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鏐鐵券（西元897年）
國家一級文物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
錢鏐鐵券，係唐昭宗爲犒賞彭城郡王錢鏐平定董昌叛唐稱帝所賜一塊金書鐵券。錢鏐是五代吳越國開國君王。
唐乾寧三年（896年），董昌叛唐稱帝，勸降無果後，錢鏐平定了董昌，唐昭宗封錢鏐爲鎮海節度使、鎮東節度使。
唐乾寧四年（897年）（註1）唐昭宗欽賜「金書鐵券」上嵌金質楷書333字：「……卿恕九死，子孫免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
世人形象地稱此鐵券爲「免死牌」、「生死牌」。
鐵券全文如下：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諮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製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襃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渫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旗常，流在丹素。雖錘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辭。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命運多舛的錢鏐鐵券
自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年）賜給錢鏐鐵券至今，錢鏐鐵券經歷一段漫長過程。
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王錢鏐之孫忠懿王錢弘俶「納土歸宋」，由浙江臨安前往宋都汴京（今開封）。他並未隨身攜帶鐵券，而是置之廟社。宋淳化元年（990年），宋太宗趙炅調閱鐵券，閱完賜還忠懿王嗣子錢惟濬，從此鐵券由從臨安的錢鏐廟社遷出改藏於汴京。
宋天聖元年（1023年），宋仁宗趙禎登基，下旨調閱鐵券，後又賜還，由錢氏後裔藏於汴京城的昭化坊府第。
宋元豐四年（1081年），宋神宗趙頊下旨調閱鐵券，後仍歸錢氏後裔，直至慶系第六世孫錢景臻成爲駙馬，鐵券移藏於駙馬府內。
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入侵中原，景臻之子錢忱奉母命攜鐵券南遷江南。
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錢忱全家遷浙江台州。紹興四年，宋高宗趙構把台州臨海城內的美德坊賜給公主居住。錢氏家族從此在臨海定居下來，成爲台州的一個名門望族，自此鐵券長留台州臨海達767年之久。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攻破臨海城，鐵券遂失，不知去向。一直到元代被漁夫撈出（註2），被錢氏十四世孫錢世珪（號淡軒先生）用十斛稲穀購得。對這段鐵券失而復得的歷史，各種錢氏宗譜的記載說法不一。
據臨海市博物館館長講，當年元兵攻破臨海城時，錢氏後裔錢叔瀤揹著鐵券南逃，後落水而亡，鐵券不知去向，但鐵券丟失五六十年，又奇蹟般重歸錢氏後裔，實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調閱鐵券時，由錢世珪之子錢尚德上獻，朱元璋閱畢以禮遣還。據錢氏衣錦堂版譜載，朱元璋爲試鐫刻之深，用佩刀將首行末字「朔」刻去。現觀鐵券照片銘文，確無「朔」字。對照清代無錫人錢泳《錢氏鐵券和金塗塔考》一文所提供的鐵券臨摹圖，首行最末「朔」字還清晰可見。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錢尚德之孫錢怞，因都察院查勘其父錢用勤在建昌知府任內稅糧短缺事而抄家入籍。乃奉金書鐵券至京，求見聖上。朱元璋於奉天殿接見，驗券後下令有司發還全部田產家財，鐵券仍歸錢怞保管。
明永樂五年（1407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命錢汝性（錢用勤之次子）進獻，閱畢鐵券藏於宗子錢風墀家。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上萬倭寇圍攻台州府城臨海。為了躲避戰火，錢氏第25世孫錢珍背著鐵券躲進深山。直到十幾年後，再次躲過劫難的鐵券才又重返錢氏祠堂。
到清代康熙年間，鐵券轉藏於第27世孫錢日耀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春，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行宮杭州，下旨調閱鐵券。武進士錢選由台州攜鐵券去杭跪獻。乾隆很高興，作詩、作鐵券歌，並賜紫檀櫃一座，給錢選藏鐵券。
以後鐵券轉藏到臨海東門外五十里一個叫「嶺外錢」的小村，由錢文川保管。錢氏子孫專門造了三間小樓，由族人輪流看守。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攻入台州。錢氏子孫怕鐵券丟失，便將其沉放在水井中，待撈出來後，金字剝落愈甚。村中一些婦人以爲鐵券銘文上的金可以治療小孩受驚之類的疾病，便動手挖取，致使金字愈少，最後祇剩一百八十餘個。
《錢氏家乘》記載，清光緒辛丑年（1901年），珍藏在嶺外錢村的鐵券不翼而飛。盜者到嵊縣兜售，江蘇常熟徐君出大洋四百元買走。錢文選（《錢氏家乘》作者）兄長錢乙齋聞之，與徐力爭，並召集嵊縣長樂鄉錢氏族人原價購回。錢氏子孫爲慶祝鐵券回家，請戲班整整演了十天。從此，鐵券由長樂鄉錢氏三房輪流保管，每逢正月初二，由三房房長監護，吹吹打打，用轎子將鐵券從藏券處，抬到錢氏宗祠供錢氏後裔觀賞。
據嵊縣縣誌記載，1938年，長樂鎮被日軍佔領，長樂錢氏族人爲防鐵券丟失，將其藏在錢賡麟家深井中。2005年，錢賡麟子、81歲的錢文漢老先生回憶起70年前父母保存鐵券的情景：「先塗油，再封蠟，用棉線纏好，最後用蠟再封一次，把包好的鐵券沉到深井中。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1月從井中取出，鐵券完好如初。」
錢鏐鐵券是中國現存於世的最早鐵券實物，非常珍貴。一千多年來，它歷經戰亂，忽隱忽現，除個別時段外，一直由錢鏐後裔收藏。1951年始由浙江嵊州市長樂鎮錢氏後裔將鐵券獻給國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
鑑於鐵券的重大歷史文物價值，1959年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從1959年至1999年錢鏐鐵券一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部公開展出。2000年後，中國歷史博物館擴建升格爲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品重新登記調整。
註1：乾寧（894年正月－898年八月），唐昭宗李曄在位第四個年號，共計5年。
註2：關於漁夫網得鐵卷的年代有幾種說法。錢氏老譜記爲南宋咸淳元年（1265），有的記爲元至元二年（1336）。經多方考查，傾向於元至順二年，即公元1331年。
國家一級文物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
錢鏐鐵券，係唐昭宗爲犒賞彭城郡王錢鏐平定董昌叛唐稱帝所賜一塊金書鐵券。錢鏐是五代吳越國開國君王。
唐乾寧三年（896年），董昌叛唐稱帝，勸降無果後，錢鏐平定了董昌，唐昭宗封錢鏐爲鎮海節度使、鎮東節度使。
唐乾寧四年（897年）（註1）唐昭宗欽賜「金書鐵券」上嵌金質楷書333字：「……卿恕九死，子孫免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
世人形象地稱此鐵券爲「免死牌」、「生死牌」。
鐵券全文如下：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諮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製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襃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渫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蕩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旗常，流在丹素。雖錘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辭。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命運多舛的錢鏐鐵券
自唐昭宗乾寧四年（897年）賜給錢鏐鐵券至今，錢鏐鐵券經歷一段漫長過程。
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王錢鏐之孫忠懿王錢弘俶「納土歸宋」，由浙江臨安前往宋都汴京（今開封）。他並未隨身攜帶鐵券，而是置之廟社。宋淳化元年（990年），宋太宗趙炅調閱鐵券，閱完賜還忠懿王嗣子錢惟濬，從此鐵券由從臨安的錢鏐廟社遷出改藏於汴京。
宋天聖元年（1023年），宋仁宗趙禎登基，下旨調閱鐵券，後又賜還，由錢氏後裔藏於汴京城的昭化坊府第。
宋元豐四年（1081年），宋神宗趙頊下旨調閱鐵券，後仍歸錢氏後裔，直至慶系第六世孫錢景臻成爲駙馬，鐵券移藏於駙馬府內。
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入侵中原，景臻之子錢忱奉母命攜鐵券南遷江南。
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錢忱全家遷浙江台州。紹興四年，宋高宗趙構把台州臨海城內的美德坊賜給公主居住。錢氏家族從此在臨海定居下來，成爲台州的一個名門望族，自此鐵券長留台州臨海達767年之久。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攻破臨海城，鐵券遂失，不知去向。一直到元代被漁夫撈出（註2），被錢氏十四世孫錢世珪（號淡軒先生）用十斛稲穀購得。對這段鐵券失而復得的歷史，各種錢氏宗譜的記載說法不一。
據臨海市博物館館長講，當年元兵攻破臨海城時，錢氏後裔錢叔瀤揹著鐵券南逃，後落水而亡，鐵券不知去向，但鐵券丟失五六十年，又奇蹟般重歸錢氏後裔，實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調閱鐵券時，由錢世珪之子錢尚德上獻，朱元璋閱畢以禮遣還。據錢氏衣錦堂版譜載，朱元璋爲試鐫刻之深，用佩刀將首行末字「朔」刻去。現觀鐵券照片銘文，確無「朔」字。對照清代無錫人錢泳《錢氏鐵券和金塗塔考》一文所提供的鐵券臨摹圖，首行最末「朔」字還清晰可見。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錢尚德之孫錢怞，因都察院查勘其父錢用勤在建昌知府任內稅糧短缺事而抄家入籍。乃奉金書鐵券至京，求見聖上。朱元璋於奉天殿接見，驗券後下令有司發還全部田產家財，鐵券仍歸錢怞保管。
明永樂五年（1407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命錢汝性（錢用勤之次子）進獻，閱畢鐵券藏於宗子錢風墀家。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上萬倭寇圍攻台州府城臨海。為了躲避戰火，錢氏第25世孫錢珍背著鐵券躲進深山。直到十幾年後，再次躲過劫難的鐵券才又重返錢氏祠堂。
到清代康熙年間，鐵券轉藏於第27世孫錢日耀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春，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行宮杭州，下旨調閱鐵券。武進士錢選由台州攜鐵券去杭跪獻。乾隆很高興，作詩、作鐵券歌，並賜紫檀櫃一座，給錢選藏鐵券。
以後鐵券轉藏到臨海東門外五十里一個叫「嶺外錢」的小村，由錢文川保管。錢氏子孫專門造了三間小樓，由族人輪流看守。
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攻入台州。錢氏子孫怕鐵券丟失，便將其沉放在水井中，待撈出來後，金字剝落愈甚。村中一些婦人以爲鐵券銘文上的金可以治療小孩受驚之類的疾病，便動手挖取，致使金字愈少，最後祇剩一百八十餘個。
《錢氏家乘》記載，清光緒辛丑年（1901年），珍藏在嶺外錢村的鐵券不翼而飛。盜者到嵊縣兜售，江蘇常熟徐君出大洋四百元買走。錢文選（《錢氏家乘》作者）兄長錢乙齋聞之，與徐力爭，並召集嵊縣長樂鄉錢氏族人原價購回。錢氏子孫爲慶祝鐵券回家，請戲班整整演了十天。從此，鐵券由長樂鄉錢氏三房輪流保管，每逢正月初二，由三房房長監護，吹吹打打，用轎子將鐵券從藏券處，抬到錢氏宗祠供錢氏後裔觀賞。
據嵊縣縣誌記載，1938年，長樂鎮被日軍佔領，長樂錢氏族人爲防鐵券丟失，將其藏在錢賡麟家深井中。2005年，錢賡麟子、81歲的錢文漢老先生回憶起70年前父母保存鐵券的情景：「先塗油，再封蠟，用棉線纏好，最後用蠟再封一次，把包好的鐵券沉到深井中。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1月從井中取出，鐵券完好如初。」
錢鏐鐵券是中國現存於世的最早鐵券實物，非常珍貴。一千多年來，它歷經戰亂，忽隱忽現，除個別時段外，一直由錢鏐後裔收藏。1951年始由浙江嵊州市長樂鎮錢氏後裔將鐵券獻給國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
鑑於鐵券的重大歷史文物價值，1959年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從1959年至1999年錢鏐鐵券一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部公開展出。2000年後，中國歷史博物館擴建升格爲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品重新登記調整。
註1：乾寧（894年正月－898年八月），唐昭宗李曄在位第四個年號，共計5年。
註2：關於漁夫網得鐵卷的年代有幾種說法。錢氏老譜記爲南宋咸淳元年（1265），有的記爲元至元二年（1336）。經多方考查，傾向於元至順二年，即公元1331年。
【企业间可以直接借贷吗？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别？】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企业的融资需求也愈发旺盛。相比于正规金融业务，民间借贷手续简洁、放款迅速，已经成为企业获得经营资金的重要渠道，但也因此导致企业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激增。那么，企业间是否可以直接借贷？“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企业间可以直接借贷吗？“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间的关系？
01 企业间是否可以直接借贷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企业，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企业之间是否能直接借款，答案是，可以的。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公司间相互借款，只是规定了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企业间借贷，是指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行为。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一般不允许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借款。但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对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如存在上下级关系、长期业务往来关系，对企业确因资金周转困难，临时性、个别的、不以收取高利为目的的短期借款，经审查不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违法行为的，结合其他情况可认定为该借款行为有效。
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所急需资金的，利息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02 “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之间是什么关系
企业间借贷，既包括小额贷款公司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也包括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因为金融机构之间叫同业拆借，所以这里的企业仅指非金融机构企业。
在最高法院2011年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民间借贷纠纷和企业借贷纠纷是借款合同纠纷项下并列的两个案由，这是因为最高法院1991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因此，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只有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才是民间借贷，企业间借贷不属于民间借贷。
2015年，最高法院颁布了《民间借贷规定》，在第一条中重新明确了民间借贷的范围，即“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2020年修正后的版本也延续了该规定。也就是说，从2015年开始，企业间借贷就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基于此，2020年新修改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删除了企业借贷纠纷这一案由。
以上可以看出，企业间借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属于民间借贷，之后，才慢慢演变成企业间借贷就是民间借贷的一种，这一变化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他们的隶属关系，而在于合同效力。
企业间可以直接借贷吗？“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间的关系？
03 如何认定企业间的合同效力
人与人之间，借了钱会写借条或者说是欠条。企业与企业之间，对于借款方面，可能会签订相关的合同。那么，对于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效力是如何认定的呢？
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04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发展变化
20世纪90年代，最高法院连续出台三个司法解释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分别是《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其规定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企业间借贷合同属无效合同。这里的金融法规主要指《贷款通则》第61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规定。按照当时的规定，合同无效的后果较为严重，即借款方归还本金，对于双方约定的利息，无论是否已经支付，一律予以收缴。若没有约定利息，则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同时还要追加对另一方的罚款。直到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的出台，这一局面才得到实质改变。
不过，虽然规定明确，2015年前法院的裁判却经历了一系列转变，我们将其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对合同的效力以及无效的后果都严格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
第二阶段
仍然认为合同无效，但是对无效的后果稍有缓和，即不再收缴利息和罚款了。
第三阶段
法院开始从借款用途方面去评价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即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向其他企业融资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典型案例是最高法院（2012）民申字第1511号。在该案中，法院认为，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向其他企业融资，属于特定主体之间的资金调剂行为，且其借贷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不存在不当获取高息之恶意。此种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不具有企业间借贷易发的非法目的和隐蔽风险，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有效。
第四阶段
法院开始从另一方面，即资金来源方面去考察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事非金融业务的企业偶尔向其他企业出借其自有资金，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以认定其有效。在（2013）民申字第02037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要区分认定企业间融资行为的效力，不宜简单否定其合法性。对于从事非金融业务的企业偶尔向其他企业出借款项的行为，出借的资金如系企业自有资金，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以认定其有效。
第五阶段
该阶段则更进一步从资金来源和借款用途两方面综合考察企业间借款合同的效力，即出借人为借款人生产经营需要，以自有资金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有效。该观点是通过（2014）民提字第81号案件确立的。最高法院指出，出借人为借款人生产经营需要，以自有资金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基于该借款行为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应认定为无效。
企业间可以直接借贷吗？“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间的关系？
05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该从哪几个角度考察
对企业间借贷效力的把握除了注意借款企业是否为了生产经营的目的、资金来源是否系自有资金这两点外，还有第三点需要考量，即出借企业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下面我们就详细看下这三点是如何影响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
1、借款的目的
借款目的，通常是从借款人角度出发，考察借款人借款是否是为了生产经营。一般来说，企业间借贷就是为了生产、经营需要。比如，房地产公司为了项目建设，在难以向银行融资的情况下，会借入大量民间资金，只要资金是出借方的自有资金，且利息未超过法律保护的上限，合同就是有效的。
那企业间借贷除为了生产经营外，还能为了什么呢？一种可能是为了放贷。
2、资金的来源
资金来源是从出借人角度考察出借资金是否为其自有资金。《民间借贷规定》第13条明确规定，以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借款合同无效。
3、出借方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除了考察出借企业的借贷目的和资金来源，我们还要看出借企业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当然，实践中，出借企业为了掩盖其放贷的行为，往往穿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具有隐蔽性，比如融资性贸易。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案例看一下：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除价款外完全相同的《煤炭购销合同》、B公司又与C公司签订了该合同，C公司是最终供货人，B公司以卖煤的形式间接从A处取得货款，并从中获取每吨13元的价差收益。同一时间，A公司又与C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以每吨533元的价格向C公司转卖所购煤炭，从而获取每吨10元的价差收益。通过上述三项交易，A、B、C三家公司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同的封闭式循环买卖，C公司先以每吨510元的低价卖煤取得货款，经过一定时间后再以每吨533元的高价买煤并支付货款。在这一循环买卖中，C公司既是出卖人，又是买受人，低价卖出高价买入，每吨净亏23元。
可以看出，A、B、C三家公司之间并非真实的煤炭买卖关系，而是以煤炭买卖形式进行融资借贷，A公司是出借人，C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每吨支付的23元买卖价差实为利息，三方之间长期、反复地以煤炭买卖形式开展企业间借贷业务。对此，法院认为，A公司不具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质，却以放贷为常业，实际经营金融业务，有违相关金融法规及司法政策的规定。B公司以买卖形式向A公司借款，并非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是为了转贷给C公司用以牟利，因此A与B、B与C三家公司之间以买卖形式实际形成的借贷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身为一家企业，如果以后再遇到企业间借贷的问题，大家应该要十分小心，可以从企业借贷目的、资金来源、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三个方面综合判断借贷合同效力，以便于规避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企业间可以直接借贷吗？“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间的关系？
01 企业间是否可以直接借贷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企业，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企业之间是否能直接借款，答案是，可以的。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公司间相互借款，只是规定了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企业间借贷，是指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行为。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一般不允许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借款。但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对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如存在上下级关系、长期业务往来关系，对企业确因资金周转困难，临时性、个别的、不以收取高利为目的的短期借款，经审查不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违法行为的，结合其他情况可认定为该借款行为有效。
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所急需资金的，利息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02 “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之间是什么关系
企业间借贷，既包括小额贷款公司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也包括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因为金融机构之间叫同业拆借，所以这里的企业仅指非金融机构企业。
在最高法院2011年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民间借贷纠纷和企业借贷纠纷是借款合同纠纷项下并列的两个案由，这是因为最高法院1991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因此，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只有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才是民间借贷，企业间借贷不属于民间借贷。
2015年，最高法院颁布了《民间借贷规定》，在第一条中重新明确了民间借贷的范围，即“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2020年修正后的版本也延续了该规定。也就是说，从2015年开始，企业间借贷就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基于此，2020年新修改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删除了企业借贷纠纷这一案由。
以上可以看出，企业间借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属于民间借贷，之后，才慢慢演变成企业间借贷就是民间借贷的一种，这一变化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他们的隶属关系，而在于合同效力。
企业间可以直接借贷吗？“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间的关系？
03 如何认定企业间的合同效力
人与人之间，借了钱会写借条或者说是欠条。企业与企业之间，对于借款方面，可能会签订相关的合同。那么，对于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效力是如何认定的呢？
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04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发展变化
20世纪90年代，最高法院连续出台三个司法解释否定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分别是《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其规定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企业间借贷合同属无效合同。这里的金融法规主要指《贷款通则》第61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规定。按照当时的规定，合同无效的后果较为严重，即借款方归还本金，对于双方约定的利息，无论是否已经支付，一律予以收缴。若没有约定利息，则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同时还要追加对另一方的罚款。直到2015年《民间借贷规定》的出台，这一局面才得到实质改变。
不过，虽然规定明确，2015年前法院的裁判却经历了一系列转变，我们将其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对合同的效力以及无效的后果都严格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
第二阶段
仍然认为合同无效，但是对无效的后果稍有缓和，即不再收缴利息和罚款了。
第三阶段
法院开始从借款用途方面去评价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即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向其他企业融资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典型案例是最高法院（2012）民申字第1511号。在该案中，法院认为，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向其他企业融资，属于特定主体之间的资金调剂行为，且其借贷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不存在不当获取高息之恶意。此种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不具有企业间借贷易发的非法目的和隐蔽风险，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有效。
第四阶段
法院开始从另一方面，即资金来源方面去考察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事非金融业务的企业偶尔向其他企业出借其自有资金，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以认定其有效。在（2013）民申字第02037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要区分认定企业间融资行为的效力，不宜简单否定其合法性。对于从事非金融业务的企业偶尔向其他企业出借款项的行为，出借的资金如系企业自有资金，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以认定其有效。
第五阶段
该阶段则更进一步从资金来源和借款用途两方面综合考察企业间借款合同的效力，即出借人为借款人生产经营需要，以自有资金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有效。该观点是通过（2014）民提字第81号案件确立的。最高法院指出，出借人为借款人生产经营需要，以自有资金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基于该借款行为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应认定为无效。
企业间可以直接借贷吗？“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间的关系？
05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该从哪几个角度考察
对企业间借贷效力的把握除了注意借款企业是否为了生产经营的目的、资金来源是否系自有资金这两点外，还有第三点需要考量，即出借企业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下面我们就详细看下这三点是如何影响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
1、借款的目的
借款目的，通常是从借款人角度出发，考察借款人借款是否是为了生产经营。一般来说，企业间借贷就是为了生产、经营需要。比如，房地产公司为了项目建设，在难以向银行融资的情况下，会借入大量民间资金，只要资金是出借方的自有资金，且利息未超过法律保护的上限，合同就是有效的。
那企业间借贷除为了生产经营外，还能为了什么呢？一种可能是为了放贷。
2、资金的来源
资金来源是从出借人角度考察出借资金是否为其自有资金。《民间借贷规定》第13条明确规定，以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借款合同无效。
3、出借方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除了考察出借企业的借贷目的和资金来源，我们还要看出借企业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当然，实践中，出借企业为了掩盖其放贷的行为，往往穿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具有隐蔽性，比如融资性贸易。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案例看一下：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除价款外完全相同的《煤炭购销合同》、B公司又与C公司签订了该合同，C公司是最终供货人，B公司以卖煤的形式间接从A处取得货款，并从中获取每吨13元的价差收益。同一时间，A公司又与C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以每吨533元的价格向C公司转卖所购煤炭，从而获取每吨10元的价差收益。通过上述三项交易，A、B、C三家公司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同的封闭式循环买卖，C公司先以每吨510元的低价卖煤取得货款，经过一定时间后再以每吨533元的高价买煤并支付货款。在这一循环买卖中，C公司既是出卖人，又是买受人，低价卖出高价买入，每吨净亏23元。
可以看出，A、B、C三家公司之间并非真实的煤炭买卖关系，而是以煤炭买卖形式进行融资借贷，A公司是出借人，C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每吨支付的23元买卖价差实为利息，三方之间长期、反复地以煤炭买卖形式开展企业间借贷业务。对此，法院认为，A公司不具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质，却以放贷为常业，实际经营金融业务，有违相关金融法规及司法政策的规定。B公司以买卖形式向A公司借款，并非出于生产、经营需要，而是为了转贷给C公司用以牟利，因此A与B、B与C三家公司之间以买卖形式实际形成的借贷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身为一家企业，如果以后再遇到企业间借贷的问题，大家应该要十分小心，可以从企业借贷目的、资金来源、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三个方面综合判断借贷合同效力，以便于规避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拆除重建、合居变独居 北京首例危旧楼改建走出新路径
新京报
CBD高层建筑群西侧，紧邻着一片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居民社区，一路之隔，新与旧、高与低，形成强烈的反差。
但就是在这片老旧社区里面，正发生着惊人的改变。3月17日，光华里5、6号楼在彻底拆除后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意味着2栋旧楼迎来彻底的重生，其拆除重建、合居变独居及建筑模式、制度措施、工作机制的创新等，也是北京危旧楼综合整治史上的新突破。
通过光华里5、6号楼的试点改建，产权方也是实施主体的首开集团，无疑正在积极探索一条北京危旧楼改建的新路径。
一次事故，老危旧楼迎来命运新转折
3月17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光华里5、6号楼所在的位置，拆后已是一片平地，四周被围挡围着，开工之后，工作人员进行测量放线等一系列工作，或许用不了多久，原地将有两栋新建筑拔地而起。
但是谁又曾想，在拆除前，在寸土寸金的CBD，这两栋楼被判定了危楼。
“每天在担惊受怕。”这是住在光华里5号楼三十余年的于先生最近几年的真实感受，“楼板是木地板，没做防水层，漏水严重，2014年那会，我们厕所就遭殃了，重新进行了加固。不止于此，卧室上方的楼板能清晰地看到下沉变形。”
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变迁，老旧小区的居住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于光华里5、6号楼来说，2019年的一次楼板坍塌，令这两栋楼的命运迎来了大转折。
2019年8月30日，光华里5号楼发生木质楼板脱落，击穿二层楼板后掉落至首层，严重危及居民安全。事发后，朝阳区政府高度重视，指示区住建委、建外街道立即启动应急工作预案，进行居民疏散、予以妥善安置，首开集团作为非经资产接收单位也第一时间参与，会同各方商讨综合整治方案。
北京首例危旧楼改建，方案修改10余次
如何整？怎么改？在此之前，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以改造为主，而危旧楼则大都是修缮加固的方式。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即便其非经平台承接了3000多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拥有改造经验，但是危旧楼的原址重建，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首开集团非经事业部非经管理部部长王劲松告诉记者，上述楼板坍塌事件发生后，朝阳区住建委、房管局、规划局以及CBD管委会、建外街道、首开集团等在短时间内召开了多次研讨会，最初定下了几个方案：危楼加固、异地安置、拆除重建。但经过研究，不具备加固价值或居民异地安置的可能性。最终于2019年12月23日确定采用原拆重建的处置方案，次年的4月10日，设计方案基本定稿。
但是重建方案的设计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规划、住户需求、资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首开集团下属企业首华建设物业部李锐透露，前前后后方案总共修改了十余次，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不能增加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变合居为独居，增加独立卫浴、厨房后，原有居室使用面积会被减小，导致绝大部分住户并不同意前期的改建方案，政策与需求间很难平衡。
“转机就是‘178号文’的出现，允许适当扩建。” 李锐如是说。2020年7月1日出台的《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简称“178号文”）明确指出，原则上居民户数比现状不增加，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具备条件的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
历时16个月，80余次入户动员宣传
虽然改建之前，光华里5、6号楼仅36套住宅、共58户居民，但是改建方案收到了居民强烈的不同声音。
根据“178号文”，改建项目要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其中改建意向摸底、改建设计以及实施方案征询需经不低于总户数三分之二的居民同意，改建协议内容需经不低于90%的居民同意，项目方可推进。
“政策再好，资金再足，如果群众工作做不好，老百姓不认可，工作就难以推动下去。” 王劲松表示。
居民的担忧是什么？光华里社区党委书记张秀伟告诉记者，最大的顾虑是能不能回来，几年能回来，因为他们担心房子拆了，承租权就回不来了。首华建设物业二处副经理邓武军也举例称，其中一户的老人在被疏解到宾馆后，又搬回来了，原因就是担心拆了后再也回不来。
此后，在党建引领下，首华建设物业部配合建外街道、光华里社区开展了为期16个月的群众工作，超过80次的入户动员宣传。回忆起群众工作，邓武军感慨，“居民意见大，工作不好做，我们是挨家挨户多次沟通。前期在光华里社区，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几个小伙伴就在面包车里面流动办公，及时关注住户需求。”
如何说服这些居民？“首先是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惠民工程；第二是承诺拆了保证能回来，且楼层、户型位置不变，只是将合居变独居，还能改善居住条件；第三是适当增加一点面积。”张秀伟说，当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心结也就解开了。
经过多次调整与优化，改建方案赢得了居民的支持，第二轮的协议签订率三天达到100%。
改建方案通过后，在市区政府以及各级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党建引领下，项目从拆除到开工，仅用了两个月时间。首开集团城市运营集团市场部部长孙华勇表示，在改建工作的推动与落地中，朝阳区住建委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协调政策关系、进行上下级链接，使项目得以较快开工。
合居变独居，砖结构变身装配式钢结构
“首开集团发挥了自身的专业性，使得解决方案更先进，解决了老百姓的痛点。”首华建设总经理助理陈长青如是说。
随着开工建设，一年后5、6号楼或将迎来交付。改建后的新居长什么样？
在5号楼一侧的项目指挥部，视频滚动播放着改建工作进展，包括现场拆除、设计方案等。根据最终的方案，新居、旧居相比，最大的改变是在不增加房屋套数的前提下，合居变独居，终止了多年共用卫生间、厨房的状态。
对于改建方案，于先生认为“非常好”，“两户合居，非常不方便，改建后的户型是独立分居，同时适当增加了面积，改善了居住品质。
为了提升居住品质和居住体验，李锐还表示，方案由原先三单元框剪结构改建为三层钢结构坡屋面住宅楼，由原状的三层三单元改为一部楼梯的通廊设计，最大程度增加居民的套内使用面积。
方案还有哪些亮点和突破性？李锐介绍，部分楼体使用装配式结构，具有安全可靠、抗震性能好、安装简单、可循环利用等优势。同时，还进行节能设计，在外墙、屋面、地面增加保温层，采用节能型门窗。
此外，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中还在资金使用、制度措施以及工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资金使用上，市区两级政府、产权单位承担主要成本，3户已购公房居民承担扩建成本。王劲松表示，资金上还有很多探讨空间，比如是否可以改变承租模式，以进行房改售房，这为后续实现资金平衡总结了经验。
而在制度措施上，此次旧楼改建形成了“简易低风险项目”“外套式加固”的规划申报和审批立项流程。“这简化了审批流程，缩短了项目周期。” 孙华勇说，下一步可能会出台制度性的文件。
2021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更新改造300个老旧小区、7处危旧楼房。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试点，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也为北京以危旧楼房改建的方式进行城市有机更新趟出一条新路子，形成可供其他项目借鉴的标准与范本。
【企业履责点评】
首开集团参与北京市首个危旧楼改建试点项目，凝聚各方智慧，积极摸索一条符合首都特点的危旧楼改建路径。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这项民生工程上，首开集团不断总结推广“首开经验”，多点探索美好社区建设，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群众生活品质；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体现了国企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行业典范。
新京报
CBD高层建筑群西侧，紧邻着一片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居民社区，一路之隔，新与旧、高与低，形成强烈的反差。
但就是在这片老旧社区里面，正发生着惊人的改变。3月17日，光华里5、6号楼在彻底拆除后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意味着2栋旧楼迎来彻底的重生，其拆除重建、合居变独居及建筑模式、制度措施、工作机制的创新等，也是北京危旧楼综合整治史上的新突破。
通过光华里5、6号楼的试点改建，产权方也是实施主体的首开集团，无疑正在积极探索一条北京危旧楼改建的新路径。
一次事故，老危旧楼迎来命运新转折
3月17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光华里5、6号楼所在的位置，拆后已是一片平地，四周被围挡围着，开工之后，工作人员进行测量放线等一系列工作，或许用不了多久，原地将有两栋新建筑拔地而起。
但是谁又曾想，在拆除前，在寸土寸金的CBD，这两栋楼被判定了危楼。
“每天在担惊受怕。”这是住在光华里5号楼三十余年的于先生最近几年的真实感受，“楼板是木地板，没做防水层，漏水严重，2014年那会，我们厕所就遭殃了，重新进行了加固。不止于此，卧室上方的楼板能清晰地看到下沉变形。”
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变迁，老旧小区的居住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于光华里5、6号楼来说，2019年的一次楼板坍塌，令这两栋楼的命运迎来了大转折。
2019年8月30日，光华里5号楼发生木质楼板脱落，击穿二层楼板后掉落至首层，严重危及居民安全。事发后，朝阳区政府高度重视，指示区住建委、建外街道立即启动应急工作预案，进行居民疏散、予以妥善安置，首开集团作为非经资产接收单位也第一时间参与，会同各方商讨综合整治方案。
北京首例危旧楼改建，方案修改10余次
如何整？怎么改？在此之前，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以改造为主，而危旧楼则大都是修缮加固的方式。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即便其非经平台承接了3000多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拥有改造经验，但是危旧楼的原址重建，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首开集团非经事业部非经管理部部长王劲松告诉记者，上述楼板坍塌事件发生后，朝阳区住建委、房管局、规划局以及CBD管委会、建外街道、首开集团等在短时间内召开了多次研讨会，最初定下了几个方案：危楼加固、异地安置、拆除重建。但经过研究，不具备加固价值或居民异地安置的可能性。最终于2019年12月23日确定采用原拆重建的处置方案，次年的4月10日，设计方案基本定稿。
但是重建方案的设计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规划、住户需求、资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首开集团下属企业首华建设物业部李锐透露，前前后后方案总共修改了十余次，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不能增加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变合居为独居，增加独立卫浴、厨房后，原有居室使用面积会被减小，导致绝大部分住户并不同意前期的改建方案，政策与需求间很难平衡。
“转机就是‘178号文’的出现，允许适当扩建。” 李锐如是说。2020年7月1日出台的《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简称“178号文”）明确指出，原则上居民户数比现状不增加，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具备条件的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
历时16个月，80余次入户动员宣传
虽然改建之前，光华里5、6号楼仅36套住宅、共58户居民，但是改建方案收到了居民强烈的不同声音。
根据“178号文”，改建项目要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其中改建意向摸底、改建设计以及实施方案征询需经不低于总户数三分之二的居民同意，改建协议内容需经不低于90%的居民同意，项目方可推进。
“政策再好，资金再足，如果群众工作做不好，老百姓不认可，工作就难以推动下去。” 王劲松表示。
居民的担忧是什么？光华里社区党委书记张秀伟告诉记者，最大的顾虑是能不能回来，几年能回来，因为他们担心房子拆了，承租权就回不来了。首华建设物业二处副经理邓武军也举例称，其中一户的老人在被疏解到宾馆后，又搬回来了，原因就是担心拆了后再也回不来。
此后，在党建引领下，首华建设物业部配合建外街道、光华里社区开展了为期16个月的群众工作，超过80次的入户动员宣传。回忆起群众工作，邓武军感慨，“居民意见大，工作不好做，我们是挨家挨户多次沟通。前期在光华里社区，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几个小伙伴就在面包车里面流动办公，及时关注住户需求。”
如何说服这些居民？“首先是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惠民工程；第二是承诺拆了保证能回来，且楼层、户型位置不变，只是将合居变独居，还能改善居住条件；第三是适当增加一点面积。”张秀伟说，当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心结也就解开了。
经过多次调整与优化，改建方案赢得了居民的支持，第二轮的协议签订率三天达到100%。
改建方案通过后，在市区政府以及各级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党建引领下，项目从拆除到开工，仅用了两个月时间。首开集团城市运营集团市场部部长孙华勇表示，在改建工作的推动与落地中，朝阳区住建委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协调政策关系、进行上下级链接，使项目得以较快开工。
合居变独居，砖结构变身装配式钢结构
“首开集团发挥了自身的专业性，使得解决方案更先进，解决了老百姓的痛点。”首华建设总经理助理陈长青如是说。
随着开工建设，一年后5、6号楼或将迎来交付。改建后的新居长什么样？
在5号楼一侧的项目指挥部，视频滚动播放着改建工作进展，包括现场拆除、设计方案等。根据最终的方案，新居、旧居相比，最大的改变是在不增加房屋套数的前提下，合居变独居，终止了多年共用卫生间、厨房的状态。
对于改建方案，于先生认为“非常好”，“两户合居，非常不方便，改建后的户型是独立分居，同时适当增加了面积，改善了居住品质。
为了提升居住品质和居住体验，李锐还表示，方案由原先三单元框剪结构改建为三层钢结构坡屋面住宅楼，由原状的三层三单元改为一部楼梯的通廊设计，最大程度增加居民的套内使用面积。
方案还有哪些亮点和突破性？李锐介绍，部分楼体使用装配式结构，具有安全可靠、抗震性能好、安装简单、可循环利用等优势。同时，还进行节能设计，在外墙、屋面、地面增加保温层，采用节能型门窗。
此外，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中还在资金使用、制度措施以及工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资金使用上，市区两级政府、产权单位承担主要成本，3户已购公房居民承担扩建成本。王劲松表示，资金上还有很多探讨空间，比如是否可以改变承租模式，以进行房改售房，这为后续实现资金平衡总结了经验。
而在制度措施上，此次旧楼改建形成了“简易低风险项目”“外套式加固”的规划申报和审批立项流程。“这简化了审批流程，缩短了项目周期。” 孙华勇说，下一步可能会出台制度性的文件。
2021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更新改造300个老旧小区、7处危旧楼房。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试点，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也为北京以危旧楼房改建的方式进行城市有机更新趟出一条新路子，形成可供其他项目借鉴的标准与范本。
【企业履责点评】
首开集团参与北京市首个危旧楼改建试点项目，凝聚各方智慧，积极摸索一条符合首都特点的危旧楼改建路径。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这项民生工程上，首开集团不断总结推广“首开经验”，多点探索美好社区建设，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群众生活品质；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体现了国企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行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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