“谈命宜以袁了凡《立命篇》为本，则无论何人均可获益。于此留心，其益大矣。而《改过》《积善》《谦德》三篇之意，均可相机为说，较之良医活人，功德更大。”
老子和孔子的对话，流传百世的千古智慧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曾有过一次相会，他们的畅言，留下了千古美谈。
让我们细细倾听，在研读和品味中，感知古圣先贤的胸襟和才智！
孔子周游列国，处处宣传行仁慈、复周礼、施仁政，
但诸侯国群起纷争，个个都想称雄称雄，
巴望高人献计献策富国强兵，
而孔子却通知他们不要争斗称雄，
而要善待大众，善待其他诸侯国，实施仁政，
这让狼子野心的诸侯们很不爽。
处处受阻的孔子曾经多次问礼于老子，
老子对孔子一味强调仁慈礼乐不以为然。
一次老子送行孔子，赠言道：
“吾闻之，富有者送人以财，善良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罹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牢记。”
孔子磕头道：“弟子必定谨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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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孔丘叹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日夜!黄河之水飞跃不息，人之岁月消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老子道：“人生六合之间，乃与六合一体也。六合，天然之物也;人生，亦天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改动，犹如六合有春、夏、秋、冬之替换，有何悲乎？生于天然，死于天然，任其天然，则赋性不乱；不任天然，奔忙于善良之间，则赋性纠缠。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路不行，善良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时间短，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六合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斗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天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天然之理、天然之道也。顺天然之理而趋，遵天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善良哉？津津于礼乐而倡善良，则违人之赋性远矣!犹如人伐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
孔丘曰：“水有何德？”
老子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世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全国莫柔弱于水，而攻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丘闻言，茅塞顿开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世人处上，水独处下;世人处易，水独处险;世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在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允许说：“与世无争，则全国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晦气，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莫测高深。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低，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日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
“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不然，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老子曰：“欲观大路，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六合以内，环宇以外。六合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一样。所同者，皆顺天然而生灭也，皆随天然而行止也。知其不一样，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一样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
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
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日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仍然故我，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内心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毕生难忘。弟子将禀承不怠，以谢先生之恩。”
说完，恋恋不舍地离别老子。
据说孔子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访问老子，可得见乎？”
孔子道：“见之！”
弟子问：“老子何样?”
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故?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问渊深而莫测，志向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改动。老聃，真吾师也！
孔子晚年，思维受老子影响，专注著书育人不再寻求功名，思维转向中庸，但他的作品多为其弟子收拾其言其行所著，其倡议仁与礼的中心思维仍然没有改动。孔子与老子思维的交融的地方，体现在他对易经的解读中。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曾有过一次相会，他们的畅言，留下了千古美谈。
让我们细细倾听，在研读和品味中，感知古圣先贤的胸襟和才智！
孔子周游列国，处处宣传行仁慈、复周礼、施仁政，
但诸侯国群起纷争，个个都想称雄称雄，
巴望高人献计献策富国强兵，
而孔子却通知他们不要争斗称雄，
而要善待大众，善待其他诸侯国，实施仁政，
这让狼子野心的诸侯们很不爽。
处处受阻的孔子曾经多次问礼于老子，
老子对孔子一味强调仁慈礼乐不以为然。
一次老子送行孔子，赠言道：
“吾闻之，富有者送人以财，善良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罹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牢记。”
孔子磕头道：“弟子必定谨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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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孔丘叹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日夜!黄河之水飞跃不息，人之岁月消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老子道：“人生六合之间，乃与六合一体也。六合，天然之物也;人生，亦天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改动，犹如六合有春、夏、秋、冬之替换，有何悲乎？生于天然，死于天然，任其天然，则赋性不乱；不任天然，奔忙于善良之间，则赋性纠缠。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路不行，善良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时间短，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六合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斗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天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天然之理、天然之道也。顺天然之理而趋，遵天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善良哉？津津于礼乐而倡善良，则违人之赋性远矣!犹如人伐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
孔丘曰：“水有何德？”
老子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世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全国莫柔弱于水，而攻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丘闻言，茅塞顿开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世人处上，水独处下;世人处易，水独处险;世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在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允许说：“与世无争，则全国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晦气，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莫测高深。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低，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日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
“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不然，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老子曰：“欲观大路，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六合以内，环宇以外。六合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一样。所同者，皆顺天然而生灭也，皆随天然而行止也。知其不一样，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一样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
孔子问：“观其同，有何乐哉？”
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日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仍然故我，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内心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毕生难忘。弟子将禀承不怠，以谢先生之恩。”
说完，恋恋不舍地离别老子。
据说孔子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访问老子，可得见乎？”
孔子道：“见之！”
弟子问：“老子何样?”
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故?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问渊深而莫测，志向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改动。老聃，真吾师也！
孔子晚年，思维受老子影响，专注著书育人不再寻求功名，思维转向中庸，但他的作品多为其弟子收拾其言其行所著，其倡议仁与礼的中心思维仍然没有改动。孔子与老子思维的交融的地方，体现在他对易经的解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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