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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与展望
原创 管涛 中国经济评论
研判2022年人民币汇率，需要密切关注出口前景、中美利差、金融风险、经济复苏、美元指数等因素的发展演变。
研判2022年人民币汇率，需要密切关注出口前景、中美利差、金融风险、经济复苏、美元指数等因素的发展演变。
管涛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2021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20年6月初至年底，人民币汇率（如非特指，均指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持续升值，刺激了市场看多的情绪，激进的观点甚至预测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升破六。但笔者明确表示，2021年人民币走得不会那么强，破六将是小概率事件。这一猜测现已基本被证实。人民币汇率“折返跑”，小幅升值。新年伊始，人民币汇率升破6.50，3月份又跌破6.50；4、5月份再度升破6.50，5月底6月初升破6.40，创下三年来新高；6月中旬起跌破6.40，个别交易日收盘价跌破6.50；10月底重新升破6.40，并围绕6.40上下波动。前10个月，境内汇率中间价和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各上涨2%稍强，低于上年全年超过6%的涨幅；中间价和收盘价波动区间分别为[6.3572，6.5713]和[6.3607，6.5739]，均离破六还有不小的差距（见图1）。
图1：境内人民币汇率走势（单位：元人民币/美元）
境内外汇差收窄，市场预期基本稳定。前10个月，境外人民币汇率CNH相对境内人民币汇率CNY总体偏强，日均差价2BP，与其他年份的年度绝对水平相比为最低。这显示市场没有单边预期或压力，CNY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同期，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交替出现，且升贬值预期都不太强（见图2）。这与人民币强势伴随升值预期的看法相去甚远，反倒证实了汇率弹性增加，有助于释放市场压力，避免预期积累。
图2：1年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单位：元人民币/美元；%）
人民币兑大多数非美货币走强，人民币汇率指数上涨较多。前10个月，在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24种人民币外币交易中，人民币仅兑加元、俄罗斯卢布和挪威克朗汇率略有下跌，兑其他21种货币均有所上涨。同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口径（CFETS）的人民币汇率指数累计上涨5.7%，超过上年全年的3.8%，年涨幅为2015年以来最高；10月末，人民币汇率指数收在100.22，为2016年1月底以来新高。可见，从多边汇率看，2021年人民币走得较强，甚至强过了美元。只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所以，还是笔者猜对了。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原因分析
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驱动。前10个月，洲际交易所（ICE）美元指数（下同）累计升值4.6%。但人民币汇率不跌反涨，是因为境内外汇供求盈余较大，前9个月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1828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倍。这不同于2017年的人民币逆势上涨。当时，主要是借美指走弱（全年大跌9.9%）之机，引入逆周期因子调节的结果。当年境内外汇依然供不应求，结售汇逆差合计851亿美元。
美指震荡主导人民币汇率W型走势。此轮人民币升值受益于美元指数走弱，2020年累计下跌6.7%。2020年底，市场普遍预期美指进入中长期贬值通道。然而，笔者早就指出，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市场避险情绪减弱情况下，美指强弱取决于主要经济体经济修复的状况。由于美国经济恢复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加上货币紧缩预期，2021年以来美指震荡走高。一季度，美指不涨反跌3.6%，直接导致人民币汇率冲高回落；4、5月份美指上攻乏力，又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反弹；5月底6月初，美指再度跌破90，触发了人民币汇率一波急涨行情；6月份以后美指再度上行，人民币汇率重新盘整；10月份美指升破94之后再度回调，引发人民币汇率重新升破6.40。
双向波动促进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汇率市场化应该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反之，则是市场失灵。2021年前三季度，各季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均值分别环比上涨1.9%、0.4%和下跌0.2%。相应的，剔除远期履约后，各季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分别环比回落0.9、0.01和上升0.4个百分点；代客付汇购汇率分别环比回落0.9、上升1.2和回落2.8个百分点。汇率弹性增加，确有助于吸收内外部冲击，发挥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中美利差收敛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因疫情冲击下中美货币政策分化，2020年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达到历史峰值。全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1.07万亿元，刷新历史记录。进入2021年，受通胀预期和货币紧缩预期影响，美债收益率上行，而中国境内流动性合理充裕，包括中债收益率在内的主要市场利率普遍下行，中美利差收窄。三季度，日均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157BP，较上年四季度回落80BP；前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净增持人民币债券5902亿元，同比少增22%。
详情链接：https://t.cn/A6JN77b2
管涛：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与展望
原创 管涛 中国经济评论
研判2022年人民币汇率，需要密切关注出口前景、中美利差、金融风险、经济复苏、美元指数等因素的发展演变。
研判2022年人民币汇率，需要密切关注出口前景、中美利差、金融风险、经济复苏、美元指数等因素的发展演变。
管涛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2021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20年6月初至年底，人民币汇率（如非特指，均指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持续升值，刺激了市场看多的情绪，激进的观点甚至预测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升破六。但笔者明确表示，2021年人民币走得不会那么强，破六将是小概率事件。这一猜测现已基本被证实。人民币汇率“折返跑”，小幅升值。新年伊始，人民币汇率升破6.50，3月份又跌破6.50；4、5月份再度升破6.50，5月底6月初升破6.40，创下三年来新高；6月中旬起跌破6.40，个别交易日收盘价跌破6.50；10月底重新升破6.40，并围绕6.40上下波动。前10个月，境内汇率中间价和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各上涨2%稍强，低于上年全年超过6%的涨幅；中间价和收盘价波动区间分别为[6.3572，6.5713]和[6.3607，6.5739]，均离破六还有不小的差距（见图1）。
图1：境内人民币汇率走势（单位：元人民币/美元）
境内外汇差收窄，市场预期基本稳定。前10个月，境外人民币汇率CNH相对境内人民币汇率CNY总体偏强，日均差价2BP，与其他年份的年度绝对水平相比为最低。这显示市场没有单边预期或压力，CNY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同期，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交替出现，且升贬值预期都不太强（见图2）。这与人民币强势伴随升值预期的看法相去甚远，反倒证实了汇率弹性增加，有助于释放市场压力，避免预期积累。
图2：1年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单位：元人民币/美元；%）
人民币兑大多数非美货币走强，人民币汇率指数上涨较多。前10个月，在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24种人民币外币交易中，人民币仅兑加元、俄罗斯卢布和挪威克朗汇率略有下跌，兑其他21种货币均有所上涨。同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口径（CFETS）的人民币汇率指数累计上涨5.7%，超过上年全年的3.8%，年涨幅为2015年以来最高；10月末，人民币汇率指数收在100.22，为2016年1月底以来新高。可见，从多边汇率看，2021年人民币走得较强，甚至强过了美元。只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所以，还是笔者猜对了。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原因分析
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驱动。前10个月，洲际交易所（ICE）美元指数（下同）累计升值4.6%。但人民币汇率不跌反涨，是因为境内外汇供求盈余较大，前9个月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1828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倍。这不同于2017年的人民币逆势上涨。当时，主要是借美指走弱（全年大跌9.9%）之机，引入逆周期因子调节的结果。当年境内外汇依然供不应求，结售汇逆差合计851亿美元。
美指震荡主导人民币汇率W型走势。此轮人民币升值受益于美元指数走弱，2020年累计下跌6.7%。2020年底，市场普遍预期美指进入中长期贬值通道。然而，笔者早就指出，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市场避险情绪减弱情况下，美指强弱取决于主要经济体经济修复的状况。由于美国经济恢复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加上货币紧缩预期，2021年以来美指震荡走高。一季度，美指不涨反跌3.6%，直接导致人民币汇率冲高回落；4、5月份美指上攻乏力，又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反弹；5月底6月初，美指再度跌破90，触发了人民币汇率一波急涨行情；6月份以后美指再度上行，人民币汇率重新盘整；10月份美指升破94之后再度回调，引发人民币汇率重新升破6.40。
双向波动促进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汇率市场化应该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反之，则是市场失灵。2021年前三季度，各季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均值分别环比上涨1.9%、0.4%和下跌0.2%。相应的，剔除远期履约后，各季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分别环比回落0.9、0.01和上升0.4个百分点；代客付汇购汇率分别环比回落0.9、上升1.2和回落2.8个百分点。汇率弹性增加，确有助于吸收内外部冲击，发挥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中美利差收敛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因疫情冲击下中美货币政策分化，2020年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达到历史峰值。全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1.07万亿元，刷新历史记录。进入2021年，受通胀预期和货币紧缩预期影响，美债收益率上行，而中国境内流动性合理充裕，包括中债收益率在内的主要市场利率普遍下行，中美利差收窄。三季度，日均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157BP，较上年四季度回落80BP；前三季度，境外投资者净增持人民币债券5902亿元，同比少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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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生：降息五问
以下文章来源于钟正生经济分析
平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张德礼/常艺馨（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核心观点
2022年1月17日，央行开展7000亿元1年期MLF操作和1000亿元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85%、2.10%，中标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
1、降息为何早于市场预期落地？一是，打提前量，避免中美货币政策的“正面交锋”。在美联储加息落地前，中国货币政策“打好提前量”，缓和对市场预期的影响。二是，配合地方债发行，缓解对短期流动性的冲击。预计2022年一季度政府债发行总规模将达1.5万亿以上，货币政策释放将配合财政政策发力的信号。三是，贷款需求疲弱问题凸显。从2021年12月的金融数据看，企业有效贷款需求疲弱、居民消费意愿较差以及商品房销售疲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四是，通胀不再是紧约束。上周公布的2021年12月物价数据中，无论是CPI还是PPI同比都低于市场预期。
2、MLF降息后LPR报价如何变化？我们预计1月20日（周四）的1年期LPR报价将跟随MLF下调10bp，5年期LPR报价也有望下调5bp-10bp。5年期LPR报价的下调对于部分持币观望的刚需购房者而言，或可起到节约成本、稳定信心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更好满足合理的购房融资需求。
3、后续货币政策工具如何使用？一是继续使用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对小微企业、三农、绿色贷款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贷款结构的调整。二是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释放LPR改革红利，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并压降银行净息差，预计有望推动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7-8bp。三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1.5个百分点，弥补货币投放缺口的同时，进一步引导贷款利率下行7-8bp。参考2018年的经验，即便2022年下半年美联储加速紧缩，货币政策也有望“以我为主”，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4、政策利率会否继续下调？取决于“宽信用”的落地情况。一季度的经济金融数据将成为重要的观测窗口。若本次降息后“宽信用”仍不及预期，且房地产拖累下经济减速风险加大，政策利率不排除再次调低的可能性。
5、资本市场如何表现？因担忧后续“宽信用”效果显现，预计一季度债券市场的波动将会显著加大，或已进入低赔率的“鱼尾行情”。当前股票市场部分热门赛道估值已调整至历史均值水平，已然落地的“宽货币”和在路上的“宽信用”，均将助力股票市场“春季躁动”行情的到来。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恶化，监管政策超预期收紧，美联储缩表超预期等
2022年1月17日，央行开展7000亿元1年期MLF操作和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85%、2.10%，较前期操作均下调10个bp。本次央行调降MLF和7天期逆回购利率10bp，与我们的判断相符。我们前期在《2022年中国货币政策展望》报告中认为，为提振实体融资需求，以及进一步减轻实体经济利息偿付压力、避免我国宏观杠杆率再度过快攀升，政策利率还需下调10~15bp。
一 降息为何早于市场预期落地？
本次降息的时点相比于市场预期而言有所提前，力度也比市场普遍预期的5bp更大。原因有四：
一是，打提前量，避免中美货币政策的“正面交锋”。美联储最早可能在3月开启加息、全年加息3到4次并开启缩表，中美货币政策将出现错位。强势的人民币汇率虽给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留下缓冲空间，但在美联储加息前，中国下调两个政策利率，可以缓和中美货币政策周期错位对市场预期的影响。
二是，配合地方债发行，缓解对短期流动性的冲击。财政部在2021年12月已提前下达1.46万亿地方专项债额度，高于2018年的8100亿与2019年的1万亿。我们预计，2022年财政将“前置发力”，一季度政府债发行总规模将达1.5万亿以上，超出2019年和2021年的同期水平，市场流动性缺口不小。降息释放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的信号，将配合财政政策发力，这也是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内容之一。
三是，贷款需求疲弱问题凸显。从2021年12月的金融数据看，社融增速的边际改善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的“加杠杆”，但企业有效贷款需求疲弱、居民消费意愿较差以及商品房销售疲弱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现行利率传导机制下，政策利率调整或有助于提振居民和企业疲弱的贷款需求，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是，通胀不再是紧约束。在保供稳价措施加码之下，2021年11月PPI同比已开始拐头向下。上周公布的2021年12月物价数据中，无论是CPI还是PPI的同比均低于市场预期，“胀”对货币政策而言不再是紧约束。
图片1-2
二 MLF降息后LPR报价如何变化？
我们预计1月20日（周四）的1年期LPR报价将跟随MLF下调10bp，5年期LPR报价也有望下调5bp-10bp，以更好满足合理的购房融资需求。在各类调控政策的作用下，目前投资性和投机性的购房需求已得到遏制。从2021年12月单月数据看，房地产投资的两年平均同比下降3%，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的居民按揭贷款单月也出现了负增长，总的来说各方对2022年房地产投资的预期仍悲观。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成为稳增长的重要一环，而商品房销售稳定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2021年10月21日，银保监会负责人表示“保障好刚需群体信贷需求……要在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方面对首套房购房者予以支持。目前，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中有90%以上都是首套房贷款。”近期深圳和广州等热点城市的房贷利率出现回落，或表明住房贷款供需格局有所好转。历史上，房价下行压力偏大、稳定房地产投资诉求较强时，通常伴随着降准、降息。我们认为，5年期LPR报价的下调对于部分持币观望的刚需购房者而言，或可起到节约成本、稳定信心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更好满足合理的购房融资需求。
图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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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钟正生经济分析
平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张德礼/常艺馨（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核心观点
2022年1月17日，央行开展7000亿元1年期MLF操作和1000亿元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85%、2.10%，中标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
1、降息为何早于市场预期落地？一是，打提前量，避免中美货币政策的“正面交锋”。在美联储加息落地前，中国货币政策“打好提前量”，缓和对市场预期的影响。二是，配合地方债发行，缓解对短期流动性的冲击。预计2022年一季度政府债发行总规模将达1.5万亿以上，货币政策释放将配合财政政策发力的信号。三是，贷款需求疲弱问题凸显。从2021年12月的金融数据看，企业有效贷款需求疲弱、居民消费意愿较差以及商品房销售疲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四是，通胀不再是紧约束。上周公布的2021年12月物价数据中，无论是CPI还是PPI同比都低于市场预期。
2、MLF降息后LPR报价如何变化？我们预计1月20日（周四）的1年期LPR报价将跟随MLF下调10bp，5年期LPR报价也有望下调5bp-10bp。5年期LPR报价的下调对于部分持币观望的刚需购房者而言，或可起到节约成本、稳定信心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更好满足合理的购房融资需求。
3、后续货币政策工具如何使用？一是继续使用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对小微企业、三农、绿色贷款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贷款结构的调整。二是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释放LPR改革红利，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并压降银行净息差，预计有望推动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7-8bp。三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1.5个百分点，弥补货币投放缺口的同时，进一步引导贷款利率下行7-8bp。参考2018年的经验，即便2022年下半年美联储加速紧缩，货币政策也有望“以我为主”，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4、政策利率会否继续下调？取决于“宽信用”的落地情况。一季度的经济金融数据将成为重要的观测窗口。若本次降息后“宽信用”仍不及预期，且房地产拖累下经济减速风险加大，政策利率不排除再次调低的可能性。
5、资本市场如何表现？因担忧后续“宽信用”效果显现，预计一季度债券市场的波动将会显著加大，或已进入低赔率的“鱼尾行情”。当前股票市场部分热门赛道估值已调整至历史均值水平，已然落地的“宽货币”和在路上的“宽信用”，均将助力股票市场“春季躁动”行情的到来。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恶化，监管政策超预期收紧，美联储缩表超预期等
2022年1月17日，央行开展7000亿元1年期MLF操作和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85%、2.10%，较前期操作均下调10个bp。本次央行调降MLF和7天期逆回购利率10bp，与我们的判断相符。我们前期在《2022年中国货币政策展望》报告中认为，为提振实体融资需求，以及进一步减轻实体经济利息偿付压力、避免我国宏观杠杆率再度过快攀升，政策利率还需下调10~15bp。
一 降息为何早于市场预期落地？
本次降息的时点相比于市场预期而言有所提前，力度也比市场普遍预期的5bp更大。原因有四：
一是，打提前量，避免中美货币政策的“正面交锋”。美联储最早可能在3月开启加息、全年加息3到4次并开启缩表，中美货币政策将出现错位。强势的人民币汇率虽给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留下缓冲空间，但在美联储加息前，中国下调两个政策利率，可以缓和中美货币政策周期错位对市场预期的影响。
二是，配合地方债发行，缓解对短期流动性的冲击。财政部在2021年12月已提前下达1.46万亿地方专项债额度，高于2018年的8100亿与2019年的1万亿。我们预计，2022年财政将“前置发力”，一季度政府债发行总规模将达1.5万亿以上，超出2019年和2021年的同期水平，市场流动性缺口不小。降息释放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的信号，将配合财政政策发力，这也是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内容之一。
三是，贷款需求疲弱问题凸显。从2021年12月的金融数据看，社融增速的边际改善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的“加杠杆”，但企业有效贷款需求疲弱、居民消费意愿较差以及商品房销售疲弱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现行利率传导机制下，政策利率调整或有助于提振居民和企业疲弱的贷款需求，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是，通胀不再是紧约束。在保供稳价措施加码之下，2021年11月PPI同比已开始拐头向下。上周公布的2021年12月物价数据中，无论是CPI还是PPI的同比均低于市场预期，“胀”对货币政策而言不再是紧约束。
图片1-2
二 MLF降息后LPR报价如何变化？
我们预计1月20日（周四）的1年期LPR报价将跟随MLF下调10bp，5年期LPR报价也有望下调5bp-10bp，以更好满足合理的购房融资需求。在各类调控政策的作用下，目前投资性和投机性的购房需求已得到遏制。从2021年12月单月数据看，房地产投资的两年平均同比下降3%，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的居民按揭贷款单月也出现了负增长，总的来说各方对2022年房地产投资的预期仍悲观。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成为稳增长的重要一环，而商品房销售稳定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2021年10月21日，银保监会负责人表示“保障好刚需群体信贷需求……要在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方面对首套房购房者予以支持。目前，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中有90%以上都是首套房贷款。”近期深圳和广州等热点城市的房贷利率出现回落，或表明住房贷款供需格局有所好转。历史上，房价下行压力偏大、稳定房地产投资诉求较强时，通常伴随着降准、降息。我们认为，5年期LPR报价的下调对于部分持币观望的刚需购房者而言，或可起到节约成本、稳定信心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更好满足合理的购房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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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 | 婴儿潮的老去：产业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
以下文章来源于兴业研究
作者：郭于玮 鲁政委（鲁政委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962年至1973年间，我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期间年平均出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和城镇化的红利，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得到了比父辈们更好的教育机会。
而如今，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走向退休。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如果按照年龄简单推算，2022年至2030年间每年经济活动人口的降幅在1.0%到1.5%之间。不过，考虑到延迟退休等因素，经济活动人口的实际降幅可能低于这一水平。从劳动力供给结构来看，婴儿潮一代退休对水利环境、公共管理、建筑业、电力热力、采矿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影响较大。
日本经验显示，步入老年之后，消费者在鱼类菜类等健康食品、冷暖用具、家庭服务、医疗保健、旅行等领域的消费可能增加。不过，与日本老年人类似，对我国的老年人而言，支持子孙教育、购房等领域的支出可能对其消费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老年人会大幅降低家庭杠杆率，更加偏好定期存款，并减少在金融机构以外的投资。
1962年至1973年间，我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期间年平均出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以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计算，60至70年代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走向退休，我们将迎来一轮退休的小高峰。婴儿潮（为简便起见，下文中的婴儿潮专指1962年至1973年间的婴儿潮）一代有何特点？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将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和资产负债配置？本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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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婴儿潮一代
婴儿潮一代有哪些特点？
第一，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红利，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婴儿潮开端，即1962年出生的人恰好在1980年成年。因此，婴儿潮一代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步走上工作岗位，其工作时间与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间基本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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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婴儿潮一代是城镇化的生力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在1979至1987年间迎来了城镇化的小高潮，期间年平均新增城镇人口超过1100万。当时风华正茂的婴儿潮一代构成了城镇化重要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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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婴儿潮一代得到了比父辈们更好的教育机会。当婴儿潮一代处于0到20岁左右时，我国的普通小学和初中招生数显著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婴儿潮一代逐渐成年，同期我国高校年平均招生数达到48万，较50至7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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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婴儿潮退休与劳动力供给
婴儿潮一代退休将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
从劳动力的总量来看，如果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将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 2020年50-54岁、55到59岁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2.5%和10.5%，合计接近劳动年龄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见，婴儿潮一代是我国劳动力中的主力军。因此，婴儿潮一代退休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产生深远影响。图片5
我们可以估算每一年退休人数和初次参加工作人数的变化。在退休人数方面，如果我们假设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每年出生人数中男女比例相等，且不考虑死亡率等可能导致劳动力下降的因素，那么，受婴儿潮一代的影响，自2017年至2020年，我国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超过2000万。2021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略低于2000万。2022年后，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将再上一个台阶。粗略估算下，2022年至2030年间，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平均为2650万。
在初次参加工作人数方面，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16-19岁的比例仅为0.8%，远低于16-19岁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而20-24岁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达到6.8%，较为接近20-24岁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因此，我国劳动力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可能在20-24岁之间。我们假设劳动力初次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为22岁。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我国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波动回落。2020年起我国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可能下降到2000万以下。
综合来看，2017年起，我国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开始超过参加工作的人数。这也与我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接近。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自2016年开始负增长。需要关注的是，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与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之差在400万以内，而到了2022年及其之后，这一数值会上升到70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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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衡量劳动力供给的指标是经济活动人口，而经济活动人口不仅受到年龄，还受到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和提前退休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2016年至2019年间经济活动人口年平均下降0.1个百分点，而纯粹按照年龄来推算，劳动力的年平均降幅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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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兴业研究
作者：郭于玮 鲁政委（鲁政委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962年至1973年间，我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期间年平均出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和城镇化的红利，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得到了比父辈们更好的教育机会。
而如今，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走向退休。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如果按照年龄简单推算，2022年至2030年间每年经济活动人口的降幅在1.0%到1.5%之间。不过，考虑到延迟退休等因素，经济活动人口的实际降幅可能低于这一水平。从劳动力供给结构来看，婴儿潮一代退休对水利环境、公共管理、建筑业、电力热力、采矿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影响较大。
日本经验显示，步入老年之后，消费者在鱼类菜类等健康食品、冷暖用具、家庭服务、医疗保健、旅行等领域的消费可能增加。不过，与日本老年人类似，对我国的老年人而言，支持子孙教育、购房等领域的支出可能对其消费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老年人会大幅降低家庭杠杆率，更加偏好定期存款，并减少在金融机构以外的投资。
1962年至1973年间，我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期间年平均出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以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计算，60至70年代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走向退休，我们将迎来一轮退休的小高峰。婴儿潮（为简便起见，下文中的婴儿潮专指1962年至1973年间的婴儿潮）一代有何特点？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将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和资产负债配置？本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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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婴儿潮一代
婴儿潮一代有哪些特点？
第一，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红利，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婴儿潮开端，即1962年出生的人恰好在1980年成年。因此，婴儿潮一代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步走上工作岗位，其工作时间与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间基本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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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婴儿潮一代是城镇化的生力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在1979至1987年间迎来了城镇化的小高潮，期间年平均新增城镇人口超过1100万。当时风华正茂的婴儿潮一代构成了城镇化重要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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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婴儿潮一代得到了比父辈们更好的教育机会。当婴儿潮一代处于0到20岁左右时，我国的普通小学和初中招生数显著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婴儿潮一代逐渐成年，同期我国高校年平均招生数达到48万，较50至7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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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婴儿潮退休与劳动力供给
婴儿潮一代退休将如何影响劳动力供给？
从劳动力的总量来看，如果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将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 2020年50-54岁、55到59岁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2.5%和10.5%，合计接近劳动年龄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见，婴儿潮一代是我国劳动力中的主力军。因此，婴儿潮一代退休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产生深远影响。图片5
我们可以估算每一年退休人数和初次参加工作人数的变化。在退休人数方面，如果我们假设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每年出生人数中男女比例相等，且不考虑死亡率等可能导致劳动力下降的因素，那么，受婴儿潮一代的影响，自2017年至2020年，我国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超过2000万。2021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略低于2000万。2022年后，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将再上一个台阶。粗略估算下，2022年至2030年间，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平均为2650万。
在初次参加工作人数方面，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16-19岁的比例仅为0.8%，远低于16-19岁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而20-24岁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达到6.8%，较为接近20-24岁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占比。因此，我国劳动力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可能在20-24岁之间。我们假设劳动力初次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为22岁。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我国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波动回落。2020年起我国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可能下降到2000万以下。
综合来看，2017年起，我国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开始超过参加工作的人数。这也与我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接近。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自2016年开始负增长。需要关注的是，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数与初次参加工作的人数之差在400万以内，而到了2022年及其之后，这一数值会上升到70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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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衡量劳动力供给的指标是经济活动人口，而经济活动人口不仅受到年龄，还受到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和提前退休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2016年至2019年间经济活动人口年平均下降0.1个百分点，而纯粹按照年龄来推算，劳动力的年平均降幅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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