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雪赵宏博返乡 畅谈花滑那些事 】近日，一身休闲装的申雪、赵宏博悄然现身哈尔滨体育学院，为黑龙江冰雪的推广活动“站台”，用他俩的话说“家乡有需要，义不容辞”。退役十年，岁月似乎并没有在这对“冰上伉俪”的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回到家乡的夫妻二人，显然心情不错，和记者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聊国家队、聊工作、聊女儿，聊家乡的冰雪运动……
“冰上伉俪”换个方式继续“搭档”
“申雪是我的上级，我得接受领导的指挥”，在接受采访时，赵宏博半开玩笑地说。
昔年携手征战世界冰坛的夫妻二人，如今已完成了各自的华丽转身。2017年起，赵宏博担任国家花样滑冰队总教练，主抓训练、比赛；而从2018年起执掌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的申雪，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为国家队当好“管家”。毕竟，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北京冬奥会冠军的团队，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太繁杂琐碎——外事联络、伤病康复、科学训练、大数据分析……
从昔日的冰上组合，到如今的“合作伙伴”，对于夫妻二人而言，也许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搭档。赵宏博说，我俩都有自己的团队，如今国家队和花样协会两个团队无缝衔接，可以说协会给予国家队的帮助是巨大的，我们在一线，利用协会这个资源，获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可以专心把运动员的能力提升到最佳状态，这种默契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执教以来，赵宏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麾下队员获得了两届世界亚军、两届世界冠军。在花滑的四个单项中，双人滑依旧是最有优势的项目，但是也要面临俄罗斯的强大阻击。对于这个老对手，赵宏博有太多的感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正是申雪、赵宏博的完美表演，打破了俄罗斯人对这个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同时也为中国队摘得了冬奥历史上的第一枚花滑金牌。
“最大的对手依然是俄罗斯，除此之外还有加拿大、美国、法国。总之竞争相当激烈，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前行！”赵宏博说。
在采访过程中，站在赵宏博身边的申雪，显得娴静而温雅。对于赵宏博的“上级”一说，她笑着说，我就是提供服务的。执掌花滑协会的她，身上的担子并不轻。除了当好国家队的“管家”之外，她还要进行花滑运动的推广、各地花滑俱乐部的管理、大型赛事的筹备，其中也包括明年在哈尔滨举办的世界青年锦标赛……
“刚开始接手协会的时候，经常觉得脑子不太够用。因为当运动员时，只要做好自己就够了，不像现在，方方面面都需要考虑到。”申雪说。
如今的申雪，已经在新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她推动国家队与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合作，在疫情期间，不断有舞蹈老师进来跟队训练，在外教完成冰上编排后，由舞蹈老师进一步在陆地和冰上同时细化节目内容，对花滑队员的眼神、手位、情绪渲染进行指导。申雪还在2018年促成了与北京服装学院的合作，让国家队的比赛服在国际标准下实现国产化，而在北京冬奥会的冰面上炫出更多的中国元素更是她的心愿。
申雪对比赛服的要求特别高，从更轻便、更飘逸、更具弹性的选料到结合编排内容的设计，都要尽善尽美，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上，中国队选手的比赛服广受好评。下一步，她还想联手中国音乐家协会，对国家队的音乐编排进行指导……在科技助力上，申雪再“尝鲜”，“中国杯”与阿里团队合作，采用电子胸牌技术，包括发车时间、出场顺序等信息都在运动员的胸牌上显示，不仅环保，更减少了人员的交叉。
“我们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北京冬奥会这个目标”，赵宏博说。
男子单人滑 赵宏博看好龙江名将
在冬奥会的历史上，中国男子单人滑还没有获得过奖牌。而这一次，赵宏博把目光投射在了金博洋的身上。
有着“中国花滑王子”称号的龙江选手金博洋，在刚刚举行的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男子单人滑比赛中，以总分290.89分刷新三项个人最佳得分，蝉联中国杯男单冠军。昔日的“小王子”，彻底地成长为男子单人滑的扛鼎者，肩负起在北京冬奥会上书写历史的使命。
在赵宏博看来，金博洋今年的出色表现，得益于其刻苦的训练。今年3月份世锦赛宣布取消之后，中国花滑队赴三亚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体能训练。金博洋每天都要从早晨六点，练到晚上八九点。有意识地加强腿部耐力和爆发力。这对于其滑行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包括所有跳跃的起跳和落冰，以及整个节目期间的腿部耐力，帮助和收获特别大。
“他的状态、体能都处于一个很好的境地，希望通过他和团队的努力，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奖牌、甚至更好的成绩”，对于金博洋，赵宏博的期待值显然不低。
另一个进步巨大的项目是冰舞。在花样滑冰界，冰舞是四个项目中最难突破的一个，欧美运动员在该项目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然而近年来，中国组合王诗玥/柳鑫宇的表现越来越好，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已进入前八，为中国冰舞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也令赵宏博颇感欣慰。
而说起女子单人滑项目，赵宏博则用“形势严峻”来形容。“还是争取拿到奥运会资格吧，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
希望家乡涌现更多的冰雪运动人才
作为从黑龙江走向世界的花滑偶像，申雪、赵宏博一直很留意龙江冰雪运动的发展。对他们而言，这既是工作内容之一，也是积淀多年的情怀。
“黑龙江是中国冰雪运动的摇篮，在冬奥会的历史上，黑龙江一直是中国军团的主力军，我作为黑龙江人很自豪。”赵宏博说。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随着北京及南方很多城市在冰雪项目上加大投入，很多俱乐部纷纷涌现，培养出大量后备人才，对龙江形成了“围堵”的局面。昔日的“冰雪霸主”，地位受到了强劲的冲击。
对此，赵宏博说，“现在国家队的人才选拨，出现了大量的南方的队员和北京队员，相比之下，作为冰雪运动摇篮的黑龙江，虽然每年也会输送一些，但和过去相比，则显得有点可惜了。黑龙江有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底蕴，应该让更多的孩子融入到冰雪运动。”
赵宏博举了一个例子，在北京海淀区举办的滑冰活动中，光是一个小区的参赛队伍，就达到了十支。如此庞大的群众基础，才是保证后备人才的基石。他建议通过宣传、赛事、活动等多元化的模式，提高冰雪运动在孩子中的普及率，让他们与冰雪运动有持续接触的渠道，以此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进而扩大冰雪运动的群众基础。
“哪有自己的生活，走到哪儿都是工作。”
多年的搭档、夫妻、合作伙伴，两人之间的默契自不言而喻，配合起来也如鱼得水。他们在工作中谈工作，在吃饭时谈工作，回到家中也谈工作，“哪有自己的生活，走到哪儿都是工作。”申雪笑着说。
除了国家队的“大管家”，申雪有时也客串国家队的“示范模特”。作为双人滑领域的顶尖选手，赵宏博在指导队员时，无疑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有时候需要体现的动作队员做不出来，就会把申雪拉过来做示范……他们的合作，可谓是无处不在。
他们的女儿赵雪儿，今年七岁了！虽然受父母的影响爱上了花滑，但是同时也喜欢跳舞、游泳、滑雪。对于赵宏博和申雪而言，并没有执着于让女儿“接班”，“看她最喜欢哪个项目吧！她喜欢，我们就极力培养。”赵宏博表示。
繁忙的工作，让夫妻二人和女儿离多聚少，申雪笑称“我俩一直带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带着队伍封闭训练，就算周末放假，离队时还要做核酸检测，总之就是见一面挺难的。”说到这儿，赵宏博多少有些语塞。
申雪说，职责所在嘛！毕竟，家门口的奥运会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时刻！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敢想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我们得排除万难，争取最好的成绩……
说到这儿时，申雪轻轻地挥了一下拳头！
https://t.cn/A6GYyQ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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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雪是我的上级，我得接受领导的指挥”，在接受采访时，赵宏博半开玩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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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日的冰上组合，到如今的“合作伙伴”，对于夫妻二人而言，也许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搭档。赵宏博说，我俩都有自己的团队，如今国家队和花样协会两个团队无缝衔接，可以说协会给予国家队的帮助是巨大的，我们在一线，利用协会这个资源，获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可以专心把运动员的能力提升到最佳状态，这种默契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执教以来，赵宏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麾下队员获得了两届世界亚军、两届世界冠军。在花滑的四个单项中，双人滑依旧是最有优势的项目，但是也要面临俄罗斯的强大阻击。对于这个老对手，赵宏博有太多的感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正是申雪、赵宏博的完美表演，打破了俄罗斯人对这个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同时也为中国队摘得了冬奥历史上的第一枚花滑金牌。
“最大的对手依然是俄罗斯，除此之外还有加拿大、美国、法国。总之竞争相当激烈，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前行！”赵宏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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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接手协会的时候，经常觉得脑子不太够用。因为当运动员时，只要做好自己就够了，不像现在，方方面面都需要考虑到。”申雪说。
如今的申雪，已经在新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她推动国家队与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合作，在疫情期间，不断有舞蹈老师进来跟队训练，在外教完成冰上编排后，由舞蹈老师进一步在陆地和冰上同时细化节目内容，对花滑队员的眼神、手位、情绪渲染进行指导。申雪还在2018年促成了与北京服装学院的合作，让国家队的比赛服在国际标准下实现国产化，而在北京冬奥会的冰面上炫出更多的中国元素更是她的心愿。
申雪对比赛服的要求特别高，从更轻便、更飘逸、更具弹性的选料到结合编排内容的设计，都要尽善尽美，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上，中国队选手的比赛服广受好评。下一步，她还想联手中国音乐家协会，对国家队的音乐编排进行指导……在科技助力上，申雪再“尝鲜”，“中国杯”与阿里团队合作，采用电子胸牌技术，包括发车时间、出场顺序等信息都在运动员的胸牌上显示，不仅环保，更减少了人员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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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单人滑 赵宏博看好龙江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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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宏博看来，金博洋今年的出色表现，得益于其刻苦的训练。今年3月份世锦赛宣布取消之后，中国花滑队赴三亚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体能训练。金博洋每天都要从早晨六点，练到晚上八九点。有意识地加强腿部耐力和爆发力。这对于其滑行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包括所有跳跃的起跳和落冰，以及整个节目期间的腿部耐力，帮助和收获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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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心脏复健 重症病患新「动」力】
心脏病发做起来又快又猛，常让患者与家人措手不及，生活垄罩着阴影，甚至再复发入院而降低生活品质。如何增加心肺功能、提升生活品质与降低死亡率一直是国内外医疗与研究极力推广与发展的课题。心脏疾病的治疗除了手术介入、放置支架及药物外，心脏复健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https://t.cn/A6G0CsKm
#心脏病# #心脏疾病# #医疗#
心脏病发做起来又快又猛，常让患者与家人措手不及，生活垄罩着阴影，甚至再复发入院而降低生活品质。如何增加心肺功能、提升生活品质与降低死亡率一直是国内外医疗与研究极力推广与发展的课题。心脏疾病的治疗除了手术介入、放置支架及药物外，心脏复健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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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后意见】
2020年7月7日的开庭，我们原告未被允许充分表达陈述意见、未被允许反驳被告和第三人的口头答辩，故原告整理出本《庭后意见》，提交法庭。
一、反驳被告东方公证处的答辩
本案立案至今，被告东方公证处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只是在法庭上空口无凭地进行了答辩。下面原告逐一进行反驳：
1.东方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违反了两个法律强制性规范
其一，《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七条 第（一）款 要求，遗嘱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应当”的司法解释是“必须”，是法律强制性规范，不是可有可无！此外，公证行业规范要求，遗嘱人要有北京三甲医院开具的“立遗嘱人精神诊断证明”（见附件2）。东方公证处自己也要求何德明到医院开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诊断证明（见附件3）。可见，法律法规、公证行业、东方公证处，三方一致认定了“精神诊断证明”是遗嘱公证的入门条件。东方公证处复查室主任田军曾明确告知：“要想推翻公证，除非你们能推翻《诊断证明书》！”遵其“指引”，原告获取了东城区卫健委卫生监督所出具的信访《答复》，答复称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无开具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资质”（见附件7），这就推翻了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为何德明开具的《诊断证明书》的法律效力。7月7 日当庭，东方公证处对信访《答复》未予反驳，等于认可了该证据。但是，东方公证处又辩称应该由原告拿出何德明民事行为能力的反证。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是东方公证处给何德明出具的《公证书》，公证处依法负有“举证何德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责任，而原告无需反证，只需反驳。东方公证处的本证是《诊断证明书》，而原告的反驳证据是卫健委卫生监督所的《答复》。
其二，《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 遗嘱人年老体弱，“应当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即 “必须”，是法律强制性规范，不是可有可无！况且，何德明当年是86岁高龄、乘坐轮椅、颤颤巍巍、耳背眼花、患有严重脑病、被受赠人瞒着子女推到东方公证处、交了一堆虚假证明材料，作了这份遗嘱公证，这样的遗嘱音像记录不是必须的吗？东方公证处当庭承认何德明的遗嘱音像光盘已被该处损毁，无法修复，但却辩称音像证据只是辅助证据，不是必须证据。此辩解与《遗嘱公证细则》条款中的“应当”二字相悖！
2.东方公证处辩称“遗嘱为真，既为有效”，此说既无法可依，又逻辑谬误；且遗嘱并不“为真”
其一，“遗嘱为真，既为有效”之说，是空口无凭，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逻辑常识混乱。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哪一条法律支持“遗嘱为真，既为有效”？ 东方公证处也不懂逻辑？司法证据，需符合“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方为有效。“真实性”只是遗嘱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东方公证处以偏概全，回避了“合法性”和“关联性”这两个必要条件，而何德明的公证遗嘱至少违反了两个法律强制性规范，因此不具有“合法性”，当属无效证据。
其二，所谓“遗嘱为真”之说，不但逻辑混乱，而且与事实不符。公证处想抓住“真实性”一搏，却不懂“真实性”的内含逻辑？证据的“真实性”包含形式上的真实和实质上的真实两个方面，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形式上的真实必须服从实质上的真实！何德明的遗嘱，即便笔迹真实，也只是形式上的真实，不代表内容实质也真实。在何德明的遗嘱中，所谓“个人财产”实为“夫妻共同财产”（有生效判决为证）；所谓“靠外甥扶养”，实情恰恰颠倒（见附件10）；所谓“子女不孝”，实际“家庭关系和睦”（借和平里医院的举证材料P5、P10、P13一用）。东方公证处对这些事实和证据均未反驳，等于认可。对于伪造遗赠理由、虚构因果关系的遗嘱，能确认“遗嘱为真”吗？此外，东方公证处还辩称“《遗嘱手稿》语言流畅，证明了遗嘱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请问：流畅的语言是他的独立构思吗？流畅的胡言乱语，也能证明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吗？《遗嘱手稿》的漏洞东方公证处都解释不了，还指望用它去弥补《诊断证明书》的更大漏洞吗？
3.东方公证处推责遗嘱人和受赠人，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指出了何德明遗嘱公证档案中的多个虚假证明材料，东方公证处未予反驳，并当庭承认收取了虚假证明材料，但辩称是遗嘱人和受赠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欺骗了公证处，所以主张原告向遗嘱人和受赠人追责、索赔。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根据《公证法》第四十三条 “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依法，东方公证处应当先行向原告（利害关系人）承担赔偿责任，再向违反公证程序、违反行业规范、毁损公证档案、未尽到审查核实义务、收取一堆虚假证明材料的公证人员追偿。
再者，东方公证处主张何德明担责，那么请先举证何德明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因为法律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承担法律责任。东方公证处还认为是受赠人欺骗了公证处，那么请公证处自主向受赠人追责，因为被骗的是公证处，被骗者有权向骗子追责，而原告却没有义务替被骗者去追责。
东方公证处主张原告通过再审拿回遗产。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在遗产尚未转移时，原告尚可依据公证处的撤销公证，来申请“继承纠纷案”的再审，以求执行回转。但是，因东方公证处两次拒绝撤销公证，延误了时机，导致受赠人变卖了受赠遗产，携款消失，给原告造成了实际损失。如今，原告是依法以“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向东方公证处索赔。
综上分析，被告东方公证处既不能证明遗嘱人何德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不能证明何德明的“遗嘱为真”，公证事项存在系列过错，公证处应当为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二、反驳第三人和平里医院的答辩及其证据
原告从“证据的三性”反驳和平里医院的答辩及其提交的证据。
1.卫生监督所的《答复》，否定了《诊断证明书》的合法性卫生监督所信访《答复》确认：“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无开具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资质”（见附件7）。和平里医院对原告提交的卫生监督所的信访《答复》未予反驳，院办也曾明确承认“本院没有开具精神诊断证明的资质”。但是，和平里医院辩称其开具的“神志清，思维正常”的《诊断证明书》不是精神诊断证明，只是对患者“状态的描述”。和平里医院空口无凭，《汉典》已经证明思维是精神活动，那么思维诊断证明就是精神诊断证明；公证处和二中院也认定它是精神诊断证明，只是不知后来卫生监督出具《答复》揭露了它的非法。和平里医院说它是“状态的描述”，原告补充说它是“思维状态也即精神状态的描述”。当初把“精神状态的描述”写在专版的诊断证明书上，并郑重签字盖章，用于司法；如今“出事了”，就极力否认它是“精神诊断证明”，和平里医院如此行径，纯属“耍赖”！
此外，和平里医院还辩称《汉典》不适用于医疗行业，医疗行业对“思维”没有解释…。原告认为，《汉典》是中华文化的经典，是全国通用的，是众所周知的，是无需再证的，它的证据力度无与伦比。既然医疗行业对“思维”没有独立解释，那正说明无需解释、自然遵从《汉典》解释，即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从而得出推论：“思维”诊断证明即是“精神”诊断证明。
2.《住院病历》与《诊断证明书》上的“思维正常”，没有关联性
和平里医院提交了17页证据材料，并在证据P1《证据目录》上称：何德明的三次《住院病历》证明了其“神志清”（见其P1）。注意重点：和平里医院承认《住院病历》只证明了《诊断证明书》上的“神志清”！那么，《诊断证明书》上“思维正常”的证据在哪儿？请和平里医院出示！原告提醒，即便你拿出了证据，也无法逃避卫生监督所说你医院和医师双双“无资质”的定论！
原告特别说明：“神志清”并不等同于“思维正常”。网查权威的“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词术语规范推广项目》审核认定：“神志不清简称神昏、晕厥、又称人事不省、昏迷、意识障碍…。临床表现主要是意识丧失，对光和呼唤均无反应，无自主运动等”。可见，和平里医院用《住院病历》仅仅证明了何德明在住院期间“没有昏迷”、“对光和呼唤有反应”…，仅此而已，这跟“思维正常”相去甚远，不可等同。因此说，《住院病历》与《诊断证明书》上的“思维正常”，没有关联性。
3.《住院病历》不能证明《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
《诊断证明书》的本证备案应当是诊断证明书复联和认知评估报告，和平里医院承认医院没有何德明《诊断证明书》的备案。《诊断证明书》没有备案，就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和平里医院跟东方公证处一样不懂“真实性”的内含逻辑？证据的“真实性”包含形式上的真实和实质上的真实两个方面，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形式上的真实必须服从实质上的真实！和平里医院以为《诊断证明书》上签字盖章是真实的，就能代表文字内容也真实，这是明显的因果逻辑错误。
如今，和平里医院拿不出何德明《诊断证明书》的应有备案，就拼凑了17张证据材料，以期证明《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原告认为这些证据材料与《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分析如下：
其一，在《诊断证明书》上，张宏艳写的科别是“n内”即“神内”；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2《挂号条》，上面写的科室是“内科副主任”，挂号类别是“专家门诊”。显然，这张《挂号条》挂的不是张宏艳的号，因为挂的号是“内科副主任”，不是“神内”，张宏艳也不是“专家门诊”。由此可见，《挂号条》与《诊断证明书》没有丝毫关联性。和平里医院找来某不相干专家的《挂号条》为张宏艳开具的涉及司法的《诊断证明书》备案，极其荒唐！
其二，在《诊断证明书》上，张宏艳写的科别是“n内”即“神内”；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4《医师执业证书》，上面明示张宏艳的执业范围是“内科专业”。显然，张宏艳本人的专业与《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医师证》没能证明张宏艳有资质开具《诊断证明书》，反倒坐实了内科医师张宏艳违反《医师法》，冒充神内医师，跨科非法行医。
其三，在《诊断证明书》上，签名医师是“张宏艳”；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5—P17《住院病历》，上面的所有签字医师中没有张宏艳。显然，别人作的诊查记录与张宏艳开具的《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住院病历》没能证明《诊断证明书》内容的真实性，却反证了张宏艳违反《医学诊断证明书管理规定》，没有亲自诊查患者就出具了医学诊断证明书。
其四，在《诊断证明书》上，签署日期是2010年7月16日；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5—P17《住院病历》，显示的住院期间不包括2010年7月16日，最接近的日期都相差了4个多月。对于“遗嘱人的精神诊断证明”这种时效性极强的证据来说，显然，那些远期的住院病历与《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
综上分析，和平里医院提交的17页证据材料，没能证明何德明 “思维正常”，没能证明《诊断证明书》真实、合法、有效。
三、原告的请求
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鉴于被告东方公证处和第三人和平里医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多有回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故原告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和第三人几个核心问题：
1.东城区卫健委卫生监督所给原告出具的信访《答复》称：“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无开具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资质”（见附件7）。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及第三人是否认可该《答复》的内容？
2.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给何德明开具的《诊断证明书》上写着：“该老人神志清，思维正常”（见附件4）。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及第三人是否认可该《诊断证明书》为精神诊断证明？
3. 《遗嘱公证细则》规定遗嘱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规定“遗嘱人年老体弱，应当录音或者录像”。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东方公证处，是否认可这两项条款是法律强制性规范？
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有无、证明力大小，对本案进行公正审判。
此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_
2020年7月26日
2020年7月7日的开庭，我们原告未被允许充分表达陈述意见、未被允许反驳被告和第三人的口头答辩，故原告整理出本《庭后意见》，提交法庭。
一、反驳被告东方公证处的答辩
本案立案至今，被告东方公证处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只是在法庭上空口无凭地进行了答辩。下面原告逐一进行反驳：
1.东方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违反了两个法律强制性规范
其一，《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七条 第（一）款 要求，遗嘱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应当”的司法解释是“必须”，是法律强制性规范，不是可有可无！此外，公证行业规范要求，遗嘱人要有北京三甲医院开具的“立遗嘱人精神诊断证明”（见附件2）。东方公证处自己也要求何德明到医院开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诊断证明（见附件3）。可见，法律法规、公证行业、东方公证处，三方一致认定了“精神诊断证明”是遗嘱公证的入门条件。东方公证处复查室主任田军曾明确告知：“要想推翻公证，除非你们能推翻《诊断证明书》！”遵其“指引”，原告获取了东城区卫健委卫生监督所出具的信访《答复》，答复称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无开具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资质”（见附件7），这就推翻了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为何德明开具的《诊断证明书》的法律效力。7月7 日当庭，东方公证处对信访《答复》未予反驳，等于认可了该证据。但是，东方公证处又辩称应该由原告拿出何德明民事行为能力的反证。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是东方公证处给何德明出具的《公证书》，公证处依法负有“举证何德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责任，而原告无需反证，只需反驳。东方公证处的本证是《诊断证明书》，而原告的反驳证据是卫健委卫生监督所的《答复》。
其二，《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 遗嘱人年老体弱，“应当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即 “必须”，是法律强制性规范，不是可有可无！况且，何德明当年是86岁高龄、乘坐轮椅、颤颤巍巍、耳背眼花、患有严重脑病、被受赠人瞒着子女推到东方公证处、交了一堆虚假证明材料，作了这份遗嘱公证，这样的遗嘱音像记录不是必须的吗？东方公证处当庭承认何德明的遗嘱音像光盘已被该处损毁，无法修复，但却辩称音像证据只是辅助证据，不是必须证据。此辩解与《遗嘱公证细则》条款中的“应当”二字相悖！
2.东方公证处辩称“遗嘱为真，既为有效”，此说既无法可依，又逻辑谬误；且遗嘱并不“为真”
其一，“遗嘱为真，既为有效”之说，是空口无凭，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逻辑常识混乱。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哪一条法律支持“遗嘱为真，既为有效”？ 东方公证处也不懂逻辑？司法证据，需符合“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方为有效。“真实性”只是遗嘱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东方公证处以偏概全，回避了“合法性”和“关联性”这两个必要条件，而何德明的公证遗嘱至少违反了两个法律强制性规范，因此不具有“合法性”，当属无效证据。
其二，所谓“遗嘱为真”之说，不但逻辑混乱，而且与事实不符。公证处想抓住“真实性”一搏，却不懂“真实性”的内含逻辑？证据的“真实性”包含形式上的真实和实质上的真实两个方面，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形式上的真实必须服从实质上的真实！何德明的遗嘱，即便笔迹真实，也只是形式上的真实，不代表内容实质也真实。在何德明的遗嘱中，所谓“个人财产”实为“夫妻共同财产”（有生效判决为证）；所谓“靠外甥扶养”，实情恰恰颠倒（见附件10）；所谓“子女不孝”，实际“家庭关系和睦”（借和平里医院的举证材料P5、P10、P13一用）。东方公证处对这些事实和证据均未反驳，等于认可。对于伪造遗赠理由、虚构因果关系的遗嘱，能确认“遗嘱为真”吗？此外，东方公证处还辩称“《遗嘱手稿》语言流畅，证明了遗嘱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请问：流畅的语言是他的独立构思吗？流畅的胡言乱语，也能证明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吗？《遗嘱手稿》的漏洞东方公证处都解释不了，还指望用它去弥补《诊断证明书》的更大漏洞吗？
3.东方公证处推责遗嘱人和受赠人，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指出了何德明遗嘱公证档案中的多个虚假证明材料，东方公证处未予反驳，并当庭承认收取了虚假证明材料，但辩称是遗嘱人和受赠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欺骗了公证处，所以主张原告向遗嘱人和受赠人追责、索赔。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根据《公证法》第四十三条 “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依法，东方公证处应当先行向原告（利害关系人）承担赔偿责任，再向违反公证程序、违反行业规范、毁损公证档案、未尽到审查核实义务、收取一堆虚假证明材料的公证人员追偿。
再者，东方公证处主张何德明担责，那么请先举证何德明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因为法律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承担法律责任。东方公证处还认为是受赠人欺骗了公证处，那么请公证处自主向受赠人追责，因为被骗的是公证处，被骗者有权向骗子追责，而原告却没有义务替被骗者去追责。
东方公证处主张原告通过再审拿回遗产。东方公证处不懂法律？在遗产尚未转移时，原告尚可依据公证处的撤销公证，来申请“继承纠纷案”的再审，以求执行回转。但是，因东方公证处两次拒绝撤销公证，延误了时机，导致受赠人变卖了受赠遗产，携款消失，给原告造成了实际损失。如今，原告是依法以“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向东方公证处索赔。
综上分析，被告东方公证处既不能证明遗嘱人何德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又不能证明何德明的“遗嘱为真”，公证事项存在系列过错，公证处应当为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二、反驳第三人和平里医院的答辩及其证据
原告从“证据的三性”反驳和平里医院的答辩及其提交的证据。
1.卫生监督所的《答复》，否定了《诊断证明书》的合法性卫生监督所信访《答复》确认：“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无开具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资质”（见附件7）。和平里医院对原告提交的卫生监督所的信访《答复》未予反驳，院办也曾明确承认“本院没有开具精神诊断证明的资质”。但是，和平里医院辩称其开具的“神志清，思维正常”的《诊断证明书》不是精神诊断证明，只是对患者“状态的描述”。和平里医院空口无凭，《汉典》已经证明思维是精神活动，那么思维诊断证明就是精神诊断证明；公证处和二中院也认定它是精神诊断证明，只是不知后来卫生监督出具《答复》揭露了它的非法。和平里医院说它是“状态的描述”，原告补充说它是“思维状态也即精神状态的描述”。当初把“精神状态的描述”写在专版的诊断证明书上，并郑重签字盖章，用于司法；如今“出事了”，就极力否认它是“精神诊断证明”，和平里医院如此行径，纯属“耍赖”！
此外，和平里医院还辩称《汉典》不适用于医疗行业，医疗行业对“思维”没有解释…。原告认为，《汉典》是中华文化的经典，是全国通用的，是众所周知的，是无需再证的，它的证据力度无与伦比。既然医疗行业对“思维”没有独立解释，那正说明无需解释、自然遵从《汉典》解释，即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从而得出推论：“思维”诊断证明即是“精神”诊断证明。
2.《住院病历》与《诊断证明书》上的“思维正常”，没有关联性
和平里医院提交了17页证据材料，并在证据P1《证据目录》上称：何德明的三次《住院病历》证明了其“神志清”（见其P1）。注意重点：和平里医院承认《住院病历》只证明了《诊断证明书》上的“神志清”！那么，《诊断证明书》上“思维正常”的证据在哪儿？请和平里医院出示！原告提醒，即便你拿出了证据，也无法逃避卫生监督所说你医院和医师双双“无资质”的定论！
原告特别说明：“神志清”并不等同于“思维正常”。网查权威的“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词术语规范推广项目》审核认定：“神志不清简称神昏、晕厥、又称人事不省、昏迷、意识障碍…。临床表现主要是意识丧失，对光和呼唤均无反应，无自主运动等”。可见，和平里医院用《住院病历》仅仅证明了何德明在住院期间“没有昏迷”、“对光和呼唤有反应”…，仅此而已，这跟“思维正常”相去甚远，不可等同。因此说，《住院病历》与《诊断证明书》上的“思维正常”，没有关联性。
3.《住院病历》不能证明《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
《诊断证明书》的本证备案应当是诊断证明书复联和认知评估报告，和平里医院承认医院没有何德明《诊断证明书》的备案。《诊断证明书》没有备案，就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和平里医院跟东方公证处一样不懂“真实性”的内含逻辑？证据的“真实性”包含形式上的真实和实质上的真实两个方面，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形式上的真实必须服从实质上的真实！和平里医院以为《诊断证明书》上签字盖章是真实的，就能代表文字内容也真实，这是明显的因果逻辑错误。
如今，和平里医院拿不出何德明《诊断证明书》的应有备案，就拼凑了17张证据材料，以期证明《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原告认为这些证据材料与《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分析如下：
其一，在《诊断证明书》上，张宏艳写的科别是“n内”即“神内”；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2《挂号条》，上面写的科室是“内科副主任”，挂号类别是“专家门诊”。显然，这张《挂号条》挂的不是张宏艳的号，因为挂的号是“内科副主任”，不是“神内”，张宏艳也不是“专家门诊”。由此可见，《挂号条》与《诊断证明书》没有丝毫关联性。和平里医院找来某不相干专家的《挂号条》为张宏艳开具的涉及司法的《诊断证明书》备案，极其荒唐！
其二，在《诊断证明书》上，张宏艳写的科别是“n内”即“神内”；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4《医师执业证书》，上面明示张宏艳的执业范围是“内科专业”。显然，张宏艳本人的专业与《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医师证》没能证明张宏艳有资质开具《诊断证明书》，反倒坐实了内科医师张宏艳违反《医师法》，冒充神内医师，跨科非法行医。
其三，在《诊断证明书》上，签名医师是“张宏艳”；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5—P17《住院病历》，上面的所有签字医师中没有张宏艳。显然，别人作的诊查记录与张宏艳开具的《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住院病历》没能证明《诊断证明书》内容的真实性，却反证了张宏艳违反《医学诊断证明书管理规定》，没有亲自诊查患者就出具了医学诊断证明书。
其四，在《诊断证明书》上，签署日期是2010年7月16日；而和平里医院的证据P5—P17《住院病历》，显示的住院期间不包括2010年7月16日，最接近的日期都相差了4个多月。对于“遗嘱人的精神诊断证明”这种时效性极强的证据来说，显然，那些远期的住院病历与《诊断证明书》没有关联性。
综上分析，和平里医院提交的17页证据材料，没能证明何德明 “思维正常”，没能证明《诊断证明书》真实、合法、有效。
三、原告的请求
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鉴于被告东方公证处和第三人和平里医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多有回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故原告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和第三人几个核心问题：
1.东城区卫健委卫生监督所给原告出具的信访《答复》称：“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无开具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资质”（见附件7）。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及第三人是否认可该《答复》的内容？
2.和平里医院以及张宏艳医师在2010年给何德明开具的《诊断证明书》上写着：“该老人神志清，思维正常”（见附件4）。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及第三人是否认可该《诊断证明书》为精神诊断证明？
3. 《遗嘱公证细则》规定遗嘱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规定“遗嘱人年老体弱，应当录音或者录像”。请求本庭法官询问被告东方公证处，是否认可这两项条款是法律强制性规范？
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有无、证明力大小，对本案进行公正审判。
此致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_
202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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