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12月16日），波司登#波司登羽绒服# 用舞台剧的形式，举办了一场发布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步直播。#波司登#
波司登联合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 ，把话剧和服装结合起来，特别有创意。
波司登用这样的方式，讲中国品牌崛起的故事。把半个世纪的品牌故事，浓缩在舞台的方寸之间。
波司登是中国品牌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走向全球的一个经典案例。
波司登是1976年创立的，45年。波司登羽绒服规模做到了全球领先，成了国货崛起的一个代表。这次发布会上的六个篇章，“创业初心”“逆风翻盘”“登峰造极”“品牌重塑”“公益事业”“全球领先”。
— 1 —
勇攀高峰
波司登说，不是我们抓住了国货崛起的机遇，是中国企业的共同努力，才让国货崛起的。现在我们看到国货正在崛起，是因为有很多人，很多企业默默努力了很久。
以前我们大多数国人愿意花更多钱买进口产品。在国人的认知里，进口的质量好，买国产的，就要做好可能不怎么样的心理准备。
这种认知，其实是压在国货身上的一座大山。
国货崛起的前提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一起把这座大山搬走。
波司登只是这千千万万个撬动大山的企业之一。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
他们很艰难地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在这之前，中国是受到很多质疑的，国外登山队认为我们不可能从北坡登顶。
中国登山队就是在这种时候迅速响应，“ 为国登顶，寸土不让 ”。
要知道珠穆朗玛峰，那可是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8844米的海拔，-40℃的苦寒，十级的大风，还有低于海平面 30%的含氧量。
每一个数字都是当时的登山队所面临的鬼门关。
但他们闯了过来，成功登顶了。
当时中国登山队成立还不到5年，队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24岁。
真的是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力征服了世界之巅。
因为当时，中国登山队装备非常匮乏，没有好的羽绒服，没有好的设备。
登山设备的尖端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很多装备和技术都要从国外进口，但国外的设备价格很贵，甚至只能保证一部分主力队员使用。
那时候，中国很多企业就有很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让中国登山队队员用上咱们自己制造的登山顶尖装备。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司登就有一个机会，给中国登山队研发服装设备。
到1998年，中国登山队队员次落穿上了波司登制造研发的登山服登顶珠穆朗玛峰。次落也是中国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大学生。
穿着我们自己研发的服装，登顶珠峰，对波司登和中国登山队意义重大。
之后，波司登不断攀登自己的“高峰”，从羽绒，面料，制作工艺去提升保暖性和安全性。
2019年，次落和波司登又相遇了。
这次他穿着登峰1.0打破了在珠峰上停留时间的记录，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技术和中国质量。
虽然质量提升了，但其实登峰1.0，用的还是国外的面料。
这也是堵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山。
一定要做一款100%中国制造的专业的羽绒服。
这个愿望，在登峰2.0的时候实现了。
波司登和中国航空一起合作，第一次尝试把航空材料技术用到服装上，研发出了3S面料。这款面料有防风、防水、耐磨、抗撕裂、抗菌五大功能。
以防水为例，它的可抗禁水压达到25000。
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分钟有一个2米5的水柱打在面料上，都是不会被浸湿的。这是市面上一般面料所不能达到的。
我们经常听说外国进口面料透气性好，耐磨性好，这次我们做出了一款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面料，它的水准是高于国外面料的
它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件羽绒服，也是中国品牌的一次突破。
登峰2.0北斗款，还配备了中国北斗定位系统，实现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羽绒服领域的首次应用。
如果你在极限环境遇到危险，搜救队搜救时，北斗导航系统就可以主动发射信号。这样，就可以缩短搜救周期，使搜救队可以快速锁定目标施救。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现在看到国货正在崛起，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难和辛苦都是常态，不过看到第一件样衣诞生的时候，一切的难和辛苦都值得。
中国登山队不断勇攀高峰的过程，其实也是波司登不断突破技术壁垒的过程。
波司登不只见证了中国登山队的攀登过程，还连续助力中国第36次、37次、38次南极科考队圆满完成南极科考任务。
— 2 —
改变观念的前提，是信任
攀登技术高峰非常重要。
但消费者还是会有一种心理，国外的大牌更安全，质量更好，大家更愿意买国外的，因为在极限的环境里，真的不敢冒险。
改变观念的前提，其实是信任。
信任，就是你心里装着别人。
他们才愿意在最重要的时候选择你，愿意把后背交给你。
波司登用户，夏伯渝老先生。
夏伯渝老先生是中国无腿登顶珠峰的第一人。
1975年，他第一次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晚需要在7600米处过夜，同行的一名藏族队友因体力透支、丢了睡袋，情况极为危险。他没有犹豫，就把自己的睡袋给了队友。
睡醒后才发现双脚严重冻伤，下山后，夏伯渝被截去了双脚，当时他只有26岁。
但夏伯渝没有放弃登山的梦想。
一直到2018年，69岁高龄的夏伯渝先生，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穿着波司登羽绒服，站上了珠峰的顶端，成了中国无腿登顶珠峰第一人。
从1998年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大学生次落，到2018年，第一位无腿登顶珠峰的夏伯渝先生。
20年，波司登陪伴和守护了很多人的梦想。
这份守护，其实源于他们的信任。
他们愿意在极限的环境里选择你，就相当于把后背交给了你。
因为在那种环境，波司登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可以值得托付的战友。

但信任的前提是，你要时时刻刻听到他们的声音，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波司登2.0的“多层立体充绒结构”，前不久刚刚获得了国际专利。这个专利，就是因为波司登收集国家登山队员的反馈时，发现在登山过程中，因为重力作用的影响，关节部位很容易跑绒，这样就会导致保暖性下降。
珠峰的气候环境恶劣，冬季气温有零下30℃～零下40℃，常刮七八级大风，十二级大风也不少见。
一般攀登过程历时4-6天，在这种极寒的环境里，保暖是重中之重。
怎么办？怎么把绒固定住？怎么提高保暖性？
在设计登峰2.0的时候，和登山队沟通了很多次，做了 30多次实验，还到珠峰做了3次实地测试。
最后把原来的3层结构升级为5层结构，绒量增加了50%，又多加了一层纵向充绒结构。
这样就可以确保羽绒均匀分布在整件衣服里，将绒有效锁定在关键部位，所以保暖性提升了很多。
绒固定住了。但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汗液的排放问题。
人在运动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汗液需要排出。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去，羽绒服就会潮湿，导致体温下降。在那种极端的环境里，如果汗液没有排出去，雨水分子进来了，是会死人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根据登山队员的反馈，也是反复测试后，在后腰、腋下、前胸和背部，这些人体大汗腺集中区域，增加了可以阻隔湿气的棉。
这样就解决了汗液排不出的问题。
羽绒服其实是服装这个品类里，比较“硬科技”的产品，羽绒服企业的较量，也是科技和创新的较量，这个较量的前提是你得听到用户声音。波司登成立45年，这样的专利我们有271个，参与了23项国际标准、3项团体标准、11项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制定各类企业技术标准218项。
每一个专利的背后，都代表解决了一个具体的问题。
国货崛起。但国货崛起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件件具体的事组成的。
你只有在每一件事上持续不犯错，消费者才愿意把后背交给你，才会相信我们自己的品牌是可靠的，是值得信任的。
有一天，这些信任会聚沙成塔，成为托举起国货的重要力量。
— 3 —
走出去把质疑变成力量
但真正的国货崛起，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走出去。
波司登很早就在坚持走出去。
2002年，波司登作为外交礼品赠与俄罗斯、芬兰等多国领导人。
2014年，波司登进入美国市场，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正式营业。
近几年，波司登和一些世界知名IP、国际知名设计师合作，比如，和法国殿堂级设计大师、爱马仕前创意总监高缇耶等。和这些知名设计师合作，给羽绒服注入了时尚、文化的基因，波司登的品牌形象也从原来的功能性进阶为兼具功能性和设计感。
另外，国际时装周，也是波司登非常重视的一个板块。
2018年到2020年，波司登代表中国品牌三次参加海外时装周。
2018年9月，波司登以独立品牌身份亮相时装周，成为唯一在主场走秀的中国品牌；
2019年9月，波司登亮相米兰时装周，成为首个登陆米兰时装周的中国羽绒服品牌；
2020年的伦敦时装周比较特别。因为年初疫情影响，很多时装周都受到了影响。
尤其是当时武汉发生疫情后，外界对中国的质疑声特别多。很多中国品牌的大秀只好取消，各个秀场上也少了中国明星、设计师。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有股不服输的基因。能把质疑声变成力量。
越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越是质疑，越要往前走。
越是认为中国品牌不会出现，就越要体面地出现。
当地时间2月16日上午9点，作为伦敦时装周第一个亮相的中国羽绒服品牌，波司登出现在了秀场上。
模特一出场，脸上都贴着五星红旗，手里挥舞着五星红旗，身穿红色羽绒服。当他们迎面走过来的时候，那种民族自豪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心里的那根小火苗腾一下就升起来了。
那一刻，有种特别强烈的感觉，波司登不只是来参加一场时装秀，是带着使命来的。
大秀闭幕的时候，设计师皮耶特罗和穿着红色羽绒服的模特一起出场，现场的屏幕上打出“中国加油”的大字。
现场的观众手里也挥舞着国旗，一起喊出“中国加油”，整个现场都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最近几年，国货正在崛起，国货的机会来了。
但国货崛起，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个机会，砸在了企业身上。
国货崛起，是众多中国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
坚持科技创新，通过技术上的可行性，实现中国制造。
坚持品质控制，建设我们自己的品牌，实现质量上的可靠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走出去，让我们的产品成为代表中国的一面面旗帜。
发布会最后，波司登创始人高德康和青年时的自己有一段对话：
“我从一个村，到一个厂；从一个厂，到一个城；从一个城，我走向中国。”
“我从中国，带领波司登走向世界。”
只有更多的“波司登”们走出去，国货才能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运。
祝福波司登，也祝福所有默默耕耘，努力撬动大山的中国品牌。
（转，刘润）
波司登联合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 ，把话剧和服装结合起来，特别有创意。
波司登用这样的方式，讲中国品牌崛起的故事。把半个世纪的品牌故事，浓缩在舞台的方寸之间。
波司登是中国品牌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走向全球的一个经典案例。
波司登是1976年创立的，45年。波司登羽绒服规模做到了全球领先，成了国货崛起的一个代表。这次发布会上的六个篇章，“创业初心”“逆风翻盘”“登峰造极”“品牌重塑”“公益事业”“全球领先”。
— 1 —
勇攀高峰
波司登说，不是我们抓住了国货崛起的机遇，是中国企业的共同努力，才让国货崛起的。现在我们看到国货正在崛起，是因为有很多人，很多企业默默努力了很久。
以前我们大多数国人愿意花更多钱买进口产品。在国人的认知里，进口的质量好，买国产的，就要做好可能不怎么样的心理准备。
这种认知，其实是压在国货身上的一座大山。
国货崛起的前提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企业一起把这座大山搬走。
波司登只是这千千万万个撬动大山的企业之一。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
他们很艰难地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在这之前，中国是受到很多质疑的，国外登山队认为我们不可能从北坡登顶。
中国登山队就是在这种时候迅速响应，“ 为国登顶，寸土不让 ”。
要知道珠穆朗玛峰，那可是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8844米的海拔，-40℃的苦寒，十级的大风，还有低于海平面 30%的含氧量。
每一个数字都是当时的登山队所面临的鬼门关。
但他们闯了过来，成功登顶了。
当时中国登山队成立还不到5年，队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24岁。
真的是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力征服了世界之巅。
因为当时，中国登山队装备非常匮乏，没有好的羽绒服，没有好的设备。
登山设备的尖端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很多装备和技术都要从国外进口，但国外的设备价格很贵，甚至只能保证一部分主力队员使用。
那时候，中国很多企业就有很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让中国登山队队员用上咱们自己制造的登山顶尖装备。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司登就有一个机会，给中国登山队研发服装设备。
到1998年，中国登山队队员次落穿上了波司登制造研发的登山服登顶珠穆朗玛峰。次落也是中国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大学生。
穿着我们自己研发的服装，登顶珠峰，对波司登和中国登山队意义重大。
之后，波司登不断攀登自己的“高峰”，从羽绒，面料，制作工艺去提升保暖性和安全性。
2019年，次落和波司登又相遇了。
这次他穿着登峰1.0打破了在珠峰上停留时间的记录，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技术和中国质量。
虽然质量提升了，但其实登峰1.0，用的还是国外的面料。
这也是堵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山。
一定要做一款100%中国制造的专业的羽绒服。
这个愿望，在登峰2.0的时候实现了。
波司登和中国航空一起合作，第一次尝试把航空材料技术用到服装上，研发出了3S面料。这款面料有防风、防水、耐磨、抗撕裂、抗菌五大功能。
以防水为例，它的可抗禁水压达到25000。
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分钟有一个2米5的水柱打在面料上，都是不会被浸湿的。这是市面上一般面料所不能达到的。
我们经常听说外国进口面料透气性好，耐磨性好，这次我们做出了一款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面料，它的水准是高于国外面料的
它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件羽绒服，也是中国品牌的一次突破。
登峰2.0北斗款，还配备了中国北斗定位系统，实现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羽绒服领域的首次应用。
如果你在极限环境遇到危险，搜救队搜救时，北斗导航系统就可以主动发射信号。这样，就可以缩短搜救周期，使搜救队可以快速锁定目标施救。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现在看到国货正在崛起，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难和辛苦都是常态，不过看到第一件样衣诞生的时候，一切的难和辛苦都值得。
中国登山队不断勇攀高峰的过程，其实也是波司登不断突破技术壁垒的过程。
波司登不只见证了中国登山队的攀登过程，还连续助力中国第36次、37次、38次南极科考队圆满完成南极科考任务。
— 2 —
改变观念的前提，是信任
攀登技术高峰非常重要。
但消费者还是会有一种心理，国外的大牌更安全，质量更好，大家更愿意买国外的，因为在极限的环境里，真的不敢冒险。
改变观念的前提，其实是信任。
信任，就是你心里装着别人。
他们才愿意在最重要的时候选择你，愿意把后背交给你。
波司登用户，夏伯渝老先生。
夏伯渝老先生是中国无腿登顶珠峰的第一人。
1975年，他第一次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晚需要在7600米处过夜，同行的一名藏族队友因体力透支、丢了睡袋，情况极为危险。他没有犹豫，就把自己的睡袋给了队友。
睡醒后才发现双脚严重冻伤，下山后，夏伯渝被截去了双脚，当时他只有26岁。
但夏伯渝没有放弃登山的梦想。
一直到2018年，69岁高龄的夏伯渝先生，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穿着波司登羽绒服，站上了珠峰的顶端，成了中国无腿登顶珠峰第一人。
从1998年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大学生次落，到2018年，第一位无腿登顶珠峰的夏伯渝先生。
20年，波司登陪伴和守护了很多人的梦想。
这份守护，其实源于他们的信任。
他们愿意在极限的环境里选择你，就相当于把后背交给了你。
因为在那种环境，波司登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可以值得托付的战友。

但信任的前提是，你要时时刻刻听到他们的声音，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波司登2.0的“多层立体充绒结构”，前不久刚刚获得了国际专利。这个专利，就是因为波司登收集国家登山队员的反馈时，发现在登山过程中，因为重力作用的影响，关节部位很容易跑绒，这样就会导致保暖性下降。
珠峰的气候环境恶劣，冬季气温有零下30℃～零下40℃，常刮七八级大风，十二级大风也不少见。
一般攀登过程历时4-6天，在这种极寒的环境里，保暖是重中之重。
怎么办？怎么把绒固定住？怎么提高保暖性？
在设计登峰2.0的时候，和登山队沟通了很多次，做了 30多次实验，还到珠峰做了3次实地测试。
最后把原来的3层结构升级为5层结构，绒量增加了50%，又多加了一层纵向充绒结构。
这样就可以确保羽绒均匀分布在整件衣服里，将绒有效锁定在关键部位，所以保暖性提升了很多。
绒固定住了。但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汗液的排放问题。
人在运动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汗液需要排出。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去，羽绒服就会潮湿，导致体温下降。在那种极端的环境里，如果汗液没有排出去，雨水分子进来了，是会死人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根据登山队员的反馈，也是反复测试后，在后腰、腋下、前胸和背部，这些人体大汗腺集中区域，增加了可以阻隔湿气的棉。
这样就解决了汗液排不出的问题。
羽绒服其实是服装这个品类里，比较“硬科技”的产品，羽绒服企业的较量，也是科技和创新的较量，这个较量的前提是你得听到用户声音。波司登成立45年，这样的专利我们有271个，参与了23项国际标准、3项团体标准、11项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制定各类企业技术标准218项。
每一个专利的背后，都代表解决了一个具体的问题。
国货崛起。但国货崛起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件件具体的事组成的。
你只有在每一件事上持续不犯错，消费者才愿意把后背交给你，才会相信我们自己的品牌是可靠的，是值得信任的。
有一天，这些信任会聚沙成塔，成为托举起国货的重要力量。
— 3 —
走出去把质疑变成力量
但真正的国货崛起，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走出去。
波司登很早就在坚持走出去。
2002年，波司登作为外交礼品赠与俄罗斯、芬兰等多国领导人。
2014年，波司登进入美国市场，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正式营业。
近几年，波司登和一些世界知名IP、国际知名设计师合作，比如，和法国殿堂级设计大师、爱马仕前创意总监高缇耶等。和这些知名设计师合作，给羽绒服注入了时尚、文化的基因，波司登的品牌形象也从原来的功能性进阶为兼具功能性和设计感。
另外，国际时装周，也是波司登非常重视的一个板块。
2018年到2020年，波司登代表中国品牌三次参加海外时装周。
2018年9月，波司登以独立品牌身份亮相时装周，成为唯一在主场走秀的中国品牌；
2019年9月，波司登亮相米兰时装周，成为首个登陆米兰时装周的中国羽绒服品牌；
2020年的伦敦时装周比较特别。因为年初疫情影响，很多时装周都受到了影响。
尤其是当时武汉发生疫情后，外界对中国的质疑声特别多。很多中国品牌的大秀只好取消，各个秀场上也少了中国明星、设计师。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有股不服输的基因。能把质疑声变成力量。
越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越是质疑，越要往前走。
越是认为中国品牌不会出现，就越要体面地出现。
当地时间2月16日上午9点，作为伦敦时装周第一个亮相的中国羽绒服品牌，波司登出现在了秀场上。
模特一出场，脸上都贴着五星红旗，手里挥舞着五星红旗，身穿红色羽绒服。当他们迎面走过来的时候，那种民族自豪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心里的那根小火苗腾一下就升起来了。
那一刻，有种特别强烈的感觉，波司登不只是来参加一场时装秀，是带着使命来的。
大秀闭幕的时候，设计师皮耶特罗和穿着红色羽绒服的模特一起出场，现场的屏幕上打出“中国加油”的大字。
现场的观众手里也挥舞着国旗，一起喊出“中国加油”，整个现场都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最近几年，国货正在崛起，国货的机会来了。
但国货崛起，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个机会，砸在了企业身上。
国货崛起，是众多中国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
坚持科技创新，通过技术上的可行性，实现中国制造。
坚持品质控制，建设我们自己的品牌，实现质量上的可靠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走出去，让我们的产品成为代表中国的一面面旗帜。
发布会最后，波司登创始人高德康和青年时的自己有一段对话：
“我从一个村，到一个厂；从一个厂，到一个城；从一个城，我走向中国。”
“我从中国，带领波司登走向世界。”
只有更多的“波司登”们走出去，国货才能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运。
祝福波司登，也祝福所有默默耕耘，努力撬动大山的中国品牌。
（转，刘润）
【隐秘流行！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两年后才被发现】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
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
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
【隐秘流行！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两年后才被发现】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