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
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
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空中乱潈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
而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两首诗体裁不一，一首五古，一首七绝，内容也有部分重复。自然平易。首二句交待“望庐山瀑布水”的立足点和所“望”的方向。接着十四句用各种形象从不同角度形容瀑布的壮伟气势和诗人的赞叹。所谓“挂流三百丈”，“初惊河汉落”，亦即第二首的“飞流直下三干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意，但不如后者的简练和生动。末六句抒写诗人的志趣和愿望。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思想中孤傲遁世的一面。五言古诗讲究兴寄，直抒胸臆，质朴真切，气象浑成。诗人的感情起伏与诗的节奏同步，由此形成感染人的力量。李白善于乐府和歌行，常以他横空出世，骏马绝尘的非凡才力，将乐府、歌行作为表达他飞腾的想象，纵横的才思，不羁的思想，奔放的情感之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这些诗写得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这首五古正是如此。李白把庐山瀑布写得壮美阔大。诗人寄情于山水，从“西登香炉峰”到“流沫沸穹石”都是写景，而最后三句是抒情之句。“海风吹不断，江月照江空”中的“空”字更说明诗人寻求的是一种“闲”情，也体现李白的飘逸之风。在庐山美景之下，诗人借景直抒胸臆，语言质朴真切，但仍能感染读者。第一首虽是古诗，其中却有不少对仗。古今读者多谓此首不如第二首绝句写得好，但也有不少人指出此诗自有妙句。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以余观之，银河一派，犹涉比类，未若白前篇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凿空道出，为可喜也。”韦居安《梅硐诗话》亦谓此二句“语简意足，优于绝句，真古今绝唱”，并认为“非历览此景，不足以见诗之妙”。第二首诗是七言绝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此诗中的香炉，即第一首诗开头提到的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乐史《太平寰宇记》）。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便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缥缈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第一首诗说，“壮哉造化功！”正是这“造化”才能将这巨物“挂”起来，所以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第三句又极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犹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想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细味，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临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振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末势犹壮”的艺术风格。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响。……所谓响者，致力处也。”（《诗人玉屑》）这个看法在这首诗里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挂”字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落”字也很精彩，它活画出高空突兀、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很难设想换掉这三个字，这首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唐诗人徐凝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但还是给人局促之感，原因大概是它转来转去都是瀑布，瀑布，显得很实，很板，虽是小诗，却颇有点大赋的气味。比起李白那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相去实在甚远。苏轼说：“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戏徐凝瀑布诗》）话虽不无过激之处，然其基本倾向还是
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
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空中乱潈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
而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两首诗体裁不一，一首五古，一首七绝，内容也有部分重复。自然平易。首二句交待“望庐山瀑布水”的立足点和所“望”的方向。接着十四句用各种形象从不同角度形容瀑布的壮伟气势和诗人的赞叹。所谓“挂流三百丈”，“初惊河汉落”，亦即第二首的“飞流直下三干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意，但不如后者的简练和生动。末六句抒写诗人的志趣和愿望。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思想中孤傲遁世的一面。五言古诗讲究兴寄，直抒胸臆，质朴真切，气象浑成。诗人的感情起伏与诗的节奏同步，由此形成感染人的力量。李白善于乐府和歌行，常以他横空出世，骏马绝尘的非凡才力，将乐府、歌行作为表达他飞腾的想象，纵横的才思，不羁的思想，奔放的情感之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这些诗写得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这首五古正是如此。李白把庐山瀑布写得壮美阔大。诗人寄情于山水，从“西登香炉峰”到“流沫沸穹石”都是写景，而最后三句是抒情之句。“海风吹不断，江月照江空”中的“空”字更说明诗人寻求的是一种“闲”情，也体现李白的飘逸之风。在庐山美景之下，诗人借景直抒胸臆，语言质朴真切，但仍能感染读者。第一首虽是古诗，其中却有不少对仗。古今读者多谓此首不如第二首绝句写得好，但也有不少人指出此诗自有妙句。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以余观之，银河一派，犹涉比类，未若白前篇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凿空道出，为可喜也。”韦居安《梅硐诗话》亦谓此二句“语简意足，优于绝句，真古今绝唱”，并认为“非历览此景，不足以见诗之妙”。第二首诗是七言绝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此诗中的香炉，即第一首诗开头提到的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乐史《太平寰宇记》）。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便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缥缈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第一首诗说，“壮哉造化功！”正是这“造化”才能将这巨物“挂”起来，所以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第三句又极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犹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想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细味，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临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振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末势犹壮”的艺术风格。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响。……所谓响者，致力处也。”（《诗人玉屑》）这个看法在这首诗里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挂”字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落”字也很精彩，它活画出高空突兀、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很难设想换掉这三个字，这首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唐诗人徐凝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但还是给人局促之感，原因大概是它转来转去都是瀑布，瀑布，显得很实，很板，虽是小诗，却颇有点大赋的气味。比起李白那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相去实在甚远。苏轼说：“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戏徐凝瀑布诗》）话虽不无过激之处，然其基本倾向还是
沈鹏：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争鸣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张公者先生以多年的实践、求索，提出了“书法合体”的概念，参与讨论者众多。因为问题涉及到书法本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走向，具有丰厚的学术内涵和现实意义。“体”是中国书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书论中论及“体”的地方颇多。体，是生命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又指“本体”，并与“用”相对，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近现代哲学大师熊十力先生著《体用论》，即从“体”“用”两个方面，对宇宙人生作了探讨，同时其援佛入儒、纵横古今的学术高度及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人文关怀，都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从书法理论上说，对“体”这一范畴的重新叩问，也有助于我们对书法艺术规律有更深的体察与领悟。
在古代书论中，关于“体”，总体上看有以下内涵：一曰字体之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书有八体。”又如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发展。二曰结体之体，是指汉字书写的笔画结构，进入了书法艺术的范畴，如：“颜柳结体既异古人”（宋姜夔《续书谱》），“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宋黄伯思《东观馀论·跋草书洛神赋后》）。体是静止的，又在运动中形成，所以有了“势”，如“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唐张怀瓘《书断》），“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也;谓如水火,势多不定”（唐虞世南《笔髓论》）。古人对“体”这一范畴的探讨在字体、结体、体势等几个维度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深层次的文化涵义。体与气、骨、筋、肉、血、脉等术语一样，具有一种“生命观”，从身体到本体再到字体、体势，在中国书家心目中，书法和人体一样，是生命形态，同时体现着中国文化周流不止、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虞世南《笔髓论》），中国书法的审美世界，也因此变得深刻而丰富。同时，古人又说“书肇自然”，艺术的创造，遵循着自然生成变化及运转的规律。而书法的本体价值，实际也正是生命形态在自然形态中物化的表现，书家在创作之时，显现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情感与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的发展与字体的变化存在平行又交叉的现象。从书法史上说，一流的大书家或者书法经典作品，往往在字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中涌现。由大篆到小篆，乃有李斯秦篆；由隶变乃有汉代隶书的诸多经典，由隶书的草化而有皇象、索靖。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实亦有赖于他的“新体”，即行、今草、正书。另以草书的形成和发展而论，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竹简（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可见合并、连缀等手法，这些手法即可看作后世草书的创作手法的原型。章草的成熟，也在楷书和行书之前。今草及后世所谓大草，是由章草演变的。
但是，中国书法字体，篆、隶、行、楷、草五体书，在其发展中相互渗透。一部分书家在文字字体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勇创新体，获得巨大建树。同时还有更多的书家，在较为稳定的字体形态中，取法古人，发扬自身的个性，发挥创造，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多样性。如颜真卿写楷书，字法笔意，每取乎篆籀，深沉博大，在唐人中如一峰突起，其行书，则更是屋漏痕篆书笔法。张旭、怀素的草书，其笔法亦通乎篆书。宋代诸家，如苏东坡、米芾行草，在体势上，都有隶趣。在审美上，借古入今，乃有古趣，也是一般规律。如傅山，写楷书、行草，时常杂糅篆书形体，到清中叶以后碑学运动，书法审美上更呈现出以上古三代金石趣味为追求的现象，极大改变了中国书法史的走向。一时期，碑学成为了书法史的主流。取法金石笔意，甚至取古字进行“合体”的创作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托古改制”，其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艺术家的原创精神。艺术家的个性，各种“新理异态”的艺术元素，在师古、学古的形态中展现。一如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而上追古罗马。近代黄宾虹论及清代道、咸以来的碑学，亦常以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实际上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思想，中外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总体上说，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家的创造，需要在传统、时代、自我三者的脉络之间寻觅契合与平衡。清人何绍基有云：“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熔铸古人，熔铸不同的字体、不同的碑帖，自然会产生“合体”的形态，而“自成一家”，打破前人藩篱，就是创造。书法史上看，王献之以“破体书”为能，创造气势连贯、绵延不绝之“一笔书”，故狭义之“破体书”往往指这种草书，即后人所谓大草，又如唐人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而在笔者看来，“破体”的意义更在于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形式的创新精神。原创与个性，是广义的“破体书”的核心要义。
在当下的文艺风气中，张公者先生在书法界发起关于“合体”与“破体”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谓切中时弊。书法的发展，需要这样有高度和深度的争鸣活动。这种讨论，有助于大家对传统书论中的一些课题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能推动书法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些理论探讨中产生的火花，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发展而言，自然也是不无裨益的。
（文为荣宝斋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书法合体论》序，题为编者所加。）
【痛别！一绍兴籍巨星陨落】3月5日上午9点，著名编剧、戏剧评论家沈祖安先生去世，享年92岁。沈老的儿子、导演沈雷在朋友圈告知了这一遗憾的消息。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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