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暴涨5倍仍“一箱难求”！ 美中海运费每标箱已超2万美元】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显示，8月10日，中国、东南亚至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首次超过了每标箱2万美元。在8月2日，这个数字还是1.6万美元。一位长期做进出口贸易的业务人员感叹，今年以来海运价格飙升，作为托运人“抢箱子”已经心力交瘁，而更贵的价格并不一定代表更好的结果，该延迟还是延迟。疫情之下，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还要持续多久？
德尔塔蔓延加重“一箱难求”北美东海岸海运价逾2万美元
综合上海第一财经、大陆央视财经报道，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显示，10日，中国/东南亚-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超过2万美元，比一年前同比上涨500%以上。就在2日，该航线海运运费还在1.6万美元左右。目前中欧之间的海运运费固定在近1.4万美元。
为何海运价格在近期再次暴涨？有迹象表明，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全球，令不少国家疫情出现反弹，这导致主要外国港口装卸人员不足，令集装箱周转时间普遍放缓，集装箱清货时间变长的情况下导致集装箱回收率低，“一箱难求”现象更为严重。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货运代理公司Flexport首席运营官曼德斯（Sanne Manders）表示，从上海经洛杉矶/长滩港到芝加哥的运输时间（包括起运地的货物中转和船舶航程），已经从35天增加了一倍多，增至73天。“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需要146天才能循环回到始发地进行重新装载，减少了50%的集装箱有效运力。”曼德斯说。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发出去的集装箱无法及时回收，造成集装箱价格普遍暴涨；下半年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运费也随之继续上涨。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现在中国到北美的海运价格涨到2万多美元，已经算是历史高位了。这主要还是受疫情影响，一些海运公司的航运可能在码头停运方面遇到障碍，再加上有些国家的海运码头也出现了问题，这些因素加速了某些线路运力的压缩。海运价格猛涨和美元也有一定的关系，大宗商品价格前段时间增幅也很明显。美元和疫情这两个因素的波动情况，对运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霍建国称，海运价格的迅猛增长也与航运被一些海外公司垄断有一定关系。周世俭则称，疫情直接影响海员。“此前由于邮轮等方面出现了疫情，导致很多人生活能过得去的情况下，就不出来当海员了。”
“全球集装箱运输变成了一个高度混乱、供应不足的卖方市场，在该市场中，航运公司可以收取正常价格的四到十倍的运费。” 海事咨询公司Drewry董事总经理达马斯(Philip Damas)表示，已经30多年没有在航运业看到这种情况了，预计这种“极端费率”将持续到2022年的中国农历新年。
运力紧张问题明年2月前料不会缓解 5月已开始运送圣诞节产品
数据显示，北美消费者在2021年上半年继续维持了“买买买”模式。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称，到2021年5月，消费者在耐用品上的支出按年计算将比2019年高出25%。
美国新出炉的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的分项指标中，个人消费支出的贡献也较大，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增长11.8%。
目前海运业高管的共识是，在2022年2月之前，运力紧张的问题不会得到缓解。
Freight Right Global Logistics创始人卡扎延（Robert Khachatryan） 认为，除非消费者的确感受到通胀压力，或者有外部事件导致经济放缓，否则目前的情况得不到缓解。“5月时，我们已经在运送圣诞节产品了。只要有空位，就会有人试图将他们的产品运往美国。”卡扎延说。“他们不会等到9月。”
霍建国认为：“（价格）上去容易下来难，涨得快，降得慢。最早疫情前这一航线的航运价格大概也就是6000至7000美元，现在前一段涨到1.5万美元，现在突破2万多美元，到2.2万和2.3万美元的程度，这确实有点离谱。但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货运单子很多，再加上集装箱也短缺。”
美国零售联合会预计，8月份美国港口的进口量将在传统旺季前激增，许多行业观察人士也看到，进口商正在提早下订单以避免假期商品延误。
有物流供应商网站上的情况说明书显示，需要在11月1日之前将产品上架的零售商应确保在8月21日之前将产品装船运往东海岸目的地，并在9月3日之前装运美国西部目的地。
卡扎延并预测，未来进口商可能将更早开始订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明年不会放缓，甚至可能根本不会的原因：明年他们可能会在3月为圣诞节订货。”
目前，海运分析师普遍预计未来几周海运费将进一步上涨，且随着贸易增长超过船队数量增长，在2023年新船下水之前，船只供应都不会有太大缓解。
业内人士分析称，今年前7个月，美中贸易达到2.62万亿元，同比去年增长28.9%，大大高于进出口的总体增幅。这也成为了推动美中航运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
今年1至4月，中国大陆至北美西航线的运力舱位分别较2020年、2019年同期增长81%、36%，运量分别较2020年、2019年同期增长103%和53%。就在7月份，宁波舟山港再次新增4条远洋航线，航线总数达到历史新高。以欧美线为主的盐田港也新增了2条美洲航线。#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IIXa6l
德尔塔蔓延加重“一箱难求”北美东海岸海运价逾2万美元
综合上海第一财经、大陆央视财经报道，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显示，10日，中国/东南亚-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超过2万美元，比一年前同比上涨500%以上。就在2日，该航线海运运费还在1.6万美元左右。目前中欧之间的海运运费固定在近1.4万美元。
为何海运价格在近期再次暴涨？有迹象表明，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全球，令不少国家疫情出现反弹，这导致主要外国港口装卸人员不足，令集装箱周转时间普遍放缓，集装箱清货时间变长的情况下导致集装箱回收率低，“一箱难求”现象更为严重。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货运代理公司Flexport首席运营官曼德斯（Sanne Manders）表示，从上海经洛杉矶/长滩港到芝加哥的运输时间（包括起运地的货物中转和船舶航程），已经从35天增加了一倍多，增至73天。“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需要146天才能循环回到始发地进行重新装载，减少了50%的集装箱有效运力。”曼德斯说。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发出去的集装箱无法及时回收，造成集装箱价格普遍暴涨；下半年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运费也随之继续上涨。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现在中国到北美的海运价格涨到2万多美元，已经算是历史高位了。这主要还是受疫情影响，一些海运公司的航运可能在码头停运方面遇到障碍，再加上有些国家的海运码头也出现了问题，这些因素加速了某些线路运力的压缩。海运价格猛涨和美元也有一定的关系，大宗商品价格前段时间增幅也很明显。美元和疫情这两个因素的波动情况，对运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霍建国称，海运价格的迅猛增长也与航运被一些海外公司垄断有一定关系。周世俭则称，疫情直接影响海员。“此前由于邮轮等方面出现了疫情，导致很多人生活能过得去的情况下，就不出来当海员了。”
“全球集装箱运输变成了一个高度混乱、供应不足的卖方市场，在该市场中，航运公司可以收取正常价格的四到十倍的运费。” 海事咨询公司Drewry董事总经理达马斯(Philip Damas)表示，已经30多年没有在航运业看到这种情况了，预计这种“极端费率”将持续到2022年的中国农历新年。
运力紧张问题明年2月前料不会缓解 5月已开始运送圣诞节产品
数据显示，北美消费者在2021年上半年继续维持了“买买买”模式。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称，到2021年5月，消费者在耐用品上的支出按年计算将比2019年高出25%。
美国新出炉的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的分项指标中，个人消费支出的贡献也较大，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增长11.8%。
目前海运业高管的共识是，在2022年2月之前，运力紧张的问题不会得到缓解。
Freight Right Global Logistics创始人卡扎延（Robert Khachatryan） 认为，除非消费者的确感受到通胀压力，或者有外部事件导致经济放缓，否则目前的情况得不到缓解。“5月时，我们已经在运送圣诞节产品了。只要有空位，就会有人试图将他们的产品运往美国。”卡扎延说。“他们不会等到9月。”
霍建国认为：“（价格）上去容易下来难，涨得快，降得慢。最早疫情前这一航线的航运价格大概也就是6000至7000美元，现在前一段涨到1.5万美元，现在突破2万多美元，到2.2万和2.3万美元的程度，这确实有点离谱。但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货运单子很多，再加上集装箱也短缺。”
美国零售联合会预计，8月份美国港口的进口量将在传统旺季前激增，许多行业观察人士也看到，进口商正在提早下订单以避免假期商品延误。
有物流供应商网站上的情况说明书显示，需要在11月1日之前将产品上架的零售商应确保在8月21日之前将产品装船运往东海岸目的地，并在9月3日之前装运美国西部目的地。
卡扎延并预测，未来进口商可能将更早开始订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明年不会放缓，甚至可能根本不会的原因：明年他们可能会在3月为圣诞节订货。”
目前，海运分析师普遍预计未来几周海运费将进一步上涨，且随着贸易增长超过船队数量增长，在2023年新船下水之前，船只供应都不会有太大缓解。
业内人士分析称，今年前7个月，美中贸易达到2.62万亿元，同比去年增长28.9%，大大高于进出口的总体增幅。这也成为了推动美中航运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
今年1至4月，中国大陆至北美西航线的运力舱位分别较2020年、2019年同期增长81%、36%，运量分别较2020年、2019年同期增长103%和53%。就在7月份，宁波舟山港再次新增4条远洋航线，航线总数达到历史新高。以欧美线为主的盐田港也新增了2条美洲航线。#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IIXa6l
抗衰小帮手——超声炮
25岁之前我就很注重抗初老，那时候简单的敷一片面膜，就感觉皮肤变得喊水嫩饱满。
而现在，涂上千一瓶的精华都木有用的，必须要搭配项目，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抗衰效果。
前几天我就去做了超声炮，比我前年做的超声刀的效果还要好，而且一点都不痛、不痛、不痛！
更赞的是，它还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和重组，脸上胶原蛋白充足了，皮肤看上去会更紧致有弹性，显得越来越年轻水嫩。
超声炮抗衰很给力，操作超声炮的主任给我说，未来几个月，我会出于持续变美中......
哈哈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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