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睇香港“2022保就业”资助范围及初步剔除行业名单：https://t.cn/A66xWWUP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18日）举行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将再次推出保就业的计划，预计会惠及110万至130万雇员，动用260亿至310亿。“2020保就业”计划，聚焦支援受疫情影响行业，尤其是中小企，目标是4月内接受申请。
“2022保就业”资助范围包括：
被勒令关闭的处所；
经营受限制的餐饮处所；
没有初步剔除的零售店；
进出口贸易及批发；
专业及商用服务；
非政府资助的教育、社会及个人服务；
运输；
制造；
其他。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18日）举行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将再次推出保就业的计划，预计会惠及110万至130万雇员，动用260亿至310亿。“2020保就业”计划，聚焦支援受疫情影响行业，尤其是中小企，目标是4月内接受申请。
“2022保就业”资助范围包括：
被勒令关闭的处所；
经营受限制的餐饮处所；
没有初步剔除的零售店；
进出口贸易及批发；
专业及商用服务；
非政府资助的教育、社会及个人服务；
运输；
制造；
其他。
拨开绿塑的迷雾——可堆肥、可生物降解、生物塑料有什么区别？
我国包装行业已进入升级提质和深度转型的关键发展时期，实现包装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存在诸多共性问题和制约瓶颈。研究全球包装领域最新趋势和驱动因素，对我国包装行业未来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对于包装行业来说并不陌生了，不过您是否对包装的可持续性的某些定义感到困惑？老实讲，您也许并不是一个人。可持续发展中最令人困惑的领域之一：『可堆肥』（Compostable）、『可生物降解』（Biodegradable）和『生物塑料』（Bioplastic）包装的交叉问题。虽然这三个名词在循环经济话题的讨论中总是被一同提及，但它们并不是同义词。
举个例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以植物为原料的包装材料本身并不一定是可堆肥或可生物降解的；而某些可堆肥的材料则来自于油基资源；另外，可堆肥的材料，它也不一定是可生物降解的。
是不是开始有点绕晕了？很多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包装的重要信息就是被淹没在这些弯弯绕绕的专业知识旋涡当中去了。因此，如果消费者没有得到清晰、妥当的引导和科普，可持续性发展的努力可能就会因此付之东流。
虽然不一定需要我们以成为专家的程度来理解可持续性发展“光谱”中，各类 “绿色”色调的细微差别，但多了解些知识总是有益的，不是吗？本周，小编就对这三个可持续领域的基本术语的差异和区别进行了梳理。
『生物塑料』是由天然材料制成的，最常见的是淀粉、纤维素、乳酸等糖类，比如大豆、玉米、藻类、羽毛和木材等材质。玉米淀粉是最常见的被用来制成生物塑料的材质——聚乳酸（PLA）；还有另一种流行的生物塑料，是由马铃薯和油菜籽制造而成的聚羟基脂肪酸酯（PHA）。此外，天然材料也可以通过发酵形成传统油基塑料的生物基版本，例如生物PET（涤纶树脂）。
『可堆肥』的材料指的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分解成有营养、农业用途的肥料，是使用真菌、细菌、动物蛋白和其他生物制作而成的。目前有两种类型的可堆肥材料——「家用堆肥」（Home Compostable）和「工业堆肥」（Industrial Compostable）。「家用堆肥」材料是指可以在自然环境温度下与食物残渣、草屑、树叶或其他有机材料一起降解。家用堆肥材料的认证标准很严格，必须在6个月内降解（物理分解），并在12个月内形成堆肥（化学分解）才能够被认证为家用堆肥。「工业堆肥」材料需要更高的温度和特定标准水平的碳、氧、氮来降解，不过它们的分解速度更快。此外，工业堆肥材料的认证是必须在180天内进行生物降解并形成堆肥。
『可生物降解』的材料指的是用生物分解技术，使材料可以在土壤或水中被微生物代谢分解成自然物质（水、甲烷），而不需要外界的干预。能被认证的土埋可生物降解材料必须是厌氧降解，或者无氧降解。为了达到海洋生物降解的标准，材料必须在3个月内进行物理分解，并在水中6个月内进行生物降解。
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材料之间还有几个关键的区别——可堆肥材料不能像垃圾场填埋的可生物降解材料一样被无氧降解，也不能像海洋生物降解材料一样在水中降解；同样，由于它们的分解环境不同，可生物降解材料也不能形成堆肥。
当供应商、加工商和品牌商在确定哪些材料能作为一个行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寻求一致时，起初因语焉不详而导致的定义模糊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一个商业问题。例如，大多数公司都在寻找方法来减少整个供应链环节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与石油基塑料相比，生物塑料的生产需要的碳更少，有时甚至可以抵消包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然而，在材料收货和运输的过程中涉及的范围三排放（Scope 3 Emissions）有时会产生比传统塑料更大的碳足迹。范围三排放是指公司在整个供应链环节（从原材料的收获到物流运输）中没有直接控制的间接排放，它是一个公司的碳足迹占比最大的部分，通常占温室气体排放的80%，甚至更多。
而且，如果业内人士对这个问题也感到迷惑，我们怎么能指望消费者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他们手中的新型材料包装呢？
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是不可回收的，在进入最终回收流之前都会被扔掉。这样一来，本属于可持续性包装的好处被否定了，而塑料垃圾却在不断增加。每年，全世界只有9%的塑料被回收，因此，任何可持续性包装的处理方式都不应是简单粗暴地填埋或者丢到海洋中，这只会助长『白色污染』现象。
业内人士应当做的，第一步就是了解生物塑料、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的材料特性、生命周期、采购方式和转换挑战。接下来，品牌方必须考虑其包装的要求。比方说，品牌是想要解决一次性食品容器的食品污染隐患问题？还是想要寻求既安全又耐用的皮肤护理产品包装方案？塑料应该是选择柔性的还是耐热的？等等细节性问题。
一个品牌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对决定其包装的材料选择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他们是想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还是想提高包装报废时的可持续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指导品牌做出最终的决定。品牌还必须确保其包装可以通过正确的处置说明帮助消费者完成循环。包装上应该清楚地表明它们是否需要回收、堆肥（家用或工业），以及更进一步的处置说明。
大多数人确实想回收、利用包装物的。但有时人们在没有真正了解他们所在地区是否能处理这类材料包装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东西扔进回收垃圾桶。当城市回收设施（MRF）不能接受、处理某种材料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它就被填埋了，这就失去了材料本身被创作出的目的。
其实，对于那些了解这些问题并致力于以最环保的方式处理包装的消费者来说，家用堆肥包装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拿来种点小葱、蒜头什么的，还能增添些生活情趣。
在整个包装产品领域，品牌正在采取措施来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包装目标，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对于包装物完成“包装”使命后，又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捷普公司（Jabil，美国）与新龙国际研究公司（SIS International Research，香港）进行的《2022年可持续包装趋势调查》（2022 Sustainable Packaging Survey Report）中显示，9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使包装可持续化的行动，其中的23%表示已经有了一个完全成熟的计划与流程。受访者还表示「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的包装非常能引起他们的兴趣，48%的受访者说他们正在结合或评估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材料在其可持续性包装计划中的使用。对于42%的参与者来说，这些新材料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可持续性包装选择，仅次于纸质包装。
调查中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品牌们正表现出更多的意愿——即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收益而在产品保护要求上做出略微让步。在2019年，81%的调查对象表示，在产品保护力度方面，可持续性包装方案必须与非可持续性方案相同或更大；而在2021年，只有68%的人持相同看法。这可能表明，消费者可能愿意用较短的产品保质期来换取可堆肥、可生物降解、生物包装所提供的更积极向上的“绿色生活”。
我国包装行业已进入升级提质和深度转型的关键发展时期，实现包装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存在诸多共性问题和制约瓶颈。研究全球包装领域最新趋势和驱动因素，对我国包装行业未来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对于包装行业来说并不陌生了，不过您是否对包装的可持续性的某些定义感到困惑？老实讲，您也许并不是一个人。可持续发展中最令人困惑的领域之一：『可堆肥』（Compostable）、『可生物降解』（Biodegradable）和『生物塑料』（Bioplastic）包装的交叉问题。虽然这三个名词在循环经济话题的讨论中总是被一同提及，但它们并不是同义词。
举个例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以植物为原料的包装材料本身并不一定是可堆肥或可生物降解的；而某些可堆肥的材料则来自于油基资源；另外，可堆肥的材料，它也不一定是可生物降解的。
是不是开始有点绕晕了？很多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包装的重要信息就是被淹没在这些弯弯绕绕的专业知识旋涡当中去了。因此，如果消费者没有得到清晰、妥当的引导和科普，可持续性发展的努力可能就会因此付之东流。
虽然不一定需要我们以成为专家的程度来理解可持续性发展“光谱”中，各类 “绿色”色调的细微差别，但多了解些知识总是有益的，不是吗？本周，小编就对这三个可持续领域的基本术语的差异和区别进行了梳理。
『生物塑料』是由天然材料制成的，最常见的是淀粉、纤维素、乳酸等糖类，比如大豆、玉米、藻类、羽毛和木材等材质。玉米淀粉是最常见的被用来制成生物塑料的材质——聚乳酸（PLA）；还有另一种流行的生物塑料，是由马铃薯和油菜籽制造而成的聚羟基脂肪酸酯（PHA）。此外，天然材料也可以通过发酵形成传统油基塑料的生物基版本，例如生物PET（涤纶树脂）。
『可堆肥』的材料指的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分解成有营养、农业用途的肥料，是使用真菌、细菌、动物蛋白和其他生物制作而成的。目前有两种类型的可堆肥材料——「家用堆肥」（Home Compostable）和「工业堆肥」（Industrial Compostable）。「家用堆肥」材料是指可以在自然环境温度下与食物残渣、草屑、树叶或其他有机材料一起降解。家用堆肥材料的认证标准很严格，必须在6个月内降解（物理分解），并在12个月内形成堆肥（化学分解）才能够被认证为家用堆肥。「工业堆肥」材料需要更高的温度和特定标准水平的碳、氧、氮来降解，不过它们的分解速度更快。此外，工业堆肥材料的认证是必须在180天内进行生物降解并形成堆肥。
『可生物降解』的材料指的是用生物分解技术，使材料可以在土壤或水中被微生物代谢分解成自然物质（水、甲烷），而不需要外界的干预。能被认证的土埋可生物降解材料必须是厌氧降解，或者无氧降解。为了达到海洋生物降解的标准，材料必须在3个月内进行物理分解，并在水中6个月内进行生物降解。
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材料之间还有几个关键的区别——可堆肥材料不能像垃圾场填埋的可生物降解材料一样被无氧降解，也不能像海洋生物降解材料一样在水中降解；同样，由于它们的分解环境不同，可生物降解材料也不能形成堆肥。
当供应商、加工商和品牌商在确定哪些材料能作为一个行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寻求一致时，起初因语焉不详而导致的定义模糊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一个商业问题。例如，大多数公司都在寻找方法来减少整个供应链环节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与石油基塑料相比，生物塑料的生产需要的碳更少，有时甚至可以抵消包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然而，在材料收货和运输的过程中涉及的范围三排放（Scope 3 Emissions）有时会产生比传统塑料更大的碳足迹。范围三排放是指公司在整个供应链环节（从原材料的收获到物流运输）中没有直接控制的间接排放，它是一个公司的碳足迹占比最大的部分，通常占温室气体排放的80%，甚至更多。
而且，如果业内人士对这个问题也感到迷惑，我们怎么能指望消费者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他们手中的新型材料包装呢？
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是不可回收的，在进入最终回收流之前都会被扔掉。这样一来，本属于可持续性包装的好处被否定了，而塑料垃圾却在不断增加。每年，全世界只有9%的塑料被回收，因此，任何可持续性包装的处理方式都不应是简单粗暴地填埋或者丢到海洋中，这只会助长『白色污染』现象。
业内人士应当做的，第一步就是了解生物塑料、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的材料特性、生命周期、采购方式和转换挑战。接下来，品牌方必须考虑其包装的要求。比方说，品牌是想要解决一次性食品容器的食品污染隐患问题？还是想要寻求既安全又耐用的皮肤护理产品包装方案？塑料应该是选择柔性的还是耐热的？等等细节性问题。
一个品牌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对决定其包装的材料选择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他们是想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还是想提高包装报废时的可持续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指导品牌做出最终的决定。品牌还必须确保其包装可以通过正确的处置说明帮助消费者完成循环。包装上应该清楚地表明它们是否需要回收、堆肥（家用或工业），以及更进一步的处置说明。
大多数人确实想回收、利用包装物的。但有时人们在没有真正了解他们所在地区是否能处理这类材料包装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东西扔进回收垃圾桶。当城市回收设施（MRF）不能接受、处理某种材料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它就被填埋了，这就失去了材料本身被创作出的目的。
其实，对于那些了解这些问题并致力于以最环保的方式处理包装的消费者来说，家用堆肥包装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拿来种点小葱、蒜头什么的，还能增添些生活情趣。
在整个包装产品领域，品牌正在采取措施来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包装目标，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对于包装物完成“包装”使命后，又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捷普公司（Jabil，美国）与新龙国际研究公司（SIS International Research，香港）进行的《2022年可持续包装趋势调查》（2022 Sustainable Packaging Survey Report）中显示，9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使包装可持续化的行动，其中的23%表示已经有了一个完全成熟的计划与流程。受访者还表示「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的包装非常能引起他们的兴趣，48%的受访者说他们正在结合或评估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材料在其可持续性包装计划中的使用。对于42%的参与者来说，这些新材料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可持续性包装选择，仅次于纸质包装。
调查中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品牌们正表现出更多的意愿——即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收益而在产品保护要求上做出略微让步。在2019年，81%的调查对象表示，在产品保护力度方面，可持续性包装方案必须与非可持续性方案相同或更大；而在2021年，只有68%的人持相同看法。这可能表明，消费者可能愿意用较短的产品保质期来换取可堆肥、可生物降解、生物包装所提供的更积极向上的“绿色生活”。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 | 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 PM2.5年均浓度 降至39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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