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韩琦 （意）米盖拉编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史料，而本书中要述说的话题太多，这里只点此三篇为例，喜欢古书的朋友大可找来细读一番，也可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何等之有趣。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史料，而本书中要述说的话题太多，这里只点此三篇为例，喜欢古书的朋友大可找来细读一番，也可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何等之有趣。
【#北京为何暴发疫情#？溯源为何重要？吴尊友、李兰娟权威解读】6月15日，北京市公布36例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完成流调34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同一天，中国疾控中心宣布已完成北京疫情病例样本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初步结论已上报并正在积极开展病毒溯源。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何方？科学的病毒溯源为何重要？备受关注的基因组测序，是否已经揭开北京新发地的病毒源头之谜？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等流行病学专家。
新发地检出病毒更接近欧洲流行的毒株
6月15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的一处临时核酸采样点，前来检测的市民有序排队进行检测采样。
“北京在近两个月没有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新的疫情。不太可能在新发地发生病毒从野生动物跳到人身上的情况，最新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最大的可能就是从境外、北京以外的地区，将病毒带到了北京。”吴尊友说。
“从病毒的组成结构来看，它不像北京一两个月以前流行的病毒毒株，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以前流行的毒株。”吴尊友介绍，研究人员在新确诊病例的身体里面分离出病毒，又在新发地市场物体的表面采样分离出病毒，从新发地市场物体污染的表面和病人身体里分离出的病毒是完全一致的。透过世卫组织共享平台在全球公开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能够看到各国流行的主要毒株的情况。病毒学家将其和中国流行的毒株以及世界各地的流行毒株进行比较，关键位点的比对发现，它最有可能是来自欧洲流行的主要毒株。
“基因组测序不可替代的意义就在于，根据基因序列我们能够初步判断，病毒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吴尊友说。
“病毒最接近欧洲流行的主要毒株，并不代表它一定来自欧洲国家。”吴尊友解释，“它可能来自欧洲国家，也可能来自美洲国家，因为这种病毒最开始主要在欧洲国家流行，后来也传到了南美等地，涵盖面还是很广的。”
“至于这个病毒是怎么进来的，仅仅依靠生物学的基因测序手段就说不清楚了。”吴尊友介绍，通过流调能够把感染者、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接触关系、传播链条、传播网络构建起来。比如说是否有从欧洲、美洲等境外回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近期曾经在新发地市场出没，是否有来自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出现了境外输入病例并产生了当地关联病例地区的感染者到过新发地，也可能是来自从这些方向运输过来的物品，尤其是冷冻海鲜或肉食品。与此同时，依赖于大数据技术，把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梳理出来，这样一种新的手段能为传统流调提供有价值的补充。
“只有综合运用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大数据技术，才能把欧洲流行毒株怎么跑到北京来的这个问题搞清楚。”吴尊友说。
据了解，北京新的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在6月12日迅速新增启动病毒病所南区P3实验室，扩大检测能力，提高检测效率，24小时不间断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已完成样本检测1000余份。6月13日，完成相关病例样本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和分析，初步结论已上报并正在积极开展病毒溯源。
应当重视污染物品经冷链远距离运输可能带来的传播风险
已连续近60天没有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的北京，为何突然暴发疫情？专家分析，存在两种可能性：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或者来自疫区的感染者造成了传播。
“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现在也不能说冷链传播的可能性就一定大于人的传播，因为没有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前对于污染物品经冷链远距离运输可能造成传播的风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吴尊友说。
吴尊友介绍，对于呼吸道传染病，通常都是人带着病毒跑，造成远距离传播扩散。但是死的样品——除了生物样本以外，其他物品长时间带毒、长距离运输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发生过。群众一度担忧邮寄包裹是否会带病毒，事实上这类常温环境运输的包裹即使受到污染造成的传播风险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通常疫情防控的大量精力都是在防止人传人，物品导致的病毒扩散容易被忽视，没有考虑到冷冻食品的风险，比如鱼、肉在加工过程中被污染，因为温度低，病毒保存时间比较长。”吴尊友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食品系统研究会会长安玉发也认为，我国进口大量水产品、肉类产品等食品，这些产品一旦在国外被污染，通过冷链运输到中国，很可能就会带来病毒。
冷链运输传播目前未被证实，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很多疑问尚待解答。比如，全国不少城市都有通过冷链进口食品，为什么只有北京发病？报道称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到了新冠病毒，而该产品的货源来自京深海鲜市场，为什么此次疫情的集中暴发点却是新发地？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还得进一步调查。冷链传播只是一个假设，对与不对，需要拿数据肯定或者否定它。比如，如果海关在入关时都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污染，那就不是进口的问题；如果查了有污染，而其他地方不传播，可能是因为它的环境没有传播的条件。现在这些都只是假设，需要更多数据去验证。”
如果冷链传播被证实，如何控制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污染源？吴尊友建议，一是要加强检疫，二是在购买这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冰冻食物产地是不是来自新冠病毒的流行地区，三是人们在处理这些物品的时候，要注意手卫生、器皿卫生，不要造成交叉污染。
李兰娟在接受采访时也建议，“大家尽量吃熟食，平时要勤洗手，注意手卫生”。
新发地病毒溯源或为破解新冠病毒传播之谜提供可能
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北京此次新发疫情，目前非常清楚，病毒不是源于北京，而是由其他地方带到北京，这点已经很明确了。
“病毒溯源是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李兰娟表示，通过对发生疫情的批发市场里的物品全部进行采样、检测，对检测阳性的物品一查到底，看它从哪里来的，到底是外面带进来的，还是本地污染的，弄明白、查清楚源头是什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次疫情暴发的原因，对于了解新冠病毒的源发也非常重要。同时，根据溯源的情况来制定防治政策，能更好地控制传染病。
李兰娟认为，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是做好物的溯源，对物品采样检测；另一方面要做好人的溯源，感染者就是感染源，要进一步了解人员的动向，把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出来检测，检测出来的就治疗。“不怕多，就怕漏，这是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的重要环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
“此前疫情在武汉暴发，由于在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冠病毒，人们高度怀疑疫情与野生动物有关。这次疫情在北京反弹，同样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但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吴尊友说，这就给我们两个提示：除了武汉和北京以外，全国还有不少类似的批发市场，如何切实加强防范，防止出现第三个、第四个这样暴发疫情的市场？如果我们能够在新发地找到病毒溯源的突破口，也许能回答武汉想回答却还没有能够回答的科学问题。当然这些也只是假设，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如果能破解北京之谜，也许给我们破解武汉之谜提供新的机会。
北京此次突发疫情的病毒溯源调查，第一阶段进展顺利，很快明确了病毒源于欧洲流行毒株。北京的这次溯源，表明病毒毒株最接近欧洲流行的主要毒株，也就是说北京的源头找到了，关键是欧洲流行毒株如何带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但新冠病毒的源头，科学家们还在努力寻找之中。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谨的科学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需要流行病学、病毒学、动物学等多学科专家联合开展。
开展溯源工作，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科学认识方面的重大意义，寻找源头是科学认识新冠病毒的重要内容，是我们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二是公共卫生意义，病毒溯源对传染病防治意义重大。找到新冠病毒源头，理解这种病毒是如何突然发展成对人类造成如此严重危害的致病性病毒，才能回答新冠肺炎将来会不会反复出现，也就是大家关心的在控制疫情以后，未来是否会卷土重来。
对于新冠肺炎来说，在世间流行还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对其认识还非常有限。现有的科学研究证据提示，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病毒溯源工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当前新冠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迫切需要全球各国团结一致，努力尽快控制住疫情蔓延扩散。https://t.cn/A6Lqpsa7（北京晚报）
新发地检出病毒更接近欧洲流行的毒株
6月15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的一处临时核酸采样点，前来检测的市民有序排队进行检测采样。
“北京在近两个月没有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新的疫情。不太可能在新发地发生病毒从野生动物跳到人身上的情况，最新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最大的可能就是从境外、北京以外的地区，将病毒带到了北京。”吴尊友说。
“从病毒的组成结构来看，它不像北京一两个月以前流行的病毒毒株，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以前流行的毒株。”吴尊友介绍，研究人员在新确诊病例的身体里面分离出病毒，又在新发地市场物体的表面采样分离出病毒，从新发地市场物体污染的表面和病人身体里分离出的病毒是完全一致的。透过世卫组织共享平台在全球公开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能够看到各国流行的主要毒株的情况。病毒学家将其和中国流行的毒株以及世界各地的流行毒株进行比较，关键位点的比对发现，它最有可能是来自欧洲流行的主要毒株。
“基因组测序不可替代的意义就在于，根据基因序列我们能够初步判断，病毒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吴尊友说。
“病毒最接近欧洲流行的主要毒株，并不代表它一定来自欧洲国家。”吴尊友解释，“它可能来自欧洲国家，也可能来自美洲国家，因为这种病毒最开始主要在欧洲国家流行，后来也传到了南美等地，涵盖面还是很广的。”
“至于这个病毒是怎么进来的，仅仅依靠生物学的基因测序手段就说不清楚了。”吴尊友介绍，通过流调能够把感染者、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接触关系、传播链条、传播网络构建起来。比如说是否有从欧洲、美洲等境外回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近期曾经在新发地市场出没，是否有来自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出现了境外输入病例并产生了当地关联病例地区的感染者到过新发地，也可能是来自从这些方向运输过来的物品，尤其是冷冻海鲜或肉食品。与此同时，依赖于大数据技术，把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梳理出来，这样一种新的手段能为传统流调提供有价值的补充。
“只有综合运用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大数据技术，才能把欧洲流行毒株怎么跑到北京来的这个问题搞清楚。”吴尊友说。
据了解，北京新的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在6月12日迅速新增启动病毒病所南区P3实验室，扩大检测能力，提高检测效率，24小时不间断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已完成样本检测1000余份。6月13日，完成相关病例样本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和分析，初步结论已上报并正在积极开展病毒溯源。
应当重视污染物品经冷链远距离运输可能带来的传播风险
已连续近60天没有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的北京，为何突然暴发疫情？专家分析，存在两种可能性：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或者来自疫区的感染者造成了传播。
“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现在也不能说冷链传播的可能性就一定大于人的传播，因为没有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前对于污染物品经冷链远距离运输可能造成传播的风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吴尊友说。
吴尊友介绍，对于呼吸道传染病，通常都是人带着病毒跑，造成远距离传播扩散。但是死的样品——除了生物样本以外，其他物品长时间带毒、长距离运输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发生过。群众一度担忧邮寄包裹是否会带病毒，事实上这类常温环境运输的包裹即使受到污染造成的传播风险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通常疫情防控的大量精力都是在防止人传人，物品导致的病毒扩散容易被忽视，没有考虑到冷冻食品的风险，比如鱼、肉在加工过程中被污染，因为温度低，病毒保存时间比较长。”吴尊友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食品系统研究会会长安玉发也认为，我国进口大量水产品、肉类产品等食品，这些产品一旦在国外被污染，通过冷链运输到中国，很可能就会带来病毒。
冷链运输传播目前未被证实，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很多疑问尚待解答。比如，全国不少城市都有通过冷链进口食品，为什么只有北京发病？报道称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到了新冠病毒，而该产品的货源来自京深海鲜市场，为什么此次疫情的集中暴发点却是新发地？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还得进一步调查。冷链传播只是一个假设，对与不对，需要拿数据肯定或者否定它。比如，如果海关在入关时都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污染，那就不是进口的问题；如果查了有污染，而其他地方不传播，可能是因为它的环境没有传播的条件。现在这些都只是假设，需要更多数据去验证。”
如果冷链传播被证实，如何控制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污染源？吴尊友建议，一是要加强检疫，二是在购买这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冰冻食物产地是不是来自新冠病毒的流行地区，三是人们在处理这些物品的时候，要注意手卫生、器皿卫生，不要造成交叉污染。
李兰娟在接受采访时也建议，“大家尽量吃熟食，平时要勤洗手，注意手卫生”。
新发地病毒溯源或为破解新冠病毒传播之谜提供可能
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北京此次新发疫情，目前非常清楚，病毒不是源于北京，而是由其他地方带到北京，这点已经很明确了。
“病毒溯源是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李兰娟表示，通过对发生疫情的批发市场里的物品全部进行采样、检测，对检测阳性的物品一查到底，看它从哪里来的，到底是外面带进来的，还是本地污染的，弄明白、查清楚源头是什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次疫情暴发的原因，对于了解新冠病毒的源发也非常重要。同时，根据溯源的情况来制定防治政策，能更好地控制传染病。
李兰娟认为，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是做好物的溯源，对物品采样检测；另一方面要做好人的溯源，感染者就是感染源，要进一步了解人员的动向，把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出来检测，检测出来的就治疗。“不怕多，就怕漏，这是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的重要环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
“此前疫情在武汉暴发，由于在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冠病毒，人们高度怀疑疫情与野生动物有关。这次疫情在北京反弹，同样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但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吴尊友说，这就给我们两个提示：除了武汉和北京以外，全国还有不少类似的批发市场，如何切实加强防范，防止出现第三个、第四个这样暴发疫情的市场？如果我们能够在新发地找到病毒溯源的突破口，也许能回答武汉想回答却还没有能够回答的科学问题。当然这些也只是假设，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如果能破解北京之谜，也许给我们破解武汉之谜提供新的机会。
北京此次突发疫情的病毒溯源调查，第一阶段进展顺利，很快明确了病毒源于欧洲流行毒株。北京的这次溯源，表明病毒毒株最接近欧洲流行的主要毒株，也就是说北京的源头找到了，关键是欧洲流行毒株如何带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但新冠病毒的源头，科学家们还在努力寻找之中。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谨的科学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需要流行病学、病毒学、动物学等多学科专家联合开展。
开展溯源工作，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科学认识方面的重大意义，寻找源头是科学认识新冠病毒的重要内容，是我们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二是公共卫生意义，病毒溯源对传染病防治意义重大。找到新冠病毒源头，理解这种病毒是如何突然发展成对人类造成如此严重危害的致病性病毒，才能回答新冠肺炎将来会不会反复出现，也就是大家关心的在控制疫情以后，未来是否会卷土重来。
对于新冠肺炎来说，在世间流行还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对其认识还非常有限。现有的科学研究证据提示，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病毒溯源工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当前新冠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迫切需要全球各国团结一致，努力尽快控制住疫情蔓延扩散。https://t.cn/A6Lqpsa7（北京晚报）
【三亚佳翔物流产业园二期11月底交付使用】#三亚[地点]# 据三亚发布消息，三亚佳翔物流产业园二期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逾85%，预计今年11月底交付使用。一期规划建设30000吨冷链仓储区、9000平方米农产品加工区，5000平方米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已建成投运，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农产品和海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海南特色产品展销中心、物流管理中心、农产品海产品加工配送中心、航空货运中心、农产品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员工宿舍楼、跨界电子商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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