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94岁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呼吸困难 被送ICU】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幕僚表示，德斯坦因呼吸困难，于14日在巴黎住院。德斯坦现年94岁，是法国最年长的在世前领导人。路透社还援引法国《巴黎人报》称，德斯坦目前在重症监护室（ICU）接受治疗。

德斯坦1974至1981年间担任法国总统，他在任内进行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提高了养老金和家庭补助，通过了“离婚自由”“堕胎自由”等法令。他是《欧盟宪法条约》的总设计师，还被称为“现代欧元之父”。（海外网，LS）

看到《环球时报》这篇报道时，我想起了沈逸老师的观点：

如今美国战略精英一提到中国就“炸毛”，这一焦虑现象的核心和根本在于美国现有体制已走到了死胡同。

连福山都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这位学者曾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

这群政治精英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当下的发展道路上继续往前走了，就想着要往后退，退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上去。但这样一种治理和解决模式显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相违背。

因此，在中国发展的成功变得无可辩驳和无可指责之前，被这种焦虑支配的各种人，会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打压。他们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成功地解构掉中国的成功。这就是中国未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会面临的外部反应的核心特征。这个时候，中国要保持充分的自信。

在今年的许多期节目中，我们都试图探讨一些难以探讨的大的问题，关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时所站立的立场、所拥有的框架、所怀疑的主义，希望在这个话语众多、指涉混乱的当下厘清一些具体的脉络、辩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实践一些具体的主张。在这一期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的聊天中，我们终于得以面对和回答一些元问题——这些框架本身来自于哪里？理论与人群是如何分裂又汇聚？中国和西方的革命理论如何相互影响和塑造？这些革命遗产如何界定了我们当下的思考范式？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和俄国获得了怎样的遗产？他们在什么层面上对立战斗，又在什么层面上殊途同归？当20世纪意识形态的斗争远去，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乌托邦的可能而囿于无趣的日常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哪些价值值得追寻和坚守，又如何才能在后革命时代争取社会正义？收听与阅读为https://t.cn/A6UZnZBH。

王炎老师从1894年法国著名的冤案“德雷福斯案件”说起，“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一时刻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语境下，知识分子是一个批判者和观察者，他们有道德有良知，始终代表个人，他们反对封建旧制度，致力于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与此同时在俄国，知识分子意味着苦行，意味着对民族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意味着和底层之间距离遥远而产生的悲悯与同情，也意味着和权力之间更加难解难分的关联。在精神谱系上，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更能和俄国知识分子共情。而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身份的转换，也经历了思想和意识的转换。这一运动的激进性被西方误读，成为68风暴中激动人心的信号和火种。当我们如今回看68遗产，会发现它如同历史的分叉口，一方面标志着意识形态分裂的标志，一方面也酝酿了激进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在中国，这两个派别伴随着90年代的社会巨变而在知识界渐行渐远。

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我们不仅中国见证了公知的衰落和新左派的边缘化，也见证了以启蒙思想为根基的传统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握手言和，以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工业党和小粉红的崛起。当世界再度分裂，当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终结，我们还剩下什么，又还能争取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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