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pacex公司的兴起看世界航天格局演变（三）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全球每3辆电动二轮车1辆来自无锡#全国大概有40多个电动车品牌，无锡就有14个之多，是名副其实的电动车之都。不过疫情下，中小经销商的日子不好过。无锡的电动二轮车品牌除了产业集群效应强，还主动引入数字金融接入大雁系统，帮助经销商小微们资金周转渡过难关。所以说，好的产业带，不仅生产要高效，品牌也能照顾到上下游的合作伙伴，这样才能把整个行业做大做强。
【“一人买房，可全家的公积金帮” 多地出台新规】#临沂身边事#
中新财经6月9日电 (左宇坤)与万千家庭买房密切相关的公积金，近来在多地发生了新变化。除了本轮楼市调整中的“常规操作”降首付比例、提最高额度，一些新招、奇招也陆续出台。
6月初，中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广东省珠海市印发《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支持服务“产业第一”工作方案》。其中提出的“一人购房全家帮”政策，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
具体来说，在珠海市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可提取账户余额的90%帮助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购房支付首付款，也可按还贷提取，逐月提取公积金用于帮助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偿还购房贷款。
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存在“全家绑在车上”的风险和“鼓励啃老”的嫌疑，也有人认为，此举也有利于让公积金发挥更大作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此次则是明确了公积金的账户金额，而不是以往理解的家庭成员的自有资金或储蓄。
“公积金新政发出后，很快就有购房者来咨询了。他们觉得挺好的，爸妈已经被限购了，公积金也在账户里闲置着，不花出去就只能等退休才拿出来，还有贬值风险，挺浪费的。”有珠海的房地产中介对中新财经记者表示。
“还有人来咨询，子女有房、父母名下没房的话可不可以以父母的名义买房。现在细则还没出来，但目前看来直系亲属是可以的，我们会提醒注意父母年纪大的话按揭年限可能比较短。”上述房地产中介提到。
“这也是公积金贷款政策的一个创新，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各地公积金政策支持企业和职工的导向会更加清晰。”严跃进认为。
同样的思路很快在四川资阳得到实施。6月6日，资阳市印发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实行公积金家庭代际间互助。
具体而言，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可申请提取父母或子女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款；缴存职工与父母或子女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共同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受缴存职工占该共同购买房屋产权份额的限制。
自2月开始，“二成首付”已屡屡出现在商业银行贷款的标准之中。随着政策池的逐步加宽与走深，公积金的首付比例也迎来更新。
7日，江西省南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的通知》，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含商业性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30%调整为20%。
同日，浙江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明确缴存职工家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首套自住住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降至20%。
6日，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政策的通知》。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比例由30%调整为20%，二手房首付比例由40%调整为30%。
同日，河北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文称，缴存职工购买首套和第二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均由不低于30%调整为不低于20%。
更早些时候，福建福州、陕西西安、内蒙古包头等十余地均将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最低首付比例降至二成。
依照各地实际情况，多地也对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进行了部分调整。
如7日，河南商丘将单人公积金贷款额度从40万元调整到50万元，夫妻双方从60万元调整到70万元。6日，河北秦皇岛提出，单缴职工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由40万元调整为60万元，双缴职工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由60万元调整为80万元。
7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重点提出：受疫情影响单位可申请缓缴公积金、缴存人租房提取额度提升。这也是近来公积金政策的主要调整方向。
在公积金缓缴方面，湖南长沙7日明确，困难企业可线上申请缓缴公积金，困难职工贷款权益不受影响；广西梧州6日发文称，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在职职工上年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低于梧州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70%，可按规定申请缓缴2022年6月-12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到期后进行补缴。
“缓缴包括公积金在内的社保，推迟公积金贷款偿还，目的在于稳住市场主体，稳住工作岗位，提振市场信心，兜底保住民企、中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在公积金租房方面，浙江衢州8日提出，支持缴存人及其配偶租房提取公积金，最高2000元/月；浙江杭州6日发布，缴存人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限额按现有标准上浮25%确定。
此类政策的发布可追溯至5月24日，当时住建部等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各地可提高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受疫情影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指导各地公积金工作开展。
“除了额度增加和首付比例的下调，住房公积金政策有更大的优化空间，无论是从企业还是居民家庭，无论是购房还是租房。”严跃进认为，这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当前住房金融政策内容，直击市场的痛点，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便民、托底的政策效应。(完)
中新财经6月9日电 (左宇坤)与万千家庭买房密切相关的公积金，近来在多地发生了新变化。除了本轮楼市调整中的“常规操作”降首付比例、提最高额度，一些新招、奇招也陆续出台。
6月初，中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广东省珠海市印发《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支持服务“产业第一”工作方案》。其中提出的“一人购房全家帮”政策，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
具体来说，在珠海市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可提取账户余额的90%帮助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购房支付首付款，也可按还贷提取，逐月提取公积金用于帮助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偿还购房贷款。
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存在“全家绑在车上”的风险和“鼓励啃老”的嫌疑，也有人认为，此举也有利于让公积金发挥更大作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此次则是明确了公积金的账户金额，而不是以往理解的家庭成员的自有资金或储蓄。
“公积金新政发出后，很快就有购房者来咨询了。他们觉得挺好的，爸妈已经被限购了，公积金也在账户里闲置着，不花出去就只能等退休才拿出来，还有贬值风险，挺浪费的。”有珠海的房地产中介对中新财经记者表示。
“还有人来咨询，子女有房、父母名下没房的话可不可以以父母的名义买房。现在细则还没出来，但目前看来直系亲属是可以的，我们会提醒注意父母年纪大的话按揭年限可能比较短。”上述房地产中介提到。
“这也是公积金贷款政策的一个创新，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各地公积金政策支持企业和职工的导向会更加清晰。”严跃进认为。
同样的思路很快在四川资阳得到实施。6月6日，资阳市印发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实行公积金家庭代际间互助。
具体而言，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可申请提取父母或子女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款；缴存职工与父母或子女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共同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受缴存职工占该共同购买房屋产权份额的限制。
自2月开始，“二成首付”已屡屡出现在商业银行贷款的标准之中。随着政策池的逐步加宽与走深，公积金的首付比例也迎来更新。
7日，江西省南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的通知》，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含商业性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30%调整为20%。
同日，浙江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明确缴存职工家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首套自住住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降至20%。
6日，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政策的通知》。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比例由30%调整为20%，二手房首付比例由40%调整为30%。
同日，河北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文称，缴存职工购买首套和第二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均由不低于30%调整为不低于20%。
更早些时候，福建福州、陕西西安、内蒙古包头等十余地均将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最低首付比例降至二成。
依照各地实际情况，多地也对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进行了部分调整。
如7日，河南商丘将单人公积金贷款额度从40万元调整到50万元，夫妻双方从60万元调整到70万元。6日，河北秦皇岛提出，单缴职工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由40万元调整为60万元，双缴职工家庭贷款额度上限由60万元调整为80万元。
7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重点提出：受疫情影响单位可申请缓缴公积金、缴存人租房提取额度提升。这也是近来公积金政策的主要调整方向。
在公积金缓缴方面，湖南长沙7日明确，困难企业可线上申请缓缴公积金，困难职工贷款权益不受影响；广西梧州6日发文称，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在职职工上年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低于梧州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70%，可按规定申请缓缴2022年6月-12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到期后进行补缴。
“缓缴包括公积金在内的社保，推迟公积金贷款偿还，目的在于稳住市场主体，稳住工作岗位，提振市场信心，兜底保住民企、中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在公积金租房方面，浙江衢州8日提出，支持缴存人及其配偶租房提取公积金，最高2000元/月；浙江杭州6日发布，缴存人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限额按现有标准上浮25%确定。
此类政策的发布可追溯至5月24日，当时住建部等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各地可提高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受疫情影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指导各地公积金工作开展。
“除了额度增加和首付比例的下调，住房公积金政策有更大的优化空间，无论是从企业还是居民家庭，无论是购房还是租房。”严跃进认为，这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当前住房金融政策内容，直击市场的痛点，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便民、托底的政策效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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