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奶妈妈”：给“37度的母爱”一个保鲜空间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3-15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莹
今年1月14号，女演员热依扎在微博晒出了两张自己工作期间的“背奶日常”照。一张是她赶火车时在车站“背奶”，另一张是在荒郊野外的拍摄地“背奶”。这条微博一经发出，就引起公众热议，也引发了众多职场“背奶妈妈”的共鸣。
在全社会提倡母乳科学喂养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妈妈在重返职场后，开始选择以“背奶”的方式来维系这份“37度的母爱”。但与此同时，国内公共场所配套的母婴室（又称“哺乳室”）十分缺乏，用人单位设置母婴室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些“背奶妈妈”不得不东躲西藏、偷偷摸摸地吸奶，有些妈妈因为顶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只能被迫断奶。
因此，如何才能让“背奶妈妈”打赢这场哺乳权益保卫战，让这份“37度的母爱”能够持续保鲜？这个难题是时候该解决了。
“背奶”解决母乳喂养难题
“背奶”是指，职场妈妈在重返工作岗位后，将专业的吸奶、储奶设备打包带到单位，利用工作间隙完成吸奶、冷藏、保存等一系列操作，等到下班后再把吸出的母乳和设备背回家，让宝宝即使不在妈妈身边，也能顺利喝上母乳。
热依扎的“背奶日常”之所以能引发大家的讨论，是因为照片里的细节生动展现了“背奶妈妈”这个群体时刻都要面临的尴尬境地。在拍摄电视剧《山海情》时，热依扎刚生孩子不久，选择母乳喂养的她只能带宝宝一起进组。赶火车时，为了保障宝宝的“口粮”，她穿着宽松的外衣，里面“藏”着正在工作的全套吸奶设备。
有人质疑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吸奶实在是有碍瞻观。但曾经历过母乳喂养的妈妈都很清楚，当面临着涨奶的疼痛、赶火车的匆忙和高频使用中的车站母婴室，形象和体面已经太不值得一提了。
除了在车站“背奶”，热依扎在拍戏时还在车里背过奶、在化妆时背过奶。在荒郊野外拍戏时，她还要提前准备好干净的水，在车里清洗全套的吸奶设备。
如果说演员这个职业的灵活性、机动性无法代表大多数的职场“背奶妈妈”，那在福建省福州市某事业单位任职的办公室职员刘晓晨则道出了这个群体大部分人的心声：“这个‘背奶’的‘背’字实在是太形象了。我们单位不仅没有哺乳室，连存放母乳的冰箱也没有。我每天上班不仅要带上电动吸奶器、集奶器和清洁用具，还要带上蓝冰保冷奶包，保证吸出来的母乳不变质。”
此外，她还准备了便携式紫外线消毒柜和沥干盒，用来消毒和存放吸奶器和储奶器具。
其实，与“背奶”的辛苦相比，在单位如何完成“吸奶程序”才是刘晓晨最头痛的。
职场“背奶”坚持不易
根据第一财经2019年3月发布的《中国城市母婴室白皮书》，我国内地所有城市总共拥有的母婴室数量仅有2643间。在已配备母婴室的城市中，只有7座城市拥有超过100间母婴室，二线及以下级别城市母婴室数量平均不足10间。
另有统计显示，北京是全国拥有母婴室最多的城市，但90%都在商场、机场、地铁站等人流量较多的公共区域。有关机构也在2019年发布了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发现只有8.22%的职场妈妈表示所在公司设有母婴室。这意味着，对于刘晓晨和她几位同样需要“背奶”的女同事来说，卫生间、会议室、办公室、私家车等地，都曾是她们的“战场”。
“躲在卫生间隔间里吸奶，只能把所有用品都放在马桶盖上。可吸奶毕竟是要给宝宝吃的，这种环境能卫生到哪里去？”刘晓晨说，如果在会议室或者办公室，就只能在午饭或者午休时间才能避开男同事，有时还得需要关系好的女同事帮忙“盯梢”。
但是，哺乳期的女性每隔两小时左右就需要吸一次奶，否则就容易涨奶，轻则疼痛难忍，重则引发高烧和乳腺炎。等不到午休时间就涨奶时，刘晓晨只能找借口躲到地下车库，在自己车上完成吸奶程序。
在某写字楼做财务工作的徐风，也曾面临和刘晓晨同样的精神压力。不同的是，她没有私家车，通常乘地铁上下班，所以只能躲在公司的卫生间、更衣室、储藏间等无人角落吸奶。
“在地铁站过安检时，我还经常需要打开蓝冰保温包，给安检员解释里面的液体是什么，讲不通的时候只能自己试喝。”说起这段经历，徐风只能苦笑。于是，在坚持当了3个月的“背奶妈妈”后，她还是选择放弃，被迫给孩子断了奶。作出决定的那一刻，她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根据一些调查显示，重返职场后，有96%的妈妈采取过母乳喂养方式，有85%在上班后6个月以内选择断奶。而在选择断奶的人当中，有40%是因为单位不方便“背奶”而被迫放弃母乳喂养，觉得宝宝不需要吃母乳才断奶的仅占14%。
母婴室建设亟需立法支持
一边是职场妈妈“背奶”需求与日俱增，一边是用人单位母婴室配备极其缺乏。面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职场女性的哺乳权益到底该如何保障呢？
其实，早在2016年11月，由国家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施。用人单位应当参照该标准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
通过各机构近两年的多项调查发现，在商场、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建立的母婴室有增多趋势，但用人单位针对哺乳期女职工配备的母婴室还是鲜有增长。
而各地在立法层面上，也是针对哺乳假和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多有涉及，仅有少数几个地方对用人单位配备母婴室有所规定。
2020年3月1日起，广州施行全国首部母乳喂养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设哺乳室，配备母乳储存设施。同时，鼓励写字楼、工业园区等场所统一建设哺乳室。条例还规定，母婴室和哺乳室是专用设施，其建设责任人应当对其进行维护和管理，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和合理使用，不得损毁、占用。
而在更早的2015年，《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提有一句“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设立哺乳室”。
要求一个干净空间很难吗
根据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不仅要按需求设置一定数量的母婴室，而且对母婴设施的基本配置也要符合一定的标准。
指导意见明确，母婴室的配置面积一般不低于10平方米，要有防滑地面、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保护哺乳私密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同时还要有电源插座、垃圾桶、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提供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婴儿床等。
“其实我们的要求从来就没有这么复杂。”刘晓晨说，“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洁净的私密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尊严地为宝宝准备‘口粮’，不用再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
针对如何保障各地母婴设施和哺乳室的建设，上述指导意见中也有详细要求。
在组织保障上，各地要贯彻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等法规规章，积极推进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建设。同时，要将母婴设施建设情况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国家A级旅游景区创建的重要评选条件，作为各相关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日常监督上，有关部门要依据配置标准组织开展对母婴设施建设、使用情况的评估，定期组织检查，通报情况和问题，确保母婴设施正常运行。
不过，虽然指导意见给出了诸多保障举措，但它不是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力，各地缺乏母婴室的现象还是现实存在。因此，如何尽快改变现状，引起全社会对女性哺乳权益的重视，让这些好的举措能在立法层面得以体现并真正落地，应是当务之急，不二选择。
（责任编辑：杨奕)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3-15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莹
今年1月14号，女演员热依扎在微博晒出了两张自己工作期间的“背奶日常”照。一张是她赶火车时在车站“背奶”，另一张是在荒郊野外的拍摄地“背奶”。这条微博一经发出，就引起公众热议，也引发了众多职场“背奶妈妈”的共鸣。
在全社会提倡母乳科学喂养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妈妈在重返职场后，开始选择以“背奶”的方式来维系这份“37度的母爱”。但与此同时，国内公共场所配套的母婴室（又称“哺乳室”）十分缺乏，用人单位设置母婴室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些“背奶妈妈”不得不东躲西藏、偷偷摸摸地吸奶，有些妈妈因为顶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只能被迫断奶。
因此，如何才能让“背奶妈妈”打赢这场哺乳权益保卫战，让这份“37度的母爱”能够持续保鲜？这个难题是时候该解决了。
“背奶”解决母乳喂养难题
“背奶”是指，职场妈妈在重返工作岗位后，将专业的吸奶、储奶设备打包带到单位，利用工作间隙完成吸奶、冷藏、保存等一系列操作，等到下班后再把吸出的母乳和设备背回家，让宝宝即使不在妈妈身边，也能顺利喝上母乳。
热依扎的“背奶日常”之所以能引发大家的讨论，是因为照片里的细节生动展现了“背奶妈妈”这个群体时刻都要面临的尴尬境地。在拍摄电视剧《山海情》时，热依扎刚生孩子不久，选择母乳喂养的她只能带宝宝一起进组。赶火车时，为了保障宝宝的“口粮”，她穿着宽松的外衣，里面“藏”着正在工作的全套吸奶设备。
有人质疑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吸奶实在是有碍瞻观。但曾经历过母乳喂养的妈妈都很清楚，当面临着涨奶的疼痛、赶火车的匆忙和高频使用中的车站母婴室，形象和体面已经太不值得一提了。
除了在车站“背奶”，热依扎在拍戏时还在车里背过奶、在化妆时背过奶。在荒郊野外拍戏时，她还要提前准备好干净的水，在车里清洗全套的吸奶设备。
如果说演员这个职业的灵活性、机动性无法代表大多数的职场“背奶妈妈”，那在福建省福州市某事业单位任职的办公室职员刘晓晨则道出了这个群体大部分人的心声：“这个‘背奶’的‘背’字实在是太形象了。我们单位不仅没有哺乳室，连存放母乳的冰箱也没有。我每天上班不仅要带上电动吸奶器、集奶器和清洁用具，还要带上蓝冰保冷奶包，保证吸出来的母乳不变质。”
此外，她还准备了便携式紫外线消毒柜和沥干盒，用来消毒和存放吸奶器和储奶器具。
其实，与“背奶”的辛苦相比，在单位如何完成“吸奶程序”才是刘晓晨最头痛的。
职场“背奶”坚持不易
根据第一财经2019年3月发布的《中国城市母婴室白皮书》，我国内地所有城市总共拥有的母婴室数量仅有2643间。在已配备母婴室的城市中，只有7座城市拥有超过100间母婴室，二线及以下级别城市母婴室数量平均不足10间。
另有统计显示，北京是全国拥有母婴室最多的城市，但90%都在商场、机场、地铁站等人流量较多的公共区域。有关机构也在2019年发布了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发现只有8.22%的职场妈妈表示所在公司设有母婴室。这意味着，对于刘晓晨和她几位同样需要“背奶”的女同事来说，卫生间、会议室、办公室、私家车等地，都曾是她们的“战场”。
“躲在卫生间隔间里吸奶，只能把所有用品都放在马桶盖上。可吸奶毕竟是要给宝宝吃的，这种环境能卫生到哪里去？”刘晓晨说，如果在会议室或者办公室，就只能在午饭或者午休时间才能避开男同事，有时还得需要关系好的女同事帮忙“盯梢”。
但是，哺乳期的女性每隔两小时左右就需要吸一次奶，否则就容易涨奶，轻则疼痛难忍，重则引发高烧和乳腺炎。等不到午休时间就涨奶时，刘晓晨只能找借口躲到地下车库，在自己车上完成吸奶程序。
在某写字楼做财务工作的徐风，也曾面临和刘晓晨同样的精神压力。不同的是，她没有私家车，通常乘地铁上下班，所以只能躲在公司的卫生间、更衣室、储藏间等无人角落吸奶。
“在地铁站过安检时，我还经常需要打开蓝冰保温包，给安检员解释里面的液体是什么，讲不通的时候只能自己试喝。”说起这段经历，徐风只能苦笑。于是，在坚持当了3个月的“背奶妈妈”后，她还是选择放弃，被迫给孩子断了奶。作出决定的那一刻，她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根据一些调查显示，重返职场后，有96%的妈妈采取过母乳喂养方式，有85%在上班后6个月以内选择断奶。而在选择断奶的人当中，有40%是因为单位不方便“背奶”而被迫放弃母乳喂养，觉得宝宝不需要吃母乳才断奶的仅占14%。
母婴室建设亟需立法支持
一边是职场妈妈“背奶”需求与日俱增，一边是用人单位母婴室配备极其缺乏。面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职场女性的哺乳权益到底该如何保障呢？
其实，早在2016年11月，由国家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施。用人单位应当参照该标准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
通过各机构近两年的多项调查发现，在商场、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建立的母婴室有增多趋势，但用人单位针对哺乳期女职工配备的母婴室还是鲜有增长。
而各地在立法层面上，也是针对哺乳假和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多有涉及，仅有少数几个地方对用人单位配备母婴室有所规定。
2020年3月1日起，广州施行全国首部母乳喂养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设哺乳室，配备母乳储存设施。同时，鼓励写字楼、工业园区等场所统一建设哺乳室。条例还规定，母婴室和哺乳室是专用设施，其建设责任人应当对其进行维护和管理，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和合理使用，不得损毁、占用。
而在更早的2015年，《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提有一句“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设立哺乳室”。
要求一个干净空间很难吗
根据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不仅要按需求设置一定数量的母婴室，而且对母婴设施的基本配置也要符合一定的标准。
指导意见明确，母婴室的配置面积一般不低于10平方米，要有防滑地面、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保护哺乳私密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同时还要有电源插座、垃圾桶、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提供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婴儿床等。
“其实我们的要求从来就没有这么复杂。”刘晓晨说，“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洁净的私密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尊严地为宝宝准备‘口粮’，不用再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
针对如何保障各地母婴设施和哺乳室的建设，上述指导意见中也有详细要求。
在组织保障上，各地要贯彻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等法规规章，积极推进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建设。同时，要将母婴设施建设情况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国家A级旅游景区创建的重要评选条件，作为各相关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日常监督上，有关部门要依据配置标准组织开展对母婴设施建设、使用情况的评估，定期组织检查，通报情况和问题，确保母婴设施正常运行。
不过，虽然指导意见给出了诸多保障举措，但它不是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力，各地缺乏母婴室的现象还是现实存在。因此，如何尽快改变现状，引起全社会对女性哺乳权益的重视，让这些好的举措能在立法层面得以体现并真正落地，应是当务之急，不二选择。
（责任编辑：杨奕)
【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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