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生命活下来，都有适者生存的智慧
植物有“智慧”吗？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我们会有不同的答案。一方面，植物没有大脑和神经中枢，不会像动物一样思考，所以可以说，植物并没有生理学意义上的“智慧”。
但另一方面，不管是高山、荒漠、陆地，还是海洋，植物无处不在，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各式各样的自然环境，把种群扩散到地球上每一个可以扩散的角落。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植物确确实实拥有生存的“大智慧”。
作为自然界中最主要的生产者，植物供给了生态系统中绝大多数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是人类得以存续、文明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
植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不管是多极端的环境，严寒或是酷暑，干旱或是潮湿，它们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在适应环境中体现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顽强智慧。
高寒山地地区，棉头风毛菊和雪绒花的叶片上就长着一层厚厚的毛，不仅能保暖，还能防止高海拔地区强烈紫外线的烧灼。塔黄和天山雪莲，通过演化出巨大的花苞，成为花序的温房。
干旱的荒漠，骆驼刺，它的地上部分只有几十厘米高，可根系却可以扎到15米以下。阿尔泰独尾草则在夏季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等夏天过去后再开始生长。
热带雨林中，很多热带树木都进化出了板根，这种树根能大大提升树木的稳定性，让其不容易被刮倒。菠萝蜜的树冠层非常茂密，它就选择在树干上开花结果，充分利用雨林里宝贵的空间。
海边的红树林，海水会定期淹没树根树干，红树植物就研发出了氧气储存技术，为此，它们演化出了特殊的呼吸根。角果木等红树植物选择了“胎生策略”，它们的果实成熟后，长到一定程度后再掉下来。
“适应环境”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植物不仅要应对各种自然气候，还要有效地从外界环境中获得生长必需的各种养料。这时，植物就表现出了“拿来主义”的智慧。
猪笼草打起了昆虫的主意，靠捕食昆虫补充营养。它的盖子其实是用来挡雨的，因为猪笼草生活在雨水丰富的热带地区，如果瓶子进水，那它的陷阱就彻底失灵了，细节把握相当到位。
捕虫植物是从昆虫身上获取营养，另一类植物则更加直接，专门靠夺取其他植物的养料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寄生植物。
天麻与蜜环菌就是一对共生生物，蜜环菌侵入天麻体内，不仅没法分解天麻，反而还会被天麻当作食物给消化掉。但天麻一旦开花，生命周期就会结束，这时候就会丧失对蜜环菌的抵抗力，最终成为蜜环菌的养料。
回看植物本身，看看在自身结构中，植物又体现了哪些智慧？我们常说被子植物的六大器官：根、茎、叶、花、果实、种子。
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还得是花，因为花承担着繁衍后代这一最重要的使命。最直接的策略是分化出雌雄异株，也就是植物分化出性别，某些植株只开雄花，另一些植株只开雌花，通过这种两性分化的策略，植物就能完全避免自花传粉。
在种子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植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智慧。承平日久，它们还是会“留一手”，时不时地给自己的种群做个“备份”。
植物是如何帮助人类增进智慧的？某些植物的颜色可以随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并由此发明了石蕊试纸，推动了化学的发展。用水浸泡出的五倍子浸出液，能和铁生成稳定的黑色溶液，是一种性能优良不沉淀的高质量墨水。
在遗传学领域，一种名为拟南芥的植物，堪称最优秀的“模式植物”，它的基因组很小，染色体也很少，它还个头小、生长周期短，能快速大量繁殖，实验成本也比较低，大大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
在神经生物学领域，植物也有着你肯定想不到的重要应用。辣根体内能提取出一种过氧化物酶，这种酶可以作为神经生物学研究中的示踪剂。
植物在亿万年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它们在靠这种智慧遍布地球的同时，也帮助人类在各个领域增加了认识、推动了文明和科技进程。
植物有“智慧”吗？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我们会有不同的答案。一方面，植物没有大脑和神经中枢，不会像动物一样思考，所以可以说，植物并没有生理学意义上的“智慧”。
但另一方面，不管是高山、荒漠、陆地，还是海洋，植物无处不在，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各式各样的自然环境，把种群扩散到地球上每一个可以扩散的角落。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植物确确实实拥有生存的“大智慧”。
作为自然界中最主要的生产者，植物供给了生态系统中绝大多数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是人类得以存续、文明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
植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不管是多极端的环境，严寒或是酷暑，干旱或是潮湿，它们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在适应环境中体现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顽强智慧。
高寒山地地区，棉头风毛菊和雪绒花的叶片上就长着一层厚厚的毛，不仅能保暖，还能防止高海拔地区强烈紫外线的烧灼。塔黄和天山雪莲，通过演化出巨大的花苞，成为花序的温房。
干旱的荒漠，骆驼刺，它的地上部分只有几十厘米高，可根系却可以扎到15米以下。阿尔泰独尾草则在夏季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等夏天过去后再开始生长。
热带雨林中，很多热带树木都进化出了板根，这种树根能大大提升树木的稳定性，让其不容易被刮倒。菠萝蜜的树冠层非常茂密，它就选择在树干上开花结果，充分利用雨林里宝贵的空间。
海边的红树林，海水会定期淹没树根树干，红树植物就研发出了氧气储存技术，为此，它们演化出了特殊的呼吸根。角果木等红树植物选择了“胎生策略”，它们的果实成熟后，长到一定程度后再掉下来。
“适应环境”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植物不仅要应对各种自然气候，还要有效地从外界环境中获得生长必需的各种养料。这时，植物就表现出了“拿来主义”的智慧。
猪笼草打起了昆虫的主意，靠捕食昆虫补充营养。它的盖子其实是用来挡雨的，因为猪笼草生活在雨水丰富的热带地区，如果瓶子进水，那它的陷阱就彻底失灵了，细节把握相当到位。
捕虫植物是从昆虫身上获取营养，另一类植物则更加直接，专门靠夺取其他植物的养料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寄生植物。
天麻与蜜环菌就是一对共生生物，蜜环菌侵入天麻体内，不仅没法分解天麻，反而还会被天麻当作食物给消化掉。但天麻一旦开花，生命周期就会结束，这时候就会丧失对蜜环菌的抵抗力，最终成为蜜环菌的养料。
回看植物本身，看看在自身结构中，植物又体现了哪些智慧？我们常说被子植物的六大器官：根、茎、叶、花、果实、种子。
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还得是花，因为花承担着繁衍后代这一最重要的使命。最直接的策略是分化出雌雄异株，也就是植物分化出性别，某些植株只开雄花，另一些植株只开雌花，通过这种两性分化的策略，植物就能完全避免自花传粉。
在种子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植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智慧。承平日久，它们还是会“留一手”，时不时地给自己的种群做个“备份”。
植物是如何帮助人类增进智慧的？某些植物的颜色可以随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并由此发明了石蕊试纸，推动了化学的发展。用水浸泡出的五倍子浸出液，能和铁生成稳定的黑色溶液，是一种性能优良不沉淀的高质量墨水。
在遗传学领域，一种名为拟南芥的植物，堪称最优秀的“模式植物”，它的基因组很小，染色体也很少，它还个头小、生长周期短，能快速大量繁殖，实验成本也比较低，大大推动了遗传学的发展。
在神经生物学领域，植物也有着你肯定想不到的重要应用。辣根体内能提取出一种过氧化物酶，这种酶可以作为神经生物学研究中的示踪剂。
植物在亿万年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它们在靠这种智慧遍布地球的同时，也帮助人类在各个领域增加了认识、推动了文明和科技进程。
战术胜利与战略布局
对于巴希尔二世，人们很容易去回顾他的战绩，但是如果不把几十年后帝国的衰亡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看不清历史的脉络。首先我们看北线，是否要如此彻底的打垮和征服保加利亚是有疑问的，当时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确实扩张地很猛，对帝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狠狠打击一下是不行的，但在将其完全吞并后，就需要由帝国自己来独自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欧洲Christ 教军事力量的冲击，并非全都是好处。不过当然，和下面将要论述的其它问题相比，这确实不算太大的事，东线才是真正反映了战略决策对国防安全影响的范本。巴希尔二世在晚年动用帝国力量肢解并部分吞并亚美尼亚是典型的一招臭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军事战略时，提到过利用缓冲国增强边界防线抵御强大敌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同样一片地区、同样多的一批人民，到底是作为大帝国的一个边境行省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军事能力是不同的。一个独立国家会以高得多的效率来使用资源增强自己的军力，并且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反击外敌。因此帝国周边存在一些并不是那么恭顺的中小势力并不完全是坏事，只要这些势力不会强大到威胁自身安全，帝国就要学会和他们共存而不是整天琢磨要把对方赶尽杀绝，因为很可能在更远方有更加强大和野蛮的敌人。巴希尔二世在部分吞并了亚美尼亚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着力去加强这个地区的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的重塑，而是放任这个地区长期处于混乱和虚弱状态中，结果使得东部边境表面上边界线往东推进了，但实际的防御能力却大大下降。
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那个问题：并不是打个胜仗消灭一个邻国就是对本国有益的煌煌武功，有时候也许一仗都不打，让邻国好好的立在那里就是最好的结果。比如唐玄宗曾利用军事打击和内部瓦解摧毁了和唐帝国有所交恶的突骑施，而这个突骑施曾经是大唐在中亚地区打击阿拉伯帝国入侵、压制各种反叛势力的代理人，虽然它肯定也有自己的野心和桀骜不驯的地方，但是在摧毁了它之后，阿拉伯人北上侵入河间地的通道就被打开，唐朝不得不面对要么放弃葱岭以西的统治，要么自己直接插手的两难选择，一开始唐帝国选择的是后者，其加强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的兵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和阿拉伯帝国正面相撞，然后就发生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发生在公元751年的阿拉伯联军击败唐军的怛罗斯之战。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巴希尔二世其实是运气很好的，他在位时期，北方的保加利亚王国已经不如其第一王朝时那样强大，神圣罗马帝国等欧洲势力的压力暂时也没那么大，而阿拉伯世界因为分裂为若干个大小势力，其军事威胁也大大减小了，之前的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已经收复了小亚细亚原先丢失的地区并打下了安条克等叙利亚北部地区，同时小亚细亚军区制的成熟和大军事贵族势力的稳固，都让这个方向的防御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弱点。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保持自己内部的稳定，并有效削弱保加利亚人的势力，帝国的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巴希尔二世应该做的就是像屋大维那样，为帝国划出一条成本最低而又最容易组织防御的边界线，任何试图攫取额外的领土和财富的行动都很可能是徒劳无益乃至危险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早有范例，如雄才大略的图拉真皇帝一生最大的两件军功都是越出了屋大维所划出的帝国边界，其一是击败帕提亚帝国并征服了两河流域直达波斯湾，但几乎就在几年之后罗马就不得不退出了这些新征服的领土回到其传统边界线，而其二就是征服了现在罗马尼亚地区的达契亚，这里好一些，罗马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随着边境压力的增大也不得不撤出并退回到多瑙河以南。
而巴希尔二世在历史中的做法则等于将东部的大门敞开，然后就坐下来休息并祈祷没有强敌到来，但可惜历史从不配合人们的一厢情愿，具有强大军事组织和技能并信仰了Islam 教的突厥人很快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位置，构成了新一波凶猛的军事扩张浪潮，他们到来后轻松穿透了亚美尼亚人的地区并越过罗斯山脉冲进小亚细亚，对帝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内部机制的失灵
外部战略没有处理好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拜占庭偏偏在内部也在衰败中，巴希尔二世的几十年对内铁腕统治固然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权力，但其打击削弱军事贵族的政策无疑削弱了帝国内部的军事能力。当然，这不全是他个人的错误导致的，如前所述，巴希尔二世是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平叛才踩着东部军事贵族的尸体坐稳了皇位，这就使得他一方面对这些军事贵族从骨子里不信任，其次他也第一次获得了可以压制这个势力的能力，因此他执政时期内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压制和削弱这些军事贵族，将土地和农兵从他们手里夺走，表面上还给农民，但实际上大量资源最终流入了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而我们都很清楚，一个依靠高素质农民的帝国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农民普遍被依附于大地主，那么这个帝国的高素质兵源就会枯竭，军事能力就会衰败，中国是如此，拜占庭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巴希尔二世在位时十分依赖以北欧瓦兰吉卫队为代表的雇佣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帝国军队的生态，短期内似乎拜占庭在对外战争中依旧威风不减，但实际的防御能力是缓慢而持续的下降的。
而更可笑的是，巴希尔二世在私生活的态度也加速了帝国力量的瓦解，他做了60多年的皇帝，可是和中国那些皇帝儿孙多到老皇帝记不清儿孙不同，他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于是最终是他的弟弟也就是君士坦丁八世接班，这倒是有点像卡斯特罗的做派，但可想而知他的弟弟也不会年轻，而且他这个弟弟虽然比他的绝户头做派好一点，但也只是有3个女儿，于是为了避免将来女婿掌权作乱，就索性将女儿赶去修道院一直不嫁。至于他自己则完全不像巴希尔二世那样铁腕勤政，而是任由权力被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掌控，自己忙着饮酒作乐，于是在他死后，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争斗中，他的两个女儿佐伊和狄奥多拉先后成为帝国的女皇，但是这期间帝国的权力中枢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从而把可能的军政调整机会给错失。这种混乱甚至在马其顿王朝结束后也依旧在延续，因此当塞尔柱突厥人的大军出现在东部领土内时，帝国的应对能力已经大不如前，曼齐刻尔特战役看似偶然，但背后诸多必然是不能忽视的。尤其要注意的是，一个具有强大内在力量的国家是可以承受一次惨重失败的，如罗马共和国时期曾承受过坎尼那样的惨败，然后依旧可以反推迦太基。归根结底，曼齐刻尔特不过是拜占庭在11世纪中持续的衰败结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说回到巴希尔二世，2012年华尔街曾经搞过一个颇具娱乐意味的全世界历史上最富有人物的评选，这位巴希尔二世荣登第二位，依靠不断的没收土地和垄断贸易，其个人财产换算到现在不少于2000亿美元，其个人小金库之大，在他的继任者期间被拿出来花掉竟然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币值稳定。其实关于这方面，经济学家会站出来有话说，当社会财富被大规模收集起来藏到库房，对整个经济是有很强的负面作用的，因为大量的财富不参与到流通，就会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萎缩，比如隋文帝杨坚这个人就是个敛财好手，他在位期间在洛阳等地建造的规模宏大的粮仓存的粮食历经隋末唐初的战乱甚至到唐朝都没吃完。但是杨坚至少是给国家在敛财，巴希尔二世这种对小金库的执着就看不出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好处了。
总之拜占庭帝国在巴希尔二世时不管是对外战争的胜利还是领土的扩张都看似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这却是一个留给后人的大坑，哪怕之后最终拨乱反正试图中兴的曼努埃尔王朝不乏能力出众、试图力挽狂澜的帝王，但是帝国的危机已经太深，而外部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这些都让拜占庭帝国无可避免地迎来它的黄昏--西面的威尼斯海上贸易强权不断侵蚀拜占庭的利益，甚至左右了十字军对拜占庭的侵略，而突厥人逐渐吞噬掉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拜占庭失去了主要的军区和产马地，再也难以组建强大的军队，哪怕塞尔柱突厥人的国家衰亡后，继之而起的奥斯曼突厥帝国却更加强大，并最终在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最后则演化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土耳其。
有时候不免遐想一下，假如1071年拜占庭或者准确地说是罗马帝国顶住了突厥人的浪潮，那么它也许真的可以坚持到现在，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后，最终演化为一个叫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就将面对一个延续了2700年的国家，那种感觉也许会十分奇妙。
对于巴希尔二世，人们很容易去回顾他的战绩，但是如果不把几十年后帝国的衰亡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看不清历史的脉络。首先我们看北线，是否要如此彻底的打垮和征服保加利亚是有疑问的，当时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确实扩张地很猛，对帝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不狠狠打击一下是不行的，但在将其完全吞并后，就需要由帝国自己来独自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欧洲Christ 教军事力量的冲击，并非全都是好处。不过当然，和下面将要论述的其它问题相比，这确实不算太大的事，东线才是真正反映了战略决策对国防安全影响的范本。巴希尔二世在晚年动用帝国力量肢解并部分吞并亚美尼亚是典型的一招臭棋，在分析罗马帝国的军事战略时，提到过利用缓冲国增强边界防线抵御强大敌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同样一片地区、同样多的一批人民，到底是作为大帝国的一个边境行省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军事能力是不同的。一个独立国家会以高得多的效率来使用资源增强自己的军力，并且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反击外敌。因此帝国周边存在一些并不是那么恭顺的中小势力并不完全是坏事，只要这些势力不会强大到威胁自身安全，帝国就要学会和他们共存而不是整天琢磨要把对方赶尽杀绝，因为很可能在更远方有更加强大和野蛮的敌人。巴希尔二世在部分吞并了亚美尼亚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着力去加强这个地区的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的重塑，而是放任这个地区长期处于混乱和虚弱状态中，结果使得东部边境表面上边界线往东推进了，但实际的防御能力却大大下降。
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那个问题：并不是打个胜仗消灭一个邻国就是对本国有益的煌煌武功，有时候也许一仗都不打，让邻国好好的立在那里就是最好的结果。比如唐玄宗曾利用军事打击和内部瓦解摧毁了和唐帝国有所交恶的突骑施，而这个突骑施曾经是大唐在中亚地区打击阿拉伯帝国入侵、压制各种反叛势力的代理人，虽然它肯定也有自己的野心和桀骜不驯的地方，但是在摧毁了它之后，阿拉伯人北上侵入河间地的通道就被打开，唐朝不得不面对要么放弃葱岭以西的统治，要么自己直接插手的两难选择，一开始唐帝国选择的是后者，其加强了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的兵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和阿拉伯帝国正面相撞，然后就发生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发生在公元751年的阿拉伯联军击败唐军的怛罗斯之战。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巴希尔二世其实是运气很好的，他在位时期，北方的保加利亚王国已经不如其第一王朝时那样强大，神圣罗马帝国等欧洲势力的压力暂时也没那么大，而阿拉伯世界因为分裂为若干个大小势力，其军事威胁也大大减小了，之前的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已经收复了小亚细亚原先丢失的地区并打下了安条克等叙利亚北部地区，同时小亚细亚军区制的成熟和大军事贵族势力的稳固，都让这个方向的防御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弱点。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保持自己内部的稳定，并有效削弱保加利亚人的势力，帝国的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巴希尔二世应该做的就是像屋大维那样，为帝国划出一条成本最低而又最容易组织防御的边界线，任何试图攫取额外的领土和财富的行动都很可能是徒劳无益乃至危险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早有范例，如雄才大略的图拉真皇帝一生最大的两件军功都是越出了屋大维所划出的帝国边界，其一是击败帕提亚帝国并征服了两河流域直达波斯湾，但几乎就在几年之后罗马就不得不退出了这些新征服的领土回到其传统边界线，而其二就是征服了现在罗马尼亚地区的达契亚，这里好一些，罗马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随着边境压力的增大也不得不撤出并退回到多瑙河以南。
而巴希尔二世在历史中的做法则等于将东部的大门敞开，然后就坐下来休息并祈祷没有强敌到来，但可惜历史从不配合人们的一厢情愿，具有强大军事组织和技能并信仰了Islam 教的突厥人很快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位置，构成了新一波凶猛的军事扩张浪潮，他们到来后轻松穿透了亚美尼亚人的地区并越过罗斯山脉冲进小亚细亚，对帝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内部机制的失灵
外部战略没有处理好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拜占庭偏偏在内部也在衰败中，巴希尔二世的几十年对内铁腕统治固然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权力，但其打击削弱军事贵族的政策无疑削弱了帝国内部的军事能力。当然，这不全是他个人的错误导致的，如前所述，巴希尔二世是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平叛才踩着东部军事贵族的尸体坐稳了皇位，这就使得他一方面对这些军事贵族从骨子里不信任，其次他也第一次获得了可以压制这个势力的能力，因此他执政时期内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压制和削弱这些军事贵族，将土地和农兵从他们手里夺走，表面上还给农民，但实际上大量资源最终流入了新贵族和大地主手里。而我们都很清楚，一个依靠高素质农民的帝国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农民普遍被依附于大地主，那么这个帝国的高素质兵源就会枯竭，军事能力就会衰败，中国是如此，拜占庭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巴希尔二世在位时十分依赖以北欧瓦兰吉卫队为代表的雇佣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帝国军队的生态，短期内似乎拜占庭在对外战争中依旧威风不减，但实际的防御能力是缓慢而持续的下降的。
而更可笑的是，巴希尔二世在私生活的态度也加速了帝国力量的瓦解，他做了60多年的皇帝，可是和中国那些皇帝儿孙多到老皇帝记不清儿孙不同，他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于是最终是他的弟弟也就是君士坦丁八世接班，这倒是有点像卡斯特罗的做派，但可想而知他的弟弟也不会年轻，而且他这个弟弟虽然比他的绝户头做派好一点，但也只是有3个女儿，于是为了避免将来女婿掌权作乱，就索性将女儿赶去修道院一直不嫁。至于他自己则完全不像巴希尔二世那样铁腕勤政，而是任由权力被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掌控，自己忙着饮酒作乐，于是在他死后，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争斗中，他的两个女儿佐伊和狄奥多拉先后成为帝国的女皇，但是这期间帝国的权力中枢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从而把可能的军政调整机会给错失。这种混乱甚至在马其顿王朝结束后也依旧在延续，因此当塞尔柱突厥人的大军出现在东部领土内时，帝国的应对能力已经大不如前，曼齐刻尔特战役看似偶然，但背后诸多必然是不能忽视的。尤其要注意的是，一个具有强大内在力量的国家是可以承受一次惨重失败的，如罗马共和国时期曾承受过坎尼那样的惨败，然后依旧可以反推迦太基。归根结底，曼齐刻尔特不过是拜占庭在11世纪中持续的衰败结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说回到巴希尔二世，2012年华尔街曾经搞过一个颇具娱乐意味的全世界历史上最富有人物的评选，这位巴希尔二世荣登第二位，依靠不断的没收土地和垄断贸易，其个人财产换算到现在不少于2000亿美元，其个人小金库之大，在他的继任者期间被拿出来花掉竟然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币值稳定。其实关于这方面，经济学家会站出来有话说，当社会财富被大规模收集起来藏到库房，对整个经济是有很强的负面作用的，因为大量的财富不参与到流通，就会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萎缩，比如隋文帝杨坚这个人就是个敛财好手，他在位期间在洛阳等地建造的规模宏大的粮仓存的粮食历经隋末唐初的战乱甚至到唐朝都没吃完。但是杨坚至少是给国家在敛财，巴希尔二世这种对小金库的执着就看不出对社会经济有什么好处了。
总之拜占庭帝国在巴希尔二世时不管是对外战争的胜利还是领土的扩张都看似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这却是一个留给后人的大坑，哪怕之后最终拨乱反正试图中兴的曼努埃尔王朝不乏能力出众、试图力挽狂澜的帝王，但是帝国的危机已经太深，而外部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这些都让拜占庭帝国无可避免地迎来它的黄昏--西面的威尼斯海上贸易强权不断侵蚀拜占庭的利益，甚至左右了十字军对拜占庭的侵略，而突厥人逐渐吞噬掉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拜占庭失去了主要的军区和产马地，再也难以组建强大的军队，哪怕塞尔柱突厥人的国家衰亡后，继之而起的奥斯曼突厥帝国却更加强大，并最终在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最后则演化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土耳其。
有时候不免遐想一下，假如1071年拜占庭或者准确地说是罗马帝国顶住了突厥人的浪潮，那么它也许真的可以坚持到现在，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后，最终演化为一个叫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就将面对一个延续了2700年的国家，那种感觉也许会十分奇妙。
#历史那些事[超话]#1984年，美国地质学家毫不客气地评论道：“中国的地动仪造型简单，原理错误，对地震的反应还没居民敏感！”一时间，连国人都开始怀疑张衡的地动仪。
公元138年，洛阳城内，一个奇怪的巨型机器忽然发出“叮”的一声，机身上对着西北方向的龙头，吐出一颗龙珠，掉落在与之联动的蟾蜍嘴里。
张衡皱着眉拿起这颗珠子，对旁人说：“西北有地震发生了！”这话引起了众人的哄笑，“这都没有感觉，哪里来的地震！”“就凭这一个小珠子你就说地震，也未免太过草率了。”张衡不语。
三天后，信使来报：陇西发生地震，二郡山崩！大家听后，纷纷赞叹张衡的这块铜疙瘩神奇。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能够感知地震的仪器，然而随着朝代的更迭，地动仪仅仅存在70年，就遭到毁坏，地动仪的制造方法只有简单的几句记录，从此，地动仪就失传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国家倡导博物馆复原一批能够代表华夏文明的古代器物，进行展览和宣传。
燕京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王振铎借此研究起地动仪的相关知识，经过多方钻研，他终于有了突破，1951年，他根据“倒立直杆原理”，成功复原出了一台1:10的地动仪模型，引起世界轰动。
甚至，这台复原地动仪还被联合国安排和太空展物一起展览。
然而，人红是非多，随着复原地动仪的名气越来越大，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各国学者纷纷指出，利用“倒立直杆原理”是错误的，根本无法判断地震。
再多的理论也经不住实践的考验。1988年，地动仪在日本奈良参展时，观众询问解说员，这台地动仪如何测试敏感度，解说员手足无措，只能用棍子捅了一下，龙头的珠子才掉落在蟾蜍嘴里。
不仅如此，就连王振铎的朋友傅承义院士也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原理根本就是错的！就算是在房梁上吊块肉来检测，也比你这个地动仪强！”
随之，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涌之而来，逐渐延伸到了张衡和我国古代科技身上，奥地利学者雷立柏曾发表观点：“中国学者对地动仪如此痴迷，这是华夏科学停滞不前的表现。”
这一切都在刺痛着中国人的心，我们引以为傲的地动仪，怎么可能只是个摆设？！可1800多年过去了，谁又能证明张衡的地动仪真如史料记载？
2002年，中科院教授冯锐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监测地震的两个原理（“倒立直杆原理”和“悬垂摆原理”）哪个是对的？
“悬垂摆原理”是英国地震学家米尔恩提出的，它是通过悬吊在空中的物品，比如吊灯等，看这些东西是否摇晃，来判断是否地震。
受到记者启发，冯锐突然意识到如果“倒立直杆原理”是错误的，那有没有可能，地动仪是按照“悬垂摆原理”工作的？
有了这个想法，冯锐激动不已，他反复推算得出，如果是按照“倒立直杆原理”工作，那根据史书记载，地动仪里面的那根立杆需要高达2米，但直径只能有1.5毫米，这样的话，杆子是根本立不起来的。
这就说明，地动仪的工作原理真的搞错了！
2004年，河南博物院经人介绍找到冯锐，合作复原张衡的地动仪，这一课题也得到了国家地震局的鼎力支持。
在文史专家、地震学家、测绘专家等多方专业人员的合作下，冯锐有了足够的信心。考虑到东汉时期的地质情况，冯锐还前往当年汉代放置地动仪的灵台密室进行研究。
在多方配合下，冯锐很快就取得了成果，2005年，冯锐小组终于成功复原了新的地动仪，这台复原地动仪和之前王振铎的那一台略有不同，龙头下方的蟾蜍是和主体相连的，虽然造型不如之前的美观，但是经过严密的测算实验，这台地动仪数据准确，没有一次误触发，达到了史书中关于张衡地动仪所描述的水平。
这个结果，让冯锐课题组的所有成员激动不已，他们终于把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地动仪复原了出来！
新的地动仪经过原理汇报、展览演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有人问冯锐，他的复原地动仪是不是完美复原了张衡的那一台，冯锐笑笑说：“只能说这是目前最接近那一台的。”
在冯锐的心中，张衡的那台地动仪比这台复原的更加精妙神奇，只是目前无法验证，而他能做的，就是消除质疑的声音，为张衡和中国古代科技正名！
不论是王振铎还是冯锐，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守护我们古代的灿烂文化，我们如今能做的，就是努力的守护它，“继往圣之绝学”，让华夏文明能够传承下去！
#创作力计划#
文：嗖嗖嗖
公元138年，洛阳城内，一个奇怪的巨型机器忽然发出“叮”的一声，机身上对着西北方向的龙头，吐出一颗龙珠，掉落在与之联动的蟾蜍嘴里。
张衡皱着眉拿起这颗珠子，对旁人说：“西北有地震发生了！”这话引起了众人的哄笑，“这都没有感觉，哪里来的地震！”“就凭这一个小珠子你就说地震，也未免太过草率了。”张衡不语。
三天后，信使来报：陇西发生地震，二郡山崩！大家听后，纷纷赞叹张衡的这块铜疙瘩神奇。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能够感知地震的仪器，然而随着朝代的更迭，地动仪仅仅存在70年，就遭到毁坏，地动仪的制造方法只有简单的几句记录，从此，地动仪就失传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国家倡导博物馆复原一批能够代表华夏文明的古代器物，进行展览和宣传。
燕京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王振铎借此研究起地动仪的相关知识，经过多方钻研，他终于有了突破，1951年，他根据“倒立直杆原理”，成功复原出了一台1:10的地动仪模型，引起世界轰动。
甚至，这台复原地动仪还被联合国安排和太空展物一起展览。
然而，人红是非多，随着复原地动仪的名气越来越大，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各国学者纷纷指出，利用“倒立直杆原理”是错误的，根本无法判断地震。
再多的理论也经不住实践的考验。1988年，地动仪在日本奈良参展时，观众询问解说员，这台地动仪如何测试敏感度，解说员手足无措，只能用棍子捅了一下，龙头的珠子才掉落在蟾蜍嘴里。
不仅如此，就连王振铎的朋友傅承义院士也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原理根本就是错的！就算是在房梁上吊块肉来检测，也比你这个地动仪强！”
随之，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涌之而来，逐渐延伸到了张衡和我国古代科技身上，奥地利学者雷立柏曾发表观点：“中国学者对地动仪如此痴迷，这是华夏科学停滞不前的表现。”
这一切都在刺痛着中国人的心，我们引以为傲的地动仪，怎么可能只是个摆设？！可1800多年过去了，谁又能证明张衡的地动仪真如史料记载？
2002年，中科院教授冯锐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监测地震的两个原理（“倒立直杆原理”和“悬垂摆原理”）哪个是对的？
“悬垂摆原理”是英国地震学家米尔恩提出的，它是通过悬吊在空中的物品，比如吊灯等，看这些东西是否摇晃，来判断是否地震。
受到记者启发，冯锐突然意识到如果“倒立直杆原理”是错误的，那有没有可能，地动仪是按照“悬垂摆原理”工作的？
有了这个想法，冯锐激动不已，他反复推算得出，如果是按照“倒立直杆原理”工作，那根据史书记载，地动仪里面的那根立杆需要高达2米，但直径只能有1.5毫米，这样的话，杆子是根本立不起来的。
这就说明，地动仪的工作原理真的搞错了！
2004年，河南博物院经人介绍找到冯锐，合作复原张衡的地动仪，这一课题也得到了国家地震局的鼎力支持。
在文史专家、地震学家、测绘专家等多方专业人员的合作下，冯锐有了足够的信心。考虑到东汉时期的地质情况，冯锐还前往当年汉代放置地动仪的灵台密室进行研究。
在多方配合下，冯锐很快就取得了成果，2005年，冯锐小组终于成功复原了新的地动仪，这台复原地动仪和之前王振铎的那一台略有不同，龙头下方的蟾蜍是和主体相连的，虽然造型不如之前的美观，但是经过严密的测算实验，这台地动仪数据准确，没有一次误触发，达到了史书中关于张衡地动仪所描述的水平。
这个结果，让冯锐课题组的所有成员激动不已，他们终于把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地动仪复原了出来！
新的地动仪经过原理汇报、展览演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有人问冯锐，他的复原地动仪是不是完美复原了张衡的那一台，冯锐笑笑说：“只能说这是目前最接近那一台的。”
在冯锐的心中，张衡的那台地动仪比这台复原的更加精妙神奇，只是目前无法验证，而他能做的，就是消除质疑的声音，为张衡和中国古代科技正名！
不论是王振铎还是冯锐，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守护我们古代的灿烂文化，我们如今能做的，就是努力的守护它，“继往圣之绝学”，让华夏文明能够传承下去！
#创作力计划#
文：嗖嗖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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