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联赛# 北京时间7日凌晨,中国男足将再次启程奔赴阿联酋沙迦,参加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与阿曼队、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目前中国队一胜三负排名小组第五,出线形势不容乐观。
失去主场、成绩压力、用人争议、伤病困扰……巨大的挑战,正摆在中国队主教练李铁面前。临行前,李铁接受新华社专访表示,球队现阶段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但全队上下都很努力。自己有信心能够带领球队在后续比赛中发挥出水平,力拼对手,争取更好的比赛结果。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中国队主教练李铁(前)在场边指挥。
失去主场:积极面对挑战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队主场对阵阿曼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两场比赛调整至阿联酋沙迦举行。李铁的球队,再一次失去了主场。
“所有人都知道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有多重要。结束在西亚的封闭集训回国后,球员们都很期待能在国内踢这两个主场比赛,不少球员都计划让家人过来看球,但现实就是这样不如意。”李铁说,“最终我们只能去积极面对,怎么能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打出更好的成绩,让球员有更好的状态,就是我唯一能考虑的东西。”
李铁坦言,这一结果让很多球员都产生了较大的心理波动。“刚得到确切消息的时候,不少球员的心理落差是较大的。我们这段时间最大的困难就是做通球员的思想工作,每个球员想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调整能力也不一样。我们都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也只能通过以前的认知,想办法给球员一些帮助。我一直跟球员讲,这是必须要经历的,只能自己去积极调整。”
“让我感动的是球员们依然能够坚持,也非常努力地训练。从这个角度讲,我对球员没有什么可不满的。但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他们肯定还没达到自己的最高水平。教练组也在持续帮助球员们调整,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一点。”李铁表示。
虽然无法在国内比赛,但李铁认为近一个月回国调整,仍然对球队有很大帮助。“球员们今年3月开始就一直在封闭。这两天我们解除隔离,球员们能够见见家人。你能明显感觉到球员是开心的,不用再做多余的工作了。希望球员们都能带着一个好心情去沙迦,去战斗。”
人员调整:尊重球员选择
11月5日,中国队在官方社交媒体公布,郭田雨、韦世豪、王上源、尹鸿博因家庭原因离队,高准翼也因伤病原因不能随队出征。
“作为教练来说,我希望能把所有球员一起带去沙迦。郭田雨他们四个都是因为极其特殊的家庭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某些球员训练态度不满意,或者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国家队。球队也一直在跟球员沟通,家庭对每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我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也必须保护球员的隐私。”李铁说。
李铁介绍,高准翼是在11月3日的内部热身赛中大腿拉伤,大概需要两周的恢复时间,无法赶上后面的两场比赛。
在3日的热身赛中,守门员王大雷也遭受伤病影响。“大雷的伤没有那么严重,需要三到五天的恢复。其实他完全可以因伤选择不去沙迦,但我们征求球员意见时,他跟教练组表达了强烈的求战欲望,说只要能为国家队做贡献,哪怕只是去训练都愿意。球员的这种态度让我非常高兴。”李铁说。
8月18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上海集训,备战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我们也想过补招其他球员,但因为很多中超球队都在放假,球员们没有一个好状态,选择变得很有限。唯一可行的就是从参加足协杯的球队中选人,但我们还得替俱乐部考虑,同时要了解球员的身体状态。经过沟通,我们决定还是带着现有的团队去沙迦。”李铁表示。
用人争议:坦然面对质疑
在3日的热身赛中,中国队先后以3:0和2:1战胜深圳队和浙江队,李铁对球员们表现出的状态表示满意。“目前没法判断的就是到西亚经历气候变化后,球员们是否还能保持住这样的状态,这需要去了沙迦继续观察。同时这是在没有压力环境下的比赛,如果在正式比赛中球员们依然能达到这样的体能数据和精神状态,那就太好了。”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热身赛中,归化球员阿兰和洛国富都打满90分钟,并且各进一球。这也是这两位球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首次打满全场。“在这两个月的集训里,阿兰和洛国富训练很努力,身体机能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李铁说。
“教练组一直在利用科技手段对球员们各项身体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球队的情况,也没有人比我更想赢下比赛。不管是哪位球员,只要他达到比赛要求,能够帮助到球队,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派他上场。”李铁说。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对于外界的用人质疑,李铁表示自己会坦然面对。“作为一名主教练,这是无可避免的。以前我做球员的时候,也会有不理解教练决定的时候。很多业内的朋友包括范志毅、朱广沪指导,还有一些媒体都在和我交流,他们认为球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也会告诉我。我非常愿意和专业人士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教练团队是非常开放的。”
总结比赛:洞察解决问题
在12强赛前四场比赛中,中国队先是连续负于澳大利亚和日本队,之后补时绝杀越南队,然后又2:3惜败于沙特队。总结前四场比赛,李铁认为球队整体状态呈上升的趋势。
“这四场比赛,球队确实暴露出很多不足,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改进。如果要总结的话,首场比赛对阵澳大利亚的上半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整个12强赛前两场比赛,球队表现也并不好。”李铁表示,“特殊的中超联赛赛制下,球员们身体状态很疲劳。因为疫情原因,球员们也长期缺乏高质量的热身赛去提高(水平),一上来并不太适应12强赛的比赛节奏。”
10月7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2战胜越南队。中国队球员武磊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李铁并不认为球队存在任何轻视对手的思想。“国家队比赛没有小比赛。哪怕是热身赛,如果球员在场上有一丁点松懈的情绪,我都会发脾气。如果你轻敌,就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但你也可以看到球员在球场上的努力,整个球队的拼劲和面对比赛的积极态度,包括在场上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的这种精神,几场比赛下来是有很大改进的。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让球员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尽可能去踢积极的足球。这需要球员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有良好的备战环境。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在尽量解决。”李铁表示。
“其实球队现在这种非常规的备战方式,并不符合足球规律。最好是能够踢三、四场联赛,然后踢两场国家队比赛,之后球员们再回家休息踢联赛。但是因为疫情和其他各种原因,我们必须要克服困难。没有教练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封闭集训,这三个月也让我成长了很多,球队也在成长。”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对于球队现阶段的困难,李铁表示自己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从接手球队开始,我一直都有面对困难的准备。从当球员到当教练,我经历过上百场国家队比赛,我经历了中国足球的最巅峰和最低谷,我太清楚国家队比赛的起起伏伏。1997年的大连金州(球迷喊‘换李铁’),2001年在西安同样的事情我又经历了一次,这些经历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每天沾枕头就能睡着,任何情况我都能相对心态平和地去面对。”
“四场比赛下来,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也有支持的声音,我都可以接受。这几天在上海,碰到很多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都在跟我说加油,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这都是我能真实感受到的,他们都是真心希望中国足球好。”李铁说,“我们球队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有这样的信心。”
成绩压力:努力发挥水平
在目前的小组积分形势下,中国队要想保留世界杯出线希望,与阿曼队的比赛至关重要。李铁表示,自己并不会在现阶段去考虑积分情况。
“一直以来,我都是把每一场国家队比赛都当做我人生的最后一场比赛来对待。我只需要考虑去打好每一场比赛。只要你准备好了,自然就会取得好成绩。后面的比赛就是让球队按照我们的方向一点一点往前走,把我认为正确的信息传递给球员,一步一步来解决球队的问题,去争取更好的结果。”
李铁表示,他非常理解球迷们对中国队的期望。“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面对现实,把自己的位置放低,去力拼每一个对手。”
“从我接手国家队以来,我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希望我们能在比赛当中,不管是面对多强的球队,都能够相对正常地发挥水平,而不是每次到场上只发挥60%到70%,这一点我非常在意。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把各种不好的客观因素都抛掉,把握住球员的思想,让球队能够正常发挥。”李铁说。
球队发展:鼓励球员留洋
谈到为何有些球员无法在12强赛中发挥出正常水平,李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经历的高水平比赛太少。
“我作为球员的时候,在英超联赛踢球,每天对位的都是维埃拉、斯科尔斯这个级别的球员。当我回到国家队,面对亚洲球队的中场,我根本不会感到紧张。(孙)继海在曼城踢球,他回来面对亚洲的边锋,他会紧张吗?”李铁说,“只有当你经历过高水平的比赛,才能够得到提高。”
“留洋是让球员提升的最好方法,这也是最近十年解决中国足球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为青训需要时间。所以我现在特别鼓励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出国。我告诉他们,能出去越快越好,我会给你们最大的帮助。别怕踢不上去,一定要去试去经历,这才是未来要走的路。对于武磊也是一样,再难也要坚持。”李铁说,“我们这次去沙迦,如果能够有十几个球员是从欧洲过来,像武磊一样正常踢联赛保持状态,那么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
“把相对有潜力的年轻一代尽早送出去,在未来他们能够达到国家队的水平。其实不一定要去五大联赛,去瑞士、瑞典、苏格兰,还有英冠、德乙这些二级联赛都能提高。希望现在的年轻球员都能有这样的想法和目标。”李铁说。
失去主场、成绩压力、用人争议、伤病困扰……巨大的挑战,正摆在中国队主教练李铁面前。临行前,李铁接受新华社专访表示,球队现阶段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但全队上下都很努力。自己有信心能够带领球队在后续比赛中发挥出水平,力拼对手,争取更好的比赛结果。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中国队主教练李铁(前)在场边指挥。
失去主场:积极面对挑战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队主场对阵阿曼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两场比赛调整至阿联酋沙迦举行。李铁的球队,再一次失去了主场。
“所有人都知道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有多重要。结束在西亚的封闭集训回国后,球员们都很期待能在国内踢这两个主场比赛,不少球员都计划让家人过来看球,但现实就是这样不如意。”李铁说,“最终我们只能去积极面对,怎么能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打出更好的成绩,让球员有更好的状态,就是我唯一能考虑的东西。”
李铁坦言,这一结果让很多球员都产生了较大的心理波动。“刚得到确切消息的时候,不少球员的心理落差是较大的。我们这段时间最大的困难就是做通球员的思想工作,每个球员想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调整能力也不一样。我们都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也只能通过以前的认知,想办法给球员一些帮助。我一直跟球员讲,这是必须要经历的,只能自己去积极调整。”
“让我感动的是球员们依然能够坚持,也非常努力地训练。从这个角度讲,我对球员没有什么可不满的。但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他们肯定还没达到自己的最高水平。教练组也在持续帮助球员们调整,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一点。”李铁表示。
虽然无法在国内比赛,但李铁认为近一个月回国调整,仍然对球队有很大帮助。“球员们今年3月开始就一直在封闭。这两天我们解除隔离,球员们能够见见家人。你能明显感觉到球员是开心的,不用再做多余的工作了。希望球员们都能带着一个好心情去沙迦,去战斗。”
人员调整:尊重球员选择
11月5日,中国队在官方社交媒体公布,郭田雨、韦世豪、王上源、尹鸿博因家庭原因离队,高准翼也因伤病原因不能随队出征。
“作为教练来说,我希望能把所有球员一起带去沙迦。郭田雨他们四个都是因为极其特殊的家庭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某些球员训练态度不满意,或者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国家队。球队也一直在跟球员沟通,家庭对每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我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也必须保护球员的隐私。”李铁说。
李铁介绍,高准翼是在11月3日的内部热身赛中大腿拉伤,大概需要两周的恢复时间,无法赶上后面的两场比赛。
在3日的热身赛中,守门员王大雷也遭受伤病影响。“大雷的伤没有那么严重,需要三到五天的恢复。其实他完全可以因伤选择不去沙迦,但我们征求球员意见时,他跟教练组表达了强烈的求战欲望,说只要能为国家队做贡献,哪怕只是去训练都愿意。球员的这种态度让我非常高兴。”李铁说。
8月18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上海集训,备战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我们也想过补招其他球员,但因为很多中超球队都在放假,球员们没有一个好状态,选择变得很有限。唯一可行的就是从参加足协杯的球队中选人,但我们还得替俱乐部考虑,同时要了解球员的身体状态。经过沟通,我们决定还是带着现有的团队去沙迦。”李铁表示。
用人争议:坦然面对质疑
在3日的热身赛中,中国队先后以3:0和2:1战胜深圳队和浙江队,李铁对球员们表现出的状态表示满意。“目前没法判断的就是到西亚经历气候变化后,球员们是否还能保持住这样的状态,这需要去了沙迦继续观察。同时这是在没有压力环境下的比赛,如果在正式比赛中球员们依然能达到这样的体能数据和精神状态,那就太好了。”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热身赛中,归化球员阿兰和洛国富都打满90分钟,并且各进一球。这也是这两位球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首次打满全场。“在这两个月的集训里,阿兰和洛国富训练很努力,身体机能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李铁说。
“教练组一直在利用科技手段对球员们各项身体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球队的情况,也没有人比我更想赢下比赛。不管是哪位球员,只要他达到比赛要求,能够帮助到球队,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派他上场。”李铁说。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对于外界的用人质疑,李铁表示自己会坦然面对。“作为一名主教练,这是无可避免的。以前我做球员的时候,也会有不理解教练决定的时候。很多业内的朋友包括范志毅、朱广沪指导,还有一些媒体都在和我交流,他们认为球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也会告诉我。我非常愿意和专业人士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教练团队是非常开放的。”
总结比赛:洞察解决问题
在12强赛前四场比赛中,中国队先是连续负于澳大利亚和日本队,之后补时绝杀越南队,然后又2:3惜败于沙特队。总结前四场比赛,李铁认为球队整体状态呈上升的趋势。
“这四场比赛,球队确实暴露出很多不足,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改进。如果要总结的话,首场比赛对阵澳大利亚的上半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整个12强赛前两场比赛,球队表现也并不好。”李铁表示,“特殊的中超联赛赛制下,球员们身体状态很疲劳。因为疫情原因,球员们也长期缺乏高质量的热身赛去提高(水平),一上来并不太适应12强赛的比赛节奏。”
10月7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2战胜越南队。中国队球员武磊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李铁并不认为球队存在任何轻视对手的思想。“国家队比赛没有小比赛。哪怕是热身赛,如果球员在场上有一丁点松懈的情绪,我都会发脾气。如果你轻敌,就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但你也可以看到球员在球场上的努力,整个球队的拼劲和面对比赛的积极态度,包括在场上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的这种精神,几场比赛下来是有很大改进的。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让球员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尽可能去踢积极的足球。这需要球员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有良好的备战环境。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在尽量解决。”李铁表示。
“其实球队现在这种非常规的备战方式,并不符合足球规律。最好是能够踢三、四场联赛,然后踢两场国家队比赛,之后球员们再回家休息踢联赛。但是因为疫情和其他各种原因,我们必须要克服困难。没有教练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封闭集训,这三个月也让我成长了很多,球队也在成长。”
10月12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客场以2比3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对于球队现阶段的困难,李铁表示自己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从接手球队开始,我一直都有面对困难的准备。从当球员到当教练,我经历过上百场国家队比赛,我经历了中国足球的最巅峰和最低谷,我太清楚国家队比赛的起起伏伏。1997年的大连金州(球迷喊‘换李铁’),2001年在西安同样的事情我又经历了一次,这些经历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每天沾枕头就能睡着,任何情况我都能相对心态平和地去面对。”
“四场比赛下来,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也有支持的声音,我都可以接受。这几天在上海,碰到很多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都在跟我说加油,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这都是我能真实感受到的,他们都是真心希望中国足球好。”李铁说,“我们球队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有这样的信心。”
成绩压力:努力发挥水平
在目前的小组积分形势下,中国队要想保留世界杯出线希望,与阿曼队的比赛至关重要。李铁表示,自己并不会在现阶段去考虑积分情况。
“一直以来,我都是把每一场国家队比赛都当做我人生的最后一场比赛来对待。我只需要考虑去打好每一场比赛。只要你准备好了,自然就会取得好成绩。后面的比赛就是让球队按照我们的方向一点一点往前走,把我认为正确的信息传递给球员,一步一步来解决球队的问题,去争取更好的结果。”
李铁表示,他非常理解球迷们对中国队的期望。“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面对现实,把自己的位置放低,去力拼每一个对手。”
“从我接手国家队以来,我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希望我们能在比赛当中,不管是面对多强的球队,都能够相对正常地发挥水平,而不是每次到场上只发挥60%到70%,这一点我非常在意。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把各种不好的客观因素都抛掉,把握住球员的思想,让球队能够正常发挥。”李铁说。
球队发展:鼓励球员留洋
谈到为何有些球员无法在12强赛中发挥出正常水平,李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经历的高水平比赛太少。
“我作为球员的时候,在英超联赛踢球,每天对位的都是维埃拉、斯科尔斯这个级别的球员。当我回到国家队,面对亚洲球队的中场,我根本不会感到紧张。(孙)继海在曼城踢球,他回来面对亚洲的边锋,他会紧张吗?”李铁说,“只有当你经历过高水平的比赛,才能够得到提高。”
“留洋是让球员提升的最好方法,这也是最近十年解决中国足球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为青训需要时间。所以我现在特别鼓励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出国。我告诉他们,能出去越快越好,我会给你们最大的帮助。别怕踢不上去,一定要去试去经历,这才是未来要走的路。对于武磊也是一样,再难也要坚持。”李铁说,“我们这次去沙迦,如果能够有十几个球员是从欧洲过来,像武磊一样正常踢联赛保持状态,那么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
“把相对有潜力的年轻一代尽早送出去,在未来他们能够达到国家队的水平。其实不一定要去五大联赛,去瑞士、瑞典、苏格兰,还有英冠、德乙这些二级联赛都能提高。希望现在的年轻球员都能有这样的想法和目标。”李铁说。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杀人的语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手里,他们却拒绝称其为“杀害女性”】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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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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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晚安晚安[em]e400846[/em],世上没有一个永远不被毁谤的人,也没有一个永远被赞叹的人。当你付出时,有人会批评你;当你收获时,有人会批评你;当你旁观时,还是有人会批评你。没有人是不被批评的,只管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让别人去说吧。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安然以对;既然耳根不净,不如清净自心;既然不能如愿,不如一笑释然。晚安~ https://t.cn/AiKODi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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