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移民趋势：从大都市向小城区的加速转移
（温德尔考克斯 04/13/2022）
在过去十年后期，随着美国国内移民向大都市地区的减少，国内移民开始迁移到较小的都市地区 (CBSA)。“国内分散化迁徙加速（甚至在 Covid 之前） ”中涵盖了这一趋势。根据人口普查局的估计，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尤其是在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的年度。
图 1 显示了 2010-2015 年、2015-2020 年三个时期内，按核心统计区（大都市区和小都市区）以及 CBSA 以外地区（注 1 ）规模的年度国内净移民百分比和 2020-2021 年。在每个最大的 CBSA 人口类别（1,000,000 及以上）中，最小的国内净移民发生在 2020-2021 年，只有 1,000,000 至 2,499,999 类别增加。较小的人口类别在 2020-2021 年实现了最大的国内净移民数字。与此同时，CBSA 以外的地区（不要与农村地区混淆，见注 2）在 2020-2021 年的百分比增幅最大。
所有人口类别的人口变化数据如图 2 所示。
CBSA 人口的国内移民
最大的大都市区——2010 年拥有超过 1000 万居民的两个特大城市，在 2010-2015 年已经失去了数十万净国内移民，到 2020-2021 年，他们的损失增加了两倍多。纽约损失了 385,000，而洛杉矶损失了 205,000。
第二大城市人口类别（2010 年为 5,000,000 至 9,999,999）在 2010-2015 年略有增长，但到 2021 年减少了 151,000 人。然而，这一类别包括国内移民净增长第二大的大都市区达拉斯-沃思堡，该地区增加了 54,000 名国内移民。亚特兰大获得 25,000 人，休斯顿获得 24,000 人。芝加哥损失了 109,000，而华盛顿 (DC-VA-MD-WV) 损失了 67,000，迈阿密也是如此（负 55,000）。
第三大都市人口类别（2010 年为 2,500,000 至 4,999,999）在前两个时期都有年度增长，但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减少了 141,000 人。这一类别中增幅最大的是坦帕-圣。圣彼得堡有 42,000 人，其次是 Riverside-San Bernardino，有 35,000 人。去年，Riverside-San Bernardino 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旧金山，成为加州第二大都会区。最大的国内移民净损失在旧金山，为负 129,000，波士顿为负 48,000，西雅图为负 31,000。西雅图是一个真正的惊喜，因为它近年来一直是全国国内移民的领导者。
2010 年人口在 1,000,000 至 2,499,999 人之间的大都市地区在所有三个时期都实现了年度净国内移民增长。2020-2021 年增幅最大的是奥斯汀，为 40,000 人，圣安东尼奥为 26,000 人，它们的城市核心相距仅 80 英里。杰克逊维尔获得了 25,000 人，夏洛特获得了 24,000 人，罗利获得了 22,000 人。最大的损失是在圣何塞，为负 61,000。
向主要大都市地区（四大类别——2010 年超过 1,000,000 人）的国内净移民下降趋势已经很明显（图 3）。
2010 年，最大的总体净国内移民增长出现在大都市地区，人口从 500,000 到 999,999，达到 248,000。这几乎是 2010 年至 2015 年平均水平的 8 倍。涨幅最大的是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为 29,000 人，佛罗里达州开普科勒尔，为 26,000 人，佛罗里达州莱克兰，为 25,000 人，以及爱达荷州博伊西，为 24,000 人。该类别中最大的损失是在檀香山，为负 17,000。
2010 年 250,000 至 499,999 的人口类别在 2021 年增加了净国内移民，几乎是 2010-2015 年的六倍。涨幅最大的是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比奇的 22,000 点和佛罗里达州圣露西港的 16,000 点。最大的损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玛丽亚（圣巴巴拉），在 3,000 到 4,000 之间。
2010 年 100,000 至 249,999 的人口类别平均减少了 11,000 名净国内移民，并在 2020-2021 年增加到 161,000 人。这一类别的领先者是佛罗里达州的蓬塔戈尔达和犹他州的圣乔治，人数为 9,000。即使有这样的收益，一些 CBSA 仍持续亏损，这一类别中最大的是洛杉矶查尔斯湖，为 12,000。
在 2010 年人口不足 10 万的 CBSA 中，2010-2015 年净国内移民减少 57,000 人，到 2020-2021 年增加 109,000 人。佛罗里达州村庄的收益最大，为 7,000，而北达科他州威利斯顿的损失最大，为负 3,000。
在 CBSA 之外，2010-2015 年平均损失 59,000 人，而在 2020-2021 年转变为 118,000 人的收益。他们 0.66% 的净增长是 2020-2021 年所有人口类别中最大的。这一增长令人惊讶，因为 CBSAs 以外的地区（不要与农村地区混淆，见注 2）在过去 11 年中只增长了一次，即使在那时，增长的幅度也要小得多（7,000）。
国内移民百分比领先者
图 4 显示了 927 个 CBSA 中 2021 年净国内移民占其 2020 年人口比例最高的 25 个 CBSA。最高的是佛罗里达州的 The Villages，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其他 CBSA Punta Gorda（排名第二）， Homosassa Springs、Sarasota、Lakeland、Cape Coral、Port St Lucie、Ocala、Vero Beach 和 Sebring 进入前 25 名。这些地铁中的每一个都面向老年人，并且都在混合或远程物理通勤距离内主要就业中心，例如坦帕街，圣彼得堡、迈阿密、奥兰多和杰克逊维尔。犹他州圣乔治排名第三，既是高级磁铁，也是拉斯维加斯地铁的远程/混合通勤。犹他州雪松城距离拉斯维加斯的通勤时间较长。其他郊区 CBSA 也在名单上，例如乔治亚州杰斐逊（亚特兰大附近）、爱达荷州科达伦和 Sandpoint（斯波坎附近）、德克萨斯州格兰伯里（达拉斯-沃斯堡附近）和内华达州帕朗（拉斯维加斯附近） ）。爱达荷州博伊西正在吸引大量国内移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心。
最大的百分百损失是能源生产的威利斯顿，北达科他州和查尔斯湖，洛杉矶。在损失百分比最大的 25 个大都市区中，三个主要大都市区是圣何塞、旧金山和纽约（图 5）。当然，2021 年可能是国内净移民的一个转折点，不会很快被复制。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模式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目前尚不清楚 Covid 是否已经完成了工作，新的大流行“浪潮”，甚至在邻国加拿大出现了“第六波”。回归“新常态”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接近。即使在未来几年内，国内移民应该只下降到最近加速的一半，它仍然是巨大的，并且标志着该国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
注 1：大都市和小都市地区标准围绕“城市地区”进行组织。这两种分类在核心城区的人口上有所不同。50,000或更多居民的城市地区是大都市区，而拥有10,000至49,999居民的城市是微型城市地区。
注 2： CBSA 以外的地区不是农村地区，它们根本不在大都市或小城市地区。正如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 2020 年大都市区标准中所说，“CBSA 分类不是城乡分类；大都市和小都市统计区以及 CBSA 以外的许多县都包含城市和农村人口。” 事实上，在 2010 年，美国 3100 多个县中只有 16 个县没有农村领土。这不包括在弗吉尼亚州相当于县的城市，其中城市不能属于县。
（温德尔考克斯 04/13/2022）
在过去十年后期，随着美国国内移民向大都市地区的减少，国内移民开始迁移到较小的都市地区 (CBSA)。“国内分散化迁徙加速（甚至在 Covid 之前） ”中涵盖了这一趋势。根据人口普查局的估计，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尤其是在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的年度。
图 1 显示了 2010-2015 年、2015-2020 年三个时期内，按核心统计区（大都市区和小都市区）以及 CBSA 以外地区（注 1 ）规模的年度国内净移民百分比和 2020-2021 年。在每个最大的 CBSA 人口类别（1,000,000 及以上）中，最小的国内净移民发生在 2020-2021 年，只有 1,000,000 至 2,499,999 类别增加。较小的人口类别在 2020-2021 年实现了最大的国内净移民数字。与此同时，CBSA 以外的地区（不要与农村地区混淆，见注 2）在 2020-2021 年的百分比增幅最大。
所有人口类别的人口变化数据如图 2 所示。
CBSA 人口的国内移民
最大的大都市区——2010 年拥有超过 1000 万居民的两个特大城市，在 2010-2015 年已经失去了数十万净国内移民，到 2020-2021 年，他们的损失增加了两倍多。纽约损失了 385,000，而洛杉矶损失了 205,000。
第二大城市人口类别（2010 年为 5,000,000 至 9,999,999）在 2010-2015 年略有增长，但到 2021 年减少了 151,000 人。然而，这一类别包括国内移民净增长第二大的大都市区达拉斯-沃思堡，该地区增加了 54,000 名国内移民。亚特兰大获得 25,000 人，休斯顿获得 24,000 人。芝加哥损失了 109,000，而华盛顿 (DC-VA-MD-WV) 损失了 67,000，迈阿密也是如此（负 55,000）。
第三大都市人口类别（2010 年为 2,500,000 至 4,999,999）在前两个时期都有年度增长，但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减少了 141,000 人。这一类别中增幅最大的是坦帕-圣。圣彼得堡有 42,000 人，其次是 Riverside-San Bernardino，有 35,000 人。去年，Riverside-San Bernardino 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旧金山，成为加州第二大都会区。最大的国内移民净损失在旧金山，为负 129,000，波士顿为负 48,000，西雅图为负 31,000。西雅图是一个真正的惊喜，因为它近年来一直是全国国内移民的领导者。
2010 年人口在 1,000,000 至 2,499,999 人之间的大都市地区在所有三个时期都实现了年度净国内移民增长。2020-2021 年增幅最大的是奥斯汀，为 40,000 人，圣安东尼奥为 26,000 人，它们的城市核心相距仅 80 英里。杰克逊维尔获得了 25,000 人，夏洛特获得了 24,000 人，罗利获得了 22,000 人。最大的损失是在圣何塞，为负 61,000。
向主要大都市地区（四大类别——2010 年超过 1,000,000 人）的国内净移民下降趋势已经很明显（图 3）。
2010 年，最大的总体净国内移民增长出现在大都市地区，人口从 500,000 到 999,999，达到 248,000。这几乎是 2010 年至 2015 年平均水平的 8 倍。涨幅最大的是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为 29,000 人，佛罗里达州开普科勒尔，为 26,000 人，佛罗里达州莱克兰，为 25,000 人，以及爱达荷州博伊西，为 24,000 人。该类别中最大的损失是在檀香山，为负 17,000。
2010 年 250,000 至 499,999 的人口类别在 2021 年增加了净国内移民，几乎是 2010-2015 年的六倍。涨幅最大的是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比奇的 22,000 点和佛罗里达州圣露西港的 16,000 点。最大的损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玛丽亚（圣巴巴拉），在 3,000 到 4,000 之间。
2010 年 100,000 至 249,999 的人口类别平均减少了 11,000 名净国内移民，并在 2020-2021 年增加到 161,000 人。这一类别的领先者是佛罗里达州的蓬塔戈尔达和犹他州的圣乔治，人数为 9,000。即使有这样的收益，一些 CBSA 仍持续亏损，这一类别中最大的是洛杉矶查尔斯湖，为 12,000。
在 2010 年人口不足 10 万的 CBSA 中，2010-2015 年净国内移民减少 57,000 人，到 2020-2021 年增加 109,000 人。佛罗里达州村庄的收益最大，为 7,000，而北达科他州威利斯顿的损失最大，为负 3,000。
在 CBSA 之外，2010-2015 年平均损失 59,000 人，而在 2020-2021 年转变为 118,000 人的收益。他们 0.66% 的净增长是 2020-2021 年所有人口类别中最大的。这一增长令人惊讶，因为 CBSAs 以外的地区（不要与农村地区混淆，见注 2）在过去 11 年中只增长了一次，即使在那时，增长的幅度也要小得多（7,000）。
国内移民百分比领先者
图 4 显示了 927 个 CBSA 中 2021 年净国内移民占其 2020 年人口比例最高的 25 个 CBSA。最高的是佛罗里达州的 The Villages，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其他 CBSA Punta Gorda（排名第二）， Homosassa Springs、Sarasota、Lakeland、Cape Coral、Port St Lucie、Ocala、Vero Beach 和 Sebring 进入前 25 名。这些地铁中的每一个都面向老年人，并且都在混合或远程物理通勤距离内主要就业中心，例如坦帕街，圣彼得堡、迈阿密、奥兰多和杰克逊维尔。犹他州圣乔治排名第三，既是高级磁铁，也是拉斯维加斯地铁的远程/混合通勤。犹他州雪松城距离拉斯维加斯的通勤时间较长。其他郊区 CBSA 也在名单上，例如乔治亚州杰斐逊（亚特兰大附近）、爱达荷州科达伦和 Sandpoint（斯波坎附近）、德克萨斯州格兰伯里（达拉斯-沃斯堡附近）和内华达州帕朗（拉斯维加斯附近） ）。爱达荷州博伊西正在吸引大量国内移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心。
最大的百分百损失是能源生产的威利斯顿，北达科他州和查尔斯湖，洛杉矶。在损失百分比最大的 25 个大都市区中，三个主要大都市区是圣何塞、旧金山和纽约（图 5）。当然，2021 年可能是国内净移民的一个转折点，不会很快被复制。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模式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目前尚不清楚 Covid 是否已经完成了工作，新的大流行“浪潮”，甚至在邻国加拿大出现了“第六波”。回归“新常态”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接近。即使在未来几年内，国内移民应该只下降到最近加速的一半，它仍然是巨大的，并且标志着该国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
注 1：大都市和小都市地区标准围绕“城市地区”进行组织。这两种分类在核心城区的人口上有所不同。50,000或更多居民的城市地区是大都市区，而拥有10,000至49,999居民的城市是微型城市地区。
注 2： CBSA 以外的地区不是农村地区，它们根本不在大都市或小城市地区。正如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 2020 年大都市区标准中所说，“CBSA 分类不是城乡分类；大都市和小都市统计区以及 CBSA 以外的许多县都包含城市和农村人口。” 事实上，在 2010 年，美国 3100 多个县中只有 16 个县没有农村领土。这不包括在弗吉尼亚州相当于县的城市，其中城市不能属于县。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是他先闯入我家纠缠我女儿的，我是正当防卫！”河北保定，男子与妻子闺蜜发展成为不正当恋爱关系后，闺蜜因男子做出过份举动，遂提出分手。男子到闺蜜家中与其纠缠时，被闺蜜父亲反杀，构成正当防卫么？
（案例来源：河北省高院）
女子王某与男子魏某的妻子是闺蜜关系，二人合股经营一家美容店。王某与魏某发展成为不正当恋爱关系后，魏某妻子决定关闭美容店，且在魏某保证不会再与王某来往的情况下，选择原谅魏某。
可是魏某并没有做到，魏某两次在家与王某私会，被其岳母发现后，魏某妻子果断与其离婚。魏某离婚后开始肆无忌惮地要求王某长期与其在一起，并以要公开王某私密视频、图片为要挟，不许王某回家，甚至还在王某的大腿右侧纹上魏某小名“小帅”二字。
王某丈夫得知此事后，也果断与王某离婚。王某离婚后便带着6岁的女儿，返回其父亲老王家中居住。但是魏某仍然没有放过王某，并多次以要到其家中找王某、公开王某的隐私为要挟，要求王某与其外出开房。
事发当天，已经忍无可忍的王某，选择不再妥协，拒绝外出与魏某见面。魏某多次电话、微信要挟王某无果后，于凌晨3时许，闯入王某家中，并来到王某卧室，王某父亲老王发现后，将魏某赶出王某卧室外。
二人经过院里时，老王顺手拿起两把镰刀，魏某随手拿起一根钢筋棍与其对峙。老王将魏某手中的钢筋棍打掉，随后魏某被推到大门口处，魏某因门被锁不能离开又扑向老王时，老王持镰刀砍中魏某腿部，致魏某失血性休克死亡。老王在明知已报警的情况下，在家中等待民警到场处置，后被赶到的民警传唤至公安机关。
注意，从魏某进入王某卧室后至民警到场，王某全程都打开手机予以录音。录音中有几个重要细节：
1、魏某未携带器械进入王某卧室。魏某到了卧室后，表示有事要与王某商量，除此以外，魏某没有其他过份言语与动作。
2、在老王持镰刀推搡魏某过程中，魏某拿起钢筋棍，被老王打掉，魏某未再使用其它工具。
3、老王持一把镰刀砍向魏某，魏某攥住该镰刀后，表示“别打我，我不打你，你也别打我。”老王又持另外一把镰刀向魏某挥砍。
本案一审时有三种意见：老王及其辩护人认为老王构成正当防卫；魏某家属认为老王构成故意杀人罪；检方认为老王构成故意伤害罪。
那么老王的行为，该如何评价呢？
根据刑法主客观定罪，由于本案老王主观上没有杀害魏某的故意，客观上亦没有伤害魏某身体要害部位（只伤及其腿部），并且在事后第一时间报警对魏某予以施救，因此本案可以排除故意杀人罪。
根据本案的案情，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魏某进入王某家后，确实未按老王要求，立即离开王家，但其亦未实施行凶、杀人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此老王之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
《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正当防卫是指面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不法侵害时，实施制止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综上所述，老王的行为应评价为故意伤害罪。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
需要强调的是，老王具有以下几个可从轻情节：
一、老王在明知已报警的情况下，留在现场等待民警到场处置，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应认定为自首情节。
二、魏某违背住宅内成员的意愿，进入他人住宅，构成《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即代表魏某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且其过错与本案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故可对老王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老王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并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可从轻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决定对其减轻处罚，故判处老王有期徒刑9年，并赔偿魏某丧葬费32633元的80%部分，即26106.4元。
一审宣判后，老王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老王确实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其防卫行为已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并不能否定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意思就是说，虽然老王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其防卫过当可减轻情节不能忽略，故应当对其再减轻处罚。
最终二审法院对老王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民事部分维持原判。
那么大家认为老王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么？欢迎大家讨论！
（案例来源：河北省高院）
女子王某与男子魏某的妻子是闺蜜关系，二人合股经营一家美容店。王某与魏某发展成为不正当恋爱关系后，魏某妻子决定关闭美容店，且在魏某保证不会再与王某来往的情况下，选择原谅魏某。
可是魏某并没有做到，魏某两次在家与王某私会，被其岳母发现后，魏某妻子果断与其离婚。魏某离婚后开始肆无忌惮地要求王某长期与其在一起，并以要公开王某私密视频、图片为要挟，不许王某回家，甚至还在王某的大腿右侧纹上魏某小名“小帅”二字。
王某丈夫得知此事后，也果断与王某离婚。王某离婚后便带着6岁的女儿，返回其父亲老王家中居住。但是魏某仍然没有放过王某，并多次以要到其家中找王某、公开王某的隐私为要挟，要求王某与其外出开房。
事发当天，已经忍无可忍的王某，选择不再妥协，拒绝外出与魏某见面。魏某多次电话、微信要挟王某无果后，于凌晨3时许，闯入王某家中，并来到王某卧室，王某父亲老王发现后，将魏某赶出王某卧室外。
二人经过院里时，老王顺手拿起两把镰刀，魏某随手拿起一根钢筋棍与其对峙。老王将魏某手中的钢筋棍打掉，随后魏某被推到大门口处，魏某因门被锁不能离开又扑向老王时，老王持镰刀砍中魏某腿部，致魏某失血性休克死亡。老王在明知已报警的情况下，在家中等待民警到场处置，后被赶到的民警传唤至公安机关。
注意，从魏某进入王某卧室后至民警到场，王某全程都打开手机予以录音。录音中有几个重要细节：
1、魏某未携带器械进入王某卧室。魏某到了卧室后，表示有事要与王某商量，除此以外，魏某没有其他过份言语与动作。
2、在老王持镰刀推搡魏某过程中，魏某拿起钢筋棍，被老王打掉，魏某未再使用其它工具。
3、老王持一把镰刀砍向魏某，魏某攥住该镰刀后，表示“别打我，我不打你，你也别打我。”老王又持另外一把镰刀向魏某挥砍。
本案一审时有三种意见：老王及其辩护人认为老王构成正当防卫；魏某家属认为老王构成故意杀人罪；检方认为老王构成故意伤害罪。
那么老王的行为，该如何评价呢？
根据刑法主客观定罪，由于本案老王主观上没有杀害魏某的故意，客观上亦没有伤害魏某身体要害部位（只伤及其腿部），并且在事后第一时间报警对魏某予以施救，因此本案可以排除故意杀人罪。
根据本案的案情，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魏某进入王某家后，确实未按老王要求，立即离开王家，但其亦未实施行凶、杀人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此老王之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
《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正当防卫是指面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不法侵害时，实施制止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综上所述，老王的行为应评价为故意伤害罪。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
需要强调的是，老王具有以下几个可从轻情节：
一、老王在明知已报警的情况下，留在现场等待民警到场处置，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应认定为自首情节。
二、魏某违背住宅内成员的意愿，进入他人住宅，构成《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即代表魏某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且其过错与本案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故可对老王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老王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并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可从轻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决定对其减轻处罚，故判处老王有期徒刑9年，并赔偿魏某丧葬费32633元的80%部分，即26106.4元。
一审宣判后，老王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老王确实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其防卫行为已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并不能否定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意思就是说，虽然老王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其防卫过当可减轻情节不能忽略，故应当对其再减轻处罚。
最终二审法院对老王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民事部分维持原判。
那么大家认为老王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么？欢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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