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阅读#布罗茨基：如今有这么一个主张流传甚广，似乎作家尤其是诗人，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街头的语言、大众的语言。这个带有虚幻的民主性和显见的实际利益的主张，对于作家来说是荒谬的，这是一个使艺术（这里是指文学）依附于历史的企图。

如果我们认定，该停止 “智慧”的发展了，那文学便应该用人民的语言说话。否则，人民则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为一个人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

因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在伦理学中之所以不是“一切均可能”，正是由于在美学中也不是“一切均可能” ，因为光谱中颜色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不懂事的婴儿，哭着拒绝一位陌生人，或是相反，要他抱，拒绝他还是要他抱，这婴儿下意识地完成着一个美学的而非道德的选择。

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孔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形为文学的（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就已自然而然地，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也会成为免遭奴役的一种保护方式。

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就较少受到重复的各种政治煽动形式和节律咒语的感染。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创作出杰出的保证，而且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正需要在这一更实用而较少玄虚的意义上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的看法，或是马修·阿诺德的“诗歌拯救我们”的观点。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

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那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

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特别是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这一种类的目标。

我远不是想进行作诗法和结构方面的普及教育，然而，把知识阶层和所有其余的人区别开来的社会划分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道德关系中，这一划分近似于社会的贫富划分；但如果说，某些纯人身的、物质的划分依据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而言尚有意义，那么这些依据对于精神的不平等而言则毫无意义。

无论如何，这一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天生就有。这里谈的不是教育，而是语言的教育，语言中最细微的变化也能招致荒谬选择对人的生活的人侵。文学的存在就意味着文学关怀的存在——不仅在道德方面，同时也在词汇方面。如果说，一部音乐作品还能给一个人在听众的被动角色和积极的演奏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那么文学——按蒙塔莱的说法，就是无望的语义学艺术——作品，却使这个人注定只能充任演奏者的角色。

我以为，之于其他任何角色，诗人应该更多地扮演演奏者的角色。而且，我还以为，由于种群的爆炸，由于与此相连的日益加剧的社会的分裂，也就是说，由于日益加剧的个体的隔绝化，这样的角色愈来愈不可回避。

关于生活，我不认为我比任何一位我的同龄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可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愿意——那又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

在进行这样的交谈时，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与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并不相干。这一平等是意识的平等，它能以记忆的形式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朦胧或清晰，早或晚，恰当或不恰当，它都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谈到演奏者的角色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更自然地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

孤独是人类的一种通病，不管是成就卓越的精英人士，还是虚无度日的平凡大众，都无法逃脱孤独的宿命。
在这个亘古的旅途中，人们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
累，却无从止歇；苦，却无法回避。然后又不得不将心淘洗干净，再点燃对未来的憧憬。
毕竟，凋零的玫瑰上还有蜘蛛网，十二月的寒风中还充满了水汽。

社交很累，很费时间，不管是“熟人”社交的便利性还是陌生人社交的新鲜感，泛泛的社交里朋友太少，看起来认识很多人，其实很难深入了解，但大众没意识到这点，本质还是孤独的，在被垃圾快餐文化侵蚀的欢愉后，只是消耗了一部分时间。本质上没有任何的改变。所谓好奇的探究只是让你迈入另外一个陷阱贡献更多的时间，直到完全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