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有明一朝，景德镇御用黄釉瓷器，创烧于明洪武时期，近年来在景德镇窑址和南京明故宫遗址中皆出土洪武黄釉暗刻云龙纹盘碗的标本，其制作是在瓷质涩胎上施以适量的铁为着色剂的黄釉，置于850度左右的窑里以氧化焰二次烧成，色泽与同时期的黄釉琉璃建筑构件相同，偏深且不均衡，出现局部积釉现象，由于是在涩胎施釉，故而稍觉粗糙，未有后世娇黄釉之娇嫩圆润。布达拉宫珍宝馆中藏一件明洪武黄釉模印缠枝莲纹高足碗，其釉色及模印工艺，与珠山明代御窑厂出土洪武时期模印龙纹标本有相似之处，见《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北京，2013年，页38-39。

永乐时期御器厂上承洪武技术而竭力改进，重点改善施釉的质地，变为在甜白釉面上施釉，以甜白釉之纯净映衬黄釉之妍丽，珠山考古遗址流散于外的标本，见有数例，其中典型者为私人所藏高足碗一项，内心模印"永乐年制"篆书款，内壁模印双龙宝珠纹，上下皆施黄釉，可见永乐一朝黄釉水平成熟稳定，只因数量罕少而不传于今，故不被为人所熟知。宣德时期继之，名曰"宣黄"，水平更有提升，并底部署写青花款或暗刻款，开启成化弘治娇黄釉之先声。其色清亮匀净，玻璃质感强，深为内府所珍，更因其时技术初创，成造数量本来不多，流传至今更是凤毛麟角。

检视当今公私收藏之中，宣德单色黄釉器不过八件，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宣德御瓷约2000件，堪称公私收藏之中最为宏富者，亦仅存二件，由此可窥见宣黄当属何等珍稀。其《故宫瓷器录》第二辑（明•甲•上编）中记录藏有宣德娇黄釉直口盘二件，盘底纯白，均划署"大明宣德年制"六楷字款，参见《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1998年，页379，图162。此外，1948年伦敦东方陶瓷学会（O.C.S.）展览中曾出现两件尺寸较小的黄釉盘，写款方式未详，见《Monochrome Porcelain of the Ming and Manchu Dynasties》，伦敦，1948年，编号176及180。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例，参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明代》，2006年，北京，图47。尚见娇黄釉装饰模印纹样的一例「明宣德黄釉暗龙纹高足碗」，为香港苏富比1994年春拍第56号拍品，参阅《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2003年，页139，图117。与前述景德镇私人所藏来自珠山遗址的永乐款高足杯极为相近。

宪宗一朝，窑器多佳美，堪称景德镇制瓷史上至臻典范，展现工匠巧思创新与卓越技艺，其质精秀雅，世无伦匹，造型婉约，气韵柔美。早期以先帝治下巧工佳瓷为范，尤尚宣德高风，故宣窑诸项名品，在沉寂三十余年之后，皆获一一重现。目前所见署写成化款的黄釉盘碗存世数量极为少见，品类有数种，外黄里白撇口盘、全黄釉撇口盘、全黄釉直口盘，都是一色纯净，却没有模印纹饰辉映黄釉之美。

是次拍品黄釉模印龙纹盘一对（拍品编号153及154），系出希腊雅典Thekla及 Costa M. Marinidis伉俪，是为成化御窑黄釉瓷器当中异常珍罕之实例。通体饰以明亮的黄釉，灿若琥珀，盈润而娇妍，古雅静穆之中，自有一份不可言喻之尊贵气质。底施白釉，风骨隽秀，观之形简色单，实则烧制技巧要求极高，于各类器中属最难一类，须取纯土，施精工，胎、釉、火必娴熟，佳器方成，如有微瑕，前功尽弃。更有精妙者，则是盘壁暗印双龙戏珠纹，迎光细察，须毫毕露，极见天工。此等水平唯见明初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方有，本品之制作必先于坯胎未干之际模印龙纹，再施以甜白釉料，入窑烧造成功之后，本身已属佳品，再复施娇黄之色于甜白釉之上，故一器之中兼妙色与暗花天工于一体，、尊荣迭加，殊为可贵！

暗花工艺是以釉下模印或刻划为装饰手法，再覆施白釉入炉烧造，工致殊常，颇见匠心独运，为明初御窑瓷器之重要装饰和名贵之品，若迎光透视，则可见隐隐绰绰之花纹，于纯净的白釉背景衬托下，生出一番"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别致趣味。故明张应文《清秘藏》赞誉："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可见暗花工艺于后世评鉴体系中的尊崇地位。

宣窑暗花者乃上承永乐御瓷技术，下启成窑卵幕杯之经典绝艺，独步一时，影响深远。是次拍品展现的暗花工艺一丝不苟，精细绝伦，处处尚存永宣盛世的文艺精神与气息。

成窑早期因崇尚宣窑，故制式承袭前朝，体现了成化皇帝对祖父宣德皇帝的无限敬慕。是次拍品当属成窑早期之佳作，具体烧造时间究竟是否可以明确可考呢？据《明宪宗实录》记载天顺八年英宗病死之后，成化帝入继大统，其即位诏书中便有停止在景德镇烧造瓷器的命令。成化元年至三年，实录与其他官书都未提到烧造活动，但《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条，始有"成化四年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的记载。所谓四分例者，应该是以天顺朝甚至是宣德朝的烧造量为参数的，可证其烧造时间最早不得早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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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韵罗川】仙踪佛迹 钟灵凤山——罗川第一山小传
心怀幽意，踏石而上，徜徉于山水间。陋室德馨，万物有灵，山有名士雅居，久难忘情。凤山，凤凰涅槃之地，文殊驾临之所，有凤来仪，地蕴钟灵；藏珠纳华，载诗入画。奇哉凤山，仙云缭绕；美哉凤山，群儒流芳！
凤山，在县治后，县之主山。集东西南北座象之灵秀，熔铸罗川风水宝地。北枕双茅山，高处不胜寒，纳玉藏仙；南对莲花山，驻圣水禅寺，朝圣之所；东迎席帽山，临出海之口，千帆来仪；西连笔架山，如神来之笔，文昌照临。是以文风炽盛，纳育英贤，西面山麓，乃后张路，文脉所系，金腰环诸。据县志载，凤山刚柔兼济，姿容冠绝：三峰秀连，两翼舒展，如凤翔千仞而下，定于将落未落之时，其姿华美无双；中高两低，龙虎抱卫，主客相迎，半山有真武，千岩峭拔，又添俊逸阳刚。凤山之美，美在内外兼修，秀于外而慧于中。
凤山，凤山，凤之故乡。凤凰乃百鸟之王，具有大智大勇之神力。罗源与凤凰有着许多不解之缘，将军峰梧桐村，有“凤栖梧桐”之传说；黄家湾世为畲族祖居地，亦有“凤凰故里”之称。凤凰是畲族人的保护神，对畲族有再生之德，翼护之恩，故畲女世着凤凰装。相传，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便要背负积累在世间的所有仇恨怨怼，投于烈火中自焚，以生命换取人间祥和幸福。后在巨大的肉身痛苦中浴火重生，如此循环不已，成为永生。凤凰灵鸟于九天之上俯翔而下，莅降罗川，两翼抱卫，以身相护，给罗川大地带来吉祥安康！
凤山，别有洞天，仙君飞升之府。凤山西面有章叟洞，形如纱帽，俗呼“纱帽石”，上书“章叟洞”三字，相传为唐朝章寿老人的炼丹飞升之洞府。章寿，晚年世称章叟，唐朝著名道学家，唐玄宗“敕书碑碣记其事”，故居在今鉴江铁香炉村。他在靠三都澳的海面上，遇到仙人指点，遂至凤山，在凤山西面、县政府的东面石洞中修炼，“后斩蛇于延平峰顶，白日升天”，世有“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之神誉。前人寻异，亦留下古迹斑驳，洞东原有石刻“山泉吴荣、云山黄文秩、竹联林怀誉、钓雪尤莹、观我倪贞，大明嘉靖丙申（1536年）季秋九日同游”三十五字。知县胡森有诗云：“洞窈何妨人迹到，丹成应作凤飞来。”仙君已飞升，想必已化作凤灵，飘洒于群山之中！
凤山，夜游祈梦，文殊驾临之所。文殊菩萨，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大智慧之象征。身紫金色，形如童子，右手持智能利剑，象征以智慧剑斩断一切烦恼结。左手持青莲花，花上有金刚经卷，象征所具无上智慧，坐骑为狮。据县志记载，凤山北二百步数石森起，峭削者为群玉峰。宋邑佐林确，曾梦见岩石中有电光四起。翌日清晨探视，看见石缝中有文殊骑狮子像，倚岩架佛室居住，故又名“文殊山”。文殊之慧德，育凤山之文蕴钟灵。县人薛锡熊任台湾府教授，在台湾时作《思乡二十一首》诗，其中第二首云：“记曾载酒上文殊，相伴登临尽硕儒。佛火未销人影散，只留残照在桑榆。”妙哉文殊山，佛智飘香，余火永传。
凤山，精华氤氲，人文荟萃之区。古时“凤城八景”中，四景“凤堞晴岚、三郎奇石、群玉叠峰、堂右仙泉”属于此。东北有“凤庐别墅”，为邑人陈至陛别业，于乾隆十八年(1753)为其母黄敬姑颐养晚年而建。据传，凤庐内胜景奇绝，有亭观沧海、荔圃流香、虹桥霁月、玉窦垂珠、盘沼荷风、露台远眺、桃坞绚彩、叠石奇峰八景，至陛请人绘《凤庐八景园》，题“凤庐八咏”诗，在凤庐结山水知音，云水墨雅事，一时文人和咏不绝，一度为凤川平添无数文彩精华。而今百亩园林已化为果林，柚子飘香。唯荒草中遗有“桃坞”、“垂珠”两副摩岩石刻，今抚而视之，哀艳动人，引人追思。南面有三郎石，为凤城八景之一，镌“实斋”、“洞竹”等，下为英显宫。宫旁有石刻“霁云”两字。相传是三水知县黄铨的父亲所题。据黄铨曰：城内山，石壁“霁云”二字，先君笔”，觅得石刻“霁云”，就找到黄铨的家——罗源乌衣巷后张街。黄铨忆旧事，曾赋诗一首：“插天石壁郁嵯峨，遗墨淋漓酒薜萝。二十年前山下道，望云空见霁云多。”人文之美，如万里霁云，光耀凤山！
凤山，群儒雅集，卧虎藏龙之地。自古罗源文人雅士在此聚会宴友，春日跳青、重阳登高。亦吟诗作赋，怀古放情，抒意咏志。从元朝以降，诗文流传，佳妙无两。南宋进士、户部侍郎李弥逊游凤山，作《五石群玉峰》云：“五城十二楼，高下耸寒玉。天空开翠微，不爱尘士触。”文辞清美，超尘脱俗。李弥逊果真了却一颗尘心，晚年隐居山林，著《筠溪集》。元朝时总理永福（今永泰）、罗源两县的县尹王翰也喜游文殊，有诗咏《文殊山》云：“松传琴瑟风生枕，溪泻琼瑰月到窗。人道驯心降猛兽，问无心处若为降。”文意凛然，豪气凌云。王翰秉性刚直，才华横溢，与罗源人陈钧多有唱和。元亡后隐居，明太祖闻其贤，强行征召，王翰决心不事二主，写下自诀诗：“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引刃自刎而死。”王翰生活刻苦节俭，仕宦二十载，家无余积。凤山，留下无数或清逸或豪壮的千古诗文，亦留下或深远或凄恻的故事传说，于文辞韵脚之中，千古流芳。
半生嗟环辕，万事惊转毂。寄语山中人，为占一峰绿。置身罗川凤山，仙云如梦遥，缥缈有凤鸣。山中闻佛语，香火绕禅意。钟灵凤山，芳华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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