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媚日”、“台湾发展的历史罪人”】李登辉，祖籍福建省永定县，1923年生于台北，在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所谓的“改姓名运动”期间，李登辉更名为“岩里政男”。他1941年毕业于淡水中学，并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1943年入日本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1946年肄业。

微信公号“补壹刀”介绍称，此人对日语《古事记》《源氏物语》《平家物语》耳熟能详，“国语”（日文）考试能得满分，并对农业经济学专家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佩服得五体投地。二战期间，他受武士道影响自愿参加日军，并称“为了自己的国家，就算战斗到死也无怨无悔”。

由于身心高度“精日”，在台湾光复后，他甚至对国民党去日本化政策感到气愤，称“国民党在台湾灌输中国观点的历史文化，企图把台湾人变成中国人”。

1946年，李登辉进入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并在1947年1月加入共产党。同年3月，他又参加“台湾自治青年同盟”，并在8个月后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4月，李登辉被捕，叛党，之后获释，并在当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对于这段历史，台湾已故作家李敖曾评论道：“李登辉是个十足的共产党变节分子，并且以出卖同志来做晋身之阶，太可耻了。”

1952年，李登辉获爱荷华大学经济硕士学位。

1968年，又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72年，蒋经国延揽李登辉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他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

蒋经国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李登辉逐渐摆脱日本“皇民化”的影响。1978年，李登辉调任台北市长；1981年，他又得以出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他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总“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

李登辉自称是经国学校的学生，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蒋经国的精神，其最重要背叛，莫过于他与“台独分子”的勾结。

蒋氏父子在世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一伙反动势力始终严厉打击和镇压，李登辉上台不久，就把流亡美国的台湾最大“台独”头目彭明敏礼迎回台，并且单独会见。在执政晚期，因其“台独”思想作祟，甚至公然背叛国民党的切身利益，暗中联合与支持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极右分子，致使“台独”分裂势力逐渐坐大直至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

蒋经国儿媳妇方智怡曾表示，其夫蒋孝勇在生前向她透露，蒋经国在晚年时，很后悔用了李登辉。

李登辉的“台独”言论的逐渐暴露。据中新社报道，执政初期，他信誓旦旦地要坚持“一个中国”，但在1991年，他主导出台 了“国统纲领”，其中包含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

1993年，他出台了“阶段性两个中国”言论，并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1994年，台“陆委会”又抛出“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称“一个中国”是历史的、地理的、血缘的中国，政 治上的一个中国并不存在，又称两岸是“对等政治实体”，并将“政治实体”解释为可指国家。同年，李登辉又授意“修宪” ，将“总统”改为直选，并实现政权的“台湾本土化”。

1996年，李登辉出台“戒急用忍”政策，限制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次年，台“行政院新闻局”发表《透视“一个中国”问题》说帖，称“一个中国”是“口头吞并”台湾，因此不能再讲“一个中国”，而只能讲“一个分治的中国”。李登辉还于同年推动通过“精省”方案，为行政区划的“台湾化”拉开了序幕。此后，又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将台湾“领海”确定在台澎金马及其附属的岛屿。

1999年，李登辉先是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主张要将中国分成七块，七月他又对德国媒体发表了一段令世界震惊的谈话，公开宣称两岸是“ 两个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两国论”推出，其分裂中国的图谋彻底暴露。

2000年3月24日，由于国民党在选战中败给民进党的陈水扁，迫于党内的巨大压力，李登辉上午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由连战接任。但是，李登辉的“台独”、“媚日”行为并未因此告终。

据新华网报道，2001年，日本漫画作家小林善纪出版了一本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美化在台殖民统治的《台湾论》，遭到岛内舆论一致批判。而李登辉看后却对小林大为赞赏，称“只要看你的《台湾论》，简直不需要任何其他参考书就可以知道台湾的历史。”

2002年、2003年、2008年、2010年、2011年，李登辉均有“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言论见报。

2012年9月，在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举动引发两岸人民强烈愤慨之时，李登辉却声称“这件事与我们无关”，这是“日本人的事”。

2015年，李登辉更投书日本媒体，公然否认台湾同胞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史实，声称“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妄言“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并诬指“九二共识”“是伪造的产物”。

尽管李登辉是“台独”教父，但他的“媚日”行为就连台湾民众都看不下去了。2017年，台媒以“历史大审判！谁是台湾发展的历史罪人？”为题进行网络票选，李登辉以361票荣登榜首，投票民众认为李登辉称“钓鱼台是日本的”，这句否认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话，实为“丧权辱国”，也让人怀疑“李登辉其实是日本人”，更有人戏称他是“李番颠”。

西方社会问题的根源：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西方社会问题的根源：政治和经济的分离We家-珠海We家珠海  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个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生共存。  不过，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独立出来，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今天的新自由经济学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商人（后来被成为资本家）不仅在欧美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美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没有商人，很难想象一个近代欧美。商人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阶段，商人的活动也通过贸易活动而超越了城市。  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美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国王统一国家所用的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  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一“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的“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  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  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性影响。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而且，社会运动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多的教育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部分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第二个变化动机来自资本自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满足工人阶层利益的过程。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的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里根和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选票”之上。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  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能够有助于候选人，但仅此（“有助于”）而已，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其他太多的方法来获取选票了。  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失效了；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  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成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这个背景里，就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了。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特别备注】以上内容节选自郑永年教授所著《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作者：We家珠海 欢迎关注 一起思考 一起成长

令人瞩目的2019年度诺贝尔奖全部公布了，而我们科普这些科学成果的官方宣传基本没有，只是知识届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宣传。看看小日本，都在中小学校给孩子们科普讲解这些人类科学的最新成果了。今天我们看到民间科技组织请出几位科学家给大家讲解和普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知识，使我们很感动也略感欣慰。
现在所有的大国和发达的中小国家，都高度重视诺贝尔奖，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无疑是自然科学奖，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乃至经济增长动力。获奖者多的国家只列或单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可见这是大家的共识。
另外，我们不但不怎么宣传，今年反倒出现了大肆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声音。其实，二战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越来越被重视，其原因也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这门显学科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 https://t.cn/z8f2mU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