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
1⃣真的好喜欢心灵手巧的室友给编的小辫，此处要向她发射无数个爱心[心][爱你][哇][好爱哦][虎爪比心][虎爪比心][虎爪比心][送花花][送花花]太爱她了哈哈哈哈哈哈
2⃣和研三的师兄师姐们拍了毕业照嘻嘻嘻[心]，毕业快乐，我们江湖再见啦
3⃣和1906的筒子们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一起happy，好快乐呀[打call]～希望最后的一年，我们还是当初的我们，我们也不再是当初的我们，一起快乐一起毕业～（ps：小王今天输的很惨[苦涩]）
4⃣收到了买的上林赋，希望自己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能够坚持写完吧。等某一年的某一天送给某一个人吧嘿嘿嘿，其实小王有些东西还是会喜欢仪式感的呢[污][污][污]
（附美美的小辫和今日惨输状况）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诗经长物》，田国福、田艳芳著

本书为田国福先生所赠。这些年来，看到田先生在《诗经》研究上不断有成果出现，其做事的专注态度令我敬佩，而本书的署名则比以往多了一个，翻看本书闻章先生所写序言，方得知田艳芳乃田国福先生的掌珠。

这部新作首先令我耳目一新者，乃是它的装帧：本书乃四色彩印，从外观看象是一部平装图录，翻开书页，前面的序言部分做成了线装书的筒子页，后面的正文则一律为折页，其每一页都是左边为不同《诗经》版本的书影，右侧折页则为田先生收藏的带有《诗经》字句的物品。最为难得的是，每个物品上的诗句，都能与旁边的书影相对应，田先生将每个书影中涉及到的诗句用红圈标识了出来，这足以看到他对编排此书时用了很大的心血。

关于撰写此书的缘起，田国福在自序中首先称：

我对《诗经》的关注最初是它的版本，色彩斑斓的版本世界加深了我对其的了解，也让我从历朝历代多种多样的版本中深切感受到《诗经》文化的冲击力，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带有《诗经》语句的器物，最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便留了下来。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于是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关注此类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因为田先生在任期间曾经修复了毛苌之墓，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将后来的精力全部用在了对于《诗经》的收集和宣传方面，而他在寄书之时，附来了2018年9月7日的《沧州日报》，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田先生在《诗经》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一文的名称为《田国福以器物诠释〈诗经〉――填补诗经研究空白》，该文中介绍了田先生对于《诗经》研究的缘起以及成果：

1999年，田国福担任河间市文化局局长。他从诗经文化入手，自建“诗经斋”，收藏、研究《诗经》各种版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最，吸引来国际学者的关注。2003年，河间市诗经村冯氏祠堂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燕翼贻谋”的石碑。田国福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查阅资料才知，“燕翼贻谋”出自《诗经》，意为后嗣作好打算。这块石碑的出土，一下子点醒了田国福。他感到，《诗经》除大家所熟知的科举、教育等传播方式外，或许还有其他载体，比如碑刻等，而当时诗经学术领域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的介绍乃是关于田先生的《诗经》版本收藏，对于他的藏书状况，该报中还有一篇由周红红等三位记者所写《每个物件上都跳跃着活泼泼的〈诗经〉》，该文首先介绍了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的情况：

河间府衙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这便是诗经斋。庭中植有两棵桃树、两棵李子树，葳蕤蓊郁，暗合《诗经》中“投桃报李”的典故。正房中，700多种、近万册历代版本、多国文字的《诗经》陈列在书橱中，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厚重感立时袭来，让人不自禁地心生敬慕、朝拜之情。

而对于他的器物收藏，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拿出一个鞋拔子，指着上面刻着的几个不甚清晰的字迹让我们辨认，原来是“如日之升”。“这个词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原文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表示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想不到吧，一个鞋拔子上竟然刻有《诗经》的内容，还有如此美好的寓意！这个鞋拔子，只是众多的诗经长物之一。它们不仅在书籍中，在学堂里，还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承载着诗经流传2000多年的文化密码。”

鞋拔子上都刻着这《诗经》，可见《诗经》是何等的融入百姓的生活，而田先生能够关注到这样的寻常之物，这真可谓竹头木屑，细大不捐，但是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跟《诗经》有关之物呢？他在自序中讲到，最初是在河间本地的诗经村冯氏宗祠碑拓里发现了“燕翼贻谋”，字体相当漂亮，后来知道出自《诗经》，原来《诗经》除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醇化民风之外，还可以通过碑刻、匾额等其他载体深切地契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仅靠当地的收藏，显然难以找到更多的欲得之物：

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从各地古玩市场和拍卖会搜集各种带有《诗经》语句的古旧器物。从各种拍卖会竞购得有关《诗经》的杂项收藏。河间古玩市场是我定期必去的地方，青花瓷“万福攸归”碗底、“宜尔子孙”“三寿作朋”花钱、“如日之升”鞋拔子等等均购于此。藏书价值虽然不高，于我却是有关《诗经》的至宝，购回后赶紧查资料，了解其出处，探究其身世，研究其用于器物上所代表的内在深层含义。

而后，田先生对《诗经》器物之爱一发不可收，他用了各种办法，逐渐让自己的藏品丰富起来，原本他想搜集到更多的相关器物，而后再编书，但恰好国家邮政局要在2018年9月发行《诗经》特种邮票，并且在河间举行首发式，此事让田国福感到这是推广《诗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他加紧整理自己的藏品，决定尽快出书。因为田先生有糖尿病在身，这样夜以继日的对器物进行疏理，使他的身体很快消瘦了下来，爱女田艳芳看在眼中，于是主动帮着父亲完成此书。经过一番疏理，本书稿终于编完，但在起名方面，也曾大费周章：

《诗经长物》从我收藏的诸多实物中遴选了一百零八件，有纸制品、银器……，可谓五花八门，像一部百科全书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对此认识不深，简单地认为这些就是《诗经》实物，并请居住在正定的收藏鉴赏大家、古文字专家周金冠老先生为我的实物收藏本题写了名字“诗经实物录”。刘栋先生不主张以“实物”冠此书名，建议用“长物”二字为宜。几经推敲，文友一致认为刘栋先生说得有道理，最后书名定为“诗经长物”。

原来，一事之成，竟然如此的不容易，而《诗经长物》远比原定的书名雅了很多。从自序中让我了解到，起出如此雅致书名者，乃是田先生的朋友刘栋先生，巧合的是，约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前往刘栋先生的府上，在那里参观他收藏的擦擦，此后我的朋友想买一些真正的老家具，而刘栋先生带我们一同前往天津沈阳道，经过他的挑选，买到了一些不错的家具，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古道热肠，但此后由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如今在《诗经长物》中读到他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本书名也是他所起，也算是一个小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