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再次感慨每次杂志主题都是如此的贴合他本身，或者说从他身上发掘出太多可能性亦或者是被他完美消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示出来。Sapere aude，拒绝接受其他权威来克服“不成熟”，敢于求知，像是他一路走来带给我的印象。镜子是审视自身的工具，在真假交错的信息时代，往往在“他人说”中迷失了方向，keep faith的坚定也是当手触摸到镜子那一刻。在阿波罗前面做着类似playing tricks的动作是专属莫里亚蒂式的小幽默：此刻我才是光明之神，我要开始变一些魔术了。蒙住双眼是为了屏蔽一切外力干扰，他永远还是原来那个他。
今日正式启幕！温州博物馆“玉篆春风 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鼓掌][鼓掌][鼓掌]
方介堪（1901-1987）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篆刻家。他与张大千、徐悲鸿等众多艺术家挚友共同构筑起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辉煌，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他印坛巨人、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方介堪收起金刚石篆刻刀，秉承传统文人的执着和忠诚，回归家乡浙江温州，投身于文化遗产事业和金石篆刻教育事业。1950年，温州文管会成立，方介堪任副主任。1958年5月，温州博物馆成立，方介堪兼首任馆长。
2021年是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纪念他为我国艺术与文博事业做出的贡献，温州博物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经过一年多筹备，“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于11月8日预展，11月22日正式启幕，分为“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与“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两部分。其中“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着重表现方介堪的艺术成就与门生弟子的成就，共展出当代书法绘画篆刻作品250余件，包括方介堪先生弟子、学生及再传弟子、社会后辈的作品。“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主要梳理了方介堪考古文保、丰富馆藏、文博学术等方面的贡献，共展出藏品66件，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0件、三级文物3件，另有首次展出的文管会手稿、文件等一手资料超26件，展示了早期温州文物事业的发展概况。
投身考古、文保事业
20世纪50年代后期，温州掀起兴修水利热潮，为及时抢救出土文物，方介堪与同事先后参与瑞安桐溪、黄岩秀岭等地考古发掘，清理出大批汉、两晋及南朝各类文物。后又配合浙江省考古队在丽水、龙泉等地发掘一批宋元时期窑址，出土大量龙泉窑瓷器。参与乐清大荆宋代窑址清理、瓯江水库文物清理。在方介堪带领下，文物工作者顶酷热、冒严寒，清理了温州市郊西山自来水厂工地出土的东晋独木舟、丽水南宋何氏祖孙三代墓葬墓志铭等。几乎所有考古发现方介堪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妥善保护处置。在方介堪带领下，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工作典型。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物，无论是不可移动文物还是可移动文物，都是文博单位的核心要素。方介堪到任后对籀园孙诒让纪念堂、叶水心祠堂及许多面临拆除的古井、古建筑一一开列清单，上报地区专署建议保护。20世纪60年代，温州瓯海北宋白象塔三四层出现多处裂缝，塔身倾斜。方介堪联系国内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教授及其团队勘查现状。经勘查认为该塔濒临倒塌，宜落架拆除。1965年，浙江省文物部门发文批准拆除白象塔。文物工作者从塔中发掘出经卷、绘画、雕塑品、石刻等北宋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佛像、菩萨、罗汉像等彩绘木雕、砖雕。这些彩绘木雕装饰精巧，色泽绚丽，衣褶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浙南地区北宋时期彩绘木雕工艺的发展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科学价值。2004年温州博物馆新馆开放，专设工艺馆陈列白象塔的出土遗珍，成为温博别具特色的专题陈列。
不遗余力丰富馆藏
在温州博物馆的起步阶段，方介堪为增加藏品数量多方筹划。他利用个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北京等地以艺会友积累的影响力，开展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他亲赴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寻访，又去函邀请各地师友名家如郭沫若、何香凝、陈叔通、张宗祥、马一浮、沈尹默、潘天寿、谢稚柳、唐云等征集题写毛泽东诗词，并为江心寺、文信国公祠题字作画。他还亲自篆刻印章，合理利用文物的再生资源（如金石拓片），交换或征集名家书画。这批名家题写毛泽东诗词的书画作品，已经成为难得的馆藏“墨宝”。
方介堪发动社会力量，捐献旧藏，积极开展征集工作，带头捐献周代玉虎、汉代青铜盂、汉魏石刻拓本、张大千字画等珍贵文物。在方介堪带领下，馆藏文物名列全省前茅。1954年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全省文保重点示范单位。温州博物馆数以千计的藏品，凝聚着方介堪的汗水，他历尽千辛万苦、孜孜以求寻得《朱曼妻薛氏买地券》也成为文物征集工作的一段佳话。此券石于1896年在平阳县宜山乡鲸头村山麓因农民打井被发现，为当地乡绅陈锡琛所得，经其师吴承志考证为晋代遗物，就视若珍宝，秘不示人，并假说乡人惧发墓得罪，又要回掩埋，因此不易得其拓片。1919年陈家人告知方介堪，石虽不存，拓片尚可检赠一页，但并未交出。然而方介堪在他处所见的券石拓片，则纸墨犹新，不像旧拓。1930年方介堪在上海美专教学时，其学生陈德辉（陈锡琛之孙）谈及此券，明允暑假拓二纸相赠，方介堪始知咸康原石，犹在人间。二十年后，全国解放，方介堪遇到陈德辉时又谈及此券，陈说不知去向。四年后，方介堪又催陈德辉寻找，竟于陈家寝室地板下获得，方介堪当即通过组织购回鉴定，确为原石。
方介堪也注重对革命文物的征集。1952年，文管会建立伊始，他就开始收集散落在偏僻山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及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浙南特委等革命遗物。在方介堪带领下搜集的革命文物，经上报中央、华东及省内的达几千件。粟裕将军称赞温州地区上报的革命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好。1964年郭沫若来温登岛参观，盛赞方介堪主持的文管会、博物馆“所藏金石书画、图籍文物，多罕见之品，盖知永嘉文化之盛、历史悠久，信而有证”。
文博学术结硕果
温州文管会成立后，方介堪即开展文物研究工作。他先后对温州地区的藏石、瓯窑及缥瓷、新石器遗址等开展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文物》等全国具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61年，他编写了《温州文管会藏石考》，文中列举了温州地区重要石刻作品，填补了浙江地区晋代石刻的空白，1965年6月《文物》杂志刊载此文。
1958年，永嘉楠溪、箬岙、潘桥发现三处汉代陶瓷窑址。方介堪对瓯窑的历史溯源进行研究，发表《晋瓯缥瓷》。方介堪还关注龙泉窑研究，撰写众多尚未刊发的调查研究整理的手稿，如《龙泉窑与处州窑》《温州地区陶瓷遗址、遗存及属于龙泉窑系统遗物》等。1956年，温州瑞安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介堪参与考古工作并撰写《浙江温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一文，发表于《考古通讯》。
温州博物馆此次纪念活动还包括“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师友书画展”“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泰顺石篆刻精品展”，将于12月分别在温州衍园美术馆和泰顺县方介堪方去疾美术馆开展。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纪念海派篆刻大家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三校研究生论坛”已于11月6日举办。
文/ 马炯 蔡书茈 陈碧瑜
图/ 陈真健
方介堪（1901-1987）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篆刻家。他与张大千、徐悲鸿等众多艺术家挚友共同构筑起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辉煌，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他印坛巨人、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方介堪收起金刚石篆刻刀，秉承传统文人的执着和忠诚，回归家乡浙江温州，投身于文化遗产事业和金石篆刻教育事业。1950年，温州文管会成立，方介堪任副主任。1958年5月，温州博物馆成立，方介堪兼首任馆长。
2021年是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纪念他为我国艺术与文博事业做出的贡献，温州博物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经过一年多筹备，“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于11月8日预展，11月22日正式启幕，分为“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与“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两部分。其中“方介堪的艺术传承与后学”着重表现方介堪的艺术成就与门生弟子的成就，共展出当代书法绘画篆刻作品250余件，包括方介堪先生弟子、学生及再传弟子、社会后辈的作品。“方介堪的文化遗产事业”主要梳理了方介堪考古文保、丰富馆藏、文博学术等方面的贡献，共展出藏品66件，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0件、三级文物3件，另有首次展出的文管会手稿、文件等一手资料超26件，展示了早期温州文物事业的发展概况。
投身考古、文保事业
20世纪50年代后期，温州掀起兴修水利热潮，为及时抢救出土文物，方介堪与同事先后参与瑞安桐溪、黄岩秀岭等地考古发掘，清理出大批汉、两晋及南朝各类文物。后又配合浙江省考古队在丽水、龙泉等地发掘一批宋元时期窑址，出土大量龙泉窑瓷器。参与乐清大荆宋代窑址清理、瓯江水库文物清理。在方介堪带领下，文物工作者顶酷热、冒严寒，清理了温州市郊西山自来水厂工地出土的东晋独木舟、丽水南宋何氏祖孙三代墓葬墓志铭等。几乎所有考古发现方介堪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妥善保护处置。在方介堪带领下，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工作典型。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物，无论是不可移动文物还是可移动文物，都是文博单位的核心要素。方介堪到任后对籀园孙诒让纪念堂、叶水心祠堂及许多面临拆除的古井、古建筑一一开列清单，上报地区专署建议保护。20世纪60年代，温州瓯海北宋白象塔三四层出现多处裂缝，塔身倾斜。方介堪联系国内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教授及其团队勘查现状。经勘查认为该塔濒临倒塌，宜落架拆除。1965年，浙江省文物部门发文批准拆除白象塔。文物工作者从塔中发掘出经卷、绘画、雕塑品、石刻等北宋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佛像、菩萨、罗汉像等彩绘木雕、砖雕。这些彩绘木雕装饰精巧，色泽绚丽，衣褶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浙南地区北宋时期彩绘木雕工艺的发展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科学价值。2004年温州博物馆新馆开放，专设工艺馆陈列白象塔的出土遗珍，成为温博别具特色的专题陈列。
不遗余力丰富馆藏
在温州博物馆的起步阶段，方介堪为增加藏品数量多方筹划。他利用个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北京等地以艺会友积累的影响力，开展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他亲赴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寻访，又去函邀请各地师友名家如郭沫若、何香凝、陈叔通、张宗祥、马一浮、沈尹默、潘天寿、谢稚柳、唐云等征集题写毛泽东诗词，并为江心寺、文信国公祠题字作画。他还亲自篆刻印章，合理利用文物的再生资源（如金石拓片），交换或征集名家书画。这批名家题写毛泽东诗词的书画作品，已经成为难得的馆藏“墨宝”。
方介堪发动社会力量，捐献旧藏，积极开展征集工作，带头捐献周代玉虎、汉代青铜盂、汉魏石刻拓本、张大千字画等珍贵文物。在方介堪带领下，馆藏文物名列全省前茅。1954年温州文管会与博物馆成为全省文保重点示范单位。温州博物馆数以千计的藏品，凝聚着方介堪的汗水，他历尽千辛万苦、孜孜以求寻得《朱曼妻薛氏买地券》也成为文物征集工作的一段佳话。此券石于1896年在平阳县宜山乡鲸头村山麓因农民打井被发现，为当地乡绅陈锡琛所得，经其师吴承志考证为晋代遗物，就视若珍宝，秘不示人，并假说乡人惧发墓得罪，又要回掩埋，因此不易得其拓片。1919年陈家人告知方介堪，石虽不存，拓片尚可检赠一页，但并未交出。然而方介堪在他处所见的券石拓片，则纸墨犹新，不像旧拓。1930年方介堪在上海美专教学时，其学生陈德辉（陈锡琛之孙）谈及此券，明允暑假拓二纸相赠，方介堪始知咸康原石，犹在人间。二十年后，全国解放，方介堪遇到陈德辉时又谈及此券，陈说不知去向。四年后，方介堪又催陈德辉寻找，竟于陈家寝室地板下获得，方介堪当即通过组织购回鉴定，确为原石。
方介堪也注重对革命文物的征集。1952年，文管会建立伊始，他就开始收集散落在偏僻山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及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浙南特委等革命遗物。在方介堪带领下搜集的革命文物，经上报中央、华东及省内的达几千件。粟裕将军称赞温州地区上报的革命文物数量最多，质量最好。1964年郭沫若来温登岛参观，盛赞方介堪主持的文管会、博物馆“所藏金石书画、图籍文物，多罕见之品，盖知永嘉文化之盛、历史悠久，信而有证”。
文博学术结硕果
温州文管会成立后，方介堪即开展文物研究工作。他先后对温州地区的藏石、瓯窑及缥瓷、新石器遗址等开展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文物》等全国具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61年，他编写了《温州文管会藏石考》，文中列举了温州地区重要石刻作品，填补了浙江地区晋代石刻的空白，1965年6月《文物》杂志刊载此文。
1958年，永嘉楠溪、箬岙、潘桥发现三处汉代陶瓷窑址。方介堪对瓯窑的历史溯源进行研究，发表《晋瓯缥瓷》。方介堪还关注龙泉窑研究，撰写众多尚未刊发的调查研究整理的手稿，如《龙泉窑与处州窑》《温州地区陶瓷遗址、遗存及属于龙泉窑系统遗物》等。1956年，温州瑞安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介堪参与考古工作并撰写《浙江温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一文，发表于《考古通讯》。
温州博物馆此次纪念活动还包括“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师友书画展”“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泰顺石篆刻精品展”，将于12月分别在温州衍园美术馆和泰顺县方介堪方去疾美术馆开展。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纪念海派篆刻大家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三校研究生论坛”已于11月6日举办。
文/ 马炯 蔡书茈 陈碧瑜
图/ 陈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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